2013年12月1日下午，首都學界在烏有之鄉書店召開“房地產問題與人民居住權利的實現”座談會。會議由范景剛同志主持，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和一些相關學者高梁、劉海波、王立華、夏紹春、楊思遠、云端、仲大軍(按姓名拼音排序)參加了本次會議并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仲大軍認為中國經濟穿上了房地產的紅舞鞋走向崩潰。高梁認為依靠房地產的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死胡同，還不覺悟，還在無休止的開放，所謂開放倒逼改革，就是不敢逼迫房地產商。楊思遠認為，明確改革方向是重中之重，改革也好，發展也罷，如果不為百姓，這就不是改革，而是走邪路，走死路。劉海波認為地租不能均享的就會引發革命，俄國、法國、中國都是如此。土地革命起家的共產黨也許會被土地革命所摧毀……

要實現農民的中國夢，需要根本上瓦解流行的轉型接軌邪教對于市場化和專業化的迷信，必須實現干部群眾化和服務內部化。回到共產黨那個老掉牙的口號“為人民服務”上來，這個口號意味著兩個不許：不許干部利用權力和優勢地位謀取私利和魚肉群眾，不許醫生教師技術員等專業人士依仗優勢地位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是容許他們按照分工的原則獲得稍微優厚的待遇，同時要以服務群眾的精神來主動履行自己的職責。也就是說，為人民服務恰好是站在轉型接軌邪教的對立面上，這意味著發揮組織潛力需要超越有優勢群體的私利最大化邏輯，要引入新的觀念來塑造新人。一位安徽小崗村的黨員宣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意味著要利用優勢地位最大化私利，假如這個邪教教義永遠得不到超越的話，顯然，農民的中國夢問題就永遠是白日夢，就像是小崗村得到那么多外部資源輸入依然無法致富的現實經驗所昭示的一樣。解決農民的中國夢，不需要拋棄“為己”，也可以容許有優勢的群體拿得多一些，但必須要超越優勢群體的私利最大化邏輯，重建有優勢群體的服務精神。

朱旦華(1911.12-2010.5)，毛澤民烈士夫人。筆者對其訪談錄之一《對毛澤東婚姻家庭的幾點認識》發表后，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和多家媒體轉載。在筆者對朱旦華的長年訪談中，朱旦華對毛澤東如何教育身邊子女談得比較多，且有比較深入獨特的認識。

毛主席強調德智體全面發展，抵制分數掛帥；強調書本知識與實踐知識相結合，反對脫離實踐的讀書和脫離實踐的知識；強調動手動腦，鑄造認真刻苦精神；堅決反對干部子女的任何特殊化；要求子女在艱苦復雜的環境中加強鍛煉。

六、七十年代，在世界范圍內，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的議題再度提出。類似實踐固然不能自外于社會主義陣營，但卻事實上游離于蘇聯的勢力范圍，成為歐洲左翼激進行動者與第三世界戰場間的直接連動。那個時代，左翼激進組織不是為任何民族國家、政治實體的利益而行動，他們夢想追隨切•格瓦拉的足跡，推進全面的國際行動，其選擇的依據是尋找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打擊帝國主義的勢力，尋找或創造世界革命的爆發點。冷戰后，恐怖主義與反恐首先是為勝利的西方世界填充了意識形態建構所必須的魔鬼，其次(但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在全球范圍內封閉了所有的反叛、遑論革命的空間和可能。于是，一邊是歷史的斷裂--革命之后我們并未到達牧歌田園，另一邊當世界終于終結了革命的災難，重返革命之前的歲月，當年，令革命產生的社會問題--剝削、壓迫、苦難、不公依舊存在。但除了絕望，還有對理想的再度呼喚。20世紀的歷史與記憶仍在我們的現實中回聲不絕。

本文結合當代中國大陸有關朝鮮戰爭的最新研究，將抗美援朝戰爭置于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與戰爭的脈絡中加以重新審視。全文不僅重新分析朝鮮戰爭歷史，回答諸多焦點問題，更是提出對戰爭與政治的看法：人民戰爭向國際主義戰爭的轉化及其終結。作者認為，我們時代盛產的是去政治化的戰爭形式，它既不能體現人的決定作用，也無法區分正義與非正義，從而難以在不同國家、不同群體的運動中產生類似于六十年代西方社會的反戰運動與其他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那種相互激蕩和有力支持。這正是我們重溫抗美援朝戰爭的意義所在：即便在核威懾成為現實后，抗美援朝戰爭和隨后爆發的越南戰爭卻是以人民戰爭的熱戰形式展開了為爭取和平而戰的政治進程。我們到處可以看到霸權和壓迫的結構，卻難以發現改變這一結構的能動的力量。從哪里產生政治的力量?從哪里產生正義的尺度?從哪里尋找超越了冷戰格局的新的國際主義?

一種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相混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也是要建立在雇傭關系的基礎之上的。慢慢我們會發覺，在這種國有股份公司的“混合所有制”中，國有股份的存在毫無疑義。因此，“混合所有制”下的國有經濟，長期而言的發展趨勢就是國有股份的退出或減持，就是私有化，就像改革以來其 它國有股份公司遇到的情況一樣。

國有經濟參與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也無法抵御國際資本的沖擊和控制。國有經濟本質上也是資本經濟，只不過以國家為資本家而已。而只要中國允許資本的自由流動，允許資本購買產權， 那么中國經濟就不可避免受到國際資本的控制。因為國際資本的力量非常強大，只要中國也實行資本經濟制度，那中國就根本無法抵御國際資本的最終控制，中國最終都要變為資本主義國家，從而最終會被殖民化。

　“中美國夫妻夢”令人看的觸目驚心。一個死心塌地忠心耿耿：“融入世界”、“負責任大國”、“中美國”、“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 、“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夫妻關系”、“我們已經成為朋友”、“爭取成為哥們兒”、“爭取成為鐵哥們兒”、“對話比對抗好，吵架比打架好”、“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中美攜手、國際合作、同舟共濟、共克時艱” 、 “領導人間的私人關系往往意味著彼此能相互溝通和信任的關系。然而，在經歷了此前中美間戰略互疑不斷升級的互動后，雙方官員掀起的這輪‘私交’外交或可為兩國的互信添上重要砝碼”……一個毫不領情得寸進尺咄咄逼人：武器禁運、高科技封鎖、“釣魚島適用于《美日安保條約》”、“美國將毫不動搖地根據日美安保條約，應對任何武力攻擊”、“美國警告中國勿在防空識別區執法”、“美國國防部：美軍飛機將照常進入東海防空識別”……這是“對話”呢還是“對抗”?是“吵架”呢還是“打架”?

就在任志強等被曝光的房地產商難以度日的當口，就在原本有望促使房地產企業在土地增值稅問題上低頭認錯、照章納稅的當口，就在社會高度聚焦房地產企業在土增稅上的問題的當口，國家稅務總局的官員及時出現了，充當起了已被逼上絕路的任志強先生等房地產商的擋箭牌。這個官員罔顧事實，信口雌黃。試圖以一句“有關人員對欠稅的巨額推算，方法是不正確的，對稅收政策和征管方式存在誤解誤讀。”來達到一石三鳥的目的：一、掩蓋其工作的失責;二、積極配合房地產企業轉移輿論焦點、三、他怕被問責，他怕被糾錯，因而正好憑借片面的、蒙蔽公眾的信息來影響其上級管理部門，掩蓋土地增值稅問題上長期隱藏的問題，包括臺面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