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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倡議反種族隔離的史尼曼(Rassool Snyman)直言不諱地向我描述這個陷阱：“他們從未讓我們自由。他們只是把鎖鏈從我們的脖子移到我們的腳踝。”著名的南非人權運動人士蘇卡(Yasmin Sooka)告訴我，這場轉型“實際上是說：‘我們會保留一切，而表面上由你們(非洲民族議會)來統治……你們可以擁有政治權力，可以有統治的外表，但真正的統治將在別的地方進行’”。這是一個在所謂轉型國家常見的幼兒化(infantilization)過程——新政府實際上取得進屋子的鑰匙，卻得不到保險柜的密碼。
和解意味著那些曾被歷史壓在下層的人，必須看到壓迫與自由間出現本質上的不同。對他們來說，自由必須轉變成可獲得干凈水源、隨時可用的電力;能住在像樣的住宅和擁有一份好工作;能送你的孩子上學，并可獲得醫療。我是說，如果這些人的生活質量沒有提升和改善，這種轉變有什么意義?如果沒有這些，選票便毫無用處。
——圖圖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2001年
在轉移權力前，國民黨(Nationalist Party)想削弱它。該黨嘗試談判某些交換條件，用放棄統治國家來換取阻止黑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治國的權利。
——斯帕克斯(Allister Sparks).南非新聞記者
1990年1月，71歲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他的牢房里坐下，寫一封信給外面的支持者。這封信的目的是要平息一場爭論，說明在被囚禁了27年后(大部分時間關在開普敦外海的羅本島)，這位黑人領袖追求南非這個種族隔離國家經濟轉型的決心是否已經軟化。這封信只有幾句話，卻立即平息了爭論：“礦場、銀行和獨占性工業的國有化是非洲民族議會(ANC)的政策，改變或修改我們在這方面的觀點是無法想象的。提升黑人經濟力量是我們完全支持和鼓勵的目標。但以我們的情況來看，國家控制經濟的某些部門是不可避免的。”
結果證明，歷史并未像福山所說的已經終結。在非洲大陸最大經濟體的南非，似乎有些人仍相信，自由應包括收回并重分配壓迫者的不當利得。
這個信念在過去35年一直是非洲民族議會政策的基礎，從它宣讀其核心原則的聲明《自由憲章》(Freedom Charter)以來就是如此。這篇憲章起草的故事變成南非民謠的素材其來有自，故事始于1955年，當時這個政黨派遣5萬名志愿者到城鎮和鄉下，任務是向人民搜集“自由訴求”——他們對后種族隔離世界中所有南非人都有同等權利的設想。這些要求手寫在一片片的紙上：“發放土地給所有沒有土地的人”、“能維持生活的工資和縮短工時”、“免費和強制教育，不分膚色、種族或國籍”、“居住和自由遷徙的權利”，還有許多。當訴求搜集回來后，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整理成一份最終的文件，并于1955年6月26日在柯利普城(Kliptown)召開的人民議會(Congress of the People)上正式采用為憲章。當時柯利普城是為保護白人、隔開約翰內斯堡擁擠的黑人居住區而興建的“緩沖”城鎮。
約3000名代表——黑人、印度人、有色人種和少數白人——一起坐在一片曠野。投票通過文件的內容。據曼德拉描述歷史性的克利普城會議：“憲章被大聲朗讀，一段接一段，以英文、塞索托語(Sesotho)和科薩語(Xhosa)對大家念出。每念完一段，群眾便大聲表示贊同。并吶喊著‘非洲(Afrika)!’和‘回來吧(Mayibuye)!’《自由憲章》第一個堅決的要求是：“人民應有統治的權利!”
在50年代中期，這個夢想距離實現還有數十年。在議會的第二天，群眾便被警察以暴力驅散，官方宣稱代表們正密謀叛國。
南非白人(Afrikaners)和英國人掌控的南非政府，30年來禁止非洲民族議會和其他主張終結種族隔離的政黨活動。在這段高壓統治期間，《自由憲章》仍然持續流通，在地下革命分子間傳遞，它激發希望與抵抗的力量絲毫不減。在1980年代，它由新一代出身城市的年輕激進派傳承。受夠了耐心等待和安分守己，愿意挺身為推翻白人統治而奮斗的年輕激進分子。以無懼的氣概嚇壞他們的父母輩。他們拋棄幻想，走上街頭，高唱：“子彈或催淚瓦斯都無法阻止我們。”他們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屠殺、埋葬朋友，仍繼續唱歌向前進。當這些激進分子被問及反對什么時。他們回答“種族隔離”或“種族歧視”;被問及為什么而戰時，許多人回答“自由”，也經常提到“《自由憲章》”。
《自由憲章》確立了安居樂業、思想自由，以及更激進的分享非洲最富裕國家的財富，包括世界最大金礦等珍寶的權利。憲章宣示：“我們國家的財富，南非人的遺產，應該歸還給人民，土地下的礦產財富，銀行以及獨占性工業，應該轉移給全體人民，所有其他產業和貿易的掌控應有助于人民福祉。”
在起草時，《自由憲章》被解放運動里的一部分人視為有建設性的中間路線，被另一些人視為不可饒恕的軟弱。泛非洲主義者(Pan-Africanist)譴責非洲民族議會對白人殖民主義者讓步太多。(他們質疑，為什么非洲屬于“所有人，包括黑人和白人”?如同牙買加黑人民族主義者加維(Marcus Garvey)所主張的。他們認為憲章中應要求“非洲是非洲人的”。)忠貞的馬克思主義者則駁斥憲章的要求“太資產階級意識”：把土地所有權分給所有人民不符革命思想;列寧說，私有財產本身應該廢止。
但解放運動各派別一致的觀點是，種族隔離不但是一種規定誰才有權投票和可以自由遷徙的政治體制，也是一種利用種族歧視來執行高獲利協議的經濟制度：一小群白人精英長期從南非的礦場、農場和工廠攫取龐大獲利。就是因為占多數的黑人被禁止擁有土地，且被迫提供勞力以換取極低的報酬——并在勇敢反抗時遭到毆打和囚禁，在礦場里，白人獲得的工資十倍于黑人。而且就像在拉丁美洲，大工業家與軍方密切合作，讓不聽話的工人失蹤。
《自由憲章》的主張是解放運動的基本共識，亦即自由不會因為黑人統治國家而降臨。而必須等到收回被非法沒收的土地財富，并重分配給整體社會時才會降臨。南非再也不能像種族隔離的年代那樣，是一個白人過著加州般的生活，黑人過著剛果似生活的國家，自由意味必須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這正是曼德拉在牢里寫下那兩句話所確認的：他仍然相信不重分配就不會有自由的基本原則。在這么多國家也同時在“轉型”的情況下，這項宣示有著深遠的意義。如果曼德拉領導非洲民族議會取得權力，并把銀行和礦場收歸國有，這個例子將使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更難將其他國家的這類提議駁斥為落伍的想法，也難以堅持只有放任的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有能力解決高度不平等的問題。
1990年2月11日，寫了那封短信之后兩周，曼德拉以自由人身份走出監獄，聲望有如世上其他地方的活圣者一樣。南非的城鎮大肆慶祝，人們重新燃起解放運動無可阻擋的信念。和東歐的運動不同之處是，南非的運動未曾被擊潰，而是不斷向前推進。曼德拉本人則身受文化休克之苦，甚至誤把一支攝影機麥克風當成“某種我坐牢時發展出來的新武器”。
世界與他27年前入獄時已大不相同。曼德拉1962年被逮捕時，一波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浪潮正橫掃非洲大陸;如今非洲卻因戰爭而四分五裂。他在獄中時，社會主義革命曾被引燃而后又被撲滅;切·格瓦拉1967年在玻利維亞遭殺害;阿連德在1973年的政變身亡;莫桑比克的解放英雄兼總統馬謝爾(Samora Machel)，1986年在一次神秘飛機失事中罹難。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上半年發生柏林墻倒塌和共產主義崩潰。接二連三的改變給他的時間卻非常有限：曼德拉獲釋后馬上得領導人民爭取自由，同時避免內戰和經濟崩潰——兩者似乎都極可能發生。
如果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有第三條路一條使國家民主化，同時重分配財富的道路——那么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下的南非，看起來似乎得天獨厚處在實現這個長期夢想的情勢。當時不僅全世界對曼德拉傾注以仰慕和支持，而且反種族隔離運動的獨特方向在之前幾年已經形成。在80年代，它已變成真正的全球群眾運動，而且在南非以外的地方，行動主義者最有效的武器正是抵制企業，包括針對南非制產品以及與這個種族隔離國家做生意的國際公司。抵制策略的目標是對企業施加足夠的壓力，使它們愿意游說強硬的南非政府結束種族隔離。但這個運動也包含道德成分：許多消費者堅信，應該給從白人至上主義法律獲利的公司財務上的打擊。
這種態度給非洲民族議會獨特的機會，以拒絕當時自由市場的正統派思想。由于對企業應分擔種族隔離罪行的責任已有廣泛共識，舞臺已為曼德拉布置妥當。可以讓他向世界解釋。為什么南非經濟必須實施像《自由憲章》所要求的收歸國有。他也可以利用這套論述。解釋何以在種族隔離下累積的債務不應加諸在任何由普選產生的新政府，這種大膽的做法應會引來IMF、美國財政部和歐盟激烈反對，但曼德拉是一位活圣人——他能獲得廣大的群眾支持。
我們永遠無法得知這些力量能否被證明更強大，在曼德拉從監獄遞出短信。到1994年非洲民族議會選舉大獲全勝，他當選總統這段期間，發生了一些事讓黨高層相信。他們無法利用草根聲望收回并重分配國家被竊占的財富，因此，非洲民族議會并未尋找加州和剛果問的平衡點。反而采取了導致不平等和犯罪爆炸般增加的政策，使現在南非的分裂達到像比弗利山莊和巴格達的程度。今天，這個國家是經濟改革與政治轉型斷裂的活見證，在政治上，南非人民擁有投票權，公民自由權和多數統治。然而在經濟上，南非已超越巴西，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
我在2005年走訪南非，想了解從1990年到1994年轉型最關鍵的幾年間發生什么事，使曼德拉走上一條他曾明確形容為“無法想象”的道路。
非洲民族議會與執政的國民黨展開談判。決心避免類似鄰國莫桑比克獨立運動之后的夢魘。1975年葡萄牙被迫結束殖民統治，撤出時曾心懷惡意地大肆破壞，把水泥倒進電梯通道，砸爛曳引機，從莫桑比克帶走一切能搜括的東西。在協商出相對和平的政權轉移上，非洲民族議會確實功不可沒，但還是免除不了種族隔離時代統治者在撤出時的大破壞。和莫桑比克的前殖民者不同。國民黨并未傾倒水泥——他們破壞力同樣強大的聯合抵制j更加隱晦。而且都白紙黑字寫進那些歷史性協商的合約里。
結束種族隔離條件的談判分成兩個平行但經常交織的方向進行：一個是政治性的，另一個是經濟，大部分的注意力自然落在曼德拉與國民黨領袖戴克拉克(F.W.de Klerk)備受矚目的政治高峰會上。
戴克拉克在這些談判的策略是盡可能保留更多權力。他用盡一切辦法——把國家打散成一個聯邦，保證多數黨有否決權，在政府架構中為每一個族群保留特定比例的職位——任何可以避免單純多數統治的方法，因為他確信那勢必帶來大規模土地征收和企業國有化，正如曼德拉后來描述：“國民黨想盡辦法讓我們同意維持白人的控制權。”戴克拉克有槍炮和錢作后盾。但他的對手擁有一個數百萬人的運動。曼德拉和他的首席談判代表拉瑪波薩(Cyril Ramaphosa)幾乎全盤獲勝。
與這些經常充滿火爆場面的高峰會同時進行的，是低調許多的經濟談判，而代表非洲民族議會這方的主要是當時黨內的新星、現在是南非總統的姆貝基(Thabo Mbeki)。隨著政治談判的進展，國民黨發現國會顯然很快會落入非洲民族議會的掌控。這個南非精英組成的黨開始傾注全部精力和創意在經濟談判上。南非的白人已無力阻止黑人接管政府。但對于保衛在種族隔離統治下累積的財富。他們不會輕易放棄。
在這方面的談判，戴克拉克政府采取兩面策略。第一，援引如日中天的華盛頓共識所謂只有一種方式能管理經濟的說法，把經濟決策的主要層面——如貿易政策和央行——描述為“技術”或“行政”性質。然后它利用一系列的新政策工具——國際貿易協議、憲法創制和結構調整計劃——把這些核心權力交給表面上公正的來自IMF、世界銀行關稅暨貿易總協議(GATT)以及國民黨的專家、經濟學家和官員，就是沒有一個來自非洲民族議會的解放斗士。這是一套巴爾干化(balkanization)策略，但牽涉的不是南非的地理劃分(像戴克拉克原本嘗試的)，而是南非的經濟。
這套計劃在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的面前通行無阻，因為他們很自然把精力全放在贏得控制國會的戰役。在這個過程中，非洲民族議會未能防備到一個更狡詐的策略——基本上就是一套保險計劃，避免《自由憲章》的經濟條款變為南非法律。“人民應有統治的權利!”很快會實現，但他們統治的范圍正快速縮小。
正當雙方進行互相角力的激烈談判時，非洲民族議會內部也忙著安排一旦接管政府后的事情。成群的非洲民族議會經濟學家與律師組成工作小組，負責想出如何把《自由憲章》籠統的承諾一一安居樂業和醫療保險——變成務實的政策。這些計劃中最野心勃勃的是“讓民主運轉”(Make Democracy Work)，這是為種族隔離結束后的南非擬訂的一套經濟藍圖，在高層談判的時候寫就。黨的堅貞擁護者當時不知道的是，當他們催生高瞻遠矚的計劃，協商小組卻在談判桌上接受讓計劃實際上不可能實現的讓步。“它在還沒推出前就已胎死腹中。”經濟學家帕達雅奇(Vishnu Padayachee)跟我談起“讓民主運轉”計劃時說，等草案完成后，“已經換了一場新球賽”。
身為非洲民族議會中少數受過古典訓練的經濟學家。帕達雅奇被征召在“讓民主運轉”計劃扮演領導角色(如他所說的，“做分析數字工作”)。與他在那些冗長的決策會議共事的人。后來大多擔任非洲民族議會政府的要職，但帕達雅奇沒有，他婉拒所有政府職務的聘約。寧可選擇在德爾班過學術生活。教學、寫作并經營甚受歡迎的艾克書鋪(Ike`s Bookshop)。這家書鋪最早由第一位非白人南非出版商艾克·梅耶特(Ike Mayet)創辦。現在里面堆滿了許多小心保存的絕版非洲歷史書，我們就是在那里會面討論轉型期的情況。
帕達雅奇在70年代加入解放運動，擔任南非工會運動的顧問。“那時候我們都把《自由憲章》貼在門板后面。”他回憶道。我問他何時才知道運動的經濟承諾將不會實現。他說在1993年底他先是起了疑心，因為在與國民黨進行討價還價的最后階段，他與一位“讓民主運轉”工作小組的同僚接到談判小組成員的電話。那通電話要求他們寫一份讓南非央行變成獨立機構、超然于民選政府之外的正反立場報告——而且談判小組第二天早上就要。
“我們完全措手不及。”現在50歲出頭的帕達維奇回憶說。他曾在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完成研究所學業。他知道當時即使是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也認為央行獨立仍是剛萌芽的概念。是少數芝加哥學派理論家的實驗政策。他們認為央行應該變成國家內的獨立主權機構。不受民選議員干預。帕達雅奇和他的同僚深信。貨幣政策應為新政府的“成長、就業與重分配等大目標”服務，因此對他們而言，非洲民族議會的立場不用想也知道：以南非絕不會有獨立的中央銀行。”
帕達雅奇和一位同僚挑燈夜戰，寫了一份報告給談判小組，列出必須抗拒國民黨投出來的變化球的所有理由。如果央行(在南非稱作儲備銀行)獨立于政府之外，將束縛非洲民族議會履行《自由憲章》承諾的能力。此外，如果央行不對非洲民族議會政府負責，它究竟要對誰負責?對IMF?對約翰內斯堡證交所?顯然國民黨想找一條即使輸掉選舉也能掌控大權的后路——所以是一個必須不計一切代價抗拒的策略。“他們想，能抓住多少就抓多少，”帕達雅奇回憶說，“這很明顯是目標的一部分。”
帕達維奇第二天早上傳真那份報告后，有幾周之久沒有回音。“后來我們問發生什么事。他們告訴我們：‘我們已經放棄那一部分。’”央行不但要在南非受到新憲法保障成為獨立機構，而且將由種族隔離時期的同一個負責人史塔爾斯(Chris Stals)掌管。非洲民族議會放棄的還不只是央行:在另一個重大讓步中，種族隔離統治下的白人財政部長凱斯(Derek Keyes)也將繼續留任——很像阿根廷獨裁統治時期的財長和央行首長，在民主政府時都設法恢復職位。《紐約時報》贊揚凱斯是“南非低支出、對企業友善的政府的杰出傳道者”。
直到那個時候，帕達雅奇說：“我們仍然很歡欣，因為，我的天，這是一場革命運動;至少我們已經達成一些結果。”當他得知央行和財政部仍然由種族隔離時期的舊長官掌控時，那意味“在經濟轉型上的一切都將喪失”。我問他是否認為談判代表知道他們損失有多大，他猶豫一會兒才說;“坦白說，我不認為。”那只是單純的討價還價，“在談判中必須放棄一些東西，而我們這邊給了那些東西——我給你這個，你給我那個。”
從帕達雅奇的觀點，發生的這一切都不是因為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的刻意背叛，而只是他們在一連串當時看來似乎較不重要的議題被蒙蔽——但這些議題后來卻證明攸關南非長遠的自由。
當時談判發生的狀況是，非洲民族議會發現自己身陷新的羅網中，一種由艱澀難懂的法則與規范構成的網。一切的設計都為了捆綁民選領導人的權力。當羅網罩住這個國家時。甚至只有少數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但當新政府取得權力并嘗試自由行動、給予選民所期待并自認已投票選擇的有形利益和解放時。羅網的束縛便加緊。讓政府發現它的權力受到重重捆綁。在非洲民族議會執政第一年擔任曼德拉辦公室經濟顧問的邦德(Patrick Bond)回憶說，政府內部的人挖苦說：“咦，我們已掌控國家，但權力在哪里?”當新政府嘗試實現《自由憲章》的夢想時，它發現權力在別的地方。
想重分配土地?不可能。在最后一刻。談判代表同意在新憲法增加一則保護所有私有財產的條款。使土地改革實際上動彈不得。想為數百萬失業勞工創造就業機會?辦不到。成百上千的工廠瀕臨關廠困境。因為非洲民族議會簽署加入關稅壁貿易總協議。即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使補貼汽車廠和紡織工廠變成違法。想獲得免費的艾滋病藥物，供應給疫情以驚人速度蔓延的城鎮?這違反(WTO)的知識產權保護規范，因為非洲民族議會已在未經公共辯論的情況下延續GATT而加入WTO。需要錢為窮人興建更多、更大的住宅，并為城鎮供應免費電力?抱歉，預算已被種族隔離時代政府默默留下的龐大債務耗盡。想印制更多鈔票?去找種族隔離時代就已在位的央行總裁談。免費供水給所有人?不太可能。擁有眾多南非國內經濟學家、研究人員和訓練師的世界銀行(自稱為“知識銀行”)，已經把與私人公司合作變為公共事業的標準規范。想采取貨幣管制對抗猖獗的投機?這會違反8.5億美元的IMF紓困協議，而協議早在選舉前就已輕松達成和簽署。提高基本工資以縮短種族隔離時代的所得鴻溝?行不通。IMF協議承諾“工資管制”。別妄想不理這些承諾——任何擅自改變都將被視為國家不可靠的危險證據、不遵守“改革”承諾，以及缺乏“以規范為基礎的體系”。這些都會導致貨幣崩潰、援助減少和資本外移。結論是，南非已經自由，但同時又變成俘虜;所有神秘難測的術語縮寫都代表羅網的不同絲線。緊緊纏縛著新政府的肢體。
長期倡議反種族隔離的史尼曼(Rassool Snyman)直言不諱地向我描述這個陷阱：“他們從未讓我們自由。他們只是把鎖鏈從我們的脖子移到我們的腳踝。”著名的南非人權運動人士蘇卡(Yasmin Sooka)告訴我，這場轉型“實際上是說：‘我們會保留一切，而表面上由你們(非洲民族議會)來統治……你們可以擁有政治權力，可以有統治的外表，但真正的統治將在別的地方進行’”。這是一個在所謂轉型國家常見的幼兒化(infantilization)過程——新政府實際上取得進屋子的鑰匙，卻得不到保險柜的密碼。
我想了解的事情有一部分是，經歷過如此可歌可泣為自由的奮斗后，怎么能容許這些事發生?不只是解放運動的領導人如何棄守經濟陣線，非洲民族議會的基層——已作了莫大犧牲的人民——何以容許他們的領導人放棄。為什么草根運動未要求非洲民族議會遵守《自由憲章》的承諾，反抗他們所作的讓步?
我向一位非洲民族議會的第三代活動分子甘米德(William Gumede)提出這個問題，他在轉型期間曾擔任學生運動領導人，在動蕩的年代經常活躍于街頭。“所有人都密切注意政治協商，”他回憶戴克拉克與曼德拉的高峰會說，“如果有人對進展不滿意就會發動大規模示威。但當經濟協商的消息傳出時，大家會認為那是技術問題，沒有人感興趣。”他說，姆貝基強化了這種認知，把談判描述為“行政”性質，不被社會大眾關心(很像智利人看待他們的“技術官僚民主政治”)。他十分無奈地告訴我，其結果是：“我們錯過了!我們錯過了真正重要的事情。”
甘米德今日已是南非最受敬重的調查記者，他說，他后來了解，就是在這種“技術”會議里，南非真正的前途被決定了一一雖然當時很少人了解這點。和許多我談話的人一樣，甘米德提醒我，南非在轉型期間瀕臨內戰——城鎮遭到由國民黨提供武器的黑幫恐嚇，警察的屠殺仍時有所聞，領導人仍遭到暗殺，且不斷有謠言散布國家將陷于一場血腥的戰爭。“我專注在政治上——群眾行動、趕往畢索(Bisho，曾是一場示威者與警察大對決的地)、高喊‘那些家伙必須滾蛋!’”甘米德回憶說，“但那不是真正的斗爭所在——真正的斗爭是經濟。我對自己很失望。竟然如此天真。我以為我的政治意識成熟到可以了解這些議題。我怎么錯過這件事?”
此后。甘米德努力彌補失去的機會。當我們見面時。他正處在一場由他的新書《姆貝基與非洲民族議會靈魂的戰爭》引發的全國風暴。它徹底揭穿非洲民族議會如何在他當時忙碌到無暇顧及的協商會議中。丟掉國家的經濟主權。“我寫這本書是出于憤怒。”甘米德告訴我，“對我自己和對黨的憤怒。”
現在很難判斷情況會有什么樣的不同發展。如果帕達雅奇的看法正確。非洲民族議會的談判者不知道他們在討價還價中錯失的重要東西。那么解放運動的街頭斗士又有多少勝算?
在那段簽訂協議的關鍵年代。南非處在持續不斷的危機中。擺蕩于看著曼德拉以自由之身重現政壇的歡欣鼓舞。以及聽到許多人期待接替曼德拉領導地位的年輕斗士哈尼(Chris Hani)在種族暗殺中身亡的憤怒。除了少數經濟學家外。沒有人想談論央行獨立。因為即使在正常情勢下這個題目也會令人昏昏欲睡。甘米德指出。大多數人只是假設。不管為了取得權力而作出多少讓步。一旦非洲民族議會掌控大局后就能重寫游戲規則。“政府將是我們的——我們以后可以修改。”他說。
非洲民族議會的活躍分子當時不了解的是。民主政治的規則在協商中已經改變，變成——一旦捆綁的羅網罩住他們的國家后——實際上不會有以后了。
在非洲民族議會執政的頭兩年。這個黨仍嘗試利用有限的資源履行重分配的承諾。當時有一連串的公共投資——為窮人興建了逾十萬戶住宅。有數百萬人獲得水、電力和電話線路的供應。但這里同樣避免不了的是。在債務的沉重負擔和國際要求將這些服務私有化的壓力下。政府很快便開始提高價格。非洲民族議會執政十年后。數百萬人不久前才接通的水和電力被切斷。因為他們無力支付賬單。到2003年，至少有40%的新電話線已不提供服務。至于曼德拉保證收歸國有的“銀行、礦場和獨占工業”，仍然牢牢掌握在四家白人擁有的大財團手中，這四大財團同時掌控80%的約翰內斯堡股市。在2005年，這個股市的上市公司只有4%由黑人掌控。到2006年，70%的南非土地仍由白人獨占，而白人只占全國人。10%。最悲慘的是，非洲民族議會政府花在否認艾滋病危機嚴重程度的時間，遠超過努力為約500萬感染這種致命疾病的人取得治療藥物，直到2007年初才出現一些進展的跡象。也許最驚人的統計數字是這個：從1990年曼德拉出獄以來，南非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已減少若干年。
這些事實與數字底下。是非洲民族議會在經濟談判落敗后所作的不幸抉擇。在當時，黨原本可以嘗試發動第二波解放運動，以掙脫轉型期間編織的重重羅網，否則就只得接受被綁住的權力，擁抱新經濟秩序。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選了第二個選項。這個黨沒有把國內財富重分配變為重大政策——這是它賴以當選的《自由憲章》的核心要求一一反而在組成政府后立即接受主流的想法，認為唯一的希望是吸引可以創造新財富的外國投資人，寄望帶來的利益能滴漏到貧民階級。但為了讓滴漏模式能發揮效果，非洲民族議會政府必須大幅改變行事方法才能吸引投資人。
這不是一跋而就的工作。曼德拉在走出監獄的當時就已發現這點。他一被釋放。南非股市就因為驚慌而崩盤。南非貨幣蘭德(rand)劇貶10%。幾周后，大型鉆石制造商戴比爾斯(De Beers)把總部從南非移到瑞士。這類市場的立即懲罰在30年前曼德拉剛入獄時是無法想象的。在60年代，跨國公司隨意改變國籍是聞所未聞，當時世界貨幣體系仍然與黃金本位緊緊連結，現在南非貨幣已不受管制，交易障礙已被撤除，且大部分交易屬短期的投機。
不僅波動的市場不喜歡曼德拉被釋放。而且只要他或非洲民族議會高層的同僚說錯幾句話。就可能導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一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準確地形容為“電子獸群”(the electronic herd)的投資人爭相逃竄。釋放曼德拉引發的投資人奔逃。只是日后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與金融市場間的呼與應(call-and-reponse)的開始——是訓練這個黨認識新游戲規則的一種震撼性對話。每次某位高級黨干部說出暗示《自由憲章》仍然可能變成政策的話。市場就以大震蕩作為響應。讓蘭德如自由落體般墜落。規則既簡單又赤裸。就好像電子版的單音節唱和聲：正義——太貴。賣出;維持現狀——好，買進。曼德拉獲釋后沒多久在一次與企業領袖的午餐中公開表示。他支持國有化。股市的黃金類股指數立即暴跌5%。
即便與金融市場似乎毫無關系的動作。只要無意中透露出一絲激進主義。就足以造成市場地震。當非洲民族議會的部長曼紐爾(Trevor Manuel)因為南非的橄欖球隊全由白人組成。而形容它是“白人少數的運動”，蘭德也遭到一波重創。
在所有對新政府的捆綁中，市場的力量證明是最大的一種——就某個角度看。這正是放任資本主義最厲害的地方：它是自動運作的事。一旦國家對變幻莫測的全球市場開放后。任何違背芝加哥學派正統教條的措施。立即會遭到紐約和倫敦對賭蘭德匯率的交易員懲罰。導致陷于更深的危機而需要更多貸款。而且還附帶更多條件。曼德拉在1997年指出這個陷阱。在非洲民族議會全國會議上說：“資本的機動性和資本市場與其他市場的全球化。使國家在制訂經濟政策時。無法不考慮市場可能的反應。”
非洲民族議會內部最懂得如何讓震蕩停止的人似乎是姆貝基。他是曼德拉擔任總統期間的左右手。且不久后便成為曼德拉的繼任者。姆貝基曾長期流亡英國。在薩塞克斯(Sussex)大學念書。然后搬到倫敦。在呂。年代南非的城鎮彌漫催淚瓦斯時，他嗅聞的是撒切爾主義的香水。在所有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中。姆貝基是最容易與企業領袖打成一片的人。而且在曼德拉獲釋前。他曾與擔心黑人多數統治成真的企業主管舉行數次秘密會議。知名的企業雜志編輯墨瑞(Hugh Murry)1985年曾與姆貝基和一群南非企業人士。在一家贊比亞的俱樂部徹夜暢飲威士忌。他評論說：“這位非洲民族議會的最高領導人很有安撫人心的本事。即使是在最擾攘不安的狀況下。”
姆貝基深信安撫市場的關鍵在于。非洲民族議會要把這種笑談間建立的信心擴及更大的范圍。據甘米德的說法。姆貝基在黨中扮演自由市場導師的角色。姆貝基常解釋。市場的怪獸已被放出。沒有方法可以馴服它。只能喂它想要的東西：成長和更多成長。
因此。曼德拉和姆貝基不再談論礦場國有化，開始定期與英美礦業(Anglo-American)和戴比爾斯的前董事長奧本海默(Harry Oppenheimer)會談，后者正是種族隔離統治的經濟象征。1994年的選舉后不久，他們甚至把非洲民族議會的經濟計劃交給奧本海默認可，并作了數項重大修改，以消弭他和其他工業家的疑慮。為了避免再度引發市場震蕩，曼德拉在他擔任總統后的首度施政檢討中，小心地撇清他以前發表的支持國有化言論。“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中……我們從未提過像國有化這類事情，而這并非偶然。”他說，“沒有任何可以把我們牽扯到任何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金融媒體對這種轉變報以持續的鼓勵。《華爾街日報》說：“雖然非洲民族議會仍有一支勢力龐大的左派。曼德拉先生近日的談話似乎像撒切爾更甚于他過去扮演的社會主義革命家。”
激進的往日回憶仍然纏繞非洲民族議會。且盡管新政府極力表現不具威脅性。市場仍繼續施加痛楚的震蕩：在1996年的一個月內。蘭德貶值20%，憂心忡忡的富人把錢匯往國外。導致南非的資產持續大失血。
姆貝基說服曼德拉必須斷然與過去切割，非洲民族議會需要全新的經濟計劃——一套大膽.具有震撼性，能以擲地有聲、大開大闔的方式向市場傳達。非洲民族議會已經準備好要擁抱華盛頓共識。
玻利維亞的休克治療計劃是以軍事行動般的秘密方式擬訂。在南非也一樣。只有少數幾位姆貝基最親近的同僚。知道有一套新經濟計劃j正在草擬。一套與1994年選舉時所作的承諾截然不同的計劃。甘米德寫道，參與小組的人“都宣誓保密。而整個過程都以最隱秘的方式進行。以避免左派風聞姆貝基的計劃”。參與擬訂新計劃的經濟學家吉爾伯(Stephen Gelb)承認：“這是一套完全‘由上而下的改革’，采取極端的隔絕和決策者作主的方式。排除公眾的壓力。”(強調秘密和隔絕特別顯得諷刺。因為在種族隔離的暴政下。非洲民族議會曾采取令人刮目相看的開放與參與程序。制訂了《自由憲章》。現在，在民主政治的新秩序下，這個黨卻選擇以隱瞞自己干部的方式制訂經濟計劃。)
1996年6月，姆貝基公布結果：一套為南非定作的新自由主義休克治療計劃，要求進一步私有化、削減政府支出、提高勞動市場“彈性”自由貿易，甚至再放寬資金流動管制。吉爾伯說。其優先目標是“對潛在投資人傳達政府(尤其是非洲民族議會)對正統派經濟的承諾”。為了確保信息讓紐約和倫敦的交易員聽得清楚而明白，姆貝基正式公開這項計劃時打趣說：“叫我撒切爾信徒好了。”
休克治療永遠是一種市場操作——這是它的基本理論之一。股票市場喜愛大肆吹捧、精心策劃而可以推升股價飆漲的時刻。這些時刻通常發生在某支股票首次公開發行(IPO)、宣布一樁大并購或雇用某個知名的總裁。當經濟學家敦促國家宣布全方位休克治療計劃時。這種建議有一部分是想模仿這類高度戲劇性的市場事件。并希望刺激一波市場熱潮——但他們不是想賣出某支股票。而是想賣出一個國家。他們期待的反應是“買進阿根廷股票!”“買進玻利維亞債券!”另一方面，緩慢、較審慎的方法可能較不粗暴。但卻激不起市場產生這種熱潮的泡沫。讓投資人從中賺進真實的獲利。休克治療通常是一項豪賭。但在南非卻不管用：姆貝基大張旗鼓的計劃未能吸引長期投資;它只帶進搶短線的投機客，最后蘭德的貶值幅度還更深。
基層的休克
我與住在德爾班的作家狄賽(Ashwin Desai)會面，討論他對轉型期的回憶時。他說：“剛改變信仰的人往往對這種事較狂熱，他們更想取悅別人。”狄賽在解放運動時坐過牢，他發現坐牢時的心理和非洲民族議會執政的行為有類似之處。他說，在監獄里，“如果你愈能取悅獄吏，就能獲得更好的待遇。這個道理顯然轉移到南非社會做的某些事情上。他們想要證明自己是較好的囚犯。甚至是比其他國家更守規矩的囚犯”。
不過，非洲民族議會的基層實際上桀驁難馴多了——也因此需要更多管教。據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委員蘇卡(Yasmin Sooka)指出，守規矩的心態深入轉型的每一層面——包括追求正義。在聽了許多年有關酷刑、殺戮與失蹤的證詞后，這個真相委員會開始探討哪一種態度可以療愈不公義，真相與寬恕很重要。但補償受害者和他們的家人也是，要求新政府賠償說不通，因為罪行并非新政府所犯。而且任何花在補償種族隔離暴行上的錢，都將排擠新解放的國家用來為貧民興建住宅和學校的錢。
部分委員認為應該強迫從種族隔離獲利的跨國公司支付賠償，最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作出溫和的建議，要求一次性的1%企業加稅以籌措賠償受害者的經費，稱之為“團結稅”(solidarity tax)，蘇卡期待這個溫和的建議獲得非洲民族議會支持。但當時由姆貝基領導的政府拒絕任何企業補償或團結稅的建議，擔心會對市場傳達反企業的信息。“總統決定不要求企業負責，”蘇卡告訴我，“就這么簡單。”最后政府勉強應允一部分的要求。而且如委員會擔心的，是從政府預算支應經費。
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經常被視為成功“建立和平”的楷模，并被引介到從斯里蘭卡到阿富汗等沖突區，但許多直接參與這個過程的人卻充滿矛盾情緒。2003年3月發表最終報告時，委員會主席圖圖總主教面對新聞記者追問自由之后未完成的目標：“你能不能解釋。在獲得自由之后近十年，一個黑人為什么醒來發現自己仍住在骯臟的貧民窟?他到城里工作。整個城市主要仍是白人的，他們住的是豪宅，等一天結束，他回到的是污穢的家。我不知道為什么這些人不說：去他的和平，去他的圖圖和真相委員會。”
蘇卡現在擔任南非人權基金會主席，她說，她感覺聽證會處理了她形容的“酷刑、嚴重的惡劣對待和失蹤等種族隔離的外在表征”，但遭到同樣蹂躪的經濟體系至今卻“完全未改變”——這與勒特里爾30年前對“人權”盲點的關切遙遙呼應。蘇卡說。如果她能讓這個過程重來一遍。“我的做法會完全不同。我會調查種族隔離的體制——我會調查土地問題。我會調查跨國公司的角色，我會非常，非常仔細調查礦業的角色。因為我認為那是南非真正的病根……我會調查種族隔離政策的體制影響，而我只會花一次聽證會在酷刑上，因為我認為當你專注在酷刑上，你就看不到它所服務的體制，只有如此才能開始改寫實際發生的歷史”。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要求，但卻是非洲民族議會同意讓步的數個“技術”問題之一。這個讓步意味新非洲民族議會政府要負擔兩個政府的成本——自己的，以及已交出政權的幽魂白人政府。政府每年的債務支出有40%用在龐大的退休年金。絕大部分年金受益人是前種族隔離政府的雇員。
到頭來，南非得到的是一個反過來賠償的扭曲結果。在種族隔離年代從黑人勞工攫取暴利的白人企業，不僅未支付一分錢賠償金，反而種族隔離的受害者繼續寄高額支票給他們的加害者。南非的國家資產則經由私有化繼續遭剝奪——非洲民族議會同意協商時最擔心的是，發生類似莫桑比克的劫掠。然而私有化正是這種劫掠的現代版，與莫桑比克不同的是，那里的公務員砸碎機器，裝滿荷包然后離去。而在南非，國家的拆解和國庫的掠奪卻持續到今時今日。
我抵達南非時。《自由憲章》簽署50周年紀念日即將來臨，非洲民族議會已決定邀請所有媒體參加這場盛會。計劃是在那一天把國會從平時在開普敦富麗堂皇的總部。遷移到遠為偏僻簡陋的柯利普城，即當年通過《自由憲章》的地方。南非總統姆貝基將利用這個場合。把柯利普城的主十字路。改名為席蘇魯(Walter Sisulu)廣場,以紀念這位備受敬重的非洲民族議會領導人。姆貝基也將為《自由憲章》紀念碑揭幕。這是一座磚造的高塔。上面的石板刻著憲章文字，并燃著一把永不熄滅的“自由之火”。緊鄰這座建筑的是正在施工的另一座紀念塔，叫自由之塔，是一座有黑白兩色柱子的亭閣，象征憲章最著名的條款：“南非屬于所有居住在這片土地的黑人和白人”
整個慶典的信息極為清楚：50年前，這個黨承諾帶給南非自由，現在它已實現諾言——這是非洲民族議會慶祝“任務達成”的時刻。
然而這件盛事卻有點奇怪。柯利普城——一個貧窮、房屋破敗、街道排水溝裸露、失業率高達72%(遠高于種族隔離時期)的城鎮一一似乎更像《自由憲章》違背諾言的象征，而不像如此刻意安排的慶典應有的布景。后來大家才知道。這次慶典并不是由非洲民族議會籌劃和導演。而是出于一個稱作藍IQ(Blue IQ)的奇怪組織。雖然藍IQ表面上是一個省級政府機構。但根據它極為簡略的藍色小宣傳冊上寫的，它“在一種刻意制造的環境下運作，使它看起來和感覺起來像一家民間公司”。它的目標是在南非促進新的外來投資——是非洲民族議會“透過成長重分配”計劃的一環。
藍IQ挑選觀光業作為投資的主要成長領域，而它的市場研究也顯示，吸引旅客到南非的主要因素是，非洲民族議會戰勝壓迫的故事聞名世界。為了善加利用這個強大的吸引力，藍IQ認為沒有比《自由憲章》更能象征南非戰勝逆境的故事。有了這個構想，它擬了一套把柯利普城變成《自由憲章》主題公園的計劃，準備把那里改造為“世界級的觀光地點和遺址，提供本地和國際旅客獨一無二的體驗”——再加上一座博物館、一個以自由為主題的購物商場，以及一家以玻璃與鋼鐵為建材的自由旅館(Freedom Hotel)。目前還是貧民區的地點將改建成“美輪美奐、繁榮熱鬧”的約翰內斯堡郊區，許多居民將遷往較沒有歷史紀念價值的貧民區。
藍IQ重新為柯利普城打品牌的做法，是根據自由市場的規則——提供企業投資的誘因。希望未來可以借此創造就業機會。但這個計劃與眾不同之處是。在柯利普城。整個滴漏式設計的構想建基在一份50年歷史的文件，而這份文件要求的是以更直接的方式消滅貧窮。《自由憲章》要求重分配土地，以使數百萬農民可以供養自己;收回礦場，把收益用來興建住宅和基礎建設，并在這個過程中創造就業。換句話說，去掉中間商。許多人可能覺得那些理想很像烏托邦平民主義，但經過如此多芝加哥學派正統理論實驗以失敗收場后。真正的夢想家也許是那些仍然相信《自由憲章》主題公園之類計劃的人，他們提供救濟給企業，卻進一步剝削最貧困的人，認為如此可以為2200萬仍生活在貧困中的南非人，解決急迫的醫療與經濟問題。
反過來賠償
蘇卡指出，特別不公平的是，非洲民族議會拒絕真相委員會所提的企業賠償。而政府還繼續支付種族隔離時期留下的債務。在政權移交頭幾年，新政府每年花費300億蘭德(約45億美元)償債——而政府最后支付給逾1.9萬名種族隔離的殺戮與酷刑的受害者及家人。總共才8500萬美元，比起前者顯得微不足道。曼德拉曾說債務負擔是無法履行《自由憲章》承諾的最大障礙。“那300億(蘭德)我們無法用來興建在執政前規劃的住宅。無法讓我們的孩子上最好的學校，解決失業問題，讓我們擁有就業的尊嚴，有足夠的收入，能夠提供居所給所愛的人，給他們食物……我們被繼承的債務所捆綁。”
雖然曼德拉承認支付種族隔離時代的債務已變成難忍的負擔，黨卻反對所有違約的建議。他們擔心的是，盡管有強力的法律理由證明這些債是“惡債”，采取違約的做法會讓投資人視南非為危險的激進國家。刺激另一波市場震蕩。非洲民族議會的長期黨員、也曾在羅本島坐牢的布魯特斯(Dennis Brutus)，便直接沖撞這道恐懼之墻。1998年，眼看新政府財政艱困，他和一群南非行動者認為，他們支持長期運動最好的方式就是發起一個“債務大赦”運動。“我必須承認，當時我很天真。”現在已70多歲的布魯特斯告訴我，“我期待政府會感謝我們，因為草根運動挑起債務問題可能凸顯政府承擔債務的困難。”出乎他的意料，“政府拒絕我們，并說：‘不，我們不接受你們的支持。’”
最讓布魯特斯這些倡議分子憤怒的是。非洲民族議會決定繼續償付債務造成的有形犧牲。例如，在1997年到2004年間，南非政府出售18家國營企業以籌資40億美元，但近半數的錢用來償債。換句話說，非洲民族議會不但未履行曼德拉當初承諾的“礦場、銀行和獨占工業國有化”，而且為了償債而反其道而行——變賣國家資產以償付壓迫者留下的債務。
還有一個問題是，那些錢真正的去處。在轉型的談判期間，戴克拉克的小組要求，保證所有公務員在政權移交后能保住工作;他們宣稱，想離職的人應該獲得優渥的終身年金。對一個幾乎沒有社會安全網可言的國家來說，
從十多年前南非大幅轉向撒切爾主義以來，滴漏式正義的實驗結果慘不忍睹：
從1994年非洲民族議會執政以來，每天生活費用不到一美元的人數增加一倍，從200萬人到2006年變為400萬人。
從1991年到2003年，南非黑人的失業率上升逾一倍，從23%變為48%。
南非3500萬黑人公民中，只有5000人年所得超過6萬美元，而在這個所得級距的白人人數是20倍，其中許多人的所得遠超過這個金額。
非洲民族議會政府已興建180萬戶住宅，但在同一時期失去住宅的人高達200萬人。
在民主政體頭十年，將近100萬人被逐出農場。
這類驅逐事例意味居住在貧民窟的人數已增加50%，在2006年，每四個南非人中就有一個居住在貧民窟的陋屋中，其中有許多沒有自來水和電力。
也許違背自由承諾最好的判斷標準是，南非社會不同的部分對《自由憲章》的看法，不久前，這份文件還被視為對南非白人特權階級最大的威脅。今日它在商務俱樂部和高級小區卻大受歡迎，被視為善意，幾乎帶著奉承意味而完全不具威脅性，像是裝飾用的商業行為準則。然而在像通過這份文件的柯利普城這類偏遠城鎮，它曾象征無窮可能性的承諾。如今卻充滿不堪回首的苦楚，許多南非人完全抵制這項政府籌劃的周年慶典。“《自由憲章》寫的東西很好，”德爾班剛萌芽的貧民窟居民運動領導人齊柯德(S`bu Zikode)告訴我，“但我所看到的盡是背叛。”
到最后，放棄《自由憲章》承諾的重分配最有說服力的理由，卻是最缺乏想象力的一個：所有國家都這么做。帕達雅奇幫我整理出非洲民族議會領導階層當初從“西方政府、IMF和世界銀行”得到的信息。以他們會說：‘世界已經改變;這些左派的玩意兒已經毫無意義;這是城里唯一的游戲’”。就像甘米德寫的：“這是非洲民族議會完全未加防備的攻擊。主管經濟事務的重要干部經常進出世界銀行和IMF等國際機構的總部，1992年和1993年，有幾位非洲民族議會的幕僚(其中幾位完全沒有經濟資歷)還參加外國商學院、投資銀行、經濟政策智庫和世界銀行的短期主管訓練計劃。他們在那里被‘不斷喂養新自由主義觀念’。那是一段天旋地轉的經驗，從來沒有一個等著執政的政府被國際社會如此百般誘惑。”曼德拉在1992年的達弗斯世界經濟論壇與歐洲領導人會面時，便受到這種精英版的強大校園同儕壓力。當他指出南非想做的事激進程度還比不上二次戰后西歐的馬歇爾計劃時。荷蘭財政部長駁斥這種模擬說：“那是我們當時所知的情況，但現在的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全球化的過程已經生根，沒有經濟體可以自外于其他國家的經濟。”
像曼德拉這樣的領導人周游列國時，他們不斷被灌輸連最左派的政府都已擁抱華盛頓共識的觀念：越南的共產黨已這么做，波蘭的工會和終于擺脫皮諾切特掌控的智利社會民主黨政府也是。即使是俄羅斯人也向新自由主義看齊一一在非洲民族議會如火如荼進行協商時，莫斯科正陷于政商集團爭食大餅的狂熱，快速把大批國家資產賣給黨官僚改行的企業家。如果連莫斯科都已屈服，南非這支衣衫襤褸的自由斗士又如何抗拒如此強大的世界潮流?
至少這是律師、經濟學教授和社會工作者兜售的信息，這些人形成了迅速擴張的“轉型”產業——一群群的專家往返奔走于遭戰亂蹂躪的國家和陷入危機的城市，提供驚惶未定的新政治人物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最新特效對策、來自華沙最振奮人心的成功故事，以及來自亞洲新興國家最讓人敬畏的怒吼。 “轉型學家”(transitionologist，這是紐約大學政治學者柯恩[Stephen Cohen]給他們的稱呼)天生就有一項優勢可以凌駕他們提供建議的政治人物：他們是高度機動的族群，而解放運動的領導人天生就傾向往內看。基于這種特質，領導大規模國家轉型的人大都專注于自己的故事和權力斗爭，無法注意到國界以外的世界。這確實不幸，因為如果非洲民族議會的領導人能透視轉型學家的說辭，自己發現莫斯科、華沙、布宜諾斯艾利斯和首爾真正發生的狀況，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將大大不同。
節選自《休克主義》第十章：《鎖鏈下誕生的民主--南非被捆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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