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毋庸置疑的是，一大批的“毛式干部”在毛時代中催生出來，這些干部既對國家(尤其是中央)高度忠誠，又對群眾極力庇護，尤其是遇到官僚主義時，庇護主義往往是調節官僚制惰性，以及維護中央權威的重要力量。

總體上看，建國前三十年既是一個黨政不分的年代，甚至是以黨代政的時代，同時也是政治空間高度擴張的時代，以至于國家治理很容易為政治運動所取代，在這種情況下，既有可能導致行政的混亂，以至于癱瘓，卻有可能保證行政的政治性，從而抑制“官僚體制的封閉性”，避免官僚集團的固化，以及改造半正式行政天然的缺陷。

谷俊山們如何才能保住他們的“發展成果”呢?根據目前的情況，大致上有如下三種辦法。第一種辦法，轉移財富。第二種辦法，藏匿財產。第三種辦法，找好靠山。而三種辦法無一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

根本的辦法大概只有一個，即通過政治改革實現江山變易、政權更迭，只要做到改朝換代，谷俊山們既得的發展成果就失去了苦主，才能真正地免于追訴，而新政權既沒權利也沒興趣去咎既往。但要說明的是，這一改朝換代必須是通過政治改革來實現的，因為只有這樣的改革，大小谷俊山們才能在新的政治體制中繼續占有一席之地，才能搖身一變，繼續沐猴而冠;而革命則不行，革命很可能要“革”掉一些人的“命”，谷俊山們也有可能在劫難逃。

大型文獻記錄片《戰友》是一部真實、深刻、勵志、既豪情萬丈又柔情似水、既志存高遠又腳踏實地的英雄史詩劇。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共和國建設的主要決策者，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愛好，卻都能不貪圖榮華富貴，結成了生死與共的親密戰友，共同為中華崛起、人民幸福而奮斗，開創了一種新型戰友關系，成為共舉一面旗，志同道合、相互砥礪、甘為綠葉的典范。 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一個崇尚英雄，而且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民族。只有首先努力成為造福一方的小英雄才有希望成為民族大英雄，而小英雄正是年輕人在廣闊天地中大有作為的方向與目標。朋友們，來吧，走進影院，看看大型文獻記錄片《戰友》，你一定有新的認識、新的思索、新的感慨，新的選擇。

超越中國近代史來看，毛澤東個人的文治武功也足以彪炳千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推翻三座大山徹底結束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列強一百多年欺凌中國的亂局。開創了沒有吸毒、性病、賭博、黑幫、腐敗等丑惡現象，各族人民親如兄弟、昂揚向上、路不拾遺的新時代。毛澤東被譽為“把沙子擰成繩子的人”，在建立、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毛澤東和他那一代共產黨人，以一種嶄新的文化塑造出煥然一新的中華民族。

不管出于什么動機，“宋彬彬道歉”的客觀效果是把師大女附中文革往事放在了聚光燈下，讓“打死卞仲耘的人是誰”一下子變成熱得燙手的話題——定性批斗卞仲耘的是誰?不是宋彬彬，而是派駐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誰派的工作組?團中央。當時誰主管團中央?誰通過自己的女兒直接插手抓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誰的女兒直接參與毆打卞仲耘?……“宋彬彬道歉”雖然只字未提，但客觀邏輯讓人們不可能不把一切線索引向真正的罪魁禍首——宋彬彬能出面澄清自己沒打死人，其他人為什么不也能如此?當人人都如此時，真正的罪魁禍首還躲得掉嗎?

就憑這就可以肯定，“宋彬彬道歉”讓某些人如坐針氈心驚膽戰。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規劃了幾乎所有的領域，在這個意義上，政黨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的未來。從現實的角度看，沒有綜合治理是不可能的，集權有其合理性。但如果為更加集權而歡欣鼓舞，以為這是擺脫了新自由主義的邏輯，而看不到集權背后的動力正是市場擴張的話，對于當代世界的認知會出現誤判。政治的問題仍然是核心的問題。其中的關鍵是，普通勞動者、普通的公民通過什么渠道可以參與政治，普通人的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在政治決定、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形成過程當中到底怎么能夠得到保障呢?群眾路線是一個寶貴的傳統，但弄不清當代的政治和經濟狀態，就很可能只是一句空話。

烏有之鄉于2013年12月27日舉行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向毛澤東學習”座談會。

毛主席警衛員、原305醫院政委王明富以親身經歷介紹毛主席關心群眾、貼近群眾的感人事跡，回憶毛主席對警衛員們的諄諄教導，毛主席指導他們扎扎實實做調查研究。在座談會中，王明富展示了毛主席的手跡：《出差守則》。

2011年筆者看到英國推遲領取養老金年齡引發的社會動蕩，一方面撰文建議中國應提高社會保障擴大內需應對全球危機，一方面預感到西方金融資本肯定不久將在中國推廣類似的改革，否則中國經濟復蘇良好就會暴露西方錯誤政策的弊端。中國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受到舉世贊揚，某些學者卻貶低中國道路而主張改革效仿“美歐模式”，完全忽視金融危機已暴露的“美歐模式”的嚴重弊端，也不區分二戰后西方推行社會改良的成功經驗，同否定社會改良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存在天壤之別，這樣盲目追隨美歐可能像前蘇聯一樣落入預設的陷阱。當前中國經濟崛起令覬覦全球霸權的美國憂心忡忡，美國“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已將矛頭主要對準中國。美國向中國推薦已在許多國家引發動蕩的改革，一旦類似情況在中國發生肯定會趁機輸出顏色革命，中國必須高度重視經濟動蕩與政治動蕩共振帶來的國家安全隱患。

毛主席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是事實，是鐵的事實。在今天，我們與周邊國家處在如此緊張關系的時刻，我還能記得這些當年是親密友好國家首腦的名字，清晰地記得他們來華訪問時，受到夾道歡迎的情景——菲律賓的馬科斯總統和他的夫人伊梅爾達;印度尼西亞的總統蘇加諾，歡迎群眾呼叫他為加諾兄;越南主席胡志明，不用說了，孩子們喊他胡伯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他總是對著歡迎的人群雙手合十;那位泰國的公主，簡直把中國當成了她的家一樣，隨意和隨便……。是人民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掀開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篇章;是資本主義的某種程度的復辟，讓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倒退入殖民地時期的屈辱和混亂。什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王顧左右而言他”耶!?

前30年我們創造了一個中國奇跡，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花那么少的錢，就解決了老百姓的基本醫療問題。而且我們走的路真正是叫中國模式，它改變了工業革命以后的西方醫學模式。從醫療的角度，最能區分出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差別是，資本主義說到底是一切變成資本，一切變成商品。特別是美國體系，非常典型，就是把看病完全作為一個商品、一個服務。這就造成了宏觀效率非常低，因為醫生為了賺錢一定會過度診治，擴大病人的病情，多開藥，動輒手術。我對醫改的政策建議是，加快城市公立醫院改革，或者說加快把基層醫改的經驗推廣到城市。從基層醫改實踐來看，醫改不是醫療領域的技術問題，它是一個政治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