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震：驚蟄的春雷 人民的心聲

　　驚蟄的春雷 人民的心聲 ——兼論長詩《驚蟄雷》的人民性

　　 劉國震

　　著名的“七月派”詩人綠原，寫過一首題為《詩人》的短詩，讀來催人警醒，令人過目難忘：“有奴隸詩人/他唱苦難的秘密/他用歌嘆息/ 他的歌是荊棘/不能插在花瓶里//有戰士詩人/他唱真理的勝利/他用歌射擊/他的歌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 讀完著名詩人唐德亮的長篇政治抒情詩《驚蟄雷》(中國戲劇出版社2013年6月版)，激動之余，我有一個清晰的感受：這是一部思想上深邃、藝術上精細的抒情長詩，它“不能倒在酒杯里”，它甚至不能默然誦讀或低聲吟哦，它必須全身心地高聲朗誦，如屈原之《雷電頌》，如高爾基之《海燕》，讓這與人民的情感息息相通、與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的黃鐘大呂喚醒沉寂的詩壇，并昭告世人：在當下的這個時代，依然有血性的詩人和戰斗的詩篇。

　　長詩《驚蟄雷》是一部與以往的政治抒情詩迥然不同的一部作品，既不是單純的歌頌，也不是一味地暴露。憂患意識和思辨色彩，是這部長詩的一個鮮明特色。1991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宣告解體，克里姆林宮頂上那面飄揚了70多年的鐵錘鐮刀圖案的國旗黯然垂落。面對這一舉世矚目的事變，詩人唐德亮與一切有正義感的真正共產黨人一樣，感到困惑、震驚與痛苦。“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一下子就垮了?這一個又一個的歷史悲劇是怎樣發生、為什么會發生的?”這是20多年來詩人不斷大膽拷問和苦苦思索的一個嚴峻問題。他從蘇聯，聯想到中國，從歷史聯想到現實，從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聯想到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聯想到已經進行了幾十年、當下仍在進行著的改革開放。《驚蟄雷》就是詩人長期孕育和思考的藝術結晶。它以4600多行的篇幅，以汪洋恣肆、一瀉千里的宏偉氣勢，以獨立思考的勇氣，以愛國詩人的赤誠與共產黨人的黨性與良知，一吐胸中塊壘，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中國會不會重蹈蘇東的覆轍?幾千萬先烈的鮮血會不會白流?革命導師關于黨變修國變色的憂慮會不會成為現實?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的圖謀會不會成功?詩人“忠于歷史，忠于現實生活，忠于自己的心靈”(唐德亮：《驚蟄雷》后記)，從文化、思想、政治、經濟與古今中外歷史人物的角度切入，深入思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思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漫步阡陌大地/心中懸著疑慮重重/千條大路哪一條/能通向真理的黎明?/小溪萬道哪一脈/能流向春的海洋?/繁星滿天哪一組/是指路的北斗?/哪一顆 是不滅的恒星?/哪里尋找/能識別妖霧的孫大圣?/哪里有持斧羅摩/敢闖十八層地獄/吹滅那點點鬼火/讓西天地獄/忽喇喇地坍塌?”這一連串的探問，表現了詩人上下求索、尋覓真理的執著精神。“我看見一間間血汗工廠/盛產五花八門的商品/也盛產肺病，再生障礙盆血/盛產斷臂，斷指/一根根，四萬只/只是一段時間的數字/開胸驗肺/一把手術刀剖開身體/讓謊言無處遁逃/一些苯,一些化學物質/鉆進工人們的皮膚,血液/在他們體內淤積/紅潤著臉進去/青瘦著臉出來/榨干血汗 吸干骨髓……/如麻的礦難，死亡的數字/壓得人喘不過氣/嗜血的資本家與暴發戶們/正與被銅臭熏黑了心的官員/在酒店慶祝他們的‘成功轉制’/或‘互利雙贏’/高貴的酒觴里/不知是美酒、鮮血、金錢/還是駭人的骷髏?”這滴著血淚、燃著怒火的的詩句，是對野蠻發展方式和帶血的GDP的控訴與拷問，猶如一聲聲驚蟄的春雷，催人警醒，發人深思。

　　這部長詩開篇即寫了震驚華夏的吉林“通鋼事件”：“隱隱地，我聽到了/一聲巨響/那是東北方向/傳來的彌天雷聲/跟隨雷的足跡，/我越過巍巍五嶺/穿過滔滔長江黃河/來到長白山下/雷聲響起的地方/一家沸騰的鋼鐵大廠/上萬沸騰的工人/氣息奄奄的資本家/魔鬼正把它的魂/一縷一縷地收去……憤怒的工人/吐火的眼晴/怒射那嗜血的新貴/兩位老工人緊拉著我的手/憤慨地控/‘可恥呀，那些共產黨敗類……/以重組為名，實行私有化/要把這間大型國企/賣給暴發戶/資本家叫囂:/要給工廠換血/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讓你們全部下崗……’”面對大批國企被掠奪、賤賣、奉送，腐敗官員中飽私囊、幾千萬工人下崗失業的嚴酷現實，詩人發出了悲憤的吶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又是什么主義?”在私有化狂潮席卷神州，中國出現兩極分化、環境污染、資源流失、信仰迷失、道德淪喪等種種嚴重社會問題時，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開拓者毛澤東，假如在天有靈，將會怎樣俯瞰腳下這片他曾經畢生為之奮斗的熱土?請看詩人浪漫主義的描摹與抒寫：“東方。北京天安門/紅云與烏云交集/世紀偉人毛澤東坐在沙發/神色凝重，雙眉緊鎖/一根接一根地抽煙/他想起杜勒斯的幽靈/第一代第二代變不了/第三、四代又如何?/‘難道真是甩不脫的魔咒?’/他憂慮重重，推門而出/要去工廠、農村、軍營/傾聽工人農民的心聲//他來到北方的煤窯/烏黑的塵灰將明亮的太陽遮蔽/礦工們的頭是黑的/臉是黑的，衣服是黑的/“主席，我們外表雖黑/但心不黑/黑心的是礦主/這里的白天/堪比當年安源的黑夜”/在東北，在江南/竟出現了多個‘大小地主’/他們巧取豪奪 強占民地/萬畝，十萬畝，百萬畝/好大的胃口呵/恨不能把天下的山野田園/都變成自家的財富/千萬富豪，億萬富翁/有多少個靠勤勞的血汗造就?/亦官亦商，賣掉國企/自己收購，一夜暴富/蘊藏著多少玄機奧妙?/‘走資派還在走’/竟成為某部書的一個標題/向天下炫耀/‘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是否已成活生生的現實?’/你主持的‘九評’檄文/絕不是無的放矢/改革開放，富了中國/可貧富差距卻在拉大/公平的缺失/正義的失衡/早拉響了一串警報……”這是詩人站在時代制高點上的拷問，也是觸目驚心的活生生的現實。“走資派還在走”/竟成為某部書的一個標題。——這是哪本書?我沒有見過。但我相信這絕不是詩人的面壁虛構。早在90年代中期，我就在一部頗為著名的出版社推出的一部書中看到這樣一句十分露骨的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可以稱作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由此可見，某種勢力歪曲改革開放的科學內涵，改變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將改革引向“改旗易幟”邪路的圖謀，不僅迫不及待，而且明目張膽。假如由這股勢力來主導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偉大改革事業就會遭受失敗、毀于一旦，“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不再是一句戲言，“勞動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就不是一種警示而成為殘酷的現實，改革就會成為“復辟”和“鯨吞”的代名詞、“壓榨”和“掠奪”的同義語，舊的剝削制度就會卷土重來、死灰復燃，中國就會走上“富一家而窮萬家的老路”。《驚蟄雷》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一部充滿共產黨人浩然正氣和愛國詩人革命激情的戰斗詩篇，是鼓舞我們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維護共產黨的宗旨、捍衛社會主義正確方向和道路的鐘鼓與號角。

　　人民性是《驚蟄雷》的另一個顯著特征，也是它最能撼動人心的亮點。文學藝術的人民性是文藝作品與人民的關系，也是作家藝術家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人民性應該成為作家的道德理想和自覺追求，是最大的真和善，是一切進步的、革命的文藝的重要特征。毛澤東同志指出：“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鄧小平同志也強調：“文藝工作者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高自己認識生活、分析生活、透過現象抓住事物本質的能力。”“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于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忘記、忽略或是割斷這種聯系，藝術生命就會枯竭。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自覺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題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用人民創造歷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自己，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鄧小平文選》第2卷)屈原的《離騷》、《九歌》，杜甫的《三吏》、《三別》，這些富有人民性鮮明特征的古代詩篇，彪炳史冊，世代傳誦。在當代中國文壇，曾經出現過《放聲歌唱》、《雷鋒之歌》、《投入火熱的斗爭》、《向困難進軍》、《一月的哀思》、《小草在歌唱》、《現代化和我們自己》、《祖國呵，我要燃燒》、《將軍，不能這樣做》、《古羅馬的大斗技場》、《光的贊歌》、《東方神話》、《人民萬歲》、《我驕傲，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跪的人》等傳誦一時的富有人民性的政治抒情詩。唐德亮的《驚蟄雷》繼承了前輩詩人憂國憂民的優良傳統，并做了新的藝術探索，做到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人民性與黨性的統一。他生活在人民大眾中間，站在人民的立場，表現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心聲，傳達人民的情緒與愿望。作品中洋溢著對祖國、對人民的真摯、熾熱的感情，滲透著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以及人民福祉的關切，充滿了對一切與人民為敵的腐朽、丑惡勢力的深惡痛絕。“紀念碑在寒風中肅立/我感到了它的基座/在微微顫動/順著碑身往上望去/我看見無數的星星/盯著我，與我的目光相遇/倏(?shū)地，我想起/那一定是幾千萬烈士的眼晴/在閃爍，在沉思，在憂患/‘警惕啊，有人正勾結/奸侫、魔鬼、漢奸/悄悄地揮鋤挖掘/紀念碑基石……’”這些奇詭而靈動的詩句，表現的正是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人民大眾的共有心聲。

　　政治抒情詩通常是指強烈地觸及時事、歌詠重大社會政治題材的抒情詩。它以詩的形式來表達對重要政治事件、社會現象、社會思潮、生活熱點的評說和情感反應，把強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論式的觀念表述有機結合，深入開掘其中的歷史意義和思想內涵，把人們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上升到一個充滿詩情和哲理的藝術境界，具有強烈的激情、鏗鏘的韻律、鮮明的政治色彩，富有感染力與鼓動性。政治抒情詩作為一種詩歌形態，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與“文以載道”的傳統文學觀念和中國文人的濟世情懷密切相關。文學只要不脫離人民，它也就不可能完全脫離政治。因為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終還是要以政治制度來得以保證與實現。誰能說，像李紳的《憫農》、張俞的《村婦》這類抒情小詩當中沒有政治?正如敘事詩不是故事與詩的簡單勾兌、愛情詩不是愛情與詩的生硬茍合一樣，政治抒情詩也不是政治與詩歌的隨意疊加。它首先是詩，具有詩的特質、韻味與魅力，然后才稱其為政治抒情詩。它不是對政治概念的圖解或政治事件的演繹，而是對政治生活的詩意歌唱。有人質疑和責難：“詩人，你懂政治嗎?還什么‘政治+抒情詩’!”自恃清高地對政治抒情詩冷嘲熱諷。詩人不懂的可能是那些下三濫的“政治”手段，但一個愛國、正直的有良知的詩人，特別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人，應具備堅定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場，嚴格的政治操守和敏銳的政治嗅覺。決不能喪失靈魂、隨波逐流，對人民的疾苦和國家的命運漠然視之。有人說，偉大作品的勝利都是文學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勝利。作家浩然的成功就得益于他有整體的人生觀價值觀。我認為，從這個角度來認識唐德亮及其《驚蟄雷》，也很貼切。作家要反映社會生活，自然就包括了政治生活。民生不就是政治嗎?它是黨和政府施政的最高準則，從某種意義上說，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一個不關心國家民族命運，不關心人民疾苦，也沒有堅定政治信仰的詩人，能成為大寫的詩人嗎?詩人不必是政治家，但不是詩人不能有憂國憂民的政治熱情和崇高的社會責任感、歷史責任感。《驚蟄雷》這種有膽識有擔當有風骨有精神的詩作，與時下流行的那種哼哼唧唧無病呻吟不知所云的病態宣泄，判若云泥，不可同日而語。他把戰斗的情思與藝術的獨創性結合起來，把深厚的民族文化積淀與現代詩歌的藝術手法結合起來，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超現實主義結合起來，使這部抒情詩呈現出靚麗鮮明的藝術特色。詩中大量生動真實的情節與細節的成功運用，對古今中外眾多人物的傳神勾勒與生動掃描，更是使它獨具攝人魂魄的藝術風姿。

　　著名詩人賀敬之說：“詩，像所有文藝創作一樣，應當與時代同步，和人民同心，應在多樣化的發展中唱響時代的主旋律。(致易仁寰的信，《賀敬之談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11月版)《驚蟄雷》就是應運而生的一部“與時代同步，和人民同心”的優秀詩篇，是當代文壇政治抒情詩的一個可喜收獲。它猶如一聲驚蟄的春雷，回蕩在神州大地，喚醒我們的靈魂，煥發我們的青春，給沉寂的詩壇帶來一抹新綠，讓多難的人民看到希望的曙光。它昭告我們：無論前進的道路上有多少艱難險阻，光明的彼岸永遠屬于人民。因為我們相信——

　　總有真情不會退色

　　總有滾燙的熱血不會凝滯

　　總有不屈的頭顱

　　勇于抗爭橫暴的黑暗

　　總有正義的激情

　　不會永遠囚禁在胸腔

　　總有真理的聲音

　　不會永遠被毒霧湮沒

　　2013.12.1 草成于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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