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們另外設計了“大躍進”的解釋，他們首先把“大躍進”的時間斷劃定為1958-1961年，拒絕把大躍進作為新中國工業化的長期戰略來看待;然后引導人們按照大躍進的字面意思，去做望文生義的聯想――就是高指標和浮夸風，這樣就成功地把官僚精英群體為了“政績目的”虛報數字、以及某些中央高層官員“為管理成本最小化而使用戴政治帽子方式管理國家”造成強大的政治壓力結果激發出普遍的浮夸風，轉換為一個純粹的決策問題，這樣就把“執行問題和執行責任”說成是“路線錯誤和決策責任”了，毛澤東一個人來為“浮夸風”負責就得了，大量的官員就得到了解脫，至今保持著“一貫正確”的面目。

而在老田看來，毛澤東講的大躍進，是說中國要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快速推進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就主要工業品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從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進程看，隨后二十多年確實是以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目標來安排中國稀缺資源分配的，這一決策長期執行的結果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實現了大躍進目標。

十八屆三中被普遍視為為未來十年經濟定調的重要會議，社會各界均希望從其中的政策解讀上來把握中國未來進程。但許多媒體借機炒作卻夾帶私貨，它們炒作“三中全會”的重要立意是借機施壓。新自由主義權威巨頭甚至拋出了“死路一條”、“崩盤論”和“時間無多”等威脅性語言，其言下之意豈非“三中全會”就得按它們說的做了？檢驗“三中全會”成功與否的最重要標準是人民性，是其推出的政策能否符合大多數群眾的利益，而非小集團利益。

轉基因問題，目前在國際上尚存在很大的爭論，而在我國，爭論尤為激烈，還存在一些科研人員為謀取非法利益而擁有雙重身份的問題,譬如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院長張啟發，既是華中農業大學生命科學技術學院院長，同時又兼任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除了轉基因食品存在安全性不確定的因素外，大量進口轉基因食品，還對我國的民族產業帶來巨大危害，我國黑龍江的原生態大豆產業受到進口轉基因大豆的嚴重受損，就是一個明證。

在這樣嚴峻的環境下，張掖市委、市政府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張掖市委書記陳克恭敢于亮劍表明要義無反顧地堅持“嚴禁任何企業和個人在張掖落地從事繁育、銷售和使用轉基因種子的經營活動”的態度，確實是明智之舉。筆者盼望更多地方能效法張掖，禁止非法種植轉基因作物，而大力發展生態農業，使老百姓能吃上安全放心的食品，也早日使我國的民族產業走出困境，變得生機勃勃。

郭松民烏有之鄉大講堂“中國電影的繁榮與憂思”講座在北京舉行。郭松民分析了近些年商業大片的特點與危害，講述了毛時代和改開初電影藝術的特點和成就，并對怎樣改變電影界的現狀積極與現場觀眾進行交流。

郭松民說，近些年國產電影在價值觀上出現了一個全面的再保守化，它既喪失了批判現實的能力，也喪失了想象未來的能力。《中國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圖》、《致我們即將逝去的青春》、《小時代》等電影都相當典型地體現了中國主流電影在價值觀上的再保守化,即它既不批判現實，又不想象未來，而是對現實邏輯的一種全面地認同和臣服。

長期以來，一些人想在中國踐行布熱津斯基提示的反共戰略，不遺余力地做“非毛化”的文章。早就有人公開說過，必須“清算毛澤東主義”，“消除毛澤東主義的影響”，否則“我們將不能越過前面的這堵墻”。他們之所以熱衷于這樣做，是因為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都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確立起來的，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奠定基礎的，這些人既然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否定社會主義，他們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視為一堵必須推倒的攔路墻，就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了。對這些人持續掀動“非毛化”思潮的政治企圖，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對于它造成的消極后果，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因此，科學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領導時期黨的歷史，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不僅是我們必須做好的一項嚴肅的科學工作，而且是我們應當承擔的一種重大的政治責任。

目前我國自主創新的體制環境比2006年初提出這一戰略時更加惡化，表現出了比晚清洋務運動時期更加嚴重的“洋務”特征，這突出地體現在四個方面：貨幣自主權的喪失使我國科技創新投入的資金成本畸高和民營企業極度缺乏資金，根本無法與在華外國資本展開競爭;自由貿易正在使我國科技創新喪失賴以生存的國內價值鏈高端產品的自主權;高度依賴外國直接投資是“新洋務運動”新的和突出的特征;我國也已經喪失了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自主權。晚清洋務運動的失敗引發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這種血的教訓應該使我們猛醒。18大提出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應該建立在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之上，這種模式包括以下要素：保護民族產業及其市場，實施主權信貸，回購外資企業，恢復實施2007年頒布的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法。

實現共同富裕是鄧小平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來的重要任務。隨著我國分配領域矛盾的發展，現在應該把實現共同富裕問題提上我們的議事日程，再也不能拖延了。

要在實際生活中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目標，關鍵是在理論上要明確，共同富裕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只有不斷加強公有制經濟，才能為共同富裕創造前提。光在再分配政策上打圈子，至多只能緩和分配領域里的具體矛盾，而不能從根本上做到共同富裕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個383方案為何如此厲害？這個改革路線圖的要害之處，就是要對中國殺豬宰羊割麥子。從八十年代初重慶巴山輪會議接受美國人制訂的市場化改革方向，到目前《佐利克報告》把在美歐等西方國家都已經日暮途窮并且導致中東北非陷入無邊血泊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全盤搬來，中國完成了從東方雄獅向肥大豬樣的歷史轉變，以變現資源和透支子孫為特征的中國經濟也完成了財富生長的完整周期，豬羊已經足夠肥大，麥子已經完全成熟，終于到了對中國進行殺豬宰羊割麥子的收獲季節，于是有了383方案。歷史轉了整整一大圈之后，再次回到了中國第一次改革開放洋務運動的歷史原點，盎格魯撒克遜人再次像20世紀初期那樣，開始收獲中國。

最近，媒體又大肆報道任志強自傳的內容《任志強：初中輔導員是王岐山至今還偶爾半夜打來電話》“1964年秋，我考上了第二志愿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從三十五中走出來的如今最有名的大約就是王岐山了。當時他還是我初二時的輔導員。滿15歲之后我要退出少先隊了，岐山找我談話，讓我寫申請，申請加入共青團，但我的注意力卻被小學沒有的籃球、足球、排球所吸引，以致我最終和共青團擦肩而過。這件事讓岐山至今耿耿于懷，數次見面都跟我一再提起，而這一步之差，對我的后來也影響深遠。”

筆者感嘆，幸好任志強沒在王岐山手上入團，否則很多事情就說不清了。王岐山看到任志強以下的語錄應該會脊背發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