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早起來打開電視看新聞，立刻感受到一派緊張肅穆的氣氛，原來是南非總統曼德拉在清晨去世。某大媒體的主播用慢速悲傷的語調宣布這一消息，原本只有幾十分鐘的新聞欄目，足足用了半個鐘頭來回顧曼德拉的一生。整個節目不斷強調這位世紀老人為自由平等，特別是種族和解而做出的奮斗。演播室連線駐美國前方的記者，第一時間傳達了美國總統奧巴馬悼念講話的精神，整個介紹長達數分鐘，近乎對講話全文翻譯。隨后，屏幕底端出現了令人震撼的標題：“全球公民典范”!伴著香港歌手專門獻唱的《光輝歲月》，鏡頭中再次不斷展現曼德拉一生的輝煌瞬間，尤其強調他與原白人統治者和解，以非暴力方式結束種族隔離的偉大歷史功績。
短短幾個小時內，新聞編導能夠制作出這么政治定位鮮明、情感充沛飽滿、內容資料豐富的電視片，實在讓人贊嘆。隨后整整一天中國新聞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更是體現了快速而強悍的國際新聞反應和展示能力。當然，由于解讀角度和煽情方式都基本一致，也不免讓我這個從早到晚的實時關注者感到一絲乏味。
贊嘆歸贊嘆，乏味歸乏味，作為媒體研究者，我又不免多想點什么。在國際新聞界，我們好像很久沒有見過如此規格來紀念一位逝者了?；叵虢衲甏禾?，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逝世的消息傳來，大媒體在報道時間和報道角度上也都讓人感覺怠慢。新聞中不斷討論的問題無非是委內瑞拉會不會政變，社會主義統一黨是不是在利用查韋斯逝世做公眾宣傳收買民心等等。我當時在某大媒體做兼職新聞評論，擬定的一個選題是回顧查韋斯在委內瑞拉國內實行的各種社會民主政策和福利政策，結果剛一提出就被編輯否決，通知我不能做和查韋斯相關的正面選題(當然抹黑的選題也不能做)。至于他們否決的原因，我都有點說不出口，編輯很坦誠地對我說：“怕美國人聽了不高興”。這次經歷，也讓我徹底喪失在某些媒體上發聲的興趣，遂而推掉兼職，老老實實地回學校教書了。
有點媒體閱聽經驗的人都知道，新聞界對一個政治人物去世的報道，從不會是簡單地臧否個人，更是在傳達一定的政治觀念和媒體立場。前面提到的兩位逝者：一個在冷戰結束后不斷宣稱忘記仇恨走向和解;另一個在新世紀還執著地對帝國主義實施抵抗而且言辭激烈。一個最終放棄了激進的社會經濟結構改造，只謀求政治權利和種族身份平等;另一個將階級不平等問題和大眾民主問題重新帶回現代政治。在當今中國大部分媒體上，哪個會被媒體謳歌、哪個會被媒體怠慢，恐怕結果早就注定了。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讓人困惑，雖然表面都是中產階級的普遍主義調調，但認真解讀歐美媒體新聞報道的人會了解，在國際新聞領域，國家立場是他們的一致傾向(例如，在主流媒體的報道中，國家的敵人永遠存在民主和人權方面的問題，而國家的朋友即使人權狀況再糟糕都不會引起媒體關注)。這種國家立場不僅存在于與本國相關的國際問題報道中，比如領土主權沖突等，也存在于媒體對那些與本國事務并不直接相關的他國社會問題和政治人物的報道中。
巧妙的是，這種國家立場往往在具體的新聞語言上轉換成一套政治上普遍正確的標準，只是應用的對象上有清醒的甄別。然而，在中國諸多大媒體的國際新聞中，除了與本國主權和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在對其他國際問題和政治人物的報道中卻很難發現一以貫之的國家立場。相反，我們常常見到的是與歐美媒體一拍即合的普世標準。媒體動輒賣力歌頌同一個世界的美好，總是讓觀眾為之動情動容。
曼德拉逝世的報道就是一例，那么，在這個事件上，中國的大媒體有可能建立一套不同的敘述嗎?其實，編導們只要花上一兩個小時查一查真實的歷史資料，動一動腦筋，新的視角并不難獲得。
南非的種族和解不是哪個英雄人物締造的結果，更不是沖突雙方本著和平的意愿自然形成的結果。曼德拉固然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也曾經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有著高尚的人格和巨大的魅力。但是這位在冷戰發展關鍵階段被困于牢獄之中毫無行動自由的老人不可能給1990年代南部非洲的政治局面帶來決定性影響。他只不過是新的政治條件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很容易被塑造成民主和平偶像的最佳人選而已。曼德拉入獄前和入獄后的兩個年代，不僅對南非來說是各種政治條件極為不同的時代，對整個世界來說同樣如此。南非人民為了解除種族隔離而做出的努力奮斗從來都不局限在這個國家內部，而是一個重要的國際事件，在這個事件發展的過程中，中國起到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
翻閱相關的歷史文獻，我們會發現，從1950年代開始，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就一直保持著與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的通信，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每一封回復給對方的電文中都對這些抵抗運動表示出毫無保留的支持。不僅如此，如果離開中國、蘇聯和古巴等國對南非周邊多個國家民族獨立和社會經濟建設事業的持續支援，離開這些國際力量對南非國內抵抗組織的直接幫助，南非的反種族隔離斗爭不可能獲得長期發展的條件和動力。
如果我們像今天的新聞報道一樣，把南非種族間的最終和解完全歸結于開明政治人物的相互妥協，就等于掩蓋了中國曾經參與其中的，長達數十年的國際主義力量支持非洲人民抵抗運動的偉大歷史功績，而這恰恰是歐美國家樂見其成的輿論導向。
概括來說，兩個關鍵條件促成了1990年代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與和解局面的最終形成：
第一個條件是二戰之后亞非拉廣泛而持續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些革命行動將自由和平等的訴求帶給了被殖民達幾個世紀之久的第三世界民眾，讓政治權利的擴大化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在這一過程中，國際力量的支持給解放運動創造了重要的物質條件和政治輿論環境，其中包括各種人員、物資、技術的支持和在聯合國范疇內持續展開的與歐美原殖民地宗主國之間的斗爭。
不僅如此，亞非拉殖民地人民對解放和平等的呼聲還直接啟發了原宗主國內部的社會運動，從而催生了二十世紀六十到七十年代全球范圍內要求種族平等和改造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民主運動。
可以說，如果沒有這半個世紀的對抗(多數時候甚至是暴力的對抗)，最后的政治和解不可能憑借美好的意愿而達成。在決定意義上，為南非黑人和印度人最終帶來和平與平等的，恰恰是長期的暴力和非暴力抵抗，而不是相互諒解的寬容精神。
第二個條件是冷戰的最終結束。蘇聯等國在1980年代就逐漸撤出對非洲多國的各種支援，這使得共產主義力量在南部非洲迅速消退，也讓非白人群體成為可以被精英階層賦權、吸納，而不至于繼續帶來赤化威脅的力量。
此時，經過幾十年的斗爭，種族平等和政治平權的呼聲已經在輿論上完全占據上風，南非的白人精英統治者必須做出讓步，而共產主義與底層結合的威脅既然已經消除，歐美等國也就樂見種族和解的達成，而不會像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樣有政治上的后顧之憂。
在這樣的條件下，仍然希望保持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頑固派力量遭到了國際禁運等制裁，最終不得不對非白人群體做出讓步。而這走向和解的關鍵一步，恰恰是白人統治精英主動做出的，曼德拉也是他們從監獄中釋放的。
對于南非的非白人抵抗力量來說，因為民族解放事業的持續時間長，結束時間晚，錯過了20世紀民主建國的最佳時機，因而在冷戰中后期，他們其實已經不具備奪權和重新改造社會的可能性，最終走向妥協也是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結果。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曼德拉被象征性地推上了歷史舞臺，并憑借個人的魅力順利地完成了他的政治使命。
如果我們能夠對南非種族間和解的長期歷史做出復盤，就可以很容易發現媒體報道中存在的嚴重問題：
首先，媒體動輒長達半個多小時的電視新聞和占據數個版面的成千上萬的報道文字，并沒有透過曼德拉這一個人看到真正的歷史過程，而是用盡全力、不厭其煩地去塑造一個“全球公民典范”，一個似乎是憑借著強大的道德感召力就能夠促成世界和平的個人英雄。
可以說，這樣的輿論效應，正是歐美國家大力抬舉曼德拉想要達到的目的。曼德拉的成就與“和解政治”的達成掩蓋了二戰后民族獨立、解放這一實質政治進程已經中斷(或者說失敗)的事實。
退一步說，即使我們真的將“和解政治”當作一場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曾經的國際支援行動也是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作用的，而在中國很多大媒體的報道中，我們完全看不到這個起碼的“國家立場”。在所有的媒體報道中，曼德拉的革命生涯基本上孤立于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也孤立于所有國際力量，這樣的報道不是真實客觀的，它基本上等于一場政治宣傳。在曼德拉逝世的節點上，我們的一些媒體積極主動地參與了歐美主流新聞媒體所主導的、一場聲勢浩大的全球政治宣傳。
其次，媒體的報道竭盡全力展示曼德拉“和解”的和“非暴力”的一面，不僅掩蓋了歷史事實，而且通過在政治理念上否定暴力與和平的辯證法，顯露了明顯的保守立場。如果細心去分析報道的文本，我們會發現媒體有選擇性地引用曼德拉的名言，內容全部是要棄絕仇恨、達成諒解，塑造一種偉大寬容精神，用非暴力的方式達成人類的和平。與此同時，媒體對曼德拉生平的敘述則刻意回避了他與共產黨密切聯系、領導暴力抵抗運動的經歷。
1961年，正是因為不同意非國大的“非暴力原則”，曼德拉與一群非國大成員自行組織了一個名為“民族之矛”的獨立軍事組織，并親自擔任主席。在當地共產黨的配合下，“民族之矛”對約翰內斯堡等地的市政廳發動武裝破壞行動。正在曼德拉準備進一步在全國開展游擊戰的時候，他不幸被警察抓獲，由此才結束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然而，在所有的媒體報道中，我們幾乎都很難找到這段關鍵的歷史。曼德拉并不是因為參與“不服從運動”這樣的非暴力抵抗而入獄，而是因為發動暴力襲擊才被判終身監禁，這是一個基本歷史事實，卻被宣傳“非暴力和解”的媒體“無意識”地掩蓋。
很顯然，通過這樣一種表述，媒體在為矛盾的解決劃定一條唯一的出路，它所憑借的就是對歷史事實的選擇和重新解讀。在這樣的報道框架下，他的人生史被有選擇地展開敘述：那個年輕的、危險的、革命家的曼德拉未曾存在，而愛好和平、反對暴力的曼德拉則永世長存!
最后，在曼德拉的故事中，媒體所強調的政治正確性是一種基于種族身份平等的承認政治。似乎南非社會的所有矛盾就集中于不同膚色的人能否消除歧視和隔閡，相互尊重，只要基于種族膚色的矛盾解決了，一個理想的社會就建成了。在忽視非洲大陸整個殖民歷史和結構性不平等問題的前提下，這樣的敘事很容易建立起來。
為了回應媒體的簡單化敘事，我們不用費力去解釋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形成的歷史和經濟背景，只要看一看當年非國大的政治綱領——《自由憲章》是怎么闡述的吧。這份1955年起草的憲章宣稱南非屬于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無論黑人抑或白人，它不僅要求所有公民都有投票權、擔任公職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而且主張對礦山、土地和銀行實行國有化。曼德拉本人撰寫的文章指出：“它的確是一份革命性文件，因為它所設計的變革，只有打破當今南非經濟和政治體制，才能夠實現”。
由此可見，當時的非白人革命者非常清楚，種族問題是表象，它無法構成一個合理的政治目標，他們的綱領是要達成一個真正平等和民主的社會，這就需要對政治經濟結構進行根本調整，對殖民體系進行根本清算。然而，冷戰后的和解，正像今天媒體宣傳的論調一樣，將南非社會的根本矛盾歸結為種族歧視，只要解決了承認問題，就等于解決了所有矛盾，幾百年的殖民和殖民的遺產就一筆勾銷。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今天關于曼德拉和南非的媒體報道框架仍然“無意識地”起到了掩蓋根本矛盾的作用。
以上所列舉的種種現象在這一整天有關曼德拉的媒體報道中絕不是個別問題，而是普遍傾向。行文至此，我自己也感受到媒體的可怕力量，這些有意無意的鬼蜮伎倆通過每一個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塑造著大眾的政治觀念，成就一種簡單而保守的輿論氛圍，讓重要的政治討論和重要的歷史事實被排除在公共視野之外。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近年來國家調動幾百億的巨額資金投入這些大型媒體機構，希望提高我國的國際傳播力和文化軟實力，在國際上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在這么大的投入下，當前中國許多媒體這種連基本的歷史認識和政治判斷都很模糊，跟著歐美主流媒體的宣傳口徑起勁呼應的狀況，是多么的令人遺憾甚至令人憤懣啊。
2013年12月6日夜
清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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