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勞動，認識農民，認識國情，認識知青
—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45周年
郝貴生
我原是1966屆高中畢業生，正準備高考時開始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響應毛主席號召，與我校29名同學一起到內蒙古哲里木盟(現改為地級通遼市)科左中旗的一個以蒙族為主的村莊插隊落戶，后回津上學，留校做教師，直至退休。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也是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號召45周年。我作為知識青年想結合自己上山下鄉的體會及對自己一生的影響談談對毛澤東上山下鄉思想的一些認識。
認識勞動
文革以前，我所就學的中學比較重視對學生勞動觀念的培養，每兩周都要到我校所屬的農場勞動一天，高二、高三期間，分別有半個月時間到天津郊區和河北省霸縣農村專門參加學農勞動。這段生活盡管時間較短，但對農村體力勞動還是有一點點感性認識。我插隊所在大隊以農為主，兼有牧業。農村幾年，我幾乎所有農活都干過，包括放牧兩個月。農村農活最大的特點是勞動強度大。任何一個知識青年都有親身體會，尤其我所在的東北農區，一塊土地面積要比關內大得多，一垅地要有幾百米遠，無論是割谷子、割高粱、刨茬子、鏟地有時半天也就半個、一個來回，強度之大可想而知。人家農民常年累月干農活，雖然也累，但早已經習以為常。對于我們這些常年讀書學習的青年學生來說，過勞動強度這一關就非常之難。一年最累的活就是夏天70天鏟地，且技術含量相對較高，每早5點就下地，10點多回家吃飯，12點又下地，直至晚8點。我讀過許多知識青年回憶錄中大多都談到了勞動之艱辛特別是農村鏟地，且真切感受到古人所說：“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感受勞動艱苦勞累的同時，我們也能感受到勞動的快樂。東北做飯和冬天取暖對柴火需求量特別大，我們集體戶僅靠隊里分的秫秸遠遠不夠，常要到離村30多里遠的沙坨子地樓柴禾。三九寒天我們全副武裝，里三層外三層，還戴著狗皮帽子，棉手套，棉皮鞋。天不亮就坐馬車出發，馬車跑起來之后，凜冽的寒風吹到臉上，還是感到從未有過的冷。我們剛開始摟頭一兩簾子柴禾時還感到冷意，但很快就消失了，后來身上又開始出汗。越是出汗，就越不能停下來……。我們一步一步地拽著耙子往前走，耙子底下的雜草一圈一圈地卷起來，自動卷到了簾子里面，當看到一簾一簾的有序并排的柴草堆得越來越多，心里特別熱乎，什么冷呀、累呀，全拋掉九霄云外去了。中午我們在這寒風刺骨的深山老林中，嚼著干硬的炒米和玉米豆，那個美呀!那個香呀!絕對超過城里人一桌豐盛的雞鴨魚肉。下午兩三點鐘，我們滿載著一大車戰利品，凱旋而歸。望著我們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換回的勞動成果，望著我們全村最高最大的柴禾垛，感到特別的開心和幸福。我們在用自己的勞動創造我們自己的生活。
我大學期間學的是政教專業，畢業之后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唯物史觀有一個最重要的觀點就是物質生產勞動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終源泉、動力，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勞動發展了人本身。幾年的農村艱辛的勞動實踐給我深刻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基本觀點提供了堅實的感性基礎。特別又通過讀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更加感受和認識到勞動觀點在唯物史觀和整個馬克思主義全部理論體系中的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類全部社會現象都可以從物質勞動觀出發加以科學的說明解釋。我大學期間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工作之后，雖然重點是哲學專業，但也經常閱讀《資本論》。讀書過程中，逐漸感覺到《資本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就是勞動論。馬克思正是在這本書里揭示了勞動本質、勞動要素、勞動二重性、勞動價值論，因此才進一步揭示了貨幣的本質、資本的本質、剩余價值的本質、資本主義的本質。正如他自己所說，他的勞動二重性原理是理解他的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樞紐。從勞動觀出發，可以解讀利益、階級、國家、戰爭、幸福、法律、社會主義等全部社會現象。
正因為我對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點有如此認識，當我在實際生活中發現偏離馬克思主義這一觀點時，就自覺運用這一觀點批判其錯誤。例如上世紀80年代，出現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孤立講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正確的，但作為一個社會提倡遵循的正確觀念，只講“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錯誤的。既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勞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源泉、動力，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就應該把尊重勞動擺在首要地位。人類任何知識首先來源于勞動實踐，又為勞動實踐服務，離開勞動，只講尊重知識，這種知識就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任何人才也首先是普通勞動者，能夠對社會做出突出貢獻的普通勞動者就是人才。離開尊重勞動、尊重勞動者只講尊重“人才”，這種“人才”就變成脫離勞動和勞動者的“人上人”，就會成為貴族階層，就不是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口號的人實際把毛澤東時代倡導的“尊重勞動、勞動關榮、勞動者偉大”的觀念徹底拋棄了，這是他們輕視勞動、鄙視勞動者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重要表現，也是造成當今青年學生脫離勞動、脫離工農、脫離艱苦的重要思想根源。正因為勞動在人類歷史和社會主義事業中的極其重要地位，1889年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上把每年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動節。1949年后的每一個五一節，我們國家從中央到地方都舉行各項形式的游行、集會等活動紀念勞動者自己的節日。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無論中央還是地方都不見任何類此紀念活動，卻把這一節日偷換為銅臭味的“黃金周”。針對這種淡化和取消勞動節本來含義的狀況，我2009年給天津《中老年時報》寫了一篇短文《應該恢復勞動節的本來含義》一文，發表在五一前的該報頭版“時評”欄目中。
錢，學名叫貨幣。它在人們現實生活中作用是極其巨大的，沒有錢，什么事也干不成，人們追求錢無可非議。但現實生活中也確實有些人特別是那些貪官因為追求錢把自己送進了監獄。這究竟是為什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人不懂得錢的奧秘、錢的本質。其實馬克思的《資本論》對其已經做了科學的回答，然而我發現無論是中學政治課教材，還是大學經濟學教材，都把馬克思的貨幣思想講歪了。一般教材都講，貨幣是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這一定義本身沒有錯誤。但貨幣既然是特殊商品，它一定也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其使用價值就是貨幣的職能即價值尺度、流通、儲藏、支付手段、世界貨幣等。一般教材大講特講貨幣的使用價值即這種特殊職能，其本身沒有錯誤，問題在于對“貨幣的價值”卻只字不提，這就錯了。其結果造成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只看到錢的使用價值，而看不到錢本身的價值的科學含義。馬克思認為，任何商品都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一個人占有貨幣，其實質是自身的作為抽象意義的勞動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它是自身勞動的凝結。因此貨幣的價值就是勞動的凝聚。占有貨幣的人用貨幣換回自己所需商品，實質是用自己的勞動換回商品。這種含義告訴我們最重要的意義是，占有貨幣的正當途徑和手段就是自身的勞動。貨幣作為一種特殊商品獨立出去之后，既可以通過勞動獲取，也可以通過搶劫、偷盜、欺騙等其它手段獲取。而只看到貨幣使用價值而看不到貨幣價值的人就竭力通過勞動之外的其它手段獲取。但其它手段獲取就不是貨幣占有者自身勞動的凝結，而是占有他人的勞動，是非正義、非道德的行為。因此貨幣本身的含義就包含了追求貨幣行為的道德評價。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的創立就是揭露了資本家利用其對資本的占有，以表面的商品的平等交換關系，購買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由此支配勞動力的整個勞動，最后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這就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由此揭示整個資本主義的非平等性、非正義性?，F實生活中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貨幣的使用價值極大，但相當多的人卻不知道貨幣的本身價值是自身勞動的凝聚。他們以為，不管白貓、黑貓，逮住貨幣就是好貓，于是利用一切自身的所有優勢資源，瘋狂地撈取金錢。這就是貪官以及一切因為錢而被送進監獄的人犯錯誤的認識論根源。如果這些人真正懂得貨幣的本質是自身勞動的凝聚，它就必須考慮如何通過自身勞動去獲取貨幣，考慮手中已有貨幣獲得的途徑、手段是否正當。人們日常生活中也有人常說，錢干凈不干凈，實際就是說錢的來路正當不正當。我們也能欣喜地看到，生活中也確實有很多人當得知自己的親屬、朋友錢的來路不干凈時，就加以痛斥、譴責、拒絕。我將自己對馬克思貨幣本質屬性的認識寫成論文在正式的學術刊物上發表。幾年農村勞動生活的深刻感受是我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認識貨幣等社會現象的極其重要的原因和基礎。
認識農民
我出身于一個普通的鐵路工人家庭，我的父親同他們那一代大多數工人一樣，因舊社會農村生活所迫來到城市，因此我的家庭與農民有天然的淵源關系，我的童年也曾有幾年生活在農村，中小學期間節假日也回去過。但我與農民的關系主要只限于血緣的親情關系。下鄉插隊的幾年近距離的與農民接觸才真正地熟悉和了解農民。
一是真實感受到農民對共產黨、毛主席，對社會主義的真摯情感，對集體事業的熱愛和奉獻精神。我所插隊的村名叫王家窩棚，因東北舊社會有些地主擁有的土地面積方圓數十里、數百里大，地主家雇工或租種地主土地的農戶要遠離村莊幾十里、上百里外的土地上耕種，因此專門形成了長工和租戶臨時的住處即窩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新的村落。因此這個村莊的村民解放前全部都是窮苦人家，解放后，分得了土地，后又逐步走上了集體化道路，衣食住行方面較比解放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村民們特別感激共產黨，感謝毛主席，擁護走社會主義道路。當時還健在的第一代村干部及一些老村民經常給我們講舊社會的苦難和解放前后村莊的巨大變化，他們發自內心感受到沒有共產黨、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他們的今天。正因為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熱愛，這些老干部、老村民一心一意撲在集體事業上。一老支部委員后擔任村里林業隊隊長，事事處處以身作則，吃住在林業隊，硬是帶領大家建成了整個哲里木地區遠近聞名的包括果園在內的規模大、收益好的成片樹林。我們外出接觸其它旗或本旗其它公社的人員時，一提起王家窩棚，都翹大拇指贊揚我們村的林業發展。其他許多村民對集體事業也是兢兢業業。我剛上大學時，老師以“難忘的一件小事”為題要求大家寫一篇作文，我就以一老村民在寒冬臘月默默為集體奉獻的一件不起眼的真實小事為素材詳細刻畫了其集體主義精神。
二是真實感受到農民的待人熱情、樸實、真誠、正直。我們初到村時，村干部和村民經常到集體戶問寒問暖，幫助我們解決各種困難。柴禾沒了，派人拉來柴禾;炕不熱了，又讓人修理煙道;需要碾米了，有人幫我們碾米;下雨了，看看我們的房子漏不漏;我們洗澡不方便，看守林業隊的郭大爺就在林業隊給我們燒大鍋大鍋的熱水。第一年需要我們自己摟柴禾時，老支書到我們集體戶，教我們做摟柴禾的耙子和柴禾簾子;鏟地、割谷子等農活我們跟不上趟時，總有一些村民主動幫我們;鏟地不合要求時，隊長和村民不是簡單指責，而是耐心指出問題所在，手把手教我們怎樣才能鏟好地。這種無微不至的關懷使我們似乎感覺不到遠離家門的陌生之感。第一年過春節時，多數知青未回城，村民們分別拉到自己家中，用他們最豐盛的蒙古族過節宴席款待我們共度佳節。我們下鄉時間不長，就與村民們建立了真摯的感情。許多村民一有時間就到我們集體戶串門，有一位與我同齡的我們小隊的車老板更是我們集體戶的?？?。就是他在我們下鄉剛到公社時，趕著馬車接我們進村的，以后凡是我們知青需外出坐馬車時，都是他自報奮勇主動為我們趕車。第一年冬天外出摟柴禾我們第一小隊知青就是與他結成固定小組，來回由他趕車完成一整個冬季摟柴禾任務的，我記得以后幾年始終沒有變過。我們知青也常常工余時間到老鄉家訪貧問苦，串門聊天。我們村也有少數幾家漢民，串門時我們了解到一位40多歲的漢族村民就是解放前從河北省撫寧縣闖關東來到這里謀生的。撫寧離天津不算太遠，能夠在這里遇到也算是半個老鄉，自然感到十分親切。我們一小隊有一舊社會苦大仇深的已60多歲的孤身老人吳大爺為人耿直，我們常常到他那里請他講村史，講新舊社會對比，也常幫他老人家打掃房間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他還耐心地教我們編各種形狀的柳條筐子。二小隊張大爺老夫婦及他有殘疾的兒子經常邀請我們到他家坐客，用酥油、炒米招待我們，到那里真跟到自己家一樣?？傊?，幾年的農村生活，無論是老一代，還是中青年人都使我們真切感受到農民的勤勞、淳樸、厚道、實在。我離開插隊村莊已40余年了，但他們的這種整體形象一直深深銘刻在我的腦海中，永遠是我敬佩和學習的人，也成為我辨別和判斷社會生活中是非、善惡、美丑和支配自己行為的極其重要的參照和標準。
選調回城后，因在大學工作，接觸最多的人群除學生之外就是知識分子。徹底否定文革后，某一重要人物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客觀地說，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注重世界觀改造，注重與工農相結合，確實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極其巨大的貢獻，他們中的相當多的人也確實成為工人階級一部分。但是提出這一觀點，主要是針對毛澤東關于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的必要性提出的。他認為社會主義時期知識分子世界觀問題已經解決了，已經不需要改造了，已經不需要再向工人、農民學習了，已經可以高居工人、農民之上了。這一思想的提出，也確實受到了相當多的知識分子的歡迎。但是這種歡迎是對過去曾經受到過工農群眾再教育的否定甚至是憎惡，是對毛澤東的怨恨。所以文革后，報刊上經常刊載一些知識分子控訴“蹲牛棚”或下鄉接受再教育的所謂“勞改”生活。久而久之，我發現周圍的一些知識分子尾巴又翹到天上去了。尤其這些年學歷至上，那些擁有碩士、博士帽子的高學歷的所謂人才、留洋歸來的所謂海歸人才，擁有眾多社會頭銜的所謂教授、博導們以高學歷為榮、以留洋為榮、以教授、博導為榮，瞧不起學歷低的人，瞧不起沒有留洋的人，瞧不起職稱低的人，更瞧不起沒有學歷、沒有留洋、沒有職稱的普普通通的工人、農民、小人物。尤其那些既有高學歷、高職稱又有權力地位的官場人物，不僅瞧不起普通的工人、農民和小人物，甚至沒有權力地位的普通知識分子他們也瞧不上。這些人利用自己既有的學術地位和政治權力更加瘋狂地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名利地位，且以自己的好惡和對自己的親疏遠近對待地位、職稱不如自己的人。正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且愈加濃厚的年代，造成相當多的普通工人、農民、小人物的子女后代也瘋狂地追求學歷、追求留洋、追求職稱、追求社會地位，反過來又繼續加重知識分子看不起工農、大人物看不起小人物的意識及其氛圍。我非常反感這種扭曲的社會現象。我認為，人們追求學歷、出國留學、追求職稱本身無可非議，關鍵是為什么追求，追求什么。毛澤東思想是要求知識分子工農化，工人農民知識化，如果人們追求學歷和職稱是為了追求自身更高的素質和能力為工農大眾服務，這種追求是正當的，而且應該鼓勵，它實際上也是毛澤東給予知識分子指明的一條光明大道。有這種觀念的人就不可能瞧不起工人、農民和小人物，且非常自覺主動地、經常地向工農和小人物學習、注重自身為什么人的世界觀的根本改造。如果我們繼續毛澤東的這一條道路，就絕對不會出現當今社會這種狀況，知識分子隊伍作為整體的自身素質、能力的提高及對社會的貢獻要比目前現狀大得多得多。而當今人們追求學歷和出國留學相當多的人只是追求個人名分和社會地位，并以此為手段從社會謀取更多的物質利益，而不是真正追求真才實學。我想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特別是生活在知識分子圈內的人都有上述真實感受。
面對著這種思潮泛濫的社會現狀，我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怎么辦?其實，幾年插隊生活對農民的熟悉和了解已經給予我最好的回答。我在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成長經歷時了解到，作為非工人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夠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和導師，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自覺深入到工人、農民的實踐斗爭中，熟悉了解他們，把自己的立場、觀點、情感徹底轉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并決心為他們的解放而斗爭。如恩格斯本人就是資本家出生，他出生時其父希望他繼承父業，成為商界的雄獅，但恩格斯徹底背叛了他的家庭，其根本原因就是青年時期在英國曼徹斯特21個月時間與英國工人階級的結合。當時幾乎所有的社會上層人物包括同情工人階級狀況的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都瞧不起普通工人，但恩格斯卻發現了工人階級最優秀最可貴的品質。恩格斯1845年把21個月時間對英國工人階級的調查研究寫出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高度謳歌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可貴品格，由此找到了社會主義實現的物質途徑和物質手段。馬克思、列寧對于這本書以極其高的評價。毛澤東作為一個當代最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這樣，他關于善于發現和高揚中國普通工人農民、普通群眾的高貴品質、精神，關于干部和知識分子向工人、農民學習，向普通小人物學習的論述比比皆是。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認識方法對我影響極大。如果說，我在農村直接感受到沒有學歷、沒有權力的社會最低層的普通農民和各種小人物的可貴、優秀的精神、品質還是一種感性認識的話，經過理論學習和對社會的更深層次的了解，我認為，其實這個極不起眼的普通小村莊的群體農民的情感、精神、品格正是我們中國絕大多數普通工人、農民品質和精神的縮影，它不僅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最優秀的品質和精神，也是當代人民群眾的本質和主流。因此我絕對不能夠與這股錯誤的社會思潮同流合污，永遠向群眾和小人物學習，永遠自覺改造世界觀，永遠為他們服務，這就是我應該選擇的道路和方向。
一、我用自己的眼光和標準認識和評價一個人，而不是單純看學歷、職稱和權力地位。在我看來，大學里某些人戴著“教授”、“博導”、“大師”的所謂桂冠，其實完全沒有真才實學。我在正式報刊上發表有關文章中說，這些人物中“頗多水貨”。他們的學歷和文化程度比一般的工人、農民都高，但人品素質卻遠比普通工農差。反之，一些有真才實學的沒有學歷或學歷較低的小人物我卻竭力頌揚之。2009年，媒體報道只有高中畢業的38歲的一三輪車工人自學成才，被復旦大學破格錄取為博士生的消息后，我就寫了一篇短文《要改變“一紙定終身”》，高度贊揚該工人的自學精神、品格和復旦大學的勇氣。該文發表在當年5月24日天津《今晚報》頭版《今晚談》欄目中。
二、把這種現象作為我研究的對象，并從理論上給予批判。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社會現象。鄙視群眾和小人物的現象也是社會科學特別是哲學研究的對象。我從對唯物史觀的研究中，進一步認識到群眾史觀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極其重要的地位，與群眾史觀對立的就是鼓吹少數英雄人物創造歷史的英雄史觀思想。我通過對中國社會現象的觀察和研究中，發現中國特色的英雄史觀思想極其嚴重，滲透到社會生活中的各個角落。鄙視工人、農民和小人物正是中國特色的英雄史觀思想的一種典型表現，它作為一種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意識其危害性極其嚴重，也是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思想不能夠為人民群眾掌握的重要的思想障礙。所以這些年，我拿出相當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理論研究，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教學與研究》、《哲學動態》等刊物上發表了十多篇有關群眾史觀理論的研究文章，不僅正面闡發其基本內容及來龍去脈，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新的認識、見解，而且批判了當今現實生活中英雄史觀的種種表現。
三、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不同社會地位的人，自覺向小人物學習。由于種種原因，每個人接觸到的社會人群其地位、學歷、職稱、收入等都有較大差別，可能有比你高的，也有比你低的，甚至差距很大。最容易出現的現象就是在地位等比你高的人面前容易有自卑情緒、順從意識，說嚴重些甚至有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的奴才意識。而在地位等比自己低的人面前趾高氣揚，自以為是，聽不得不同意見，甚至借自己某些特殊優勢壓制、打擊、報復小人物。農村幾年對普通農民的樸素的認識使我非常鄙視上述認識和行為。我認為，無論對待任何人都應該以平等的態度和方法對待之。對方地位高于自己時，要把自己當作與他人權利平等的人，正確、積極的內容要接受，而發現錯誤言論和行為也要敢于揭露和批判，即使對方權力地位極高，要有馬克思年輕時那種“臨到觸犯當權者也不退縮”的精神。反之，對于地位等比自己低的人，也要善于發現他們的長處、優點、主流，向他們學習。即使發現錯誤和缺點，也要以與人為善的態度耐心引導、幫助之。我結識全國相當多的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同志，他們大多沒有較高學歷，也不是專業理論工作者，但我發現，他們中的相當多的人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解剖當代社會問題的能力和水平比許多領導者和專業理論工作者包括我自己高許多。因此我也特別注意發現這類文章，從中汲取了更多的養料和精華。
四、自覺改造世界觀。當代各種錯誤思潮猖狂泛濫之際，我認為更應該強調知識分子世界觀改造，包括自己世界觀的改造。當前大學搞改革，制定了名目繁多的考核標準，且與獎金掛鉤。應該說其中一些內容是合理的，對調動教師積極性有一定幫助。但也有許多內容不合理。可每年考核就按照這些死條條要求教師。我就遇上一個很困惑的問題，有些考核內容及標準不合理，究竟是否按照標準去做?按標準去做，有工作量，有獎金;不按照去做，影響工作量和獎金。怎么辦?我思來思去，認為教師教學、科研的根本目的是提高自身和學生素質，那么凡是真正有利于學生素質、能力提高的事情就應該做，不利于的事情就不應該做。而許多有利于學生素質能力提高的工作考核標準沒有，做了既沒有工作量也沒有獎金。但我認為，作為一個合格教師不應該過多考慮工作量和獎金問題。所以這些年，我為學生做了大量考核內容中沒有的工作，這些工作沒有工作量，更沒有一分錢獎金。熟知的朋友都勸我不要做傻事了，但我卻持之以恒。同時我還發現，我周圍的一些知識分子受市場經濟因素的影響，把自己降低為一個小市民、商人或政客。我非常反感，我一定要堅守知識分子的底線和兩大社會職責：一是追求真理，二是引領社會風尚，且把自己的認識發表在有關報刊上。農民對我的教育和影響，是我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內在源泉、動力。
認識國情
我們這一代人中小學受的正面教育多，強調要繼承老一輩革命傳統，長大以后把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成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但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困難和艱巨性認識不足，實際是對國情認識不足。年輕時對我認識國情影響之大的經歷一是文革初期的從天津到延安的步行長征串聯。我走過太行山脈、呂梁山脈和黃土高原，兩個山區和陜北農民的貧窮狀況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二就是農村插隊。我所在的村莊與我所熟知的華北大平原、山區、高原的農村完全不同，其主要特點就是地廣人稀。關里農民常說，種地不上糞，等于瞎胡混。而這里確實不上糞，更沒有積糞的習慣，因為土地太大了。這里土地管理也差，更沒有科學種田。村里基本沒有機械化，只是有兩臺柴油機，主要用于菜園子澆水。耕種、管理、收割、打場完全是人工。村里也沒有電，有文化的人也極少，更沒有醫生，農民有一點小病也要到二十里地遠的公社衛生院看病，稍大點的病要到百里之外的旗醫院或通遼醫院，來回僅路上就需要兩整天時間。我們初到村時，確實做好了農村扎根一輩子的打算?？吹睫r村的這種落后狀況，也確實躍躍欲試，想搞科學種田，想搞農業機械化，想把我們大隊辦成大寨式的農村，想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辦成以農為主，學工、學軍、學政治的農村大學校，甚至在我們的建議下，把原村名也改名為“五七大隊”。由于主客觀多方面的原因，特別是我們的思想與實際距離較遠，這些目標遠沒有實現。只是在我們的幫助下，村里建立了赤腳醫生制度，三位知識青年任赤腳醫生。他們不脫產，利用業余時間為村民看病，還經常半夜被村民叫走。為給村里節省藥費，常常自己采集和制作中草藥。有的知青還擔任過大小隊的會計、出納、記工員、民辦教師等。我曾被公社抽調多半年幫忙工作，走訪過全公社所有村莊，也到過其它旗、縣農村搞過外調，常吃住在村民家中，看到了農村更多落后的因素，也感受到他們生活的艱辛狀態。
下鄉幾年后，開始了招生、招工選調，我有幸被大隊和集體戶推薦，作為第一批工農兵學員回到天津上學。我至今還特別感激集體戶所有知青。大學畢業留校后做教師工作。我深知，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專業上要過硬，畢業后的一些年，我拿出相當多的時間鉆研業務，一邊教學，一邊科研，并較早地解決了高級職稱。但我的時間和精力絕對沒有完全都放在單純解決個人的職稱方面。青年時受毛澤東思想的教育，農村幾年的經歷中看到和感受到的國家、民族相對落后的現象，都促使我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同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系起來。工作中一直在思考，為什么教書?為什么科研?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學校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把工作與個人的物質利益緊密結合起來。我考慮自己的獎金是沒有錯誤的，但我僅僅是為獎金、職稱、家庭而工作嗎?長征步行串聯和幾年農村生活看到的農村的真實狀況經常反復出現在我的腦海里。我所看到的社會現實雖然是個別地方，但它實際也是中國的具體國情。國家和民族的這種狀況感到我們一代人肩上的擔子非常沉重。我雖然不再直接參與農村的現代化建設，但我真正做好我的教育工作、理論研究工作，為社會提供更多有意義的精神食糧和培養更多合格意義上的人才既是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也是間接支持和幫助了農村建設。為改變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落后面貌，為社會主義事業才是我工作的最終目的。如果說，我下鄉時看到的中國國情主要是經濟的落后和農民文化素質的欠缺，而今天所看到和接觸到的國情更多的是人在現代化面前表現出來的奴性、虛偽性、內耗性、肉欲性等扭曲的人格特征。魯迅當年之所以棄醫從文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看到中國人在外國強權勢力面前表現出的麻木不仁狀態，同樣，今天相當多的中國人在社會各種惡勢力和強權面前仍然表現出這種麻木不仁狀態，甚至有過之而不及。任何社會科學本質是人的科學，是辨別和評價人的觀念、行為的是非、美丑、善惡的科學，是關于做什么樣的人的科學。既然自己已經從事專業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也就必須正視和努力改變中國人當今的這種人格特征。盡管這種改變比改變經濟更要艱巨、困難，但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意識要求自己學習無止境，研究無止境，創新無止境。因此我在職稱評定之后，始終繼續學習，繼續研究，且發表了數量更多質量更高的研究成果。退休之后，仍然筆耕不輟。
一、關注社會最低層的普通工人、農民的生存狀況。我大學的幾十年工作中，確實讀了許多書本知識，但絕對不是只讀純理論書本，我相當大的時間和精力去研究社會現實。如毛澤東所說的，讀社會這部無字的大書。我所有發表的研究成果其背后的事實根據就是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大量感性材料。小崗村作為典型樹立之后，我一直有看法：小崗村農民吃返銷糧究竟是集體所有制造成的，還是村干部的自私自利觀念造成的?土地承包可以有一時的糧食增產，但能夠搞機械化嗎?能帶來農民的共同富裕嗎?那時起我經常閱讀有關農村、農民生存狀況的有關報道。也了解到河南省南街村和江蘇省華西村依靠集體化道路取得的巨大成果，也讀過曾做過農村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2000年出版的《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2004年初，我看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陳桂棣夫婦倆寫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后含著眼淚讀完的。它不僅幫助我真實了解農村改革以來中國農民的真實生存狀況，也看到了農民自發的反抗斗爭精神。我不僅向我的學生推薦這本書，而且給學生專門做了《對<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理性思考》的學術報告。
二、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研究方法。我在研究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時，了解到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理論工作的最重要特點就是“干預生活”，用他們創立的科學理論去撞擊社會，批判現實。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講，要確立以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的研究方針。我本身就是搞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的，那么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應該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聯系實際的科學方法。但是我發現現實中理論脫離實際的現象太嚴重了。照抄照搬領導人講話和西方思想，不研究現狀，不研究客觀規律，一味地進行吹捧性研究。我不愿隨波逐流。因此多年來，我研究的重點是以我對社會生活大量社會現象的占有中分析、提煉出社會最需要的理論問題，并從中發現客觀規律性的東西。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根本功能是“改變世界”，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因此就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這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批判現實。所以在自己的理論研究工作中，圍繞社會大量現實問題，如官場腐敗、貧富差距拉大、生態環境惡化、市場經濟、道德墮落等寫了大量理論分析的文章，發表在有關理論刊物及網站上。
三、深化教育改革。我既是理論工作者，也是教育工作者。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澤東就對教育戰線的修正主義路線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文革之后，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愈演愈烈。我在幾十年的教育實踐中感受頗深。固然依靠我個人不可能根本改變這種狀況，但我絕不能推波助瀾。我作為曾經接受過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青年來到教育戰線，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努力貫徹毛主席的教育路線。所以，我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用毛澤東教育思想指導自己的教學實踐。如研究教育戰線的基本矛盾即教與學的矛盾、教學與科研的矛盾，特別是針對當今教學實踐中重教輕學的現象，我發表許多文章，闡述學生在教學實踐中的主體地位。而且我發現中國當今絕大多數學生的學習是在缺乏科學的學習理論指導的消極、被動、盲目或處在感性經驗階段的學習狀況，導致學習方面事倍功半。在校學生學習的狀況折射出整個民族包括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的學習狀況。而現有的學習理論大多是照搬中國古代思想家與現代西方學習心理學的理論。這些理論盡管有許多合理因素，但遠不能適應當代社會需要，且有許多錯誤的地方。我是搞哲學研究的，通過研究我發現，學習本身也是一個哲學問題，是認識論問題，是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因此，我從哲學角度發表了大量有關論文，對學習的本質、學習價值觀、學習主客體、學習環境、學習方法等諸方面做出許多有獨到深刻的新見解。在實踐方面對我校大學生學習狀況進行過兩次規模較大的調查研究工作，為學生開始《大學學習學》課程，組織學生對學習開展多方面的研究活動，且出版多本有關論著。
激發我這種社會責任感意識和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的重要源泉、動力之一就是我幾年的農村插隊生活對中國國情的認識。
認識知青
1939年毛澤東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就提出和闡發知識青年與工農相結合的重要思想。建國以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早在50年代就開始了，文革期間達到高潮。70年代末，隨著知識青年大返城宣告結束。但這段史事無論對于知識青年個人來說，還是對于整個共和國來說，都是一段抹不去的歷史。之后，大量有關這段歷史的書籍、文章、文藝作品公開問世，至今方興未艾。由于種種原因，對這段歷史的評價是有差別的，甚至是根本對立的。這種對立主要表現在是基本肯定還是基本否定?筆者作為知識青年的曾經一員，也就此簡要談幾點認識：
一、要站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和視野中加以認識。
客觀地講，許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遭遇的磨難和痛苦是極其嚴重的。筆者雖有磨難，但和他們甚至和同一集體戶的一些同學相比小得多得多。看到許多知識青年痛苦的回憶，確實值得同情。但是否因為個人的這種遭遇就根本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本身?唐代詩人王之煥的詩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意思是說，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我認為，看待知青運動就應該站到更高的歷史視野上加以認識。大家知道，人類經歷從無階級社會到有階級社會的歷史，有了階級對立的社會之后，腦體勞動的分工和對立越來越明顯，且逐步固定化，并形成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占統治地位的觀念。因此絕大多數主要從事物質生產勞動第一線的普通勞動者不僅處在社會的最低層受剝削、受壓迫，且還受到各種上層人物包括知識階層的極端輕視、鄙視，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和權利極其突出。盡管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各個國家的最低層群體進行了不同形式的反抗斗爭，且也提出不同的口號批判之，如中國古代農民起義時提出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均田免賦”、“均貧富”等，但不可能根本改變勞力者受治于人的現象。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揭示了歷史發展的根本源泉、動力是物質生產活動，直接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勞動者就是歷史創造者的主體。以往勞動者之所以受剝削、受壓迫、受鄙視，根本原因就是經濟上的私有制、政治上沒有權力、觀念上英雄史觀占統治地位。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歷史發展客觀規律，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研究，做出了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勝利的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正是依據這一理論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且在意識形態領域對剝削階級的私有觀念進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批判。但由于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舊社會遺留的舊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且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發生反作用，導致相當多的共產黨人腐化墮落和知識分子脫離工農大眾的嚴重傾向。因此毛澤東認為，必須根本改變這種狀況。民主革命時期如此，社會主義時期更是如此。他所發動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正是從根本上改變腦體脫離現象，改變“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觀念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戰略措施，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趨勢和前進方向。但任何變革現實的運動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且參與這項運動的人也必然要遭遇許許多多的困苦、磨難，甚至生命的犧牲。革命戰爭更為典型。大家非常熟悉的紅軍長征所經歷的艱難困苦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只是站在個人遭遇的狹隘的角度認識紅軍長征，需要控訴和揭露的客觀事實太多太多了，自然也就對紅軍長征給予全盤否定。我想長征過來的人盡管也在揭示長征途中多么艱難困苦，但他們不是站在個人遭遇的角度去批判，而是站在中國革命的立場上揭示其革命的艱巨性，是非常引以自豪的人生經歷。同理，對待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存在這樣一種立場、視野和角度。以單純個人生存和發展認識問題實質是井蛙觀天式的眼光短淺方法。我2007年曾到過新疆，目睹過千里戈壁灘的荒涼和建設兵團的巨大成就，也能夠想象到赴新疆兵團做開拓者的艱難困苦，而我們這些到農村插隊落戶的知青和他們受到的磨難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因而由衷地欽佩兵團戰士的偉大。我清楚地記得，天津市一知識青年在其主編的知青紀念文集的序言結尾中說過這樣一段話：老紅軍以萬里長征為自豪，老八路以八年抗戰為自豪，老解放以解放戰爭為自豪，志愿軍以抗美援朝為自豪，我們—知識青年以上山下鄉為自豪。我讀后特別激動，覺得這個結尾道出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知識青年的真實感受和認識。
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看主流。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是本質與現象的統一，而所有現象中有直接表現本質的現象，也有間接甚至從反面表現本質的現象，甚至有歪曲事物本質的假象;有主流現象，也有支流、枝節現象。辯證法要求認識事物要有客觀性，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要停留在現象上，不能看假象、支流、枝節。列寧在《辯證法十六要素》一文中第一條中就指出，考察的客觀性，不是實例、枝節，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创R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也是如此。但是筆者遺憾地看到，文革后大量有關上山下鄉的文章、著作、文學作品中卻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只看支流，不看主流;只看假象，不看真象。以偏蓋全，以個別否定一般的認識方法比比皆是。例如相當多的反映知青的文學作品中，大量描寫知青運動的消極面，把個別現象當作本質大肆宣揚。如《孽債》及許多電視劇中，把知識青年婚姻戀愛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及導致的后果竭力夸大，并以此為主線描繪知青及其后代的曲折人生。一是暗示知青隊伍中這種現象的普遍存在，二是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本身就是上山下鄉運動。這顯然是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歪曲和污蔑。客觀說，知青婚姻戀愛中確實存在這些問題，筆者下鄉中也略知一些。但這類現象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群體都存在，且都有其普通和特殊的原因。今天社會中“孽債”現象要比知青隊伍多得多，怎能把這種現象單純歸結為上山下鄉運動呢。我所接觸的許多知青都對這種歪曲和丑化知青的文藝作品表示極大的憤慨。梁曉聲編寫的《知青》電視劇應該說，較好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知識青年的精神面貌，但個別地方也有歪曲、夸大之嫌。如作品中作為極“左”的知青代表人物吳敏極端自私，且滿嘴革命大道理，甚至違紀導致知青住房被燒，偷他人東西，大鬧考場，給上級寫誣告信。然而卻讓這種人依靠后門上大學，而被大家推薦的其他優秀知青全沒有能夠上學，且造成一人精神失常。給人自覺不自覺的造成文革中能夠上大學的所謂“工農兵學員”似乎都是“吳敏”類型的人。這顯然是對作為“工農兵學員”主體的知青的又一歪曲和污蔑。再如，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曾發生過幾名女知青黑龍江沉船溺亡的悲劇事件，固然造成這種事故都有具體的客觀原因和有關人員的責任，但人類任何生產實踐活動中都有臆想不到的事故發生。文革后原戰友到其犧牲之地祭奠亡者，都是值得敬佩的。但筆者看到有關這個事件的回憶文章中卻把事故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上山下鄉運動本身，意思說，如果這些花季女青年不到黑龍江去，就不會有如此悲劇發生。文革期間的知青隊伍中確實出現了許多典型的代表人物，如上海知青的金訓華為搶救電線桿子而犧牲，天津知青張勇為集體羊群而被洪水沖走。他們是知青中的佼佼者和知青學習的榜樣，那個歷史時期報刊雜志做了大量有關報道。但文革后，卻有相當多的人否定他們的英雄行為，說他們為國家和集體財產犧牲得不償失，是文革期間“喪失人性”的表現。再如與金訓華一同赴黑龍江的原上海知青和戰友現黑龍江省遜克縣職工的陳健當年被金訓華事跡感染，許諾要守護金訓華一輩子。在回城風中，本有機會回到上海，但他信守自己的諾言，仍然留在黑土地上，定期到金訓華墓打掃和維護，已堅守37年。報紙、電視臺和互聯網上報道陳健的事跡，且在2006年2月9日被中央電視臺評選出2005年感動中國的十大人物之一。但其后卻在互聯網和有關媒體上出現了對陳健行為的否定。他們認為，陳健的行為不是守墓，而是掃墓;金訓華為搶救電線桿子犧牲不值得;陳健對金訓華的感恩方式不值得提倡;陳健是糊弄中國而不是感動中國等等言論。筆者曾經組織大學生圍繞這一真實人物舉辦一次別開生面的新型辯論會，要求大家運用所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立場、方法和其它知識分析、認識、討論、辯論之。絕大多數同學對陳健包括金訓華的行為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闡明倡導這種精神的現實意義。另外，有許多被選調進工廠的知青工資微薄，后又下崗，生活更加拮據。一些人也把根源歸結為上山下鄉，這顯然是主觀主義地張冠李戴。那些根本沒有上山下鄉而分到企業的老五屆大學生和復原 、轉業到企業的原復原轉退軍人工資也非常之低，難道也是上山下鄉造成的嗎?
三、從做什么人的問題角度認識這段歷史。
筆者在多篇有關文章中說，文化作為根源于經濟基礎的一種社會現象表現為知識和一定的意識形式，其本質是化人，是一個時代塑造的人的標準。不同社會倡導的文化實質是那個社會塑造和倡導的做人的標準。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有許多不同點，但其核心思想就是人本性自私論。如中國古代“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但這種自私論與封建社會倡導嚴格等級論的“權力至上”思想和“存天理，滅人欲”的禁欲主義聯系在一起，由此又一定程度掩蓋了其自私本質論的思想。資本主義社會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根本否定了封建社會的禁欲主義和不平等的社會等級觀念，直接鼓吹系統的利己主義理論，但這種理論又打著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人本性自私論實質都是打著人性論的旗號，宣揚剝削階級的自私本質。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本性自私論思想赤裸裸地表現為拜金主義思潮。這兩種文化本質上都是塑造只顧個人甚至用侵犯和犧牲他人利益實現個人利益的自私自利的人。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確立之后，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的人的素質和能力。這種人的顯著特征除過硬的專業素質、能力之外，就是過硬的人文素質即為人民服務的世界觀、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以及堅定的社會主義政治方向等。沒有這種真正的共產黨人的基本素質，已經建立的社會主義公有的經濟制度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有可能喪失掉，特別是毛澤東發現中國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種種現象和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出現，使毛澤東強烈意識到，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根本途徑就是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他認為他自己所走的道路就是與工農相結合，他對毛岸英的要求也是如此。他號召青年學生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也正是從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角度予以考慮的，而且實踐證明，這是唯一一條正確的道路。試想，一個根本不愿與最基層的人民群眾接觸，不愿意向人民群眾學習，不把自己的立足點和情感徹底轉移到人民大眾方面來，能夠為大多數人服務和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嗎?顯然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認識知青運動的極其重要的立場、視野和角度。如果站在個人的利害得失、個人的追逐名利的前途也就是從“人上人”的立場、角度，那就不可能做出客觀的正確的評價來。那些根本否定上山下鄉運動的人其立場基本上都是從后者的角度去認識。有時他們也從所謂國家、社會的角度來認識，但這種所謂國家、社會的角度也只是用他們眼中的所謂“人才”毀滅來否定知青運動。如他們認為，上山下鄉使老三屆中大批的優秀學生不能到高校深造，耽誤了整整一代人。因此他們眼中的人才標準還是那種追求個人名利地位、脫離工農大眾、脫離勞動的人上人的“人才”。這實質仍然是舊有文化而不是社會主義文化的做人標準。
近些年來，圍繞上山下鄉運動出版了大量有關文字材料，且各種形式的知青紀念活動也越來越多。人們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知青文化”。筆者同意這種稱呼。但如果只是從個人的遭遇得失、個人的前途命運的受損、用個別枝節、現象根本否定知青運動，這種研究立場和結論絕不是“知青文化”的科學含義。既然“知青運動”是毛澤東號召發動起來的，那么必須把“知青文化”放在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中，放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整體上加以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知青文化”的本質就是要求有知識的青年學生通過與工農相結合的實踐，真正成為一個有社會主義理想、信念，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的、真正為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和繼承者。
筆者高度評價毛澤東上山下鄉運動的偉大意義，并不是完全肯定文革期間上山下鄉運動的全部措施、途徑和方法。上山下鄉運動實踐過程中有許多簡單化、絕對化、形式主義的不妥的做法，在一定意義上挫傷了許多知青的積極性，也給安置知識青年的各個地方、村落帶來一些負作用。這也應該深入研究引以為戒。但是不能以此根本否定上山下鄉運動。近些年來，大批官員腐敗和知識分子越來越遠離工農大眾的現象從反面證明了知青運動的真理性。
下鄉無悔，青春無悔—這就是我對知青運動的回答，以此紀念上山下鄉45周年和毛澤東誕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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