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的中華民族復興思想

　　論毛澤東的中華民族復興思想

　　鄭大華

　　[摘要]中華民族曾創造過燦爛的古代文明，但在近代走向了沉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一定能夠再次走向復興，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中國的地大物博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個有利條件。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經歷兩個階段：第一個階級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其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第二個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其任務是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民族振興和國家富強。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要加強黨的領導和建設，這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根本保證;二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這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前提;三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實現民族復興的立足點。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和主張，對于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極其重要的啟迪和指導意義。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共十五大報告對毛澤東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歷史地位和重要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與科學評價。學術界也先后發表了一些研究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章，如張啟華的《毛澤東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楊勝群的《毛澤東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等，但這些文章主要是論述和評價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建立的豐功偉績，較少論述和評價毛澤東有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及其意義。誠然，毛澤東從來沒有使用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或“民族復興”一類的詞，但這并不能說明他對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沒有系統而深入的思考。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家，也是偉大的思想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他一生思想和實踐的出發點、歸宿點。他對于中華民族復興的思考，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重要的啟迪和指導意義。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探索民族復興道路”的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一、什么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但“中華民族”一詞則是1902年梁啟超最早使用的。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到五四運動前后，在文章或講演中使用“中華民族”的人逐漸增多起來。

　　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首次引用也是在五四運動后不久，1919年8月4日，他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寫道：“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此后，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文中，毛澤東論述了中華民族從古代輝煌走向近代沉淪，并將再次走向復興的發展歷程。他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和世界上許多民族一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創造過燦爛的古代文明。“在中華民族的開發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多彩的文化典籍”，“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有了將近四千年的文字可考的歷史”。

　　中華民族雖然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但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主權喪失，政治腐敗，經濟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產，他們過著饑寒交迫的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毛澤東認為，造成中國近代沉淪的根本原因，一是帝國主義侵略，二是封建主義統治。正是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封建主義相勾結，“把一個獨立的中國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

　　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封建主義的斗爭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必將“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再次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中華民族的前景，“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目標。因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只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世界歷史進程和發展潮流，對中華民族復興提出的時代要求”。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提出：“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1957年的最高國務會議和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開始使用“現代化”一詞，這兩次講話他都講到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社會主義建設”發表談話，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樣，原來的三個現代化就變成了四個現代化。1963年8月，毛澤東進一步明確提出：我們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所確定的“四個現代化”很快被全黨和全國人民所接受，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鄭重宣布：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便是我們后來所講的“四個現代化”的由來。

　　總之，從毛澤東的前后論述來看，他思想中的中華民族復興，并非是要恢復中國昔日的輝煌，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華民族獲得新的發展，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人類做出新的重大的貢獻。

　　毛澤東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充滿信心。因為在他看來，除了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外，還有以下一些有利條件：第一，“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民族……在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歷史中，產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領袖”。 “這樣一個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和優秀的歷史遺產的民族”，既然能創造出燦爛的古代文明，當然也能夠從近代的沉淪中站立起來，實現偉大復興。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4]第二，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是世界上最大國家之一，它的領土和整個歐洲的面積差不多相等。在這個廣大的領土之上，有廣大的肥田沃地，給我們以衣食之源;有縱橫全國的大小山脈，給我們生長了廣大的森林，貯藏了豐富的礦產;有很多的江河湖澤，給我們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長的海岸線，給我們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中國燦爛的古代文明就是在這樣得天獨厚的環境中產生的，也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第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通過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而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是“解放生產力”。因此，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從而使中國能夠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毛澤東還曾指出，中國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這些有利的因素外，中國還“搞了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

　　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毛澤東認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經歷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的任務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后一階段的任務是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實現民族振興和國家富強。而這兩大任務是由中國革命的性質決定的。早在1928年11月，毛澤東就指出：“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系，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10年后，毛澤東形象地把中國革命或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這兩個階段稱之為“文章”的上、下篇，“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一道，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這是文章的上篇，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一篇文章，而且一定要做好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還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篇文章，我們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種可能性是會要變為現實性的。不過，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沒有法子著手做的。”也就是說，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現民族振興和國家富強的基礎或前提，只有上篇文章做好了，任務完成了，才有可能繼續做下篇的文章，完成第二階段的任務。不久，毛澤東再次強調：由于中國近代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革命或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第一個階段的任務圓滿完成，毛澤東為之做出了巨大貢獻。鄧小平說，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第二個階段的任務上。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對當時中國的落后狀況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1954年10月18日，他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國是一個龐然大國，但工業不如荷蘭、比利時，汽車制造不如丹麥。有一句俗話，叫做‘夾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為什么還不能翹尾巴呢?道理很簡單，我們現在坦克、汽車、大口徑的大炮、拖拉機都不能造，還是把尾巴夾起的好。” 1955年10月29日，他再次強調：“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吹起來牛皮很大，歷史有幾千年，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是一年才生產二百幾十萬噸鋼，現在才開始造汽車，產量還很少，實在不像樣子。”20世紀60年代，他在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還是認為中國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為生產力水平低。什么是生產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機器。工業、農業都要機械化，工業、農業要同時發展。所謂‘白’，就是文盲還沒有完全消滅，不但是識字的問題，還有提高科學水平的問題。”

　　“落后就要挨打”，這是毛澤東對近代以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得出的結論。正是基于這一總結，毛澤東對盡快改變中國的落后狀況有一種緊迫感。他曾經寫道：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戰爭，由于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現在，我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

　　毛澤東還提出了“超英趕美”的思想，即中國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毛澤東最早提出“超英趕美”是在1955年。開始時，他認為中國要“超英趕美”至少要五六十年，“也許七十五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但到了1957年后，受赫魯曉夫提出的蘇聯要在15年內超過美國以及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實施的影響，毛澤東大大縮減了“超英趕美”的時間。1957年11月18日，他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后，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后我們也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1958年4月，他又將趕超英國的時間從15年提前為10年，認為“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說‘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同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李富春提出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毛澤東在批語中改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6月21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又一次將趕超時間提前，他說：“我們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顯然這是一種急于求成、脫離實際的主觀空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所開展的“大躍進”運動，不可避免地給社會主義建設帶來了巨大挫折。因此，“大躍進”運動后，毛澤東開始反思急于求成、脫離實際的“超英趕美”的經驗教訓，又重新回到了他以前對中國“超英趕美”需要五六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估計上來。1961年5月27日，他在同來華訪問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的談話中表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在你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了好幾百年。十六世紀不算，那還是在中世紀。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

　　1963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在審閱《關于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便第一次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構想，即“在三年過渡階段之后，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根據毛澤東的上述思想，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將“兩步走”進一步表述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

　　關于毛澤東的“超英趕美”思想及其實踐，學術界有不同的認識和評價，但就主觀愿望而言，毛澤東是想通過“超英趕美”這種跨越式的發展，使中國盡快改變“一窮二白”的落后狀況，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三、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毛澤東認為，要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應該做好以下幾方面的主要工作：

　　(一)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這是實現民族復興的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中流砥柱和領導核心，這是毛澤東關于黨的領導地位的精辟概括。因此，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加強黨的領導。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提出了加強黨對軍隊和革命的領導問題。在此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都十分重視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工作。他曾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更加清醒地認識到，黨的領導是能否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1954年9月15日，他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1957年5月25日，他在接見共青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時又告訴全國青年：“中國共產黨是全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為了加強黨的領導，他與各種企圖削弱甚至否定黨的領導的錯誤思想和言行進行了堅決斗爭。

　　要加強黨的領導，就必須搞好黨的建設，保持黨的肌體健康，從而使黨能夠擔負起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神圣使命。因此，為清除黨內存在的一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和作風，繼延安整風運動之后，他又先后發動和領導過一系列整風運動。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指出：“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整風，現在要整風，將來還要整風，要不斷地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18日，他又強調：“整風是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一種方法，也是解決黨同人民之間的矛盾的一種方法。這次整風，就是整頓三風，整頓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要經過整風，把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傳統好好發揚起來”。毛澤東特別重視黨風和黨紀建設，他反復告誡廣大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他尤其對少數黨員干部以權謀私、貪污腐敗、跑官要官、享樂主義等行為深惡痛絕，一旦發現則嚴懲不貸，決不姑息。

　　(二)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這是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前提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因此，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毛澤東諄諄告誡共產黨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壓不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他要求共產黨員去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因此，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該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

　　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后，毛澤東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放在了更為重要的地位。他要求廣大干部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樹立起正確的權力觀，要充分認識到我們的權力“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因而要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要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辦事，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他把“黨群關系”比之為“魚水關系”，黨群關系的好壞，事關黨的存亡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命運，“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他指出，從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必然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困難，但只要我們相信和依靠群眾，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而要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要向他們說明情況，向他們交心，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否則，“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為了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聯系，傾聽他們的要求和呼聲，他還要求黨的領導干部重視人民群眾的來信和來訪。1951年5月16日，毛澤東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和縣人民政府以上各級政府的黨組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的黨組發文，要求他們“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

　　(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實現民族復興的立足點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巨大精神支柱和推動力量，也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光榮傳統。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不僅第一次使用了“自力更生”的概念，認為中華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而且在總結紅軍取得長征勝利的經驗時，謳歌了紅軍艱苦奮斗、“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精神。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克服因日寇“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封鎖造成的解放區財政經濟的極度困難，毛澤東發出“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號召，領導解放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取得勝利。抗日戰爭勝利前夜，毛澤東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強調我們的方針應“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1949年3月5日，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諄諄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進一步認識到，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立足點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它關系到民心的向背以及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會上他講了一個故事：1949年有一位部隊領導在會上提出要給軍隊加薪，說當時資本家吃飯是五個碗，而解放軍吃飯只有鹽水加一點酸菜，參會的人很多都同意，但毛澤東認為“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他告訴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們，盡管我們現在的條件比以前好多了，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作風不能丟，“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不久，他專門以《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為題發表重要講話，提出我們只有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才能密切聯系群眾，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毛澤東還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思想與勤儉節約、勤儉建國的方針結合起來。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既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大國，又是一個經濟落后的窮國，要解決這一矛盾，“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主張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但并不反對外援，不反對引進和學習外國先進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他的基本主張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為援為輔”，“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因此，那種認為毛澤東反對對外開放、反對向西方學習的觀點并不符合歷史事實。

　　毛澤東關于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論述回答了什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以及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一系列民族復興的重大理論問題，尤其是他關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必須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必須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等思想，對于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重要的啟迪和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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