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實現農民的中國夢，需要根本上瓦解流行的轉型接軌邪教對于市場化和專業化的迷信，必須實現干部群眾化和服務內部化?；氐焦伯a黨那個老掉牙的口號“為人民服務”上來，這意味著發揮組織潛力需要超越有優勢群體的私利最大化邏輯，要引入新的觀念來塑造新人。
我所說的農民，是特指那些必須依靠種糧食作物為生的農民，在所有的農民中間，這部分農民的數量最大，他們的問題才是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三農問題”。對于種糧食的農民來說，如何在既有的人均耕地水平基礎上，盡可能地引入現代技術改善生產條件，改善生存條件，才是思考三農問題的切實出發點。
也就是說，在不可能大幅度增加農民人均資源水平的情況下，如何最大限度地用現代技術改善農民的生產和生存條件，這才是真正解決三農問題的可行道路。假如我們有了農民在低收入水平上的現代化經驗，那么，我們就有了解決一切人群現代化問題的方案。
一、充分利用農業資源的潛力
2011年年初去饒陽五公村調查，李書記告訴我說：現在農業最大的問題是農業成了農民的副業。農民不把種糧食作物主業，帶來的問題是：缺乏持續的投入和積累，農民既不愿意投入足夠的時間精力去學習新的技術，也不愿意投入足夠的資金去引入機械技術，結果導致投入農業的人力物力出現長期的下降趨勢，導致農業的持續退化。從經濟學理論上講，農民的這種選擇是符合比較利益低下的現實的。
在老田的老家那個灣子，全村人口260人左右，人均水田一畝多，還有幾分旱地，這種人均耕地資源的水平，在全國農村中間應該算是中等，在種糧食的農民群體中間，人均資源水平也算是有代表性的。假如能夠充分利用耕地資源，有一個集體組織作為依靠，肯定可以實現：最繁重的勞動(例如挑、馱)由機械替代，耕作全村300畝左右的水田和旱地，所需的機械投入應該不超過8萬元;這樣，全村耕地充分利用，且考慮年輕人全部外出打工，只有50人左右的半勞力務農，年人均工作日也不會超過60天。
同時，假如全村能夠充分利用秸稈資源養牛和羊，然后糞便沼氣還田，在不減少土地肥力和單產的情況下，可以節省化肥支出3-5萬元，同時，按照粗放養殖千分之五的較低轉化率計算，還應該能夠為全村人口提供年人均20-30斤肉食。此外，全村還有50畝左右的丘陵地可以用于種水果，年人均水果消費量應該超過100斤。
如果一個農民職業，每年需要出工的日數少于80天，最繁重的勞動多數由機械完成;而且還有肉吃、有水果吃(都是絕對無公害的綠色食品)，生老病死無憂，也就是說，經濟上雖然錢不多但是足以應付各種生活需要;再考慮到鄉村在交通、水電和通信事業等方面已經大大地拉近了與城市的差距，說不定有些城市里的小資也會愿意下鄉的。
二、新技術所需要的人力資本積累
滋根基金會在貴州雷山等地的試驗中間，發現沼氣事業是“一分建九分管”，也就是說，沼氣的建設費用不大，問題在于維護力量要“易得”，如果沒有村子里頭的“土技術員”的服務支撐，很可能一次小故障就導致永久停用。其實，引入機械耕作的問題也是一樣的，如果村子里沒有學技術的年輕人，任何一次小故障都會導致昂貴機械的廢棄。所以，引入新技術的門檻問題是：必須實現人員的技術培訓，使得那些大概率的小故障，能夠得到迅速排除，這樣，才能夠把使用新技術的效費比，保持在農民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
也就是說，引入新的技術，需要村子里有青年人成為“專業化”的技術員，留在家鄉服務農業，村子里需要那種與新技術相關的“特殊人力資本積累”。按照蔣高明教授在山東老家的經驗觀察，一個年輕人如果在家鄉能夠掙到20000元一年，他就不會選擇拋妻別子外出打工。而按照賀雪峰教授的估計，一畝地如果每年種兩季，凈收入就可以達到1000元左右。結合這兩個估計，要留住一個有學習能力的年輕人，就需要讓他獨占20畝地的年凈收入。
當然，由于外出打工機會的存在，學有技術的年輕人可能會流動出村，這會導致“特殊人力資本積累”的流失，從長遠看，這意味著需要多個年輕人之間的相互替代，倍增了積累人力資本的初始投入，這種加大的投入意味著保持“遷徙權”的經濟代價?？傮w上看，如果一個村子有三五個年輕人都學會了技術，就大體上能夠保證多數村莊在多數時候不會缺乏“特殊人力資本”了，這個代價雖然大，也還是鄉村社會以本地資源經營效果支付得起的。
就老田的經驗進行估計，在種糧食的地區引入機械，建設秸稈利用和沼氣還田的設施，大體上可以把務農的半勞力(許多在家務農的都是中老年人或者婦女，所以算是半勞力)的年收入水平提升到10000元左右。所需要的物力資本投入，畝均500-600元左右，應該不超過農民的承受水平，關鍵問題反而是“人力資本”的投入問題：要找到愿意在老家務農同時有新技術學習能力的年輕人，這個人還要有較好的服務精神才行。如果青年人學了技術之后又不安心在家服務的話，就相當于學習成本的一次浪費。毛時代赤腳醫生和民辦教師等“專業人士”的年收入，除了記一份工分之外還有每月6元左右的津貼，相當于高出普通農業勞動力50%左右，今天讓掌握技術的年輕人拿到20000元一年，也只是高出務農半勞力的一倍，應該也是可以接受的?，F實的障礙反而是如何以足夠低的成本，去培訓那些有學習能力的年輕人，讓他們能夠掌握并運用新技術。今天的網絡為低成本普及技術提供了條件，機械生產廠家也能夠通過售后服務承擔一部分培訓和技術咨詢功能，但是，考慮中國產糧區的巨大，這兩者還遠遠不夠，仍然需要政府和學校的技術培訓力量，也實現低成本“下鄉”。
也就是說，在糧食種植業中間引入新技術，物力資本投入的問題不大，也容易解決，反而是人力資本投入的問題比較大，解決的難度大一些，有可能帶來不確定性和風險。
三、集體組織歷史時期曾經有過的經驗和教訓
如果能夠恢復大隊級別的集體組織，小學就可以完全免費，還可以通過赤腳醫生制度去實現毛時代曾經實現過的常見病、多發病免費治療，而且今天民眾的平均文化素質遠高于毛時代，赤腳醫生的培訓可以更充分更完善，合作醫療能夠在更高的水平上得以恢復，考慮到計算機網絡的低成本，完全可以實現村莊醫療室與武漢等大城市醫療機構的遠程對接，幫助對疑難雜癥的診斷，借以實現服務于農民的低成本的較高水平醫療保障。如果能夠恢復人民公社級別的集體組織，那么毛時代的“人民公社八大員”那樣的低成本技術支撐體系，仍然能夠有效地服務于全部生產單位。
今天難于實現教育和醫療服務，低成本地覆蓋全體國民，這不是出于資源的硬性制約，而是緣于制度的軟性制約。
在1970年代，華國鋒主政時期曾經提出要在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這里面包含了很多領導人個人的私心雜念在里頭。華國鋒等人需要在“通過繼承毛主席遺志”的政治表演中間，部分地抵消民眾對他用政變手段抓江青的質疑。這個摻雜著私心雜念的強行推動機械化的政策，在多個方面缺乏配套，結果并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首先是鄉村社會中間缺乏最低限度的人力資本積累，機械下鄉之后“玩不轉”，結果即使是很小的故障也導致機械的大罷工，而且，當時國家的工業化水平過低，維修機械的基本技術手段都遠離鄉村，這使得維修難題更進一步被放大到難于接受的地步了。
與此相反，毛遠新在1974年創造的“朝陽農學院經驗”就沒有這些私心雜念的問題，在文革的輿論氛圍中間，朝陽農學院很多老教授中間也有一些人愿意放棄城市優渥的生活條件，下鄉去農村與農民一起面對生產中間的常見技術問題，總結經驗以尋找低成本教學方案。按照毛遠新的原初設想，是要通過朝陽農學院經驗，實現農學院辦學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把高校中間高端的人力資本積累與農村最迫切的技術需要之間的鴻溝打通，通過5-10年的努力為每個農業大隊培養出一個“社來社去”的技術員來。毛遠新的這個改革，尤其為當時的教育部長周榮鑫所竭力反對，周榮鑫和張愛萍、胡耀邦、萬里一起組成鄧小平1975年“翻案風時期”的“四大金剛”。只有張春橋給了一點微薄的道義支持，張春橋也是個書呆子，不知道怎么著手解決問題，而是去找周榮鑫辯論，說“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也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過了三十多年的實踐檢驗，讀完大學貴族式教育的那群人中間，很多人不僅沒有沒有成為剝削者分享剩余價值成為精神貴族，倒是一多半成了“蟻族”蝸居在城市的邊緣，但是，農民生活和農業生產得不到新技術的支持則依然如故。
毛遠新的設想，確實切中了農業技術問題的要害，也吻合了千百年來農業沒有走出依靠經驗積累的低速技術進步困境，有可能加快農業的技術化進程。但是，與赤腳醫生能夠快速成功不同，農學院的教授們還沒有積累起醫生那樣多的常見病知識，無法把教學過程壓縮到短期內完成，也就無法實現短期內大批量培訓出大批赤腳醫生那種農村急需的技術人員，不過，教授已經愿意下鄉去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這個過程還剛剛開始教授們還沒有總結出足夠的經驗支持短期大批量培訓，就到了1976年的十月政變，毛遠新被“保護審查”起來，這個試驗就結束了。此后，就是農學院回城和教授們回到老一套的教學方式，如何滿足農民最迫切的技術需要就再也沒有人提起了，更不要說為此需要去對高校教育作出傷筋動骨的變革了。就這樣，全國農民曾經差一點就得到了赤腳醫生那樣的土技術員，全面服務于他們的糧食種植業和牲畜養殖業，毛老人家去世之后這一切就再也指望不上了。
在毛時代晚期，對于農業所需要的、低成本的人力資本積累路徑，在文革晚期才提出目標開始探索，這恐怕不是偶然的，高等教育貴族化的趨勢是東西方一貫的，美國有學者就指出大學是白領階層的生產線，所謂“社來社去”則意味著根本取消高校作為白領生產線的服務方向，如果沒有文革那種根本無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的輿論氣氛，肯定提不出來根本變革高等教育這種典型“捅馬蜂窩”問題。鑒于中國農業地域的巨大和農民人口的數量規模，如果沒有低成本方案，實際上就不可能實現快速普及，而朝陽農學院經驗則是人類歷史上僅有的一次低成本培訓方案的探索實踐，遺憾的是，剛剛開了頭就結了尾，如果毛老人家能夠繼續活十年，情況就肯定不一樣了。
看起來，農村問題的解決方案，仍然需要回到毛老人家批評“城市老爺衛生部”所講的那三條：土醫生雖然本事不大但是農民“養得起、用得起、留得住”，沒有后面這三條，農村的人力資本積累問題就解決不了。“用得起和留得住”意味著與技術改進相關的人力資本積累，是可以內在于農村社會的有機結構，只有低成本才可以在農村這樣的窮困地區實現積累的內在化，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而毛遠新創造的朝陽農學院經驗，則意味著需要高端的人力資本放下身段幫助農民實現“第一次推動”，沒有這個第一次推動的能量，內在化的技術積累就缺乏初始的啟動力量。牛頓認為地球是在獲得了初速度之后，就可以通過與太陽的萬有引力聯系實現自轉，但是，初速度則需要上帝之手的第一次推動才能夠獲得;所以第一次推動是無比重要的，赤腳醫生制度如果沒有大醫院的醫生下農村去教他們怎么治療常見病多發病，也是沒有辦法開始運轉的，遺憾的是，朝陽農學院經驗還沒有深入到完成“第一次推動”的歷史任務，就早早地結束了。
同樣在1970年代，根據老田的記憶，農民對于集體組織的感受中間，最為負面的評價就是管理比較僵化。總的而言，當時剩余勞動力已經非常多，而且1950年代晚期開始的大水利工程基本上都已經完成，而完成生產隊里頭種植業的活路，即便是按照最精細的田間管理程序，也只消耗得了全部勞動力總勞動日數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生產隊管理中間還仍然要求一年三百多天要下地干活，一窩蜂和磨洋工，其實是剩余勞動力過多情況下的必然表現。這也是農民最為不滿的地方，分田到戶之后，農民立馬得到的收益倒不是增產，而是因為“去掉了管理環節”而得到了大量空閑時間。
不過，在毛時代的中國農村中間，各種各樣的“非主流管理模式”都有實踐，河北晉縣周家莊公社的模式，就很好地結合了“大集體和小自由”兩個目標。這個公社的領頭人雷金河在抗戰期間曾經擔任過八路軍的游擊隊長，他就是從自己微薄的管理經驗中間設計出一條完全不同于“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主流管理模式。這個公社有六個生產大隊，大隊地下沒有生產小隊這個管理環節，在管理上直接由大隊對農戶，每個農戶按照自己家庭的勞動力和人口數量，向大隊申報愿意承擔的田間管理面積，確定下來之后，大隊只要求在某個季節之前按照規定的質量水平完成某項作業任務，完成之后由大隊干部和社員代表一起評價完成任務的質量和數量，記下工分，據以進行年終核算。這一套管理制度，完全甩開了隊長進行每日活路安排，社員也不需要按照規定時間出工收工，而且只需要保證在特定時間段按質按量完成作業任務即可。這個管理制度不僅農民感覺到很自由，而且對于干部的管理事務也大大地簡化了，大隊干部基本上只是起一個“質量檢驗員”(這個職責一般是一年要履行好幾次)和“任務發包員”(這個職責是每年一次或者幾年才一次)的作用，任務質量評定還可以方便地引入社員代表的民主評議，最小化干部私人偏好對作業評定的影響。周家莊的管理模式，在領頭人設計出來之后至今已經執行了六十余年，穿越了傳統的手工勞動和今天的高度機械化作業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執行的效果都很好。
周家莊所實行的管理模式，非常靈活，容許每年度甚至是每個作物季度進行承包面積的調整，在當前農村許多青年人外出打工的情況下，尤為切要。一個青年人如果今年選擇外出打工，他所承包的面積可以交回大隊方便地轉給別人，反過來，一個打工人員回村之后，如果他需要的話，可以方便向大隊申報需要的承包地面積，由大隊居間協調之后發包給他。對一個村子而言，既可以實現耕地的充分利用，同時又不排斥打工人員的承包權。在引入機械耕作的情況下，最繁重的體力勞動不再由人承擔，其他的活計只需要不足十分之一的勞動力人口就能夠很好完成，鄉村所擁有的耕地就能夠得到充分而高效的利用。當然，這種勞動力進出農業的靈活性，是與鄉村中間仍然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緊密相關的。就中國農村而言，外出打工人員數量雖多，留在鄉村的勞動力和半勞力數量及其能夠提供的勞動日數量，仍然是足夠完成全部活計的數倍，也就是說，在種好全部耕地的同時，鄉村仍然能夠遷出一半以上的勞動力。勞動力能夠自由地進出老家的農業，不僅能夠實現勞動力流出的機會成本最小化(譬如土地棄耕的損失)，而且能夠實現政治上的保險功能：一個打工人員不會因為在城市失業而喪失生存機會，這就中斷了失業數量增加與政治壓力上升的因果鏈條。
四、轉型接軌邪教的觀念障礙是最大的障礙
至少到目前為止，在種糧食的農村地區，還沒有產生“利益固化的藩籬”，也就是說，還沒有特殊的利益集團介入。按照賀雪峰教授的估計，由于種糧大戶的投入收益比，低于“中農”和普通農戶，一些典型案例甚至顯示出大資本的糧食種植業是虧損的。這意味著理性的資本家還不會選擇去種糧食，同時也就意味著不存在服務于資本介入糧食種植業的政治力量和輿論力量，所以，組織農民的障礙不是外部的資本和政治，而是內在于農村社會本身。
雖然目前沒有利益集團希望占據糧食種植業的地盤，也沒有對應的政治力量和輿論力量配合，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農民的高強度合作不會遭遇到主流官學兩界的反對。因為，農民的緊密合作需要突破“服務市場化”和“政府專業化”的固有觀念，意味著從根本上顛覆轉型接軌年代的兩大基礎性理念，實現干部和專業人員的群眾化，這恰好是毛時代竭力推行而鄧時代竭力廢棄的內容，這是根本對立的觀念沖突。雖然農民的合作沒有觸犯“既得利益”，但是從根本上挑戰了“固有觀念”，這也是必然要受到主流官學兩界激烈反對的。
“有權有勢”的人群，從根本上反對農民的緊密合作，這是三農問題找不到出路的關鍵。回顧二千年的小農經濟的歷史，可以看到：在鄉村中間那些有錢有影響力的人群(地主、富農、高利貸者)是反對合作的，因為農民的緊密合作意味著他們無法依仗自身的優勢牟利，甚至合作就導致優勢群體的優勢貶值。因此，即使不考慮農民自身較低的自組織能力，僅僅是鄉村社會優勢人群的強大反對力量，就足以導致二千年來鄉村社會難于合作。
今天與傳統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鄉村社會已經沒有了那個依仗自身優勢進行牟利的群體，也沒有了與這個既得利益群體相關的內在反對力量，今天不利于農民實現緊密合作的原因，除了農民的自組織能力不足和人力資本積累上的成本和風險障礙之外，最大的反對力量將來自于官學兩界基于“理念對立”從外部施加的反對力量。
由于轉型接軌邪教在社會社會的彌漫，沒有人能夠外在于這個邪教的塑造，這就導致鄉村社會合作中間一個特別巨大的“道德風險”：假如合作組織的領導人不關注集體利益轉而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就會從根本上摧毀合作的一切根基。一些有多年農村調查經驗的人士都提到：在今天的中國，如果再次實現毛時代那樣的緊密合作的話，一些有勢力支持的干部恐怕要比奴隸主還要壞。僅僅這一條，就使得緊密合作的前途變得不可預測了。在一定程度上，難于解決的合作組織的干部問題，實際上是轉型接軌邪教開始全面塑造社會成員的實踐后果。
要實現農民的中國夢，需要根本上瓦解流行的轉型接軌邪教對于市場化和專業化的迷信，必須實現干部群眾化和服務內部化?；氐焦伯a黨那個老掉牙的口號“為人民服務”上來，這個口號意味著兩個不許：不許干部利用權力和優勢地位謀取私利和魚肉群眾，不許醫生教師技術員等專業人士依仗優勢地位最大化自己的私人利益，而是容許他們按照分工的原則獲得稍微優厚的待遇，同時要以服務群眾的精神來主動履行自己的職責。也就是說，為人民服務恰好是站在轉型接軌邪教的對立面上，這意味著發揮組織潛力需要超越有優勢群體的私利最大化邏輯，要引入新的觀念來塑造新人。一位安徽小崗村的黨員宣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意味著要利用優勢地位最大化私利，假如這個邪教教義永遠得不到超越的話，顯然，農民的中國夢問題就永遠是白日夢，就像是小崗村得到那么多外部資源輸入依然無法致富的現實經驗所昭示的一樣。解決農民的中國夢，不需要拋棄“為己”，也可以容許有優勢的群體拿得多一些，但必須要超越優勢群體的私利最大化邏輯，重建有優勢群體的服務精神。
假如農民這樣一個占有人均資源最少的群體，都能夠獲得可以接受的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改進，通過組織的作用，在現有的人均資源水平上最大化了現代技術對其人生的幫助，那么，實現其他各個社會群體的現代化和中國夢，就當然更不是問題了。看起來，農民的中國夢問題乃是一場“最后的斗爭”，只要我們創造了農民在低收入水平上的現代化經驗，再把相關經驗應用到城市和工業中間去就肯定能夠取得所有人的共同進步，贏得了這場斗爭就贏得了一切。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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