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也是偉大的哲學家。“作為哲學家和戰略家的毛澤東能夠在研究經濟問題、制定經濟政策，在各個歷史時期指導經濟建設時，始終從哲學和戰略的高度來把握問題”[①]。盡管毛所代表的黨中央在經濟決策中犯過一些錯誤，社會主義建設由此出現一些波折，但是他們對國家崛起民族復興所做的探索，無論是成功經驗，還是失敗教訓，都是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寶貴財富。以2008年國際金融大危機以及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志，中國改革開放可以說已度過“摸著石頭過河”的試水期，而應步入新的歷史階段。方向決定成敗，細節影響好壞。今天，倘若不帶離奇的偏見，毛澤東經濟哲學思想尤其是有關唯物史觀對于中國的對外開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唯物辯證法認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動力。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又具有反作用。在生產關系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又具有反作用。隨著人類認知水平的不斷提高，適應與改造自然與社會的能力不斷增強，生產力也就不斷向前進步。不斷進步的生產力有了一定的發展后，落后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阻礙會越來越大，由此會引發生產關系的大調整或大變革，為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掃清障礙。“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確立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②]
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可以通過主動變革上層建筑與生產關系，以適應、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③]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一切社會體制都不會例外。
舊中國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嚴重阻礙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使中國始終處于落后挨打的處境。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終結了束縛中國生產力發展的落后的上層建筑。“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束縛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不破壞它們，中國就不能發展和進步，中國就有滅亡的危險”[④]。而后又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以公有制(國有經濟與集體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基礎，如此改變、革新了整個新中國的生產關系，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了障礙。
二、發展生產力，獨立自主地干工業、農業、技術和文化革命
但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真的是十分薄弱，可謂一窮二白。“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⑤]。舊中國的實際情形要比這“一窮二白”近似文學語言的描述要嚴重得多。“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后，許多畢業生無就業之望”[⑥]。作為中國社會主體的農民，饑寒交迫，糠菜半年糧，穿的是破衣爛裳，住的是土屋草房。
為了改變這“一窮二白”的面貌，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大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是，變革上層建筑，調整生產關系，只是生產力發展的必要條件。必須依照生產力發展的自身規律，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是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⑦]人才、知識分子是科學技術及其進步的主要載體。“搞技術革命，沒有科技人員不行，不能單靠我們這些大老粗。這一點要認識清楚，要向全體黨員進行深入地教育;中國要培養大批知識分子，要有計劃地在科學技術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先接近，后超過，把中國建設好”。[⑧]
工業化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關鍵，是強國富民的根本措施。“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負我們的落后”[⑨]。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勝利之時，毛澤東就提出建設新中國的主要任務就是實現工業化。“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⑩]
搞經濟建設，是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還是依賴外國，崇洋媚外，這是兩條根本對立的路線。象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革命和建設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到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要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11]
事實不可否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建立了獨立而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國制造從針頭線腦，到汽車坦克，再到飛機導彈近乎無所不能。中國從一個破敗落后任人欺負的農業國，變成了令美蘇霸權都不可小視的正在成長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在國際上真正實現了由“棋子”到“旗手”的飛躍。
但是，在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過程，由于沒有處理好四者的辯證關系，同時也是“超英趕美”、“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急于求成，中國經濟社會建設、民主法治建設出現了波折，不斷調整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中“一大二公”，上層建筑中的“以階級為綱”、“高度集權”)制約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勞動生產率(包括工業與農業)出現停滯不前的趨勢。因此，有必要通過和平方式將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部分，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部分進行調整，這就是始于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
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決定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同時著重指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我國建國三十五年來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已經初步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必須指出，這種優越性還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其所以如此，除了歷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經濟方面來說，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經濟體制上形成了一種同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適應的僵化的模式。”“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12]
三、對外開放，引進外資，引進帝國主義生產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共產黨黨章文件中都赫然寫著“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其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一基本矛盾，就必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指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13]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使相對落后的生產力與先進的生產關系相適應。
改革開放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重要途徑，改革——主要是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開放——主要是引進國外尤其是西方的先進生產力。
鑒于西方發達國家在眾多物質文化領域的生產力比中國先進、發達，因此要創造條件，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力。所謂生產力，是人類適應與改造自然的能力。西方先進的生產力主要表現在科學技術、勞動者技能、企業家管理等方面，中國的對外開放應當象當初歐洲大陸的法國、德國那樣引進領先者英國的技工、設備，抑或象后來的東亞日本、韓國那樣購買西方專利、設備，消化吸收，推陳出新。
然而，多年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在某種力量的引導或誘導下，悄然發生了實質性改變，即從努力引進西方的先進生產力——科學技術、勞動者技能、企業家管理等，轉向了積極引進外資——不是西方資金(一類生產要素)而是西方資本——直接投資(FDI)。然而，資本不是生產力，“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14]
實際上，來自西方的跨國公司的資本是一種國際壟斷資本，反映的是西方壟斷資本家階級對國際大眾的剝削、掠奪與壓迫關系。中國引進外國資本，實際引進的是總體落后的資本主義而且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生產關系，以之改造總體先進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用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來改造自己的社會主義、愛國主義。如此，不斷侵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不斷削弱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這種改造正由量變引起質變，即從“利用外資”到“被外資利用”，從“解放發展生產力”到“改造生產關系”，從要求“調整經濟基礎”到要求“變革上層建筑”的轉變。近年來，資本尤其是國際壟斷資本的代言人(表現為一些新自由主義專家學者、政府內的一些高級財經官員、一些與西方資本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公知大V等)在上層建筑上，要求實現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憲政，要求多黨制，要求軍隊國家化;在經濟基礎上，要求取消公有制(國有企業、土地集體所有制)，全面實現私有制，并將一切經濟乃至社會領域向跨國資本開放，便于跨國資本對中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的控制與操縱。
“解放發展生產力”、“利用外資”一開始是有范圍的、有控制的、適度的，即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與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原則，堅持國際資本與民族資本只能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堅持獨立自主、以我為主的經濟開放原則。
但是，隨著對外開放的持續與深入，在中國很快就出現了囊括部分政治、社會與知識精英在內的買辦階級，這個買辦階級得到外資的充分陽光雨露以及國內某些政治權力的庇護，迅速成長壯大，成為一個極有勢力與能量的利益共同體。這個日趨強大的階級是維系中國對西方片面、不對稱開放——積極推進自由主義理論與“華盛頓共識”政策的堅強堡壘。引進外資、促進增長、增加GDP成為政府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不二法門。如此，源源不絕的國際資本，如決堤或泄洪一般涌入中國，在帶來一部分技術、管理并一定程度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不斷蠶食建國后發展積累的生產力，解構中國業已建立起來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更為重要的是，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生產關系改造、替代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消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與核心價值。
或有人認為，引進外資改造、替代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最終把中國建設成為繁榮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未嘗不是一個次優選擇。這種想法是天真而幼稚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天生軟弱，過去如此，今天也是這樣。過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力量異常強大，民族資產階級只能依附、屈服于這種強大力量。中國國民黨以資產階級革命形式所建立的中華民國，最終拋棄了民族資產階級而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實際就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由此表明，資本主義道路過去在中國走不通。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壟斷資本富可敵國，壟斷了一切優質與關鍵資源，牢牢占據產業鏈高端，進行不等價交換，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同樣只能依附、屈服于這種強大力量。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持續開放的拉美、非洲、東中歐等諸多國家最終變成了實質的附庸化。由此表明，資本主義道路今天同樣走不通。過去，“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5]。今天，跨國壟斷資本投資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相對落后的中國變成繁榮富強的中國。跨國壟斷資本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實質附庸。
法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經濟學家米歇爾·于松認為：“從歐洲的角度看，中國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組合：一種市場與計劃之間的組合，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組合。這種組合從本質上注定是不可持續的，它最終會偏向其中的一方。”[16]現在看來，越來越明顯偏向資本主義的一方。實際上，早在1949年，“西方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中，一齊破了產。”[17]今天，一些食古不化者、一些新自由主義者、一些買辦文人妄圖使中國重走資本主義老路，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實際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抑或“拉美化”的實質附庸。這只能是開歷史倒車，定會被中國人民與歷史所唾棄。
四、確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一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可不說是偉大，成為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國，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的目標越來越接近;另一方面，出現的問題不可不說是嚴重，上層建筑中，人民民主專政被嚴重侵蝕(人大政協中工農代表少數與邊緣化)，并進一步出現否定黨的領導的傾向。經濟基礎中，國有企業主導地位喪失，跨國企業壟斷盛行，并出現要進一步消除公有制的傾向;虛擬經濟日益膨脹，實體經濟不斷萎縮，確保國家繁榮富強的工業化有被中斷傾向。生產關系中，勞工階級不斷惡化，資產階級不斷壯大，兩極分化日趨嚴重，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有被拋棄的傾向。……社會矛盾異常凸顯，已經到了十分嚴重地甚至有可能令共同體解體的地步。究其深刻緣由——
其一，貪大求快、急躁冒進的思路沒有根本改變。過去的“文化大革命”被今天的“經濟大革命”所取代，“以階級斗爭為綱”被“以GDP為綱”所取代。這種僵化思維嚴重不合乎唯物史觀。實際上，“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18]“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19]“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而后搞社會主義的”。[20]“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么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21]
其二，恪守教條、好走極端的思維沒有根本改變。過去的馬克思主義教條被今天的新自由主義教條所取代，極端保守被無限開放的極端所取代。很可能正是因為國人自古就愛走極端，所以先哲們早就諄諄告誡，“過猶不及”，要“中庸”，要“執兩端而用其中”。過去，迷信“階級斗爭”，“階級斗爭一抓就靈”;今天，則迷信“對外開放”，“不斷擴大深化對外開放”，“對外開放無止境”。這種僵化思維嚴重不合乎辯證法。“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發展總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22]
其三，盲目自大與極度自卑、唯我獨尊與崇洋媚外的思想沒有改變。過去盲目自大，排斥異己，華夏無所不能，無奇不有，漢賊不兩立，華夷須嚴辨。鴉片戰爭之后，盲目崇洋媚外日盛，學習西方，精華要吸取，而糟粕當作精華也津津有味加以吸收。辯證法告訴我們：既不能盲目排外，“不僅要學習馬列主義等社會科學的知識，而且因為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不僅要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學習，而且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中合乎科學的方面” [23]，也不能盲目崇洋，“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24]“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25]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今天，新一屆黨中央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三十的社會主義建設與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改革一脈相承。歷史的螺旋上升使中國又處在新的歷史關頭，處于新的歷史起點。十八大報告強調：“只要我們胸懷理想、堅定信念，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頑強奮斗、艱苦奮斗、不懈奮斗，就一定能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一定能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黨要堅定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的前提。為此，要花大氣力糾正幾十年來在道路、理論與制度選擇上出現的偏差，使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走上正軌。
第一，處理好專家治國既要懂經濟外又要講政治的問題。現代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專，專家的作用與地位越來越突出。但是，經濟工作尤其是國民經濟工作絕不只是經濟問題，“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26]。經濟大師，財經高官，除了懂經濟外，一定要講政治。對外開放、經濟建設絕對不只是經濟學家的問題，“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27]“又紅又專”的人才標準必須恢復與堅持。
第二，處理好學習引進與自主創新的辯證關系。“我們不能學國民黨那樣，自己不動手專靠外國人，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依賴外國。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28]改革開放后，我們積極引進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然而幾十年侯的今天，我們依然一如既往仍然在積極引進，沒有自己的關鍵、核心創新，核心技術仍然主要掌握在西方手里，關鍵零部件依然依賴進口。早起的美國、德國，后來的日本、韓國在工業化過程中都積極學習外國技術，但是都努力做到引進——消化——吸收——創新，從而成為工業強國。“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學習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29]
第三，處理好經濟建設與階級斗爭問題。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道路、理論與制度的偏差，主要是因為中國出現了官僚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社會階級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因我們的鴕鳥政策而改變。唯物史觀認為，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階級斗爭最深刻的根源。馬克思主義認為，階級是以特定的經濟關系為紐帶而聯接起來的社會共同體，正如恩格斯所說：“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經濟關系的產物”[30]。今天，我們不再“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不會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但是因為某種政治原因而諱莫如深，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論”，對客觀存在采取“鴕鳥政策”，不是科學的態度。中國存在官僚資產階級、存在買辦階級早就是個不爭的事實。倘若不繼續面對并做有效應對，那么這類階級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健康發展、對國家富強民族復興大業、對共產黨執政與社會主義傳承都將貽害無窮。
作者：江涌，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
[①] 王金磊《毛澤東經濟哲學思想導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頁。
[②]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頁。
[③]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32頁。
[④]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頁。
[⑤]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頁。
[⑥]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頁。
[⑦]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頁。
[⑧]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頁。
[⑨]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年1996版，第146-147頁。
[⑩]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年1991版，第1473頁。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頁。
[12]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年10月20日。
[13]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85年9月23日)，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2頁。
[15]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頁。
[16] 【法】米歇爾·于松著《資本主義十講》，潘革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頁。
[17]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頁。
[18]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頁。
[19]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頁。
[20]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頁。
[21]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頁。
[22]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
[23]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頁。
[24]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
[25]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26]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頁。
[27] 《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頁。
[28]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6頁。
[29]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頁。
[3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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