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文革”對文物的破壞并不像人想的那樣嚴重

謝辰生，新中國起草制定各項文物保護的法律法規(guī)的主要參與者，文保專家，他認為“文化大革命”對文物的破壞并非人們相像的那樣嚴重;謝先生指出，“對文物最大的破壞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問題嚴重程度超過以往各個年代?！?/div>

　　

附文：文物專家：中國近20年文物破壞甚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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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辰生，新中國起草制定各項文物保護的法律法規(guī)的主要參與者，文保專家，他認為“文化大革命”對文物的破壞并非人們相像的那樣嚴重;謝先生指出，“對文物最大的破壞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問題嚴重程度超過以往各個年代。”“現(xiàn)在的文物破壞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壞。”

　　【1】謝先生這樣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這里我們搜集了若干資料，目的在于努力理解謝先生的這些說法，尤其是關于“文革”期間國家文物狀況的說法，看是否真象傷痕文學大肆渲染的那樣，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北京紫禁城(故宮)【2】

　　世界文化遺產北京紫禁城，今稱故宮，是明清兩代的皇宮，是我國現(xiàn)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晚清以降延至清廢帝溥儀，紫禁城內的設施持續(xù)遭受破壞，宮藏的寶物有許多被盜被毀。民國的軍閥混戰(zhàn)時期，更有過飛機在故宮投彈的事情發(fā)生【3】。由于長期無人修理，到解放前夕故宮內雜草叢生，房倒屋漏，有的墻上和屋上竟長出了四五十年的老樹。

　　新中國成立后，關于故宮是去是留的問題，近來有人爆料轉述傳聞說：“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見是拆除故宮去修馬路”;講，為了保護故宮陸定一“60年代初挺身直諫，敢于‘冒犯’毛主席和彭真的意見和看法，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風險的”。對此說法，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謝蔭明等人則據(jù)大量事實寫文章指出，所謂“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見”云云，純屬子虛烏有。

　　謝文指出，故宮建筑物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指示特殊保護，在解放戰(zhàn)爭的戰(zhàn)火紛飛中未受到任何的損壞。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钪С郑瑢τ诠蕦m古建筑的修繕一直沒有停止過。這些修繕活動包括1949年由政府出資修繕故宮慶壽堂，清運出故宮內自清末就存留下來的垃圾和雜草達25萬立方米之多。其他較大工程有，1955年對端門的修繕和1956年對西北角樓的修繕，1956年起為故宮高大建筑物設計和安裝防雷裝置，1957年修繕武英殿;1959年的太和門及前三殿的油飾彩畫工程，1960年的東北角樓修繕工程，以及1963年做午門正樓的修繕工程等。據(jù)統(tǒng)計，從195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故宮的大小維修工程達100多項，更大面積的古建筑保養(yǎng)工作也在同時進行。1972年“文革”期間，中央又撥出巨款解決故宮熱力供應問題;當年還完成了前三殿、后三宮等重點區(qū)域殿宇的油飾工程;1974年4月，國務院又批準了《故宮博物院五年修繕計劃》，故宮及其收藏得以完好保全。

　　“大躍進”前后，有人說是群眾的要求，也有人說是根據(jù)某領導的意見，確實“曾有過一個拆除故宮、改為中央政府辦公樓的建議。”不過，“但卻沒有被人真正重視過。任務的布置沒有正式的下達;只有傳聞，沒有具體的提議人;規(guī)劃設計者從一開始就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只是為了交差設計了幾種明顯實行不了的方案。方案出來后，據(jù)說交到北京市委一位領導那里，他看后哈哈一笑就把它扔到一邊了，并沒有報到中央或毛澤東那里。很少有人知道和重視過這些方案。”【2】

　　“文化大革命”中，遵照國務院指示，故宮博物院大門從1966年到1970年一閉就有5年之久(于1971年7月5日重新開放)，其間文物保護完好。1972年重新開放之后，國家花費巨資對故宮進行了修繕和增設。當然，在“文革”這一特殊時期，故宮的文物也非毫發(fā)未損。受損的文物，有原城隍廟舊址里的城隍泥塑神像11個，泥塑馬一對，“內容系封建迷信有毒素的東西，技巧低劣，是清代泥塑(該城隍廟建于清雍正時期)，并無保留價值”，有奉先殿前的清代焚帛爐，“因有人提出與殿內的泥塑陳列不相稱”等理由而被拆除，也就是這些【2】。這些損失當然是可惜的，但與晚清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的損失比起來，肯定是微小和不成比例的。

　　紅衛(wèi)兵保護杭州靈隱寺【4】

　　1966年8月26日，有200多名紅衛(wèi)兵企圖破壞靈隱寺。浙江大學組織了約3000名教師和紅衛(wèi)兵前往護寺，他們奪下裝有煤油的鐵桶，雙方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由于國務院傳來電話指示不許破壞涉外文物，主張砸寺的紅衛(wèi)兵于是紛紛離去，千年古剎得以保存。

　　此后仍有紅衛(wèi)兵懷疑中央電話指示的真實性，經再次請示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明確指示：靈隱寺不是“四舊”，是國家的重要文物，是世界聞名的宗教勝地。靈隱寺不能砸，可將其暫加封閉。這樣，靈隱寺始終得到了完好的維護。

　　

　　紅衛(wèi)兵保護遼寧奉國寺【5】

　　遼寧省義縣的奉國寺始建于遼代，是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過歷朝歷代滄桑變遷，我國遼代寺院已所剩無幾，而這座建筑宏偉、藝術精湛的奉國寺卻能完好地保留了下來，這不僅與義縣解放的激戰(zhàn)中解放軍遵令力保文物有關，也與“文革”中工作人員及清華紅衛(wèi)兵的保護有關。

　　“文革”運動初期，沈陽某學院紅衛(wèi)兵曾闖入奉國寺欲鏟除佛像。市文化局文物科工作人員便帶著他們一起看大殿的柱子，說柱腳的做法，講斗拱的力學原理;告訴學生，“你們都是大學生，都是有學問的人，你們肯定會努力保護祖國文物。”紅衛(wèi)兵聞勸，撤離了奉國寺。幾天后，有“清華大學紅衛(wèi)兵”進入大雄殿，寫下一條“造反派要保護文物古跡”的標語貼在殿內。此后又有阜新煤礦學院紅衛(wèi)兵來到奉國寺，他們看到了清華大學紅衛(wèi)兵留下的標語，在對寺院進行了一陣參觀之后便悄然離去。整個寺院的古建筑和佛像在整個“文革”期間全部安然無恙。 

　　敦煌莫高窟【6】

　　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已有1600年歷史，洞窟保存有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代的多種類型洞窟735個，壁畫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規(guī)模最大的佛教藝術寶庫。在過去的年代，敦煌文物遺產曾經遭受到英、法、俄、美等國的大肆劫掠。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在財政拮據(jù)狀況下，曾兩次撥款搶修敦煌石窟。

　　“文化大革命”運動中，1967年夏，蘭州大學紅衛(wèi)兵計劃破壞莫高窟壁畫和彩塑，但由于有著周恩來總理簽發(fā)了國務院“關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沖擊破壞，確有問題的待后期清理”的“尚方寶劍”，紅衛(wèi)兵們得知后說：“周總理在保護莫高窟!走吧!撤吧!”隨后撤走。敦煌莫高窟有驚無險，得到了保存。

　　韶關南華寺【7】

　　廣東韶關市郊外的南華寺，有1500多年的歷史，為中國佛教名寺之一，是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宏傳“南宗禪法”的圣地，寺內存有大量珍貴文物，為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中，寺內數(shù)百件珍貴文物，包括作為鎮(zhèn)寺之寶的六祖真身均得到了保全。

　　1966年8月，數(shù)百名紅衛(wèi)兵來到南華寺“破四舊”，紅衛(wèi)兵干部詢問寺院住持林得眾，如何破四舊?林回答，什么是文物，什么是四舊，必須要由國家、省文物局鑒定之后才能知道。紅衛(wèi)兵便打電話詢問省文物局，無人接聽;又把電話打到了中央文革小組，得到的答復是：南華寺是國家重點文物，要保護。

　　最后，既然是“除四舊”，一點不除也說不過去，這樣，“經過幾天研究，他們打掉了一些牌匾、小菩薩像和哼哈二將。”紅衛(wèi)兵還想看看南華寺的鎮(zhèn)寺之寶六祖真身到底是否真身，于是手拿菜刀在“真身”的背后各鑿開一個大窟窿，結果露出了支撐骨架的鐵棍、鐵枝，麻布等雜物 —— 紅衛(wèi)兵當場肯定是笑暈了 —— 這算哪門子的“真身”呀?他們于是運著三尊“真身”像游街三天，對圍觀群眾展示說：“請看六祖真面目”。 當紅衛(wèi)兵打算銷毀這些“真身”的時候，遭到住持林得眾的勸阻而作罷。寺內所藏三百多件珍貴國家一級文物，包括唐代的圣旨、千佛袈裟、鐵鑄銅像，宋代的木角羅漢等，全都得到了保全。

　　這個小段最有意思。它至少透露出三點，

　　第一，中央文革小組是保護國家文物的，至少它保護國家重點文物，這與傷痕文學的宣傳大相徑庭;

　　第二，紅衛(wèi)兵都是些毛毛頭，卻冷靜沉著，“經過幾天研究”，手拿菜刀去鑿佛像，……這些描述，又與傷痕文學宣傳的魯莽輕率、“不由分說”的“兇神惡煞”大相徑庭。紅衛(wèi)兵處理事情小心翼翼，相當?shù)睦碇恰?/p>

　　第三，“真身”到底是真的、還是只是騙人的泥塑?真相一旦揭開，紅衛(wèi)兵們歡呼雀躍是必然的，唯物主義沒有騙他們，是宗教在騙人。因此，把菩薩“真身”拉出來游街，也就起到了解除愚昧和啟蒙大眾的作用，好事耶?壞事耶?

　　傷痕文學夸大其詞胡編亂造的實例

　　網上有一篇流傳甚廣的帖文《文革時期文物損毀紀實》【8】，其中寫道：“南京著名的書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畫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他被趕回了安徽老家。”關于這句話，一年前筆者曾到安徽馬鞍山采石磯當代“草圣”林散之先生紀念館游玩，由于這個經歷和素來的興趣，加上收集一些網絡資料，筆者可以斷定地說這個所謂《紀實》并不真實。

　　馬鞍山采石磯，有李白醉入長江攬月的遺跡;林先生祖籍馬鞍山所轄的和縣烏江鎮(zhèn)，他生前曾十余次放歌采石，心儀先賢，素懷“歸宿之期與李白為鄰”的愿望。這樣，在他百年之后，馬鞍山市為他設館于采石公園內，以遂其愿。紀念館的館藏都系先生后人根據(jù)其生前愿望所贈送，約有500余件作品，注明其中一半以上的作品都系先生文革之前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這樣一來，《紀實》提到所謂林先生“作品全部被毀之一炬”是不是純屬扯淡?

　　《紀實》又說林先生文革期間“被趕回到了安徽老家”，也系子虛烏有。事實上，“文革”期間林先生仍定居在南京，大部分時間是到老家烏江居住;在老家仍堅持讀書，創(chuàng)作不輟;他往來于南京與老家之間，也十分的自由。人民網有篇文章【9】對此的敘述最為詳細，是這樣說的：“是年，“文革”運動爆發(fā)，林孤身一人在南京生活，來往于南京、揚州、烏江兒女間，如此經歷了七年的流浪生活。”這里“流浪生活”也夸大了。事實是，66年夫人因病去世，林先生孤身一人在南京，而子女均在外地;先生沒事就來來往往，這本屬正常不過的事情，與“流浪”是不相干的。與林先生有知交的陳仲明先生也提到了這段經歷：“林散之為躲避‘文革’紛亂，離開喧囂的省城隱居于長江之畔的烏江小鎮(zhèn)，雖然蕭索落寞，對于自甘淡泊的散老而言，倒落得一靜逸恬淡之境地。”【10】顯然，先生回老家并非什么“被趕回”，而是他自主的行為。

　　說到文革對林先生的重要影響，倒是應該實事求是地說明，正是“文革”才成就了林先生一代宗師的地位與聲名。先生大器晚成。1958年六十歲高齡時始作狂草，然進步神速。1972年，《人民中國》第一期日文版“中國書法”欄目上，首刊先生草書毛澤東《卜算子詠梅》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致使書名遠揚。當時流傳這樣的軼事：1974年郭沫若來南京，有請賜墨寶，郭沫若答曰：“有林散之在南京，我豈敢在南京寫字!”足見林先生的鵲起和書名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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