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習近平
9日,中共將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因為中共自身的傳統,外界對此次會議期待甚高。與此同時,輿論場上對此次會議的議題設置也產生了激烈交鋒,前幾日網絡熱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383方案”,該方案以其大膽的自由化指導思想廣受關注,后來被確認并非提交給大會審議。繼“383方案”之后,中國改革“政治向左經濟向右”又被媒體熱炒。《紐約時報》稱中國設置了矛盾的改革議程,《人民日報》今天則以整版刊文,解釋“前后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近日鳳凰網采訪著名經濟專欄作家吳曉波。吳曉波稱中國改革“政治向左經濟向右”是不可行的。吳曉波說:“政治向左它管制加大,首先是思想的管制,接著就是資源的管制和行政手段的管制。但是經濟向右就一定是自由化,就要求市場化,自由化,法治化,所以這兩者之間天然的就存在意識形態層面的一個大的沖突性。我認為最大的選擇性妥協,在看得見的未來還是妥協,還是中央集權和自由市場改革之間尋找到一個恐怖平衡點,是個妥協。現在很多問題它都是一個不妥協的結果。”
無獨有偶,美國《紐約時報》昨天發表“政治寬經濟嚴,中國改革議程兩難全”的報道。報道稱,中共試圖在加強共產黨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的同時,進行由市場驅動的全面經濟改革。這個議程充滿了矛盾。
《紐約時報》還稱,中國改革可能會在經濟改革上邁出大步子,包括金融自由化,土地制度改革以及鼓勵更多私營企業的競爭,但國有企業和他們在政府的后臺會對此極力阻攔。
【國有企業改革】
低層次的國資體制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即變國有企業為真正的企業。既然現在大部分國有企業已經是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就應該讓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法人治理結構起作用,要國資委直接管理干什么?!
我國國有企業仍處在市場化改革的關鍵階段。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對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做出新的部署。對此,各地國資委要高度重視,根據中央的決策部署,積極主動地研究本地區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總體思路和具體措施。要牢牢把握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改革方向,立足現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進一步完善以資本為紐帶的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夯實國有企業作為合格市場主體的體制基礎。要認真研究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政策措施,根據放寬市場準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改革要求,推動企業在改制上市、兼并重組、項目投資等方面,積極引入民間資本和戰略投資者,全面推進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
據一位接近決策層的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國有企業改革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避不開的話題。國有企業改革下一步的目標,是讓國企更加市場化。具體來說,首先是所有國有企業都必須進行公司制改革;在此基礎上,除極少數涉及國家安全、國防軍工和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保留國有獨資形式之外,其他應發展為股權多元化公司;然后,探索完善國有產權、股權流轉機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1社會主義無關國有比重,鄧小平文選就沒有國有這個詞,而現在國有制規模太大
206年國資委要求國企在7個行業絕對控制,這是違反中央決議的,居然可以這樣
3中石油的事應引起警惕,我當過他們上市公司第一屆獨立董事,我是被轟出來的
4我不想再說樂觀還是悲觀,有可能就要做。我相信形勢會教育人,不改革是死路

6.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馬立誠:國企“長子論”是一種極端落后的觀念
7.李克強:要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等6行業向民資推高含金量項目
【土地制度改革】
1.吳敬璉寄望三中全會:如果土地產權制度不改,新型城鎮化再怎么號召
只有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民主化、法治化的進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才有可能實現,舍此絕無它途。如果離開了這項最根本性的原則,我國的經濟發展就會重復過去的老路,繼續通過大量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最后只能是在盲目擴張和剎車調整之間打轉,最后以引發系統性危機告終。
來自權威渠道的信息顯示,“新土改”的重點長遠來看將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且這項改革很可能融入到城鎮化改革的進程之中。但在改革的路徑選擇上,漸進的可能性更大。
中國證券報記者近日獲悉,十八屆三中全會有望對土地改革做出總體部署,未來一段時間土地改革具體路徑傾向于地方先行試點,然后帶動制度突破。
【自貿區】
報道稱,今年大部分時間,中共都在開展加強意識形態統一、加大對網絡和大眾媒體的控制,以及清除自由派政治觀點的運動。但這一觀點恐怕得不到哈佛大學著名教授金加里有關中國網絡審查報告的支持,該報告認為,中國網絡審查和他國并無不同,不針對異見觀點,只是防止群體性活動。
【意識形態斗爭】
一方面喊著要“擴大紅色地帶”,但到底什么是“紅色地帶”?“紅色地帶”到底擴大了多少,并沒有看見。一方面反對新自由主義,一方面縱容新自由主義方案383的強勢出臺,不單出臺而且動用新自由主義傳媒機構高調宣傳。
一方面要清除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另一方面,一大批右派依舊猖狂布道,對于右派作為布道平臺的南方系傳媒、右翼網站、其所在的高校、對其進行大量資助的福特基金會,并沒有實質性動作。
出來了一部《較量無聲》,卻慘遭屏蔽。
這輪反擊的結果是只能換來思想輿論界一個短時期的“穩定”,并且鑒于體制力量與右翼勢力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二者之間迄今為止也并沒有分道揚鑣、勢不兩立,所以盡管彼此之間的爭斗不時激化,但總體上將依然維持著不同不和、不破不裂的現狀,更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道路之爭。因此,展望未來,當代中國的政治斗爭依然將朝著長期化、激烈化的方向發展,來日方殷,最終將出現一個怎樣的結局,也只能等待歷史的答案。
在邁出敢于亮劍第一步之后,接下來更關鍵的一步,就是要亮出先進思想之劍,亮出先進文化之劍,亮出先進的政治文明之劍,盡快結束目前意識形態的死寂狀態,形成朝氣蓬勃、健康向上的輿論環境。思想領域的死寂,是一個國家衰亡的歷史前兆。思想領域可以出現短暫的沉寂和迷茫,但是絕不能長期陷入死寂之地,否則,民族復興就會變成民族衰亡。亮劍的歷史性質和歷史作用,就會徹底改變。鏟除毒草是為扶持香花,如果連香花帶毒草一起鋤掉,鏟除毒草就沒有了意義,不僅沒有意義,甚至會變成罪惡。
【兩個不能否定】
更加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報》今天整版刊文解釋“前后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這一提法最早是由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1月提出來的。習近平在論述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時,明確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人民日報》這篇文章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反對制造“兩個三十年”互相對立,不僅是歷史時期的對立,也包括改革領域的對立。
無論如何,“中外對三中全會期待高”,《環球時報》以此為題,頭版刊文稱“國外輿論期待經濟利好,國內民眾重視民生實惠”。
“兩個不能否定”是當代中國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對此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是完全必要的,其中特別是要全面深刻認識這“兩個否定”的致命危害。但是,筆者以為,“兩個否定”的危險并非可以等量齊觀、視作一丘之貉,二者的性質完全不同,不能各打五十大板。
第一個否定是“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第二個否定是“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表面上看,二者只是簡單的順序之別,但實質上,兩個否定的主體力量與目的指向截然不同。
從目的指向上看,第一個否定的目的,正如人民日報《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一文所指出的那樣,“就是要否定我們黨的重大歷史貢獻,放大我們黨在實踐探索中的失誤和挫折,把中國共產黨妖魔化,進而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其核心,是想在中國來一次改朝換代,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扭轉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取代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而第二個否定,即“否定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性質,夸大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困難、矛盾和問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妖魔化,進而動搖中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說到底還是路線之爭,依然是思想認識問題。就主觀愿望而言,這一否定不是要推翻共產黨,而是要加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是想搞垮中國,而是要更高更好地舉起社會主義的大旗。所以,不管這種思想怎樣封閉保守和頑固落后,它都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捍衛力量而不是掘墓人。
從主體力量上看,第一個否定的主要擁躉是國內外的敵對勢力,這一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從這個勢力的諸般表現看,他們不僅要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還要進一步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否定中國近現代革命史,否定中國人民反抗殖民侵略的民族奮斗史,直至否定中國的歷史與文化,這也是普世價值下必然的邏輯歸宿,正所謂“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搞垮搞亂中國,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崛起的進程中道崩殂,才能令中華民族永遠臣服于西方文明價值,臣服于西方的霸權秩序。這股勢力內外結合,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全方位地施壓遏制中國,形成空前強大的合力,演繹出一波又一波唱衰中國的浪潮。
但是,第二個否定卻不是這樣,即使客觀上有“背離事實”、“搞亂人心”、“動搖共同思想基礎”的罪過,但也絕沒有否定中國、搞垮中國、推翻共產黨的主觀故意,恰恰相反,他們與現時代“共同思想基礎”的矛盾,還是看法與認識的問題,正如人民日報《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一文標題所用之語,是“正確看待”與否的問題。這一矛盾,執政黨內部有,社會群眾中也有,不同社會階層之間也有,但不能因為存在矛盾,就把矛盾的一方當做敵對勢力。也就是說,對堅持和主張第二個否定的,不能將其定性為“敵對勢力”。他們不過是國內各個階層因各種原因而對現實不滿的人,這種不滿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對第一個否定的反彈與抗爭,就以毛澤東熱而論,如果不是國內外反毛反華勢力如此大張旗鼓、肆無忌憚,也許毛澤東還不會在逝世幾十年后重新熱起來,對毛澤東的認識也可能因此變得理性辯證一些。
所以,“兩個否定”是截然不同性質的兩種勢力、兩股潮流,“兩個否定”都是錯誤的,但二者對于中國社會和中國歷史的影響完全不同,堅持“兩個不能否定”的政治底線完全應該,但在具體政策實踐上則需要區別對待,不可將其混為一談而各打五十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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