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學校，培養訓練知識青年
抗戰爆發后，隨著國民黨正面戰場的節節敗退，大好河山的相繼喪失，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從血的教訓中覺悟到，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面抗戰，才能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于是全國各地知識青年紛紛奔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投奔八路軍、新四軍，尋求抗日救國之真理，探索民族解放之道路。尤其是平、津、寧、滬和東北流亡學生，更是成群結隊，接踵而來。中共地方黨組織和黨設在南京、武漢、西安、重慶、太原、長沙、桂林、蘭州、迪化(今烏魯木齊)等地的八路軍辦事處，以及設在廣州的八路軍通訊處，也以合法機構的名義，吸收知識青年，沖破國民黨設置的重重障礙，千方百計地把革命青年一批又一批地輸送到延安。
馬克思主義者歷來重視知識分子，總是把知識分子看成是革命勝利的重要動力。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過去的狹小天地走出來，成為全國性、群眾性的，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黨，為奪取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和建設新中國，黨更加把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視為極寶貴的財富。抗戰初期，為適應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毛澤東作出了培養訓練青年知識分子的戰略決策。指出:“要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爭取抗戰勝利，就必須大大增加抗戰力量，改變敵我力量強弱的對比，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增加抗戰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有效的辦法是辦學校，培養抗日干部。”[1](P35)早在1937年春，中共中央軍委就決定把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除繼續培養紅軍干部外，把培養革命知識青年作為抗大的重要任務。抗大的總校不斷擴大，還先后在敵后各地創辦了12所分校。為了以最快的速度培養大量的人才，黨又在1938年成立陜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1939年成立中國女子大學，1940年成立澤東青年干部學校，1941年成立延安大學，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黨校。還成立了自然科學院、行政學院、軍事學院、俄文學院、民族學院等各類學校。把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送進這些學校學習，讓他們在革命的熔爐里，鍛煉成長。
中共中央極其關懷廣大知識青年的成長。毛澤東親自為抗大規定基本教育方針:“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還制訂了校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2](P2)為抗大的建設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軍委指出，抗大以及一切由知識分子所組成的軍政學校及指導隊的辦理方針應當是:“(一)把知識青年訓練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或同情者，把他們訓練成八路軍的干部。”“(二)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為了轉變學生的思想”，“教育應當是中心”，“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環”。“(三)教育知識青年的原則是:(1)教育他們掌握馬克思主義，克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2)教育他們有紀律性、組織性，反對組織上的無政府主義與自由主義;(3)教育他們決心深入下層實際工作，反對輕視經驗;(4)教育他們接近工農，決心為他們服務，反對看不起工農的意識。”[3](P91)陜北公學制定的教育方針是:“第一，使學員獲得革命的宇宙觀、社會觀與人生觀，獲得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和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知識;第二，使學員獲得當前革命運動發展規律的知識，獲得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第三，使學員獲得抗日民族戰爭的知識，首先是游擊戰的知識;第四，培養學員成為抗日戰爭中的民眾運動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第五，培養學員敢于斗爭和艱苦奮斗的精神及理論聯系實際與民主作風。”[4](P25-26)毛澤東為陜北公學題詞:“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實的、積極的、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惟一的為著民族和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4](P23-24)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革命知識青年的殷切希望。黨選派李維漢、凱豐、成仿吾、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吳亮平、周揚、李凡夫、李初黎等優秀的教育家、理論家到抗大、陜公、魯藝等校任教，為學生講授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持久戰的戰略戰術、民眾運動等課程。毛澤東、洛甫、陳云、李富春、王若飛等中央領導同志，經常到各校演講，做時事報告。
抗大、陜公等校學員入校第一課，是自力更生開挖窯洞，建設校舍。抗大第三期開學后，全校1000多人總動員，開赴鳳凰山，經過半個多月的突擊勞動，沿山坡挖成175個新式窯洞，修筑3000多米的盤山“抗大公路”。陜北公學學員也自己動手挖窯洞，修操場，筑路，開荒打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由于日軍的野蠻進攻、殘酷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經濟封鎖，加上自然災害，陜甘寧邊區財政陷入困境。1939年1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機關、學校、部隊，“發動勞動熱情，展開生產運動”。抗大把生產運動列入教育計劃，統一安排時間，全校開荒兩萬畝，每人2至3畝，同時開展多樣性生產，解決5000套單衣，5000套棉衣。3月，掀起生產突擊高潮，從校長、教職員到學員，男女老少荷鎬扛鍬向荒山野嶺進軍。李富春曾寫文章描述當時的勞動情景:“現在從事勞動的勞動者，在一個月以前，或者是從未拿過鋤的文弱書生，或者是剛剛離開了大都市的富裕的家庭和學校而來延安的男女青年學生，或者歷來是只知筆耕的文藝人才，他們都下決心自覺地改變他們的習慣、生活和意識，拿起鋤頭，爬上山頭，不怕風塵仆仆，不怕皮破血流，不畏疾病侵襲，興趣豪邁、歌聲揚揚地努力開荒，用鋤頭、用血汗，開辟自己新的人生!使勞動與學習、與工作、與戰斗，從自己的實踐中聯系起來，使每個人自己體會了、實踐了‘勞動神圣’的光榮。”[3](P73)艱苦的勞動磨練，不僅改造了自然，而且改造了每個從事生產的人，特別是知識青年，使他們更深刻地認識到勞動創造世界的真理，培養了勞動人民的感情。
1939年5月，毛澤東發表《五四運動》一文，5月4日又在延安青年群眾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演講《青年運動的方向》，進一步論述知識分子同人民大眾的關系，為青年知識分子指明前進的方向。毛澤東說:在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但是，光靠知識分子，“是不能打敗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工農大眾”，這種主力軍和革命先鋒的關系，決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同工農民眾相結合，否則“將一事無成”。他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相結合。”號召中國的知識青年和廣大學生，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和他們變成一體”，“形成一支強而有力的軍隊”。廣大青年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黨的關懷教育下，明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前進方向。
二、開展延安整風運動，推動知識分子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轉變
抗戰爆發后，國統區和淪陷區的教育、理論、文藝、新聞工作者，紛紛來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中央研究院(前身為馬列學院)，全院九個研究室，集中了各該學科的專家和研究員，全院三四百名學員，都是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一些文化團體也集中了許多知識分子。廣大知識分子的到來，增加了敵后抗戰的力量，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熱烈歡迎。這些知識分子一般都有很高的抗日熱情，一定的政治覺悟和革命理想，愿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是，由于他們大多數人的世界觀未經過徹底改造，他們的立場、思想、感情同抗日根據地新的環境、新的服務對象和戰斗要求，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特別是1941年、1942年敵后極端困難時期，一部分人經受不住考驗，更滋長了一些不健康不正確的思想情緒。當時，在理論研究中，一些人以為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能熟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哲學，就是有了理論，就是理論家。從小學讀到大學，就是有了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他們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列主義個別詞句，不愿意對客觀實際作周密的研究，沒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和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熱情，甚至“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和法幣”。在他們那里，馬列主義成了死的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在文藝方面，不少人對文藝為什么人服務，怎樣服務，存在許多糊涂觀念。不愛和不善于描寫工農兵，甚至“公開鄙視他們”，否認社會生活是文藝作品的惟一源泉，欣賞藝術第一和資產階級人性論，提出“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于暴露”，認為學習馬列主義，會妨礙創作情緒。嚴重輕視普及，“片面地孤立地強調提高”。更嚴重的是，在一些知識分子中，存在著極端自由化和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潮。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研究員王實味，在《解放日報》上，連續發表文章。他的《野百合花》一文，污蔑革命的延安驕奢淫逸，“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共產黨等級森嚴，“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對干部“漠不關心”，“缺乏同志之愛”，“到處烏鴉一片黑”攻擊領導干部是“異類”，“不僅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助長黑暗”等，用以煽動青年知識分子跟黨的老干部對立，誘騙青年幫助他反對共產黨。王實味的議論，曾得到當時革命隊伍中個人主義思想嚴重的一些人的同情，反映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肖軍主編的《文藝月報》和文藝抗敵協會機關刊物《谷雨》，以及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一些年輕人辦的《輕騎隊》壁報，也發表過類似思想內容的作品。
知識分子中嚴重存在的這許多唯心論、教條主義、人性論、極端自由化、絕對平均主義、脫離群眾等問題，需要得到切實嚴肅的改造，才能適應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偉大現實。中國共產黨的延安整風運動，卓有成效地幫助知識分子改造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促進了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成長。
1942年2月，延安整風運動開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講，向全黨發出號召，“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8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反對黨八股》和《反對宗派主義》的報告。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作出《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整風運動在延安和各解放區普遍展開。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是整風運動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毛澤東指出:“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指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路，準確地擊中了教條主義的要害，有力地宣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路線。毛澤東指出:我們所需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夠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夠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真正領會列寧斯大林關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學說，并且應用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5](P814)。在中共中央正確方針指引下，延安和各解放區的所有黨員、干部，都參加到這個偉大的自我改造的學習運動中來。每個人都精讀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學習黨的歷史，系統地全面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進行嚴肅而又實事求是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針對文藝工作者世界觀的情況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錯誤傾向，延安文藝界于1942年5月，連續召開三次座談會，討論文藝工作中的重要問題，毛澤東到會，并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的講話，在中國革命文藝運動中，第一次徹底解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和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講話明確地提出革命文藝必須確立工農兵方向，文藝工作者要改造世界觀，同工農兵密切結合，精辟地闡述了普及與提高的正確關系，掃除了文藝問題上的許多錯誤和混亂，使中國革命文藝有了明確的堅定的馬列主義的革命方向。文藝座談會以后，延安文藝界整風運動和思想斗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延安各文藝單位和許多作家，檢查了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檢查了邊區的藝術教育。周揚發表了《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指出“魯藝”教育工作中強調技術，脫離實際，關門提高等違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問題。其他人寫文章檢查過去的缺點，批評各種非無產階級文藝思想和創作傾向，提高了思想水平。與此同時，文藝界對王實味開展了深入的批判。范文瀾、周揚、艾思奇、羅邁等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講話和文章，剖析王實味的思想，指出王實味“是反動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從政治上墮落到悲觀失望，對革命、對黨、對自己都已完全失去了信心的程度，到敵視黨和破壞黨的程度，王實味是要鼓動藝術界的力量、青年的力量來反對黨，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革命。延安文藝界和中央研究院，在對王實味進行批評的同時，也對革命隊伍內部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極端民主化等傾向，進行了嚴肅批評。著名作家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的大會上，作了《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的發言。著重檢查了她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欄發表王實味《野百合花》的錯誤。她說:“這錯誤不只是由于我一時的粗心，而是與那時的編輯方針有關”，表示“我永遠不忘記這錯誤，我要時時記住作為自己的警惕”。丁玲還檢查了她發表在《解放日報》的《三八節有感》一文，“沒有站在全黨的立場說話”[6](P402)。延安文藝界整風和思想斗爭運動的勝利，對知識分子世界觀的改造和革命文藝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從1943年起，黨中央組織大批文藝工作者，下鄉、下廠、深入連隊，實現“文藝工作者與工農兵結合，工農兵與文藝結合，新文藝與民間形式結合”，不久，一個有組織有領導的聲勢浩大的工農兵群眾文藝運動迅速發展起來。1943年春節，新秧歌運動在延安出現，隨后戰斗的思想內容和完善的藝術形式相統一的大型歌劇《白毛女》，創作成功。文藝家在同工農兵結合的道路上，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了他們自己。
三、黨培養教育知識分子的成果
中國共產黨創辦學校，大量培訓知識青年的戰略決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廣大知識青年在入學之前，雖然一般都有高漲的抗日熱情和尋求中華民族振興之路的愿望，但是大部分人對中國抗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還缺乏足夠的認識。經過教育和實際鍛煉，第一，提高了對共產黨的認識，堅定了抗戰意志，獲得了抗戰的理論和知識，初步樹立起跟共產黨走，爭取抗戰最后勝利的信心。第二，初步懂得了社會發展規律，懂得了改造舊社會、舊中國的必要，初步樹立了為民族解放和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的信念。第三，領悟了建立統一戰線的重要性，以及鞏固統一戰線的政策和方法。第四，培養了民主精神和習慣，養成了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的作風。多數學員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光榮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行列。抗大第四期，全校學員5562人，其中知識分子學員4655人，占全校學生總數83%。這4655名知識分子學員中，開學時只有530名黨員，僅占11%，畢業時共產黨員人數增加到3304人，占知識分子總數的71%[2](P56-59)。陜北公學創辦的最初兩年中，就有3000人參加了共產黨[6](P397)。在抗戰八年期間，抗日軍政大學總校和分校，先后培訓學員達10多萬人[2](P2)。陜北公學創辦近四年，共培訓1.1萬名學員[6](P397)。廣大知識青年在革命的大熔爐中，得到黨的熏陶和冶煉，被培養成革命干部。
延安整風，教育了青年一代，更是教育了中年一代。特別是知識分子，在整風運動中受到極大的鍛煉。知識分子的思想要害是世界觀的改造，整風用馬列主義思想初步改造了他們的世界觀，使他們從小資產階級立場轉變到無產階級立場。知識分子的思想方法習慣于紙上談兵，理論脫離實際，整風用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初步端正了學風，使他們在理論聯系實際上邁出了一大步。知識分子組織觀念薄弱，紀律性差，容易出現平均主義和自由主義，整風用黨性和民主集中制原則教育他們，加強了他們的組織觀念、紀律修養和黨性鍛煉。
抗戰時期，在敵后黨所創辦的學校中，在民族戰爭的洗禮中，在艱苦的勞動磨練中，在整風運動中，絕大多數人經歷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改造和轉變，一代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成長壯大起來了。正是這些人，在當時和以后，承擔了奪取抗戰勝利，解放全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領導重任，創造了無愧于中華民族的光輝歷史業績。
參考文獻:
[1]八路軍軍政雜志，第1卷.
[2]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M].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
[3]中共黨史資料(七)[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
[4]中共黨史資料(十五)[M].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
[5]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王金铻.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軌跡[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
作者簡介:杜君(1958—)，男，山東乳山人，法學博士，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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