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哈維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及其啟示

　    [摘要]大衛•哈維揭示了新自由主義在地理上的不平衡發展的現實，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是以資本的積累和擴張為核心的經濟理論與意識形態，其目的就是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實現資本主義國家的霸權，是壟斷資產階級維護自身權力的工具。哈維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加深了對資本主義及其發展形態的認識，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也是當今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哈維的《新自由主義的空間：走向一個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理論》、《新自由主義簡史》和《新帝國主義》等著作對新自由主義進行了系統批判。哈維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可以加深我們對資本主義及其發展形態的認識，有利于揭示資本主義危機的根源，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一、新自由主義及國家的本質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思潮，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興盛于80年代，是在西方經濟萎靡不振和社會動蕩不安的條件下吸收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基本主張有：在經濟上宣揚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財產私有化、市場化;在政治上否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干預;在國際上鼓吹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它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根本區別體現在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與資本的積累和擴張等方面的不同主張。

　　哈維指出，墨西哥接受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直接投資，被誘入了債務/信用陷阱，當墨西哥要進行債務重組的時候，就必須接受制度改革，重點就是接受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私有化要求，“墨西哥的情況說明了傳統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一個關鍵區別：對前者來說，貸款人要承擔錯誤投資決策造成的損失，而對后者來說，借款人卻要被政府和國家權力機構強迫全部承擔償還債務的代價，而不管這樣做對當地居民生活和福利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如果這要求把資產按處理價交給外國公司，那就毫不含糊地這樣做……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允許美國的上層階級從世界其余地方抽取特別的高額回報”[1](P18)。要把新自由主義看成是一個不穩定和進化中的關于資本積累的制度，而不是一個穩定協調的關于政治經濟權力的功能結構。新自由主義表現為“反常化、私有化，以及把國家從眾多的社會供給領域中撤回以達至階級力量的歸位”[2](P3)。新自由主義意味著一切的金融化和資本積累的權力中心的重構，這種重構有利于資本的所有者和國際金融機構，因此具有全球影響的新自由主義國家及集團都熱衷于對金融機構和金融系統的整合。新自由主義經過與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不斷較量，取代凱恩斯主義而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思想。

　　哈維從國家的角度揭示新自由主義的功能及特點，認為新自由主義國家的一個基本職能就是為商業服務、為資本的擴張提供一個良好的政治經濟環境(包括國內外市場的整合、市場經濟的實行、市場法制化的推進、福利制度的消除等)。哈維對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促進就業、消除平等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觀點進行了深刻批判，認為資本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增值和獲取最大利潤，而不會保護生態，維護社會、人民的利益。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占據統治地位的今天，資本已經滲透進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資本在各部門和地區間的自由流動是實現利潤的關鍵。在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政府已經被資本所綁架，成為資本擴張的工具，已經放棄了由其控制和管理的社會公共部門和領域(如運輸、電信、石油及其他自然資源、公用事業、社會住宅項目、教育等)。這些領域現在都交給私人來掌控，實際上為資本的積累和增值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哈維揭示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為資本集中和權力壟斷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第一，壓制阻礙資本積累的社會公共服務機構和運動。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一方面將其能夠私有化的社會公共部門的職能減少(如大幅減低其在教育、醫療、住宅等領域的責任，將這些責任推向市場，從而使得社會的安全和穩定系數降低);另一方面對無法私有化的部門加強控制，并將其納入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軌道，這樣“公共部門承擔所有風險而公司部門收獲各種利潤的公私合伙關系受到推崇。公司利益按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制定法律和決定公共政策。如有必要，國家還會求助于強制立法和警察手段(如反糾察規則)以驅散和鎮壓集體形式的反抗”[3](P19)。新自由主義國家還嚴厲打擊各種威脅其統治權力的各種運動(如勞工運動、反全球化運動、反資本主義運動、綠色運動等)。第二，實現資本的市場自由化。由于資本主義的競爭性積累邏輯的存在，導致資本需要在全球尋找其增值和擴展的地理空間，這樣，新自由主義國家就必須建構一種整體性的市場(既有諸如商品市場、貨幣資本市場等具體的市場形式，又有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等宏觀的市場形式)。這些市場的整合和開放有利于外資的進入，有利于在一段時期內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由于國際資本勢力的強大，使得它們往往成為壟斷性的經濟力量。資本“在國外開辟新的高利潤領域，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開辟新殖民主義式資本主義活動場所時，國際競爭的壓力和全球化的意識形態被用來對付國內的反對勢力。在這方面，大公司的資本主義利益在制定政策和創造新的國際制度方面(如WTO或者IMF以及國際清算銀行)也典型地與政府權力進行合作”[4](P20)。這樣，資本與政治權力相聯系，資本與國家也實現了聯姻。第三，實現國家與金融系統的利益一體化。金融全球化日益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引擎，新自由主義國家對金融也很熱心，不僅通過政治權力推動金融業的發展，而且為金融制度的完善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對金融破產進行補償和救助，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對投資銀行的風險進行管理。新自由主義國家一旦被金融市場看好，就會獲得大量的資本，但是這也會導致過度投資和產能的過剩，導致利潤降低、經濟萎縮、市場紊亂等一系列的問題。國家已經被綁上了資本的“火車頭”。當金融系統的利益與民眾福祉相沖突的時候，新自由主義國家必將選擇前者。第四，推行反民主措施。哈維認為新自由主義國家已經同資本的利益結合起來，國家的目的就是為資本積累和增值服務。一方面，國家為了維護其政治和經濟利益建立了一系列機構(比如中央銀行、準政府機構和國際金融機構等)，這些機構完全不受民主權力的影響，民眾被束之高閣，政府自行指定其經濟規則;另一方面，國家強調個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重要性，特別是在市場領域。社會的成敗完全歸結于企業家個人的原因，而與整個國家系統沒有關系。對于國內的反對運動和意見則被嚴格限定在個人的權利坐標上，集體行動的基本手段通過非選舉(許多情況下是精英領導的)的各種權利支持來確定和表達。非政府組織(NGO)在新自由主義下迅速成長和擴散開來，引起了如下幻覺，即認為在政府體制外和在某些號稱“市民社會”的獨立團體內發動的反對活動是反對派政治和社會轉型的動力之源。

　　二、新自由主義的擴張、矛盾與替代方案

　　哈維探討了新自由主義擴張的原因、過程和特點。他批判了美國在伊拉克標榜的自由，指出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后宣揚其給伊拉克帶來了自由和解放，但“自由是匹很好騎的馬，但騎著它是為了到達別處”[5](P118)。哈維進一步以美國在戰后伊拉克所實施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政策來說明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伊拉克人的民主、自由和人權，而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以及推行美國的價值觀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美國事實上已經成為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機器和資本擴張的工具。哈維指出，從19世紀到20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不受人歡迎的，因為當時主流的經濟思想是凱恩斯主義，而凱恩斯主義強調的是政府必須介入經濟的運行并保證充分的就業和福利，這樣才能保證資本主義國家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穩定。哈維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盛行的三個原因：其一，新自由主義經過與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不斷較量，取代凱恩斯主義而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資本主義首次出現了以低增長和高通脹為特征的滯脹現象，凱恩斯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無能為力，被主流經濟學所拋棄。其二，哈耶克于1974年、弗里德曼于1976年分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促使新自由主義流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得到了西方主流學術界的認可。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接受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是新自由主義興起的直接原因。如美國里根政府為了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貨幣政策，大量削減預算、減免稅收和實行非管制化，這稱為“沃爾克沖擊”。英國則實行了一系列的經濟改革，并打擊工會勢力，大力推行個人主義、自由化和私有化。其三，蘇聯東歐地區被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納入全球競爭性的經濟體系中，被迫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另外，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之后取得的巨大進步以及東亞國家比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都被認為是市場經濟制度的勝利。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進一步鞏固了它在西方經濟理論中的主流地位。為了解決經濟危機和資本積累危機，從智利到美國和英國都實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政策。智利從20世紀70年代依據自由市場的原則開始重構其經濟，采取了諸如財產私有化、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等措施，雖然智利的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卻成為在英國和美國主導下的向更加開放的自由主義政策轉變的仿效模式。英國經過長達十年的階級對抗和斗爭才使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得以實現。美國向新自由主義轉型的代價要低很多，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盡管它們最終的結果不一樣，但是都預示著新自由主義登上了歷史的舞臺，成為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主導經濟思想，政治自由化、市場和貿易的自由化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特征。

　　哈維指出，雖然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一定時期內可以解決資本的流動和積累的問題，但這是在付出高失業率、低福利、生態危機和社會動蕩的代價的前提下取得的，并且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新自由主義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并不是很好，“20世紀6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在3.5%左右，即使在困難的20世紀70年代也只下降到2.4%。但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率分別只有1.4%和1.1%(而到2000年幾乎接近1%)，這些結果說明新自由主義在刺激全球發展方面大為失敗”[6](P31)。可見新自由主義只是一個被鼓吹的神話和意識形態，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有效。20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是日本、聯邦德國和東亞“四小龍”，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行的是與英美等國不同的制度，但它們卻取得了經濟建設的成功。哈維認為人們相信新自由主義是最好的選擇有兩個原因：第一，地區不平衡發展的動蕩性日益增強，使得某些特定地區以犧牲別人為代價而投機性地發展。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日本、東亞“四小龍”和聯邦德國占優勢，90年代由美國和英國主導，這實際上說明新自由主義以它在某些地方的“成功”使得它的普遍的失敗不為人所見。第二，從上層階級的角度來說，新自由主義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要么為統治精英們重建了階級力量(比如在美國和英國)，要么為資本家階級的形成創造了條件(比如在印度和俄羅斯等國家)。但這兩者都以加大不平等為代價。“正如盧森堡曾明確承認的那樣，馬克思辯證法的偉大之處在于它指出了市場自由化———自由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的信條———將不會產生一個和諧的國度，其中所有人都會非常富裕。相反，它將產生前所未有的社會不公正。”[7](P116)雖然如此，但統治階級可以通過大眾媒介宣傳新自由主義的神話，將廣大人民生活的貧困歸結為他們自身的文化和能力，掩蓋了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原因。

　　哈維指出，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擴張還會產生嚴重的過度積累危機。過度積累是指過剩的資本由于某種原因被閑置起來，還沒有找到贏利的途徑和方式。為了解決過度積累的危機，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剝奪性積累”的政策。“剝奪性積累”是資本積累的延續和擴張，采取的措施包括：“土地的商品化和私有化、對農業人口的強行驅逐(像近期在印度和墨西哥發生的那樣);各種形式的財產權(公共的、集體的、國有的等等)轉變為排他性的私人財產權;對公共權力的壓制;勞動力的商品化以及對其他生產和消費形式(比如本土的)的壓制;對財產(包括自然資源)的殖民式的、新殖民式的或帝國主義式的占有……現在，在這一系列機制中，我們或許還可以加上許多另外的‘技術’，比如從專利權和知識產權中提取租金，同時卻減少或者抹殺各種形式的、通過一代甚至幾代社會民主的階級斗爭才獲得的公共財產權(如國家養老金、帶薪假期、教育和醫療等)。”[8](P32-33)實際上，過度積累是在國家強權維護下，資本進行全球地理空間擴張所付出的代價。國家通常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強制推行上述政策，即使違背民意也在所不惜。經過廣大工人階級和群眾多年的階級斗爭所取得的共有財產，現在又回到了私人的手中。

　　哈維認為正是由于“剝奪性積累”的存在，造成了新自由主義內部的諸多矛盾。第一，獨裁主義(權威主義)和個體的矛盾。“新自由主義堅持把個體作為政治經濟生活的基礎性和根本要素的立場，的確為關于廣泛的個體權利的激進主義大開方便之門。但是著眼于這些權利而不是著眼于實質性公開民主政府機構的創造或再創造，這種反對派所用的方式也就無法避免落入新自由主義陷阱的命運。”[9](P38)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自由化、金融化和財產私有化，就會建立一種占支配地位的階級關系，哈維稱之為獨裁主義或權威主義。這個階級的再生產是社會秩序穩定的重要基礎，但又同個人的自由和福利相沖突。因為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體系的統治者為了實現資本的積累和利潤的最大化，會使得資本到處流動，尋找合適的聚集地，導致投機性資本流動的加劇和社會的動蕩。這直接威脅著個人的生存和發展，一方面，個人的自由和利益在經濟繁榮期和衰落期都不會得到壟斷權力的憐憫;另一方面，個人追求的自由建立在其自身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之上，個人由于缺少追求自身權利的經濟資源，很少會對國家的大政方針產生影響，更不用說威脅壟斷權力的地位。個人只能訴諸抵抗運動和支持群體，如近來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和非政府組織。哈維指出，這些非政府組織并不是民主機構，它們是不負責任的，它們遠離它們所要保護或幫助的人，已經成為“全球新自由主義的特洛伊木馬”，個人的利益在獨裁主義的設計中只是一個虛幻的夢想。第二，資本的競爭性積累和霸權主義的矛盾。哈維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競爭性波動直接威脅著霸權勢力的地位。這是由資本的剝削性和野蠻性決定的。雖然馬克思已經揭示資本主義曾經一度以動態性和不穩定性為特征，但是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滲透，它迫切要求維護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資本才能在差異性的地理空間中實現積累和擴張。“馬克思為我們提供了一幅資本主義體系的全景。在其中，資本的競爭性積累促使單個資本家采取某些措施，這在短期內可能會提高他們的利潤率，但在長期卻破壞了整個資本主義系統的生存能力。”[10](P18)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競爭性積累機制不僅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嚴重損害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此外，這種競爭不僅僅是爭奪市場的經濟斗爭，還是國家間政治軍事方面的斗爭。哈維以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為例指出，美國為了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借助“9•11”事件，在全球進行軍事行動和建立軍事基地，對伊拉克、阿富汗進行軍事侵略和占領，這說明美國既要消除危害其利益的短期威脅，又對其他潛在的競爭對手予以警示。隨著其他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必然會采取各種措施，包括武力打擊的方式來維護其統治。世界霸權主義的勢力一方面要在全球推廣其新自由主義主張，另一方面也會控制資本積累的速度和減少資本擴張帶來的不穩定危害。第三，權力的領土邏輯與資本邏輯的矛盾。哈維認為任何權力都需要獲得國家的保護才能實現，否則就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對于領土權力來說，一個國家只有具備一定的地理空間才能生存，國家總會被限定在一定的地理邊界內，國家追求的是集體利益，受制于一定的地理空間。而資本家也需要依賴一定的地理空間才能實現資本的積累和增值，資本家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們不對其他人負責，可以不受時空限制。資本積累的運動需要地理空間的擴張，而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經常脫離資本的運行軌道運轉。國家在權力的領土邏輯和權力的資本邏輯之間處于一個中心環節，盡管這兩種權力邏輯通常是不協調的，但權力的領土邏輯與權力的資本邏輯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內在的關系，而不是一種外在的關系。它們共同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的帝國政治經濟實踐。“國家在發展中扮演角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它總是使權力的領土邏輯與資本主義邏輯相互交織在一起，盡管這種交織并非必然和諧。”[11](P118)哈維認為，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華盛頓共識”將新自由主義的英美模式界定為解決全球問題的方式和途徑，運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對日本和歐洲以及其他國家實施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滲透和移植，而日本和歐洲也從中獲得了實際的經濟利益。“新自由主義的引入不是某個霸權勢力，例如美國，強制推行一些正統模式的結果，而是多樣化、創新和競爭(經常是一種壟斷型競爭)的結果，這些競爭包括民族間、區域間、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大城市間治理方式和經濟發展模式的競爭。”[12](P25)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席卷全球，與新自由主義有很大的關系。“新自由主義制度，作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加劇的制度設計，實際上是進一步縱容了市場自由放任原則，因而更加容易陷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正是追求資本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的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隨著信貸擴張，虛擬經濟最大化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場的飛速發展，最終促成了金融危機。”[13](P8)這次危機讓主導世界經濟發展潮流的新自由主義遭遇到自誕生以來最嚴峻的挑戰。新自由主義強迫人們相信除了生活在這種制度下別無選擇，而不管會造成怎樣的社會、生態和政治后果，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失業、激進的資本重組和資本貶值、緩慢的經濟增長、環境的惡化以及成堆的經濟丑聞和競爭麻煩，并且對許多國家日益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帶來的社會壓力沒有提供任何解釋。因此，哈維指出，一方面要明確新自由主義的權利體系的不公正;另一方面，要堅持人類基本的權利和恢復人權政治，堅持這些權利將會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構成嚴重的威脅，要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與和諧，就必須反對新自由主義。

　　哈維論述了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各種方案。其一，新保守主義的方案。哈維認為新保守主義雖然僅僅是剝掉了權威主義的偽裝，但也的確為解決新自由主義的矛盾提供了一個與眾不同的答案。因為新自由主義鼓吹個人主義和私有化，而市場、競爭以及放任的個人主義會導致無政府狀態，嚴重威脅社會秩序的穩定。所以需要一定程度的強制，這符合新保守主義的泛軍事化策略，“新保守主義很愿意施加強力，然而他們還是承認一定程度的擁護是必要的。因此新保守主義尋求恢復一種道德目標感，某種可形成政治共同體的穩定中心的更高秩序價值。其目標在于由此控制新自由主義思潮內部權威主義與個人自由之間露骨的矛盾，并對新自由主義典型地產生的個體利益混亂造成的解體效應進行抵制”[14](P45)。哈維指出這種道德目標其實是一種意識形態，其目的就是在全球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因此，新保守主義一方面強調避免卷入民族主義的競爭，另一方面卻又不自覺地陷入了文明優越論的霸權主義行列，最終失去了解決新自由主義矛盾的可能性。其二，激進政治運動的方案。哈維指出，新自由主義由于內在的矛盾滋生出包括工人運動、生態運動、女權運動、種族運動等一系列反對運動。這些運動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剝奪式積累所帶來的個人權利的損害，反對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制度，但不直接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由于這些激進的運動會威脅統治階級的利益，統治階層會采取暴力鎮壓的措施來嚴加控制。其三，改革世界性的經濟組織的方案。世界性的經濟組織包括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這些強大的世界性的經濟組織在推行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為全球經濟設置了新自由主義的標準和原則。當某個國家需要資金時，它們就脅迫這些國家制定符合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否則將會面臨失去援助并導致崩潰的危險;而接受援助的國家被納入新自由主義發展的軌道，為資本的流動打開不受限制的大門，資本實現了擴張和增值，這些國家卻喪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淪為新自由主義實施霸權的場所和工具。只有改革或解散這些強大的經濟組織，才能實現全球的社會公正和環境公正。

　　三、哈維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啟示

　　哈維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盡管也有其理論的局限性，但對我們認識新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的本質具有重要的啟示。

　　第一，反抗新自由主義必須找到社會變革的主體與過渡性積累的根源。哈維認為現在的危機是早已存在的過度積累的危機，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實施并未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和實現分配正義，反而使世界更加動蕩不安，加劇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一方面，“在哈維看來，只要不改變階級力量格局，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任何擺脫目前危機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15](P144)。改變階級力量的對比需要喚醒全球的勞苦大眾，通過政治變革來改變他們的命運，但是與新自由主義對抗的反資本主義全球聯盟還沒有建立起來。哈維雖然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及其帶來的災難性后果，但無法找到變革的主體，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觀主義。另一方面，哈維強調過度積累危機同資本主義的剝奪性積累相關，資本主義的剝奪性積累對個人及國家權益有嚴重損害，將剝奪性積累當成資本主義過度積累危機的根源，這夸大了剝奪性積累的危害和重要性。實際上當今世界普遍實行的是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以資本的競爭性積累為邏輯，關鍵在于政府干預市場的程度不同，據此完全否定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重要性是片面和武斷的。剝奪性積累的概念并不符合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際，現代資本主義的積累機制已經分化為商品化、再商品化和結構重組這三種方式，并不是所有的積累都要依靠超國家的權力的介入才能實現。

　　第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推動了新帝國主義的形成。新帝國主義側重于政治規劃和權力控制，權力的控制者依賴于對領土的占有和資源的分配以實現其政治、經濟和軍事目的。新帝國主義“新”在帝國權力的擴展范圍相對于傳統帝國來說更加廣泛，所運用的手段更加側重于文化和經濟滲透，因此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必將產生新帝國主義。而新帝國主義的內在邏輯并不如哈維所說的是資本與國家的相互交織運行的邏輯，而是以資本的競爭性積累邏輯為核心的帝國主義霸權邏輯，權力的領土邏輯是從屬于權力的資本邏輯的，正是在權力的資本邏輯牽引下，帝國主義進一步擴展了其意識形態的范圍，加劇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以及南北之間的差距。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深刻地揭示了帝國主義的本質、發展過程和最終歸宿，指出了帝國主義的腐朽性和垂死性，在新自由主義導致的全球危機中給人以啟示，導致對資本主義的反思。

　　第三，階級政治和權力重構有助于反抗新自由主義。哈維將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結合起來，強調在全球市場體系及其殖民危機中考察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哈維側重于政治和文化意識形態維度的批判，將改變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寄希望于權力斗爭和改變甚至廢除現今的國際經濟組織，提倡各種反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的組織水平和全球民眾的參與度，呼吁美帝國主義的國內外對手一起聯合起來共同參與。但哈維只看到新自由主義危害的一面，而對新自由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也符合一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估計不足，這些國家正是從現今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獲利的。要反對新自由主義，既不能拒斥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趨勢，也不能寄希望于帝國主義的轉型和所謂“全球治理”，而應該從新自由主義及帝國主義賴以生存的民族—國家出發，加強民族—國家內部的聯合，通過階級政治和權力的重構來逐步實現國際政治經濟的民主化和合理化。哈維警示在同資本主義長期共存的世界背景下社會主義如何去抵抗新自由主義的侵入，避免發生顏色革命，但他在揭示新自由主義擴展的地理不平衡發展問題時忽略了對階級斗爭和階級權力的分析，尤其忽視了對跨國資本家階級的興起及工人階級的分化重組的分析，他對國家在權力的領土邏輯和資本邏輯中的相互作用的觀點并不能很好解釋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和跨國資本家階級崛起的事實。“跨國資本家階級與國家或本地資本家階級的不同之處在于它處于全球化的生產之中，操縱著全球性的積累循環，這就從空間和政治層面上給予了它在全球體系中超越任何本地領土和政體的客觀階級存在和認同。”[16](P60)跨國資本家階級是世界新的統治階級，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性擴展同其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第四，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維護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以及資本的積累與增值，是西方發達國家推動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工具。新自由主義大力鼓吹資本主義的“普世價值觀”，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世界最美好的制度，只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但實際上“新自由主義是一個促進少數人對多數人剝削的霸權體系……是一個少數人掌權、弄權和破壞環境的全球性制度”[17](P6)。新自由主義只注重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益，而忽視人、社會、生態環境之間的良性發展。實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所產生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生態危機就很好地證明了這種發展模式是不符合人類的長遠利益的。

　　第五，加深對經濟模式、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要性的認識。哈維指出，雖然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一定時期內可以解決資本的流動和積累的問題，但這是在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下取得的，并且造成了兩極分化。哈維揭示新自由主義追求全面私有化、市場化和最大程度自由化的目標是為了實現資本的剝奪性積累，會加劇國家、階級和民族之間的矛盾。這有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市場的作用、公民的權利、社會的發展模式。我們要將自力更生與對外開放結合起來，避免淪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附庸。哈維認為新自由主義具有反民主本性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組織對國際壟斷資本擴張有重要的推動作用。這啟發我們要消解新自由主義的弊端，重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加強國際合作，推動國際關系的民主化，消除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剝削、政治打壓和思想文化滲透。

　　第六，新自由主義既有破壞性又具有建設性。哈維否認在全球化過程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矛盾有擴大的趨勢，認為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不僅是用來協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也是為了將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推向世界其他地區，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那些國家的發展，新自由主義既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也有建設性作用。但哈維卻無視新自由主義以犧牲大多數國家的利益來換取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哈維的這些觀點其實是相互矛盾的，無法真正理解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及其后果，最終也無法找到一條替代新自由主義之路。新自由主義打著“自由、平等”的旗號，蓄謀改變其他國家發展的軌跡，其實質是維護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通過經濟手段去實現壟斷資本的全球控制，推行資本主義全球化戰略，販賣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其結果，在國家層面上是財富急劇聚集到少數人手里，在國際層面上是財富大量注入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在各個國家，財富被各國的經濟政治精英攫取;在世界范圍內，財富被少數強國的金融中心攫取。新自由主義最大的弱點是其對政府調控的弱化，故意弱化政府的調控也正是新自由主義者的目的。新自由主義有一些好的方面值得汲取，如對商業自由、良好投資環境的重視，對法制和社會程序的強調，對金融、信息技術的倚重，對于個人努力、私人企業的鼓勵。但新自由主義借市場化重新分配社會財富，會導致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拉大社會差距和社會不平等。

　　總之，大衛•哈維對新自由主義的實質、產生與發展歷程及其未來前景進行了深入的批判性考察，發現新自由主義的實質不過是統治精英建立或重建階級力量，這一結論對我們理解新自由主義無疑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1][3][4][6][8][9][12][14] David Harvey.Space of Neo-liberalization：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Geographical Development.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05.

　　[2] 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5] 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58.

　　[7][11]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10]A.T.卡利尼科斯：《反資本主義宣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13]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報告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5]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報告201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6]威廉•I•羅賓遜：《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17]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黛博拉•約翰斯頓編：《新自由主義：批判讀本》，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