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自2010年爆發以來已兩年有余，但全球主權債務仍然呈現井噴之勢(日本及歐元區國家的負債狀況最嚴重。截至2013年4月，公債占GDP的比例，日本達到226%，意大利120%，英國91%，法國90%，德國83%，都遠遠超出60%的國際社會公認警戒線。參見《經濟學人》雜志設立的“全球政府債務鐘”，http://www.economist.com/content/global_debt_clock)。歐債危機的進展時刻牽動中國的神經。歐債危機爆發之前，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出口市場、技術引進來源地和第二大進口市場。歐債危機爆發以后，2011年歐盟超越日本成為中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地，2012年歐盟繼續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的地位。歐盟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歐債危機短期內會沖擊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加中國持有的歐元資產的貶值風險，導致中國出口過度依賴美國，但是中長期內有助于中國加快產業升級、增強中國的道路自信。 歐債危機是歐盟內部各成員之間發展不平衡以及歐洲與美國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產物，歐債危機的前景取決于歐盟內部各成員之間的博弈，以及歐盟、美國、中國等世界幾大“極”之間的博弈。從階級力量角逐的角度說，歐債危機的前景取決于歐盟內部各成員國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博弈、各成員國資產階級之間的博弈、歐洲資產階級與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的博弈、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博弈等多種力量之間的角逐，歐債危機的演進反過來也會影響階級力量的對比。如果在歐債危機演化的過程中，中歐之間能夠聯合起來抵制壟斷金融資本在全球的擴張，那么階級力量的對比就會朝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方向轉化。因此，中歐應該在多方面加強合作，共同探索“傾向勞動力”的經濟政治體制。
一、歐債危機的最新進展
1.歐洲的應對舉措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成效
2011年下半年以來的歐債危機表現出兩個新特點：一是金融風險從希臘等外圍國家向西班牙、意大利乃至法國之類的歐洲核心國家蔓延;二是金融風險從主權國家向商業銀行蔓延。2012年5月，希臘三次組閣失敗大大增加了各方對希臘能否繼續執行緊縮計劃以及是否會退出歐元區的擔憂。為了遏制市場的恐慌，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Draghi)于2012年6月表示歐洲央行將無限量購買受困歐洲國家的短期國債，不惜一切代價防止歐元瓦解。歐洲央行的這一舉措在短期內確實遏制了恐慌情緒的蔓延，《經濟學人》雜志2012年11月(下)指出葡萄牙十年期政府債券的收益率從11.1%降至8.8%，意大利政府債券收益率從6.5%降至4.9%。
在歐洲央行的救市舉措和緊縮措施的作用下，受困國家的財政赤字和經常性賬戶赤字占GDP的比例不斷提高的趨勢得到扭轉(圖略)。
2.歐洲擺脫債務危機的前景并不樂觀
由于受困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難以在短期內提高，經濟增長乏力，因此從長期看歐洲要真正克服債務危機仍然很困難。受困國家的財政赤字和經常性賬戶赤字占GDP的比例縮小主要不是因為出口的增長，而是這些國家緊縮財政以后進口減少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臘2012年經濟都是負增長，國際社會對這些國家2013年的經濟增長前景預測都是負面的。除了增長乏力的因素外，歐盟目前可以采取的每一種政策選擇都受到掣肘，政策能否持續，能持續多久均是疑問。這些政策選擇包括依賴EFSF/ESM的貸款支持(EFSF是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Facility)的縮寫，ESM是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StabilityMechnism)的縮寫。)、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IMF)的貸款支持、發行歐洲債券以及由歐洲中央銀行(ECB)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EFSF的杠桿化面臨挑戰、ESM與IMF的可貸資源并不充分、發行歐洲債券面臨德國與北歐國家的抵制、ECB的量化寬松政策同樣受到歐盟條約的限制以及德國的抵制(張明、鄭英、敬云川：《歐債危機的現狀評估、政策選擇與演進前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年第3期)。
二、歐債危機的深化對中國的影響
歐債危機的深化對中國的影響有正負兩個方面：從正面看，歐債危機遲遲得不到根本解決，使歐洲全球治理的雄心受挫，歐洲向第三世界說教更加困難(王義桅：《歐債危機的戰略影響》，《德國研究》2012年第1期)。這些都能夠間接地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說服力，增強中國的道路自信。從負面看，歐債危機沖擊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加中國持有的歐元資產的貶值風險。歐洲的衰落不利于世界多極化的進程，增加中國外部發展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1.歐債危機增強了中國的道路自信
歐債危機使得西方社會制度的影響力繼美國次貸危機之后進一步下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說服力增強。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于2013年1月5日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時強調，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我們就是要有這樣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習近平：《道路就是黨的生命》，http://www.wenming.cn/djw/syjj/gcsy/201301/t20130107_1016236.shtml)。不過，雖然西方力量明顯下降，但這是相對的，迄今為止西方依然占據世界格局的主導地位。當然，這一格局也在變化。
2.中國對歐盟的出口下滑
隨著歐債危機的加劇，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速不斷下降，從2012年開始進入負增長階段，在2007年第二季度到2012年第二季度之間歐盟曾一度成為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然而從2012年第三季度開始，美國再次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
為了應對危機對出口的沖擊，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連續7次提高出口退稅率以降低出口企業的成本。不過由于危機導致市場本身容量有限，提高出口退稅率對增加出口的作用微弱，自2010年以來中國又開始降低部分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如果歐債危機進一步惡化，歐元持續疲弱，人民幣就相對升值，會吞噬本來就不多的出口利潤。如果今后中國繼續調減出口退稅率，相當一部分出口企業可能倒閉。對于中國目前正處于產業結構調整壓力之下的眾多出口加工企業來說，這無異于雪上加霜，但就長期而言，這種陣痛有利于加速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3.中國持有的歐元資產或將貶值
中國增購歐元資產是中國推動外匯儲備多元化的主要舉措。歐債危機以來，中國重申對歐元區國家經濟穩定和歐元的支持。中國央行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在2012年“兩會”期間表示中國將堅持多元化的配置，繼續投資于歐洲的市場、歐元區的市場(易綱：《中國的外匯儲備投資不會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http://news.cntv.cn/2012lianghui/20120312/112023.shtml)。目前中國持有的歐元區外匯儲備相比美元儲備還不多，歐債危機對中國外匯儲備的影響并不大。截至2012年9月，中國的外匯儲備是3.285萬億美元，其中60%-70%是美元資產，歐元和英鎊約為20%(中國外匯儲備的結構沒有對外明確公布過，目前屬于國家金融機密。據估計，美元資產占70%左右，日元約為10%，歐元和英鎊約為20%，依據來自國際清算銀行的報告、路透社報道以及中國外貿收支中各幣種的比例。)。假如按照15%估算，歐元資產的規模在4927億美元左右。但是如果中國繼續增持歐元債券，歐元又持續貶值，那么中國的外匯儲備資產價值將受到較大損失。考慮到美元和歐元的貶值風險，中國也有學者建議減持美元和歐元儲備，轉向對外投資和實物儲備。例如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夏斌認為中國應當把增加黃金儲備作為長期的戰略(夏斌：《我國應增加黃金儲備》，http://www.cs.com.cn/hb/08/201012/t20101204_2696484.html。)。
4.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的風險增加
歐債危機導致全球避險情緒加重，資金紛紛回流至美元。中國對美國出口市場的依賴和美元霸權的強化都使中國經濟更易受到美國經濟波動以及全球金融操作的沖擊。事實上，目前已經出現國際熱錢外流的跡象以及國際熱錢全面做空中國的可能。2012年10月，中國外匯占款僅新增216.25億元，環比少增近1100億元。然而，根據海關統計數據，10月份，中國貿易順差高達319.9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額為83.1億美元，兩項合計為403億美元，僅此兩項增加的外匯占款就應該達到2500億元人民幣，而現在少了約2300億元人民幣，只能理解為資本項目下的國際熱錢大量外流。如果在國際熱錢加速外流的情況下，人民幣仍然保持升值，則過去10多年來中國積累的貿易順差和對外直接投資都可能被國際熱錢作為匯率暴利而吞噬掉(張庭賓：《國際熱錢全面做空中國倒計時?》，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search.jsp?id=110280580。)。
除了金融層面波動的風險之外，歐債危機的深化還增加了中國發展的外部政治環境風險。例如歐債危機促使歐洲大國意欲恢復其在非洲的殖民體系，催化非洲的政治動蕩。繼2011年北約介入利比亞內戰和科特迪瓦政局更迭之后，2013年伊始，法國軍隊又介入馬里局勢。非洲是中國主要的能源資源來源地、基礎設施投資對象和援助對象，非洲的政治動蕩增加中國能源資源進口的不確定性、提高中國在非洲的投資風險、威脅中國在非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
三、歐債危機的演化與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走向
1.資本主義體系的分化加劇
歐債危機再次表明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絕對規律。這一發展的不平衡性既包括資本主義體系核心——美國與資本主義體系其他部分之間的不平衡，也包括歐盟內部發展的不平衡，而目前歐美對危機的應對舉措將加劇這些不平衡。
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借助美元的霸權地位，繼連續三輪量化寬松后，于2012年12月13日又推出QE4。相比之下，歐盟沒有貨幣霸權，缺少通過貨幣霸權轉嫁危機的途徑。歐盟雖然也增發貨幣，但歐洲各國采取了切實的緊縮政策。因此，美國更多地采用了名義調整(nominal/momentaryadjustment)，對實體經濟沖擊不大，而歐盟更多地采用了真實調整(realadjustment)，直接沖擊歐洲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從而加劇美國與歐洲之間的分化。事實上，自20世紀7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利潤率就沒有真正恢復過。為了削弱或扭轉利潤率下降的頹勢，美國不斷向資本主義體系的其他部分轉嫁危機，這一點可以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與德國和日本利潤率的對比中看出來。1970年-1979年和1980年-1990年期間西德和日本私人企業利潤率都還略高于美國。在制造業部門，在1970年-1979年期間西德的利潤率略低于美國，日本的利潤率則遠高于美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雖然三者的利潤率都在下降，但是德國和日本的下降幅度高于美國，美國成為三者中利潤率最高的國家。
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繼續向資本主義體系其他部分轉嫁危機。美國的工業產出在危機之后的表現優于德國和日本。2012年以來美國工業產出同比一直保持增長態勢，而歐盟、德國工業產出同比保持下降態勢，日本工業產出同比在2012年初出現過短暫增長，其他時間基本處于下降態勢。
就歐盟內部各國之間的不平衡而言，緊縮的財政使競爭力本已疲乏的歐洲邊緣國家經濟衰退延長，財政狀況更加嚴峻，從而加劇歐洲資本主義體系核心與邊緣之間的分化。歐債危機爆發后，歐盟的財政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被提上議事日程，不過這些一體化構想遭到了各種質疑，推行起來阻礙重重。將負債國財政預算放到歐盟層面審批會侵犯負債國的主權，進而損害歐盟內部的民主。歐洲的一體化面臨一個悖論：一方面，歐盟的民主協商機制有利于減少歐盟內部各成員國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這種民主對于緩解美國與歐盟之間的不平衡性卻無助益。由于歐盟缺少中央集權的決策制度以及二戰后美國對歐洲的占領，所以歐盟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鑒于美國現在仍有一半以上的海外軍事基地部署在歐洲及其周邊區域，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會繼續把危機轉嫁給歐洲各國，而歐洲各國仍無法有力抗衡。
歐債危機發生后，歐洲在安全方面對美國的戰略依賴增強，體現在：其一，加大對美防務依賴。歐債危機對歐盟各成員國的防務開支形成巨大壓力，歐盟防務局2010年的開支僅是美國2010年國防開支的2/5。預計今后的開支會繼續下降，與美國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目前歐盟的軍務人員為162萬，已經是連續第五年縮減。其二，增加美國通過德國而“改造歐洲”的風險。德國提出按照加權指數調整其在歐洲中央銀行代表權，這樣德國權重就將達40%。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德國的歐洲”已不再可能出現。這就為美國進一步影響歐洲提供了機遇。美國一直在利用德國矯枉過正的傳統，利用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普遍認為德國從未有過領導歐洲的經歷而無法承擔起領導歐洲義務的矛盾，實施對歐洲的戰略控制(王義桅：《歐債危機的戰略影響》，《德國研究》2012年第1期。)。
2.歐債危機的演化關乎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
歐債危機是歐盟內部各成員之間發展不平衡以及歐洲與美國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產物，歐債危機的演化取決于歐盟內部各成員之間的博弈，以及歐盟、美國、中國等世界幾大“極”之間的博弈。從階級力量角逐的角度說，歐債危機的前景取決于歐盟內部各成員國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博弈、各成員國資產階級之間的博弈、歐洲資產階級與其他國家資產階級的博弈、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博弈等多種力量之間的角逐，歐債危機的演進反過來也會影響階級力量的對比。
由于歐洲缺乏通過貨幣霸權向外轉嫁危機的能力，所以只能更多地依靠削減福利、削減勞動力成本的方式來應對危機。受困國家的資產階級與其他強國的資產階級相比處于弱勢，因此在談判中紛紛妥協，同意實行緊縮措施，由本國民眾承擔危機的成本。這種承諾勢必引起受困國家內部無產階級的反抗，這些國家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頻繁的政府更迭表明了其內部抗爭的局面。例如2011年11月在宣布進行全民公決是否進行財政緊縮未果后，希臘首相帕潘德里歐黯然辭職。新首相帕帕季莫斯上任僅半年，希臘又于2012年6月重新組閣，由希臘新民主黨領導人薩馬拉斯就任首相。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在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強勢壓力下也于2011年11月無奈下臺，新總理蒙蒂上任僅一年，意大利又于2013年初舉行大選，新政府遲遲未能組閣，意大利只能舉行新一輪全國大選。目前受困國家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表現為膠著狀態，政府無法完全鎮壓抗議，當抗議十分強烈時，只能重新選舉。法國共產黨和西班牙共產黨的學者均指出，把債務轉嫁給歐洲人民，既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南歐已經發生空前的社會運動。大量的失業導致民眾不信任國民議會和地方議會，參選率非常低。因此，挽救危機需要同時考慮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就社會民主和經濟民主展開討論，而不僅僅是議會選舉的程序民主 (張海鵬：《法國、西班牙債務危機及其影響》，《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13年3月11日。)。
就美歐之間的角逐而言，如前所述，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會繼續把危機轉嫁給歐洲各國，而歐洲各國仍無法有力抗衡。但是，鑒于美歐在防止資本主義體系崩潰等方面仍有共同立場，美國也不會聽任歐債危機惡化。歷史經驗表明，當資本主義體系面臨來自共產主義體系的挑戰或者資本主義的競爭引發體系崩潰的風險時，美國也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體系而犧牲一定的經濟利益。前者如20世紀60年代美國為了對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而扶持日本和德國，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為了避免日本制造業部門的崩潰而實行“反廣場協議”。
就中國與歐美之間的角逐而言，如果中國能夠處理好國內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經濟結構扭曲等問題，保持健康平穩的經濟增長，那么力量對比的天平就能向無產階級傾斜。因為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抗并不限于一國內部兩大階級之間的直接矛盾，甚至主要不表現為這種矛盾，而是越來越多地體現為向跨國公司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的發展中國家與大資本集中的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二戰以后，歐美一直通過高福利政策促使歐美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妥協，以便遏制無產階級解放的思潮和實踐。危機導致的福利縮減或許會喚醒歐美無產階級的思考。如果歐美長期難以擺脫經濟增長趨緩甚至倒退的境況，而中國卻能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讓廣大的中國工人和農民分享增長成果，那么世界范圍內無產階級的力量將得到增強。
就中美歐三大“極”之間的角逐而言，歐洲的相對衰落使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競爭日益凸顯。中國高層領導人在多個場合表明中國會繼續投資于歐洲的市場。中國奉行多極主義，認為歐洲是多極中的十分重要一極，中國不贊成G2論(中美兩超論)。歐洲目前的經濟困境不利于世界多極化的進程，這是中國不愿意看到的。美國方面也動作頻頻。美國總統奧巴馬2013年2月12日宣布將與歐盟在2013年6月啟動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協定(TTIP)談判，預計2015年完成談判，2016年獲得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批準后生效。此舉被視為雙方應對中國實力提升而采取的防御性策略。2013年2月26日，美國國務卿克里上任后首次出訪選擇歐洲和中東9國也被視為美國全球戰略再平衡的開端。
總體而言，歐債危機的深化使歐洲政界對中國產生了一種十分復雜和微妙的心態。一方面，歐洲希望中國能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美國。另一方面，歐洲政界也擔心，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會使歐洲面對新的競爭。歐洲既有的政治和經濟勢力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國能夠徹底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甚至政治體系，幫助歐洲在較短的時間內渡過難關，同時又不威脅歐洲的話語權及資本擴張。在應對此輪全球經濟危機的過程中，中國究竟是徹底與國際接軌，還是通過堅定不移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導世界與中國接軌，是重大的戰略考量。
應當指出，盡管歐洲大陸實行的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沒有突破資本主義的框架，而且還在與安格魯—撒克遜經濟模式的競爭中敗下陣來，但是相對于后者，歐洲大陸對資本無節制擴張所產生弊端的反思更多，對勞動力和環境資源的保護力度更強。雖然目前歐洲政壇對歐債危機的反應主要表現為右傾或民粹主義，左翼力量依然薄弱，無論溫和左翼還是激進左翼都沒有提出擺脫危機的有效辦法，但是歐債危機的深化勢必會引起民眾更多的對現存體制的反思。如果在歐債危機演化的過程中，中歐之間能夠聯合起來抵制壟斷金融資本在全球的擴張，如果在反思的過程中，中歐的進步力量能夠聯合起來促進科學社會主義思潮，那么形勢的發展就會有利于無產階級。
四、中國與歐洲的合作方向
歐債危機肇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是資本主義金融化的產物。危機的始作俑者——金融衍生品在危機發生之后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長。2011年，美國財政部貨幣管理局的統計數據顯示，華爾街大銀行所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數量比2008年危機高峰時還增長了41%。美國銀行業持有金融衍生品的集中程度也不斷上升，高盛、摩根大通、美洲、花旗四大銀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比重，已從2009年的80%上升到2011年的95.9%(楊斌：《如何看待2012年美國經濟前景與潛在風險》，《當代世界》2012年第3期。)。在應對以華爾街為中心的壟斷金融資本對全世界人民的巧取豪奪方面，中國和歐盟各國具有一致的立場，可以在很多方面相互合作，共同營造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
第一，在宏觀制度層面，中歐都需要逐步擺脫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互相借鑒，共同探尋可持續的經濟社會發展道路。對歐洲而言，過去20年，歐盟各國采取了新自由主義傾向的發展道路，將公共事業私有化、大力發展金融業。不過這些舉措對于提升歐盟的生產效率卻收效甚微(RenéCuperus,KarlA.Duffek,ErichFrschl,TobiasMrschel,eds.TheEU-AGlobalPlayer?Wien,Berlin:LIT,page9)。同時，對于西方以外的成功發展模式，歐洲學界和政界仍然戴著“有色眼鏡”進行研究，這些成功案例尚不能動搖西方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的根基。然而，中國的快速發展已經超出西方社會科學的話語體系的解釋力，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本假設和現代化理論關于政治—經濟—民主之間的因果關系無法解釋中國經濟的成功。中國案例所展示的制度與理論獨特性，顛覆了許多歐洲經典社會科學理論的解釋模式(李形：《歐洲面臨“規范力”挑戰》，《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12月21日)。根據前述，在現有資本主義體系下，歐盟對內難以解決各成員國之間日益加劇的不平衡，對外仍無法有效阻止美國將危機轉嫁其上。因此，如果歐洲各國要擺脫歐債危機的泥沼，就需要在制度設計層面反思新自由主義的危害;減弱歐洲社會科學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借鑒中國等非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結合本國國情，探索改造甚或替代現有資本主義體系的道路。
對中國而言，過去中國過多地聚焦于美國式的市場經濟制度，在比較研究和借鑒當代不同市場經濟體制的方面做得不夠。例如，中國在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之后，需要轉向對社會公正和人民福利的關注。在這方面，歐洲比美國更具有借鑒意義。雖然歐債危機爆發后歐洲的福利政策成為眾矢之的，但是高福利本身并不會導致債務危機，只不過在不消除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改變財產所有權結構的情況下，依靠赤字財政來實行福利政策，福利政策就是無水之源、無本之木，一旦遇到危機便難以為繼。歐洲一些國家的福利制度設計，例如以德國為代表的社會保險型福利體制值得中國學習。除此之外，鑒于壟斷金融資本仍然牢固掌控著美國的上層建筑，在金融監管、調整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等方面，中歐之間應該比中美之間、歐美之間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第二，在中觀產業層面，中歐可以加強分工協作，擺脫美元霸權奠定國際分工的基礎。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隨著美國本土實體經濟利潤率的下滑，美國企業紛紛將制造環節外移，資本主義生產組織方式由垂直一體化轉向全球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的組織結構體現為金字塔式的層級結構，制定產業標準的跨國公司處在塔尖，控制整個生產網絡。這些跨國公司以總部位于美國的企業為主。由于中國企業不生產最終產品，只從事加工組裝，所以中國需要用美元從一級供應商那里進口零部件，組裝成最終產品銷往世界各地(主要是北美發達經濟體)時又以美元結算。既然中國美元儲備大量增加是由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決定的，那么實行儲備多元化的過程就需要調整當前的國際分工的格局。在這方面，中歐之間存在廣闊的合作空間。中歐既可以在產業鏈的不同環節上加強分工協作，形成以中國企業或歐洲企業為核心的生產網絡;也可以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領域合作培育核心企業，共同引領這些新興產業的發展。隨著中歐分工協作的深化，中歐之間還可以逐步展開貨幣互換，為擺脫美元的霸權統治作鋪墊。
第三，在微觀企業層面，中歐可以就促進國有企業發展、加強工人在勞動過程中的參與等方面展開深入探討。資本主義周期性爆發的危機表明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尖銳矛盾，只有變革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建立公有制企業，才能真正解決這一矛盾。不過蘇聯解體的教訓表明，僅僅建立公有制企業形式還不夠，還需要讓工人真正參與勞動過程，才能防止公有制企業的官僚化傾向。歐洲的法國、德國等國家的國有企業比例一直比較高，而且德國工人在勞動過程中的參與也相對比較多。因此，在促進國有企業發展、加強工人在勞動過程中的參與方面，中歐之間可以展開深入探討，為資本主義的替代制度尋求堅實的微觀基礎。
五、結 語
中國和歐洲作為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兩極，其發展狀況對于世界政治經濟的演變具有重要意義。倘若中歐能夠攜手抵御以華爾街為中心的金融壟斷資本在全球的擴張，使金融資本與實體資本之間的天平傾向實體資本，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天平傾向勞動力，那么未來世界將產生重大變化。其實，黃宗智(PhilipC.C.Huang)、衫原薰(KaoruSugihara)等經濟史學家早就指出發軔于歐洲工業革命的以資本密集、勞動節約為特征的外向型市場經濟會導致大規模的貧困和環境破壞，因而不可持續。相反，中國17-18世紀以資源節約、勞動吸納為特征的內卷式市場經濟卻能夠使大多數人享有生產增長的成果(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路愛國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29頁)。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因為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外向型市場經濟，也受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沖擊和新自由主義的滲透，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一點。習近平在2013年1月5日的講話中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時期，這是近年來中共中央高層第一次在公開講話中明確肯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不過，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資本對勞動力普遍占上風的條件下，要真正做到“傾向勞動力”，并不容易。今天全球各個經濟體已經緊密融合在一起，中國也不可能再完全重拾過去內卷式市場經濟模式。中國能否在今后的發展中落實“傾向勞動力”的戰略，歐洲能否在變革的過程中繼續追求“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某種相對平衡，考驗著中歐領導人的政治智慧。
參考文獻：
[1] 程恩富：《馬克思主義與危機反思》，《人民日報》2013年1月14日。
[2] 程恩富：《應對資本主義危機要超越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紅旗文稿》2011年第18期。
[3] 李慎明：《正確認識和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紅旗文稿》2013年第9期。
[4] 王義桅：《歐債危機的戰略影響》，《德國研究》2012年第1期。
[5] 張明、鄭英、敬云川：《歐債危機的現狀評估、政策選擇與演進前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年第3期。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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