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分為5個小節，選擇與知識分子有關的重要事項回顧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
1) 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
《武訓傳》是在解放初，由孫瑜編導、趙丹主演的電影，以圖歌頌主人公、清末乞丐武七(即武訓)“為窮人的孩子行乞辦義學”的精神。電影于1951年2月25日在北京及全國公演后，引起影評界激烈的爭論，叫好的多，但也有些給予嚴肅批判。
電影主角原型武七(1838-1896)因行乞辦學而被清廷嘉獎。清廷取“垂訓于世”之意而替他改名武訓，使他成了全國名人。蔣介石也曾于武訓九十七年誕辰題詞：
“以行乞之力，而創成德達才之業。以不學之身，而遺淑人壽世之澤。於戲先生獨行空前，仁孚義協，允無愧於堅苦卓絕。世之履厚席豐，而頑鄙自利者，寧不聞風而有立。——蔣中正(印)” (蔣介石作“武訓先生傳贊”)
A. 《武訓傳》遭《人民日報》批判
《人民日報》于1951年5月20日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文章只有860字，其中有這樣兩段：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卑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誣蔑中國歷史，誣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社論希望“展開關于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官方文件說，社論經毛主席親自修改。
B. 《武訓歷史調查記》支持了批判
兩個月后，1951年7月23日的《人民日報》刊登了37,870字的長文《武訓歷史調查記》。調查團由13名干部組成，由人民日報社文藝部主任袁水拍帶隊，國家文化部的鐘惦棐和李進參加，其他十名干部分別來自中共中央山東分局、聊城地委、堂邑縣委、臨清鎮委、臨清縣委的宣傳部門或報社。因為李進即江青，所以改開后給了很多人大肆平反《武訓傳》的膽量。但若認真閱讀《調查記》，就應承認其詳細地記載了口頭調查和資料搜集的過程，其邏輯、文字和結論也都極為專業化。現歸納如下：
a. 調查團直接或間接訪問過當地各階層人員共一百六十多名。直接采訪對象多數都是親自見過武訓的老年人，少數則是確知武訓某些情況的壯年人。
《調查記》詳細列出八十五名(堂邑的50人、臨清的15人、館陶的20人)直接采訪對象的姓名、年齡、以前的和現在的成分，以及有何特殊經歷。
b. 武訓辦學性質：于1888年、1889年、1896年先后辦的堂邑縣柳林鎮“崇賢義塾”、館陶縣楊二莊“義塾”、臨清鎮御史巷“義塾”性質相同，都是為地主和商人辦的。最典型的“崇賢義塾”在武訓去世前九年成立，其師、生均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根本不是孫瑜導演所調查的“為窮孩子們興辦義學”。
調查對象意見：地主階級一般說是“義學”;勞動人民普遍說是不義之學。
c. 學生成分調查：在“崇賢義塾”讀書長達7年的老秀才倪瞻云(81歲)出身于地主家庭，稱贊武訓辦“義學”。他記憶力很好、精神頗佳、而且肯講實話：“崇賢義塾”前7年只辦“經班”，能做“滿篇”八股文的才有入學資格，入學后讀詩、書、易、禮、春秋、左傳等書。學生大多數出身地主家庭，其余也是富農或商人，沒有中農、更沒有貧雇農。他那一班有學生50多人，現在只能記得起34人，其中23人中了秀才、一人中了舉(有詳細列表)。
d. 武訓學校的首事人：三所學校的首事人絕大多數為有功名的豪紳地主，包括“崇賢義塾”主要首事人楊樹坊(惡霸地主，民團團長，楊家團曾大量屠殺小劉貫莊的起義農民)，絕非孫瑜導演所稱“開明士紳”或“進步人士”。
e. 武訓的高利貸剝削：根據幾種材料相互對照、核實，武訓所積累錢財總額不下一萬七千余吊，其中堂邑九千余、館陶五千余、臨清三千余。各地被調查的人一致肯定：武訓分別在這三處放債，其利率都是當時的最高標準，月利三分、且按月結賬。除非是存入銀號轉放高利貸，利率才比三分低一些、以與銀號利益均沾。三分利在清朝屬非法高利貸，有可能被官罰沒，但武訓有辦法。
f. 武訓的土地剝削：僅從武訓去世55年后所找到的三本“地畝賬”看，武訓自三十歲開始當地，四十一歲開始買地，四十二歲開始大規模掠奪，這年奪得二十一戶農民的六十三畝余，次年又奪得十四戶農民的一百零四畝。到五十五歲時擁有近三頃土地，加上帳外已發現的柳林鎮二十二畝，合計三百零七畝。
武訓將地租給無地農民，但文約上一律尊他為“義學正”，以“興學”手段獲得特權：規定租種他土地的佃戶不得退佃不種，可是武訓卻可以隨時抽地不續約，也可以隨時漲租子;遇到荒年歉收不準減免，是“死租子”。
g. 《調查記》結論：真實的武訓并非普通乞丐，而是以行乞為職業、卻與地方豪強、地主富商勾結并獲得他們支持的大債主、大地主，甚至還有流氓行為。
《武訓歷史調查記》以事實支持了《人民日報》社論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電影藝術因其突出的大眾影響力而成為統治階級宣揚其意識形態的手段，但《武訓傳》受到了政府官員的支持，卻宣揚欺騙人民大眾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理應受到批判。
C. 《調查記》真的土崩瓦解了嗎?
網上廣泛流傳著《博覽群書》2004年04期署名吳迪的文章“《武訓歷史調查記》的邏輯”(例如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BLQS200404014.htm，下簡稱《邏輯》)。《邏輯》以東拉西扯的5000字斷言：“三十年后，當歷史允許人們重新評價武訓和《武訓傳》的時候，《調查記》所提供的證據即刻土崩瓦解，《調查記》下的結論被一一推翻”，“它不可能永久地欺騙所有的人。”
但在反復閱讀《邏輯》并與《調查記》詳細對照和分析之后，卻不難發現：
首先，《邏輯》并未以事實證據，向上述B大段a至f采訪要點的真實性提出任何實質性的挑戰，甚至可以說，《邏輯》雖然立場對立、卻承認《調查記》的要點：
《調查記》所詳列八十五名直接采訪對象及各自背景記錄，均屬實。
武訓的三所“義學”確系為地富、商人子弟所辦的學校。《邏輯》沒能舉出任何一位貧苦農民承認“武訓曾經為窮人的孩子們辦義學”。
在“崇賢義塾”讀書長達7年的老秀才倪瞻云所提供入學資格、課程內容，以及他34名同班同學的名單、成分、背景和科舉功名，完全屬實。
三所武訓學校的首事人確為有功名的豪紳地主，其中“崇賢義塾”首事人楊樹坊為地主團練的團長，楊家團曾大量屠殺起義農民，也均屬實。
武訓至少有一萬七千余吊錢、以月利三分向農民放“超”高利貸，亦屬實。
武訓至少還有三百多畝地，用來向佃農收租、條件苛刻如《調查記》所述。
讀者若有時間，不妨將37,870字的《調查記》和5,000字的《邏輯》拿來對照一下就知道，《博覽群書》署名吳迪的這篇文章論點和論據如何干癟，如何站不住腳了。
其次，大家再來看看《邏輯》一文振振有詞的證據，到底都是些什么：
《邏輯》轉引當年《調查團》的兩位干部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和趙國璧(中共臨清鎮委宣傳部)，再用自己的“邏輯”證明武訓不是地主。
《邏輯》說：司洛路找到武訓的二哥武謙的曾孫武金興，取得兩本“義學正的地畝賬”。趙國璧在三十年后解釋為何根據這兩本“地畝賬”定武訓為地主時講了“實話”：“武訓一生的確買了幾百畝地，在臨清大概就有二三百畝，這些地就在臨清西南的楊墳一帶，那里有武訓辦的一處義學，他所有的地，都歸義學所有。他本人不因為買了一些地就過剝削生活。”
但是《邏輯》并未引用趙國璧說過“武訓不是地主”，卻開始自行發明這樣的“邏輯”：“關鍵問題：武訓進行欺騙、剝削所得財產是否用在了自己身上?”《邏輯》還引用兩位無名氏的話以否定口吻“回答”了這個問題：“武訓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沒過，世界上哪有不過地主生活的地主啊!”
但《邏輯》卻完全忘記了“更為關鍵的邏輯”：你既然承認武訓欺騙、剝削，那你為什么只糾纏他過什么生活，而不去問問那些被他欺騙和剝削的佃農呢?他們常年吃大苦、受大累，災年不準減租、有其它機會也不得退佃，到底是如何生存過來的呢?武訓即使不過“地主生活”，就好像一個地主因為信佛，而一邊剝削他人、一邊吃齋吃素，甚至遁入空門，難道就不是地主了嗎?
極而論之：南朝梁武帝蕭衍(464年-549年)在位四十八年，曾經四次舍身出家做和尚、不近女色、不吃葷，每每“贖身”都花費朝廷億萬錢財——你難道能因為“蕭衍不過皇帝生活”而斷言他就不是封建皇帝了嗎?!
最后是《邏輯》說武訓因為是為義學而剝削他人、所以不應該算做地主。這一“邏輯”的關鍵正是《邏輯》在前面所回避了的要害問題：那三所“義學”只是地富子弟的學校，而與被他剝削的佃農毫無關系，武訓當然還是地主!
《邏輯》還否認《調查記》武訓放“超”高利貸剝削，但其理由居然是“武訓看不懂賬”——不值一駁，因為你根本不想去問問被高利貸剝削的農民!
總之，《邏輯》的邏輯、所列的“事實”以及所謂的“實話”，通通都站不住腳——即使按《邏輯》已承認的事實，武訓也已屬地主兼高利貸者無疑!
最后，《邏輯》還大費筆墨證明，《調查記》所提到的農民起義領袖宋景詩，后受清廷招撫去鎮壓其它農民起義了，并且斷言“宋景詩反叛過清廷，但不是為了重歸革命，而是因為招撫他的勝保被政敵扳倒，革職拿問”。本開篇不擬在此研究宋景詩的歷史：因為《邏輯》已經承認武訓的家鄉在武訓所處的時代，確實發生了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即使宋景詩變成了宋江，那也輪不上電影《武訓傳》來歌頌武訓!
總之，《邏輯》根本沒有給出“《調查記》永久地欺騙所有的人”的任何事實證據，相反卻以5000字證明了自己，至少客觀上是在“永久地欺騙所有的人”。
D. 為什么會有《武訓傳》翻案風?
在《邏輯》發表七年之后，又有權威部門網站《環球網•歷史》于2011-04-11發布文章為電影《武訓傳》翻案：《新中國第一部禁片電影〈武訓傳〉被禁內幕》(下簡稱《內幕》，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1-04/1620248.html)。下面我們分成五個部分，每部分先簡介《內幕》關鍵內容、再給出我們的【評論】。
a.為什么與武訓一拍即合？
《內幕》回顧了《武訓傳》拍攝的前后過程，透露出早在1944年夏天，孫瑜導演就因讀到《武訓先生畫傳》而受感動，有了將“武訓事跡”拍成電影的想法。趙丹也曾在醫院里讀過《武訓先生畫傳》，見到自己的同鄉武訓忍辱負重，終生艱苦修“義學”的事跡，感動得痛哭流涕。因此，他后來欣然接受孫瑜導演的邀請而擔任主演。
【根據清廷對武訓的嘉獎和蔣介石為武訓所作題詞可以肯定：孫瑜導演在國統區所見《武訓先生畫傳》，必然是借頌揚武訓之機來宣揚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孫瑜導演不曾接受歷史唯物主義教育而相信了這種頌揚，當然就鑄成日后編導《武訓傳》時的錯誤。趙丹讀《武訓先生畫傳》甚至痛哭流涕，說明他也不辨剝削階級意識形態】
b.《武訓傳》劇本經多次修改
1949年6月，孫瑜導演受邀參加新中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有機會見到自己的南開校友、周恩來總理。他唐突地表達要拍攝電影《武訓傳》，周總理略為思索后說：好像武訓年老時辦的三個“義學”，后來都被地主們拿過去了。
1949年12月，孫瑜和鄭君里、沈浮、趙丹等劇組人員多次討論《武訓傳》劇本，感到武訓立志辦“義學”是為了窮孩子、精神可貴;但這不可能改變窮人的地位，應予評述。孫瑜接受大家的建議，將《武訓傳》改寫成悲劇：一方面武訓感到了失敗的痛苦，另一方面武訓說“咱窮人偏要念書”，以表現其對封建階級的悲劇性反抗。
1950年1月初，孫瑜導演有機會向電影事業負責人夏衍、于伶和陸萬美等領導介紹悲劇結尾稿，趙丹給予補充。夏衍聽后，建議再修改開場和結尾，以自然地留出“用今天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的空間，并口頭同意繼續拍攝。
【首先，《內幕》承認了，并不曾專門研究過武訓的周總理，居然在初次聽說老同學孫瑜要拍《武訓傳》時只說了一句：武訓那三個“義學”“后來都被地主們拿過去了”——這個關鍵細節，證明周總理敏銳地提出質疑、并未支持拍攝這部影片。
其次，孫瑜導演為應對周總理的質疑，在《武訓傳》劇組的建議下關起門來編造他們自以為的“悲劇結尾”——難道悲劇這樣容易創作嗎?編劇在讀《武訓先生畫傳》時并未看清人生的悲劇性質，難道僅憑聽了周總理一句質疑就能產生悲劇沖動嗎?如果悲劇這樣容易寫就，那么青史還能給希臘悲劇或者莎士比亞留出任何位置來嗎?
最后，夏衍領導因為孫瑜同意重新打扮《武訓傳》，為“用今天的觀點對武訓加以批判”而穿鞋、帶帽，就口頭同意拍攝——這不正是支持這些從未深入工農、也無思想準備向工農學習的舊知識分子們閉門造車嗎?以手中的權力支持他們帶著其未曾改造的世界觀，繼續這樣創作意識形態作品——夏衍后來為此做檢討并不冤枉。】
c.添加農民起義反而弄巧成拙
1950年2月，孫瑜導演和《武訓傳》外景隊到了武訓的家鄉山東堂邑縣柳林鎮武莊，開拍前還邀請了好多位老年農民座談和回憶武訓“討飯修義學”的種種細節。
在山東拍攝了《武訓傳》外景之后，又回上海拍攝內景和場地外景。但到當年9月，昆侖電影公司突然要求把電影拍成上下兩集。孫瑜導演又夜以繼日地修改和趕寫劇本。這次最大的修改是為武訓增添了一位“朋友周大”：周大糾合死牢囚犯打出牢獄，并領導了失敗的農民起義，這就與武訓興學構成“一文一武”，直貫劇終。
【《內幕》說，孫瑜導演和外景隊還曾邀請了好多位老年農民座談和回憶武訓“討飯修義學”細節。那么被邀請的都是些什么“老年農民”呢?為什么沒有一位老年農民告訴孫瑜等人，“武訓義學只收地富商人子弟、從不招收貧苦農民子弟”呢?這些知識分子，為什么在座談中這樣容易地被這些“老年農民”們所欺騙呢?調查研究是向工農學習、改造世界觀的過程，這些舊知識分子恐怕一竅不通吧?
至于那閉門造車的“一文一武”虛構，當然瞞不過毛主席歷史唯物主義的火眼金睛!這些舊知識分子全無人民革命經驗，大概也不曾學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們那時不是遠在美國，就是人在大后方國統區，哪里可能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呢?以這樣的世界觀來創造意識形態作品，十個要有十個失敗!
這里順便引用，《黨的文獻》1998年第1期載王善中《武訓、電影〈武訓傳〉及建國初期開展的批判》一文對毛澤東為何發起批判《武訓傳》的解釋：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 歷史上的武訓和當時的農民起義并沒有什么直接聯系。……然而電影劇本對武訓的宣傳卻有意或無意地脫離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即不僅僅是憑空造出了一個要參加農民起義軍的周大來作為武訓的反襯, 而且把清政府對武訓的表彰同當時的農民戰爭也聯系在一起了，……這樣一來, 本來是還屬正常的清政府對武訓的表彰, 突出地成為了清政府為了鎮壓農民起義而采取的特別措施了。
“電影《武訓傳》的最大缺陷就是把本來與農民戰爭關系不大的武訓辦學，人為地把它們聯系在一起了。”
王善中這段解釋與筆者見解有一致的方面，即“添加農民起義反而弄巧成拙”。為什么會這樣?還是因為世界觀未經改造，自以為是好心、卻在替剝削階級做宣傳】
d.受到“好評”卻遭政治批判
電影《武訓傳》在1950年年底終于完成了。公映后，觀眾反應極為強烈，可算得好評潮涌，“口碑載道”……1951年2月21日晚在中南海放映時，周總理等百多位首長觀看。“孫瑜坐在他身旁，心里忐忑地多次觀察他對電影的反應……像剛交上考卷的小學生，緊張地等待老師評分!”周總理沒有提多少意見，只是指出狗腿子乘機毒打武訓的殘暴畫面描寫似乎太長了。孫瑜第二天即刻剪短了踢打武訓的鏡頭。
1951年初，《武訓傳》在全國熱映后被評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但兩三個月后遭《人民日報》社論批判為反歷史唯物主義：承認或者容忍對它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社論得出嚴重結論：“資產階級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
《人民日報》又刊登了《武訓歷史調查記》一文，說武訓是一個“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使孫瑜、趙丹等40多名劇組人員受到沉重的打擊或者牽連。
【第一，《內幕》片面地說《武訓傳》公映后“觀眾反應極為強烈，可算得好評潮涌，‘口碑載道’……”，卻對批評意見只字不提。《百度名片·〈武訓傳〉》雖然也站在為《武訓傳》平反的立場上，但至少還承認存在著截然相反的意見：
《武訓傳》上映后，引起了兩種截然相反意見的爭論。贊揚者認為，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義的好電影”，武訓是“永垂不朽值得學習的榜樣”。批評者認為，電影《武訓傳》是一種“缺乏思想性有嚴重錯誤的作品”、“武訓不足為訓”。這本是文藝界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而毛澤東卻認為，電影《武訓傳》……。
第二，筆者在文革初是待結業四年級大學生，有機會看了《武訓傳》，現在仍然記得十分清楚：當時對此沒有任何政治壓力，但是周圍的同學們一致地認為，武訓為了行乞而找挨打的鏡頭實在太下賤了!請注意，這還是在周總理指正“狗腿子乘機毒打武訓的殘暴畫面描寫似乎太長”后，而“即刻剪短了踢打武訓的鏡頭”的拷貝。
第三，《武訓傳》所編造的周大，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都與武訓牛唇不對馬嘴，“一文一武”必然漏兜!毛主席修改的《人民日報》社論，恰恰點出了這個嚴重問題。《內幕》是站在什么立場上、又根據什么史實，來指責這篇社論呢?
第四，《內幕》說“孫瑜、趙丹等40多名劇組人員受到沉重的打擊或者牽連”。到底受到什么打擊和牽連，是打成右派、還是打成反革命了?語焉不詳!真實歷史是：
周總理曾在電話中就電影《武訓傳》的問題對夏衍做過指示：關于《武訓傳》的事，我已和于伶通過電話，你回上海后，要找孫瑜和趙丹談談，告訴他們《人民日報》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區的知識分子認真學習，提高思想水平，這件事是從《武訓傳》開始的，但中央是對事不對人，所以這是一個思想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上海不要開斗爭會、批判會。孫瑜導演并未因此事挨批判而停止工作。
毛主席還在幾年后還專門問過趙丹：“孫瑜沒有安排好吧?”他接著說：
“你們兩個合作搞的電影《武訓傳》，曾受到批判，那沒有什么，一個作品寫得不好，就再寫嘛，總該寫好它。”
難道驚動了領導和電影界、犯了宣揚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錯誤，還批評不得嗎?】
e.“平反昭雪、重見天日”？
《人民日報》1985年9月6日第一版上刊登《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2005年底紀念趙丹90誕辰時，《武訓傳》重見天日。
【首先，《人民日報》這篇《胡喬木說…》報道，正文加標點符號只有237個字符[1]，不但絲毫沒有報道胡喬木講過怎么個“片面”、怎么個“粗暴”，而且此后就再也沒有見到有關胡喬木在此問題上的任何后續報道了。難道僅僅因為胡喬木是政治局委員，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就變得“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了嗎?
其次，在紀念我國已故表演藝術大師趙丹90誕辰之際，由他主演的《武訓傳》也實在應該拿出來放映一下——這是他的歷史，不過與“重見天日”不可同日而語。
最后，到底批判《武訓傳》對不對?如果從無產階級與剝削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斗爭來看，那么時至今日仍未見到任何一篇站得住腳的“平反文章”。】
《學習》雜志第五期于1951年6月16日發表了楊耳的文章《評武訓和關于武訓的宣傳》，毛主席曾經增加了這樣兩段話，恰好可以用來結束《武訓傳》批判問題：
“……武訓也許想過要為窮孩子辦學堂，但事實只能為有錢人的子弟辦學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窮孩子進他那樣的學堂。”
“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么影響。后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
請注意：毛主席在寫下這兩段修改文字時，肯定還未讀到37天后才發表的《武訓歷史調查記》。但毛主席早已預見到武訓“義學”“事實只能為有錢人的子弟辦學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窮孩子進他那樣的學堂”。因為毛主席早就看透了，清廷也好、蔣介石也好，他們“頌揚”武訓不過就是要借這塊招牌來叛賣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而且因此，毛主席特別警告我們的同志，千萬不可替剝削階級宣揚他們的意識形態。
2) 知識分子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
改開后有人非毛、反毛，包括說毛澤東愛“整”知識分子。照此說法，孫瑜和趙丹就成了最先挨“整”的人——這是對黨和毛主席知識分子政策的誤解、甚至污蔑。
A.毛澤東強調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
孫瑜和趙丹都是名人、都是好人，而且還都曾在反帝反封建事業中做出過貢獻。但他們剛解放時的世界觀無疑是資產階級的——這不但是意識形態的規律所決定的，而且也已經被孫瑜和趙丹“好心地”策劃和修改電影《武訓傳》劇本，卻閉門造車、弄巧成拙的行為所證明。他們的職責恰好是以藝術手段來宣傳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只是那時他們還不懂)，這就決定了他們只有經過長期的、甚至痛苦的改造過程，才能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才能適應新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這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也是為什么在批判電影《武訓傳》之后，毛主席還特別關心孫瑜和趙丹，鼓勵他們在工作中繼續改進，以及為什么周總理還特意囑咐：批判電影《武訓傳》是希望新解放區的知識分子認真學習，提高思想水平，中央對事不對人。
本章第2、3節曾經概述，孔孟之道與普世價值兩種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形成歷史、階級本質、一波三折，以及它們在中國近代革命中分別走向腐朽和反動的過程。孔孟之道與普世價值作為根深蒂固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勢必在中國舊社會泛濫、并在新中國繼續長時期存在，而且還可能再次泛濫(例如時下)——這就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共產黨宣言》要求與之做“最徹底決裂”的“傳統觀念”。因此在社會主義階段，一個人無論他是革命干部、工農群眾，還是知識分子，都應該努力改造自己受孔孟之道與普世價值影響的世界觀(即資產階級世界觀)，樹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在批判電影《武訓傳》之余，毛主席和周總理親自向孫瑜和趙丹提出“認真學習，提高思想水平”，也是希望他們將世界觀改造、轉變到無產階級一邊來。
在解放初的三大民主運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中，毛主席提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對于完成我國民主改革和實行工業化，極為重要：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我們預祝這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能夠在穩步前進中獲得更大的成就。”
《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開幕會上的講話》，1951年10月23日
這場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于一年后結束。到1952年秋(正值抗美援朝·上甘嶺戰役前后)，全國已有91%高校教職員、80%大學生和75%中學教師參加了學習，開始轉變立場、接受馬克思主義，批判舊思想、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新思想。
在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后，毛主席再次提出希望知識分子轉變世界觀：
“廣大知識分子雖然已經有了進步，但是不應當因此自滿。為了充分適應新社會的需要，為了同工人農民團結一致，知識分子必須繼續改造自己，逐步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現在多數知識分子還不能說已經完成了這個轉變。我們希望我國的知識分子繼續前進，在為人民的工作和學習過程中，逐步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問題》，1957年2月
一個月后，毛主席在天津市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說(三月十七日)：
“在現在這個世界上，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這兩家的思想斗爭。在社會科學領域，小資產階級算不算一家?當然也可以算一家。但是小資產階級在基本點上，它是同資產階級是一家的，它屬于資產階級那個范疇里頭的。”
再過一個月，毛主席進而指出必須有一個過程，才能幫助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
“……過去五百萬知識分子所依附的經濟基礎，現在垮了。有人說，私有制沒有了，還有什么兩面性呢?這是不對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現在五百萬知識分子吃工農的飯，吃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飯。現在知識分子有些不自覺，他們的墻角(經濟基礎)早已挖空了，舊的經濟基礎沒有了，但他們的頭腦沒有變過來，毛已經附在新皮上，但思想還是認為馬列主義不好。馬列主義世界觀不要強強迫人家信，要人家相信，要有一個過程。”
《毛澤東傳》上卷，第672頁
B.為何要強調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
前面說到，革命干部、工農群眾和一切知識分子都需要改造世界觀。但為什么要特別強調知識分子呢?這個問題極其重要，筆者不敢信口開河，現根據老知識分子邢家鯉一篇講話文稿[2]中的要點整理展開如下，與讀者共同探討幾條道理：
舊知識分子問題
新中國剛成立時共產黨員總數為448萬，其中只有14000人讀過大學、占舊中國30萬大學畢業生的0.47%(不到200分之一)，即使讀過高中、初中的黨員分別也只有3萬和10萬，說明絕大部分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并未確定共產主義信仰。
絕大多數舊知識分子，事實上也像編導演《武訓傳》的孫瑜、趙丹那樣擁護新民主主義革命、擁護新中國。但他們以前接受的是舊教育，又大多出身于舊家庭，尤其是大多人曾以知識分子身份服務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制度，在未曾參加革命、未曾接受馬列主義教育之前，其世界觀毫無疑問是資產階級的。
到了新社會，尤其在完成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之后，舊知識分子改而附在“社會主義這張皮”上、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擔任人民的“先生”了。為此，他們又必須“先當學生”，批判和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舊知識分子若不改造其世界觀，那就勢必與社會主義事業格格不入：一方面，他們個人無法在教育、文藝、新聞、宣傳等思想領域，或在各種政治、經濟、企業等管理領域中服務并獲得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也將因缺乏足夠的知識分子而遇到困難。
新知識分子問題
這里暫將解放后培養的知識分子稱作新知識分子。但即使在解放后，孔孟之道和普世價值在意識形態領域仍然保有十分強大的影響力，而且教育本身的問題也難以在短時期內解決。首先，大批教材仍然充斥著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其次，大批教員本人都是舊知識分子，絕大多數人的世界觀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造好;最后是學生本人的家庭出身，在解放初期也仍然以剝削階級的居多。即使出身在勞動人民家庭，也未必就能從家庭影響中獲得無產階級世界觀。加上社會上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新知識分子仍然有著長期改造世界觀的艱巨任務。
事實上，相當比例的舊知識分子都曾在毛澤東時代努力改造世界觀。他們所發表的研究論文和文字材料，現在讀來思想水平都很高，令人敬仰。與許多新知識分子的文字相比，后者反而常有大批人滿腦子剝削階級世界觀。這雖然是改開以來的觀察，但足以證明：新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任務并不比舊知識分子輕松。
改開新知識分子
改開以來，相當一大批新舊知識分子，暴露出其未經改造的世界觀，大肆鼓吹普世價值、復辟孔孟之道，為私有化鳴鑼開道。他們或在教育領域、或在文藝領域、或在新聞宣傳等思想領域，以資產階級或剝削階級世界觀，影響著年輕的一代。在這種社會環境中所培養出的大中院校畢業生，我們暫且稱作改開新知識分子。
在剛剛離開學校時，改開新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幾乎都是資產階級的;在參加工作之后，多數也未能獲得改造世界觀的正確引導。但在私有化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以及日趨激烈的階級斗爭逐漸暴露之后，有些改開新知識分子開始學習馬列毛，開始在社會實踐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觀——而且這樣的改開新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了。
工人階級不會變
“現在經常宣傳某個工人經過如何的經歷變成了一個老板。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一個資本家背后必須有一大幫工人，一個資本家騎在一個工人頭上是發不了財的。一個下崗工人由工人變成了資本家，必然同時有幾十個、上百個老百姓變成工人，工人始終是大多數。這決定了工人階級不可能通過一個個單個的工人成為資本家的方式來獲得本階級的解放，唯一的解放方式就是消滅資產階級、消滅雇傭勞動、消滅私有制，這樣才能獲得整個階級的解放。”
因此，邢家鯉老先生明確指出：工人階級不會變!下面我們將會談到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問題，那時還將回到邢老先生的這句話。
C.為何常常“做法粗糙、傷人”？
在五十年代，毛主席要求領導干部改進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明確指出：“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
問題是，為什么很多單位的領導，會在知識分子工作中“做法粗糙、傷人”呢?
我們整個民族都在前進，即使是主持知識分子思想工作的領導干部和他們所發展的積極分子們，也只是比他們的工作對象早幾年走上了革命工作崗位——他們也都需要不斷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包括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此外，他們大多對社會主義時期的知識分子思想工作，也都沒有經驗，需要不斷地總結經驗和教訓，來改進工作。
當然，還有的干部自己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不能正確對待真心誠意的知識分子;有的甚至還打擊報復提意見的知識分子，這樣的干部在文革中往往都受到了沖擊。對待知識分子的這些態度當然是不對的，本開篇在第八章還將再回到這個論題。
但是，主持知識分子思想工作的領導干部們也只能“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只要繼續前進，中華民族就必須準備在長達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時間內“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如果因為怕嗆水而不敢下水，那整個民族就永遠也無法前進。
3) 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
這是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的必由之路，其道理十分簡單。
A. 無產階級導師與工農相結合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與工人運動結合之后，才建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還處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位，還持有唯心主義者的哲學和民主主義的政治觀點。但西歐在19世紀40年代，先后發生了英國憲章運動、法國里昂工人起義和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三大工人運動，標志著無產階級正在從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正在以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
在1842～1844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工人、關心工人被剝削的狀態和工人階級的斗爭，并結合工人運動來研究科學理論。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改造了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而且為世界無產階級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
毛澤東和中共很多早期領導人，都有過類似的轉變過程。前面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講他本人與工農相結合的生動實例，就是最好的證明。
B. 與工農相結合的毛主席語錄
在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時，毛主席提出了極其精辟的論斷，即知識分子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最后分水嶺，就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實行與工農民眾相結合：
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與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實行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
《五四運動》1939年5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59-560頁
三天后，毛主席還在五四演講中指出，工農才是革命主力軍：
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自五四以來“組成了一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但是光靠這個方面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和學生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青年學生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
《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564頁
到了這年年底，毛主席又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寫道：
“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斗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并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采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才能克服。”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36頁
十八年之后進入了社會主義，毛主席又專門講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問題：
“知識分子既然要這工農群眾服務，那就必須首先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如果一輩子不同工人農民見面，這就不好。我們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文學家、藝術家、教員和科學研究人員，都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頑強拼搏接近工人農民。有些人可以在工廠農村看一看，轉一轉，這叫‘走馬觀花’，總比不走不看好。還有些人可以長期在住下去，這叫‘下馬觀花’。……”
《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的講話》1957年2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72頁
在文革中，毛主席重申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并提出了“再教育”：
“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并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1968年9月1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557頁
筆者是1967屆大學畢業生，恰好是在1968年9月10日這一天去工廠報到的，第二天就在大喇叭中聽到了這條令人印象深刻的“再教育”指示。記得那時，共有100名畢業生分配到了這家工廠，絕大多數都在日后的十年中真心地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很多人還與工人、干部相結合，在技術革新項目中苦干巧干、發揮了集體智慧。
C. 錢學森為知識分子樹立榜樣
早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期間，錢學森就于1937年參加了馬列主義學習小組，與組員們一起學習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熟悉了馬克思主義。錢學森因此被美國聯辦調查局(FBI)列為懷疑對象，并于1950年7月被軍事部門吊銷了機密研究工作資格。他后來幾經波折回到祖國的故事盡人皆知。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基礎，錢學森在回國后很快就跟上了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的步伐，并于195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自從接受兩彈一星研制任務，錢學森就自覺發揚集體主義精神。他多次強調：“航天事業不是一個人的事，需要千千萬萬人的共同努力。”“我本人只是滄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偉大的是中國人民，是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錢學森積極響應毛主席“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號召，真心實意地與工人們打成一片。在擔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長期間，錢學森還常常去附屬車間參加生產勞動，與車間里的工人和科技人員相結合，共同攻克技術難關，并虛心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以下是錢學森發自心底的一段談話：
“我是一個科學技術工作者，是在黨的關懷下擺脫了美國政府的無理拘留后回到祖國來的。我發表過科學論文，在高等學校里教過書，是一個知識分子——也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過得很長久的一個知識分子。我需要向工人階級學習的地方很多，來參加這次工人代表會議，就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要向各位代表學習。現在，我僅以一個學生的態度向大家報告：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是多么快樂，多么光榮!我們所從事的火箭導彈研究事業，不是關在研究室里的事業，它是整個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部分，它得到了全國勞動人民的支持。所以，科學工作者的工作，也是整個勞動人民的事業，高級知識分子也正在加入到勞動大軍的隊伍里，我個人也是如此，這使我感到無上光榮。”
改開之后風向有變，但錢學森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矢志不渝。他在與北大、人大四教授談話時曾經講道：“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
中組部在1991年把雷鋒、焦裕祿、王進喜、史來賀和錢學森列為在毛主席時代享有盛譽的五位共產黨員優秀代表。錢學森知道后，十分激動地說道：“我心情激動極了，我現在是勞動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與勞動人民中最先進的分子連在一起了。”
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典范，人民的科學家錢學森同志。
4)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
改開以來再也不提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了，因為據說有個新命題，叫做“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們第一次聽到有這個新提法時，自然也都歡呼雀躍：我們本來就是工人階級么，以前都是“極左路線”在“整”我們!到了后來，更有人不但拒絕世界觀改造，而且還根據這一新命題詛咒起毛澤東時代來了。
但是，這種拒絕改造世界觀、甚至詛咒毛澤東時代的態度，不是出于無知、就是別有用心。誰若不同意這一判斷，那就請你回答：
à 為什么在改革開放深入到了今天這個地步之后，大多數知識分子反而不屑于再做“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呢?
à 時至今日，你還能堅持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嗎?
A. 周總理講話強調改造世界觀
打開網絡，幾乎每家權威部門網站都要引用周總理在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但引用方式全都一個樣地蹊蹺：
他代表黨中央鄭重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首次提出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觀點。
這樣引用，往往令讀者認為周總理在1956年3月就已經判斷“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為什么只有“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十一個字符是加了引號的，而前前后后其余的文字都是引用者的、而不采用周總理的原話呢?只要找到周總理講話的正式文稿對照一下，就能找到答案：因為若在這十一個字之外再多引用任何一句、半句、甚至一個字，都會暴露真相：周總理1956年的《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根本就不曾代表黨中央宣布過“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周總理在這18,960字長篇報告中所講的主題是，知識分子必須消除資本主義影響、堅持改造世界觀!證據就是以下這五段文字，筆者可是老老實實地引用周總理原話：
a. “全國解放以后，黨在全國范圍內對于知識分子實行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黨中央認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識分子，……。黨中央又認定：我國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在過去雖然受了帝國主義和反動階級的種種影響，但是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同時也受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壓迫，因而一部分參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數對于革命抱著中立的觀望的態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極少數。事實日益給中國知識分子提出證明：他們除了同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一道，并沒有什么別的出路。”
b. “黨中央認為：對于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必須幫助他們進行自我改造，使他們拋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接受工人階級的思想。為了這個目的，黨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驟。黨組織他們去參加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斗爭，參觀工廠和農村，訪問蘇聯，參加各種國際活動，領導他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知識，批判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觀點，進行……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c. “關于知識分子的目前的政治狀況，許多單位作了統計……：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積極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積極擁護社會主義、積極為人民服務的進步分子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夠完成任務，但是在政治上不夠積極的中間分子也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兩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覺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對社會主義的落后分子約占百分之十幾，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約占百分之幾。”
d. “在我們的企業、學校、機關里，在社會上，都還有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之間不分敵我;他們不滿意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戀資本主義甚至留戀封建主義……他們否認人民的利益、社會的利益，看一切問題都從個人的利益出發，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贊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對。……不但落后分子，就是一部分中間分子，也常有以上所說的某一些錯誤觀點。”
e. “因此，我們不但應該改造落后分子，而且對于中間分子也應該盡可能地教育他們脫離中間狀態，變為進步分子;對于進步分子，也必須幫助他們繼續進步，幫助他們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掃除他們思想上的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影響。”
請注意——上面只在b段出現的“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那十一個字，是指周總理前面剛剛說的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變化：“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即知識分子們也像工人們一樣在為社會主義服務了，但仍如周總理所說：他們無論先進、中間和落后，都還需要改造世界觀：
à 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以前是“團結、教育、改造”，包括學習和參加各種政治運動;而且以后仍然是“團結、教育、改造”，改造世界觀。
à 各單位統計，擁護新社會并在政治上積極的占40%，擁護但政治上不積極的占40%，落后分子占十幾%，反革命或壞分子占百分之幾。
à 在列舉知識分子中所存在的各種各樣問題之后，中央的結論是：不但要改造落后分子，而且要教育中間分子，即使進步分子也必須幫助他們：學習馬列主義、掃除思想上的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影響。
——總之，知識分子或多或少都有資產階級世界觀問題、都需要改造世界觀!
B. 鄧小平主要講科技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鄧小平于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長達6,300字的一部分;標題是在發表者給添加的、并非講話的原文。我們絕對不能隨便引用該標題，而有意忽視鄧小平講話中的要害部分：
鄧小平科技大會講話的針對的主要是“科技知識分子”
鄧小平在科技大會上當然要講科技，講一系列新興科技、新的生產工具和新的工藝，講新興工業如高分子合成、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半導體、宇航、激光等工業，講電子計算機、控制論和自動化技術正在迅速社會生產力，……，然后才講到正確看待科技腦力勞動、正確對待“科技知識分子”。
鄧小平對舊社會知識分子仍然做階級分析和世界觀分析
鄧小平的原話是：“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里，有各種各樣的腦力勞動者。有些人是完全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也有很多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知識分子，如同列寧所說，盡管浸透了資產階級偏見，但是他們本人并不是資本家”，“他們同那些絞盡腦汁直接為反動統治階級出謀劃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馬克思曾經指出……他們也是受資本家剝削的。”
鄧小平對新社會知識分子的評估，然是引用毛主席的話
鄧小平的原話是：“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過，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有一個依附在哪張‘皮’上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中，只要還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知識分子就需要注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但總的說來，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請注意：鄧小平首先說“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中”，知識分子就需要注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也就是說，堅持工人階級立場永遠都是要害。
鄧小平“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緊接著還談“科技”
鄧小平說：“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腦力勞動會不斷增加，并且，越來越要求有更多的人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正確認識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這對于迅速發展我們的科學事業有極其密切的關系。”
盡管獲得如此“高抬”、鄧小平仍在強調世界觀的改造
因為只談科技知識分子問題，鄧小平顯然對改造世界觀講得不太多。但鄧小平還是引用了毛主席所提倡的：“毛澤東同志提倡知識分子又紅又專，鼓勵大家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
我們在前面引用過毛主席1957年4月10日的談話：“有人說，私有制沒有了，還有什么兩面性呢?這是不對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們的墻角(經濟基礎)早已挖空了，舊的經濟基礎沒有了，但他們的頭腦沒有變過來，毛已經附在新皮上，但思想還是認為馬列主義不好。”也就是說：知識分子雖然已經附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但也不宜于簡單地、完全地把知識分子說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黨的方針政策應該是促進知識分子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那就是要自覺地進行根本的改造，即世界觀的改造。
知識分子們在改開以來的變化證明：那些未能將自己的世界觀改造到無產階級一邊來的人，一遇機會就要跟著修正主義跑、支持私有制的復辟。因此，不論青紅皂白地宣布他們都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顯然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
C. 結論：鄧小平科技大會與周總理講話沒什么差別
1)鄧小平的講話，主要是針對搞科技工作的知識分子;
注：其他知識分子比科技知識分子要復雜，例如搞管理學的、或經理人員，其工作就有階級立場問題，是站在資本一邊、還是站在工人勞動者一邊?是遵循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還是搞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甚至成為資本家的走狗?再如社會學、新聞學、法學、藝術家、教育領域的知識分子，那簡直就是意識形態工作者，如果死抱普世價值或者孔孟之道不放，就有成為反動知識分子的危險!
2)在社會主義(而非當前資本主義泛濫)的條件下，科技知識分子作為腦力勞動者，可以看做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
注：當前資本主義泛濫了，很多知識分子已經成為資產階級的幫兇。你若將這種人也“捧”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反而會生氣地吼道：誰要你來捧!
3)但科技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階段仍要注意改造世界觀、堅定工人階級立場。
注：中國社會仍然泡在普世價值和孔孟之道的大染缸中。工人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都必須提高警惕，堅持長期地、矢志不渝地改造思想，才能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
D. 官媒捧專家卻忘掉工農大眾
前面講到，每當受到嘉獎和表彰時，錢學森總會想起與他共同奮斗過的工農大眾——那絕不是他“過度謙虛、嘩眾取寵”，而是因為他尊重歷史和現實，即腦力勞動知識分子如果脫離工農大眾、如果脫離集體協作，那就不可能在社會主義事業中做出貢獻。錢學森懂得這個道理，但有些知識分子就根本不懂，包括某些有過貢獻的知識分子，在獲得領導人吹捧后就忘記了工農大眾——這就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
現在只以著名的袁隆平院士“受表彰”一事為例：他因為做出過重大貢獻而獲我國首屆最高科技獎——但官媒表彰袁隆平院士的大批宣傳材料，幾乎毫無例外地將關鍵時刻幫助過他的工農大眾全部拋到了腦后(注意：筆者是談“應該如何表彰”問題，而絲毫不意味著袁隆平院士本人忘記了工農。尤其是，袁隆平院士以前不宜公開反對轉基因，最近應邀參加明確反對轉基因的“第十二屆國家安全論壇”，令人尊敬)。
理論貢獻和首倡功勞
背景一：袁隆平在1949年8月至1953年7月就讀四年制的西南農學院農學系，是新中國所培養的第一批本科大學生。畢業后，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長期在湖南省安江農校(1967年前后曾一度更名黔陽地區農校)任教，到了1985年又被該校聘為名譽校長。袁隆平在雜交水稻方面的研究工作、甚至推廣工作，幾乎都是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完成的，因此也可以說幾乎都是在他于湖南省安江農校任教期間完成的。
背景二：袁隆平的主要貢獻是依據三系法理論培育出了高產雜交水稻品種。該理論是美國學者希爾斯(Sears, E.R.)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1987年后，袁隆平已無突出新成果，但在主持863項目中曾建議根據二系法理論開展一步的育種研究，其中二系法理論是美國學者愛德華生(Edwardson, J.R.)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袁隆平搞的不是理論研究，而是大規模的田野科學育種實驗和研究。和錢學森的軍事科研相比，袁隆平的科學育種研究必然更需要大量的農民協作配合，更需要發揮集體的智慧。
袁隆平在1960年至1966年進行“三系法”中雄性不育系初步研究，包括60年7月發現“鶴立雞群”株，61年發現“天然雜交稻”株，64年找到一例奇異的“天然雄性不育株”，65年7月又找到5例不育株，再經兩年春播與翻秋，有4株繁殖了一至二代。袁隆平1966年2月28日在中科院主編的《科學通報》上發表了第一篇這類研究的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因系學術論文，廣大民眾對袁隆平尚一無所聞。
文革期間獲主要進展
最關鍵的進展是李必湖和馮克珊于1970年11月23日獨立地發現了“野敗”——因為袁隆平小組以后主要是圍繞“野敗”實驗和研究育種的。李必湖1964年就加入袁隆平小組，已經積累了豐富經驗;馮克珊是海南島南紅農場技術員。也許袁隆平事先給過指導，但官媒宣傳資料幾乎都不提及這兩位功臣的名字，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袁隆平研究小組之所以能在文革中獲得巨大進展，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是他們遇到了“伯樂”，即當時主政湖南的華國鋒，曾廣泛發動群眾給予支持。華國鋒指示：
“要將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眾中去搞，廣泛發動群眾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見《百度名片》袁隆平詞條)
繼獲華國鋒支持之后，袁隆平研究小組又在1972年3月獲得國家科委的支持，全國10多個省、市的30多個科研單位協作攻關，用了上千個品種與“野敗”進行了上萬個測交和回交轉育的試驗，擴大了選擇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進程。這才有了袁隆平成功選育“不育系二九南1號”的成績。在此基礎之上，袁隆平小組于1974年育成了“南優2號”，1974、1975兩年小規模試種。到了1975年12月，恰好他們的“伯樂”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指示要拿出150萬元人民幣來支持推廣他們的雜交水稻。農業部還主持了南方13省(區)雜交水稻生產會議，加速推廣雜交水稻。這才有了數以萬計的制種大軍云集海南，大規模地成功制種3.3萬畝;然后才有了1976年在全國推廣雜交水稻208萬畝的大規模實驗，增產幅度普遍達到20%以上。
文革結束后沒啥突破
雖然在文革結束后又繼續擴大了育種和推廣的面積，但袁隆平研究小組的研究成果，顯然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而那時又主要依靠集體研究、協作攻關、工農參與。但所有的宣傳資料全部都有意地回避了“文革”、“集體”和“工農”，為什么?因為這些詞匯，與官方的“文革中四人幫破壞雜交水稻”宣傳相矛盾。
關于袁隆平的事跡，《百度名片》還比一般官媒宣傳資料更客觀些。《名片》列出文革后1978年至1999年間共65項事件，其中只有兩項屬研究工作，其余全部都是講課、報告、獲獎、晉升、受聘、出國等等，以及袁隆平到1999年開始辦公司了。
這兩項研究工作分別是1986年的雜交早稻新組合威優49、以及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鄧華風找到了一株奇異的光敏核不育水稻，于次年培育成光敏核不育系。但至今未見這兩項成果被大規模推廣的報道，也許因為人民公社都已解散，也許因為袁隆平擔任863項目主持人后，轉由其他人主持二系法的光敏核不育系研究了。
袁隆平和育種群英們
事實上除袁隆平外，新中國還有一個水稻育種群英譜，袁隆平是六十年代出成果、七十年代成功的。新中國之所以能在70年代中后期突破性地解決吃飯問題，其關鍵原因是1956-58年《八字憲法》發動了群眾性育種的積極性，到1970年代中后期開花結果了。袁隆平1960年發現“鶴立雞群”株也恰在《八字憲法》之后(有報道說袁隆平因看到困難時期缺糧才立志研究雜交水稻，純屬胡編亂造：袁隆平作為農學系出身的農校教員，肯定在《八字憲法》發動群眾性育種研究時就開始動腦筋了)。而且袁隆平現在辦公司的基礎，恰恰就是袁隆平小組在毛澤東時代的職務發明。
網上廣泛地流傳著歷數大批育種專家的文章(如見http://bbs.tianya.cn/post-free-1443955-4.shtml)，至今未見任何人反駁。以下僅是其中一小段：
“中國雜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黃耀祥，北有李貞生[3]。1958年，廣東著名水稻育種家黃耀祥就育成了中國第一個矮稈雜交秈稻品種‘廣場矮’，堪稱世界首創。比后來在國際上曾經轟動一時，由設置在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于1966年才育成的、被稱為奇跡稻的‘IR8號’早了數年。當時袁隆平在教農校，還沒有機會觀察到雜交水稻。至60年代中期，廣東省基本實現了早稻品種矮稈化，大面積畝產由過去的2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400公斤，一舉改變了廣東省傳統的“早四晚六”(指雙季稻產量早稻占四成，晚稻占六成)的早稻低產面貌。與此同時，矮稈水稻迅速向中國南方各省擴展，至1965年全國矮稈品種植面積達到2400多萬畝，每畝產量提高50公斤以上。70年代中期，矮稈品種在全國年種植面積最高達1.5億畝……”注意：袁隆平小組是70年代中期培育出骨干品種南優2號的。
但是，黃耀祥和李貞生沒有袁隆平小組幸運，他們沒能遇到自己的“華國鋒”。
袁隆平宣揚成功公式
幾乎所有官媒(甚至非官媒)的宣傳材料，都一致地引用這一行話：
“袁隆平贊成這樣一個公式：知識 + 汗水 + 靈感 + 機遇 = 成功”
在這個公式中，知識分子既不需要與工農結合(甚至在大規模農田科學實驗中也用不著農民!)，也不需要集體的汗水、智慧和協作攻關。人們不禁要問：
à 難道袁隆平小組不需要國家科委組織全國10多個省、市的30多個科研單位協作攻關、用上千個品種與“野敗”進行上萬個測交和回交轉育的試驗嗎?
à 難道袁隆平小組不需要農業部先主持南方13省雜交水稻會議、然后再召集數以萬計的制種大軍去海南制種3.3萬畝、最后推廣208萬畝大規模實驗嗎?
à 難道他們不需要社會主義主義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成熟的人民公社嗎?
à 難道袁隆平小組不需要華國鋒那樣的省委和那樣的國務院領導們嗎?
當然，這個公式也許并非袁隆平本人所編，而是某官媒所捏造。但是我們相信，錢學森絕對不會允許任何人以他的名義來捏造這種騙人的英雄史觀公式——因此問題還在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上，但改開以來就再提也不提“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了。
5) 無產階級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
從根本上說，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必須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業服務，而絕不允許被資產階級利用來復辟資本主義。具體地說，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既要在文化、技術和技能上培養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各類人才，也要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規模社會實踐中，堅持把受教育者培養成具備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新型知識青年和新型知識分子——再也不能讓他們像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那樣，重新走先沾染、后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彎路。
A. 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針
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不久，毛主席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教育方針：
“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1957年2月27日，《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教育方針的第一次表述
毛主席在1958年的一次談話中指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聯合發出《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將毛主席一年多之前所提出的內容改稱作“教育的目的”：
“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1961年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后來批準試行的《高教六十條》、《中學五十條》、《小學四十條》都重申了黨的教育方針為：
“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體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在教育方針確定之后，毛主席還著手改造舊的教育制度，其主要思想反映在1964年教育問題春節座談會上，他所做的長篇談話之中，摘引如下：
“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
“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學制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學理，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斗爭。”
文革設定教育革命目標
《十六條》為我國教育事業所設定的文化革命目標如下：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中國學校的現象。在各類學校中，必須貫徹執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八屆十一中全會1966年8月8日通過
教育方針符合列寧判斷
黨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與列寧對資本主義舊學校、舊教育的評價一致：
“資本主義舊社會留給我們的最大禍害之一，就是書本與生活實踐完全脫節，因為那些書本把什么都描寫得好得了不得，其實大半都是最令人厭惡的謊言，虛偽地向我們描繪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景。”
……
“舊學校總是說，它要造就知識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學。我們知道，這完全是撒謊，因為過去整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維持的基礎，就是把人分成階級，分成剝削者和被壓迫者。自然，貫串著階級精神的舊學校，也就只能向資產階級的子女傳授知識。這種學校里的每一句話，都是根據資產階級的利益捏造出來的。在這樣的學校里，與其說是教育工農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說是對他們進行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訓練。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和悠閑。”
列寧，《青年團的任務》，《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頁
列寧的這兩段話指出，資產階級的學校是為資產階級的政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因此，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當然就要改造舊學校，要使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與勞動人民的生產勞動相結合。只不過列寧沒有毛主席那樣從容的時間和環境，根本來不及制定完整的教育方針、也來不及開展改造舊學校的實踐。
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使新中國的教育事業獲得大發展：我們看到邢家鯉這樣的教育家，看到了錢學森和袁隆平這樣的教育家和科學家，都分別在自己的科技工作中帶著一批批的新型知識青年、知識分子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然有人反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針，那就是走資派和資產階級世界觀尚未轉變的知識分子。但這些人在毛澤東時代是不敢反對的，因為他們害怕廣大的工農大眾。其中有些人表面上非但不反對，反而還表現得比教育方針更“左”，例如“天天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以便為他們個人撈取政治稻草。
B. 正確理解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改開以來的教育方針有三項嚴重的變化：
à 一是無端地將“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去掉了，不但違背了毛澤東思想、而且也違背了馬列主義。在孔孟之道和普世價值意識形態十分強大的中國，你不為無產階級事業培養接班人，就勢必要為資產階級事業培養接班人。
à 二是雖然保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實踐上卻“百分之百脫離生產勞動”，讀誦了一大堆書籍，卻對真實的生產勞動過程一無所知——待畢業后到工作單位再從頭培養，那就很難成為高技能的勞動者和出色的發明家了。
à 三是將培養目標從“有社會主義覺悟的勞動者”變成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既不明確、也不確切，正好為改變了的主義打馬虎眼。
我們繼續討論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方針，這里只選擇兩種最常說法分析和反駁。
否定階級斗爭為綱造成教育失誤
有人說：“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教育方針有些‘左’傾觀點和錯誤，產生了不良的影響，甚至在教育工作中造成一些損失”。
首先，毛主席提出各項工作“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否正確?1981年的《決議》在建國32年后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至今又是32年。凡愿意正視現實的人都應該承認：這后32年因此而在新中國生長出了尾大不掉的新生資產階級——中國前后兩個32年的大規模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以階級斗爭為綱”是正確的。
其次是絕不能形而上學地將“以階級斗爭為綱”錯誤地理解為“天天斗地主、資本家”和“天天整出身不好的人”。教育領域“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是要開展無產階級世界觀對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斗爭。否則的話，強大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孔孟之道和普世價值)勢必將師、生們大批大批地搶奪過去——這恰恰是八十年代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后所發生的事，而且又恰恰成為培植新生資產階級的先聲。
因此，堅持教員的世界觀改造，堅持培養學生的無產階級世界觀，不但不會“在教育工作中造成一些損失”，而且還是為社會主義事業培養真正的人才。
文革并未破壞教育文化亦無浩劫
有人說：“文革中教育戰線是重災區，四人幫甚至提出‘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給中華幾千年文化造成空前浩劫”。
首先，這里說四人幫講過“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是沒有根據的。網上有一篇研究文章給出認真的否定，參見腳注[4]。
現在所能查到唯一有類似語句的報道是《北京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和新華社記者于1976年5月10日發表的《共產主義幼芽不可摧——清華大學農村分校的調查報告》。該文詳細地介紹了清華大學在首都南郊大興縣所辦的農村分校，學員實行社來社去、教學實行幾上幾下，培養亦工亦農、具有一定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覺悟的新型農民。這批學員共300名，他們在一個月內就測量規劃了114條道路、總計191公里;規劃了排灌渠道292公里;搞了現代化固定噴灌10畝，規劃了活動式噴灌1000畝;測量和布置了地下管道6900米，以及其它一大堆不再詳列的技術任務。因此，貧下中農們給這批新式大學生做出很高的正確評價：
看到這樣的大學生，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走資派誣蔑這樣的學校拖“四個現代化的后腿”，完全是胡說八道。我們農村寧要這樣一個大學生，也不要那種有著“高深學問”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不為我們服務的100個大學生。四個現代化要靠那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實現，只能“化”到資本主義黑道上去。
這段報告的真實性如何呢?筆者文革中在一家中型廠礦長期參與技術管理，同時在七·二一工人大學兼職，而且有機會考察過大批縣、鄉、鎮企業。根據自己的工作和閱讀經驗，筆者認為這段報告比較真實，也相信貧下中農完全可能這樣講：
“我們農村寧要這樣一個大學生，也不要那種有著‘高深學問’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不為我們服務的100個大學生。”
問題是誰也沒有再去向《北京日報》記者、《光明日報》記者和新華社記者調查，那篇1976年5月10日的報告是否真實，更沒有人去調查清華大學大興縣分校的辦學經驗、去向貧下中農請教一下辦學的效果——而且新生事物完全還有改進的空間。僅從這件小事就足以證明，“文革中教育戰線是重災區”這句話是蠻橫不講理的。
最后是“給中華幾千年文化造成空前浩劫”這句話，那就更站不住腳了。本章第2節對孔孟之道三千年的回顧和分析已經證明：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分析和批判中華幾千年文化，然后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改開以來在這方面幾乎沒有再做任何分析和批判的工作，因此才給了資本主義借助孔孟之道復辟的機會。
前面所引列寧的話，已經指出舊學校所吹噓的“知識全面”、“一般科學”，實際上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訓練資產階級奴才的(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者是為資本家培訓白領勞動者、卻又抱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即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兩種現象，在改開后的新中國又都大面積地出現了。
C. 孔孟之道和普世價值鳴鑼開道
改開以來出現的新興資產階級三精英們，就是走資派和他們所扶植的新興資產階級(美其名曰“企業家”)，以及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為他們鳴鑼開道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或稱資產階級知識精英，有些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新舊知識分子，有些則是改開后從學校新畢業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們或翻出孔孟之道來，或從國外進口普世價值，總之是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但做著共同的事，那就是不斷鼓吹和幫助推進私有化、自由市場的經濟體系，實際上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制度。
資產階級知識精英廣泛地分布在教育領域、經濟學和管理學領域、法學和法律領域、文學藝術領域、各種傳媒領域，以及大多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甚至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領域，以及黨校、軍校和權威政策研究部門都有了大批資產階級知識精英;九十年代后，這些人還在各種背景資金的支持下組建了大量的“民間智庫”——他們整天都在忙什么呢?他們努力地從孔孟之道和普世價值中尋找意識形態根據，再將其披上馬列主義(有時居然是他們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的外衣，鼓動解散人民公社、鼓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為“補資本主義的課”——趙紫陽語)、鼓動自由市場經濟、鼓動國企破產賤賣、鼓動外國資本自由貿易、鼓動一切私有化的舉措，只要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復辟剝削階級意識形態，能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史、甚至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造謠和污蔑，他們通通不遺余力。
他們成功了嗎——他們為大面積復辟資本主義而搖旗吶喊、鳴鑼開道、自鳴得意。他們失敗了嗎——他們的敗象已經暴露、像茅于軾和袁騰飛那樣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且他們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民大眾所識破，哪里可能躲得開人間正道!
D. 普通大學畢業生就業越來越難
廣大畢業生可就不如資產階級知識精英那樣幸運了，這要歸咎于“教育產業化”。表面上看，這是因為當初呼喚產業化的領導人至今尚未承認錯誤、承擔責任，致使“產業化”引起的社會問題愈演愈烈。但教育產業化錯誤的根源，還是因為拋棄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教育方針。為了講清這個道理，讓我們從大學畢業生就業難說起。
大學擴招至今(2013年)已有15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700萬(筆者入學時只有12萬)。報道說[5]：我國雖然GDP快速增長，但畢業生就業崗位卻在減少，今年比去年少了15%，因此今年夏天沒找到工作的畢業生仍達幾百萬。筆者根據這篇報道將專家學者們所列原因歸納為四條，分別加了小標題、并借以批判改開教育方針：
教育脫離生產勞動
專家：名牌大學、博碩士研究生教育脫離實際，眼高手低、并無實際工作技能，只想著出了校門就能“找把椅子坐下來”。
評論：中華封建文明在北宋中期臻于頂峰，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清明上河圖》成圖的前一年)，進士汪洙曾經寫下廣為流傳的94行五言順口溜《神童詩》，其中充斥了孔孟之道的“上知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等等。我們只從中摘取八行人們耳熟能詳的語句，來證明封建意識形態對我國教育界和百姓的影響有多么普遍又多么惡劣：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
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學乃身之寶，儒為席上珍。
君看為宰相，必用讀書人。
……
其實就連張之洞、袁世凱和慈禧太后，都認定科舉制度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因而在1905年就將其廢除。但中國名牌大學的博、碩士研究生教育，追不上歐美國家的博、碩士研究生教育，卻因為與“世界接軌”而在百年之后“脫離實際，眼高手低”，循著一千年前《神童詩》的道路滑了回去，變相地復辟了封建社會的科舉教育：
這就在教育領域再次證明了同樣的真理：只要搞資本主義的“與國際接軌”，就勢必會拉大中國與歐美國家的距離，甚至給一切封建糟粕營造了復辟的土壤。
教育產業化惹的禍
專家：各類大學不顧市場需求、勉強擴招，畢業生就業難，大學生畢業工資甚至不如農民工，因為“在學校學的東西很少用得上”。
評論：孔孟之道“上知下愚不移”在民間影響惡劣，已如前述。但教育機構和有關領導人不去批判封建階級意識形態，卻利用它來忽悠百姓，脫離社會需求地擴大招生，這就是實質性的“教育產業化”。更有哭笑不得者，有的學校甚至在校園內豎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這樣的大字標語來激勵學生;教員和家長也往往嚇唬學生說“你考不上大學就去掃馬路”——教育機構、官員、教員、甚至家長，簡直都是在用封建階級的意識形態“瘋狂地”腐蝕年輕的一代!
將原因和結果倒置
專家：我國服務業規模小、第一二產業又用不了多少大學生。專家學者們批評“產業結構失衡”、卻不說“大學擴招失衡”。
評論：其實第一、二產業仍然用得上大批大專、大本和博碩士畢業生，而不像這些專家學者們所說“用不了多少大學生”。問題是我國現在的第一、二產業已經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形成“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的產業了——想想中國能在1970-80年試制出運十大客機，現在卻多少年下來都重復不了這樣的創新過程，就知道今日的第一、二產業為何不需要多少大學生了。尤其是像富士康那樣的出口加工型企業，既不需要產品設計、也不需要工藝設計，既不需要工裝設備革新、也不需要檢驗手段研究，哪里還能用得上大專、大本和博碩士畢業生呢?
資本家剝削太多了
專家：發達國家員工工資占企業運營成本的50%，我國卻只規定14%，而且近幾年連14%都保證不了，當然更加降低就業機會。
評論：這些數據只能證明，中國資本家的剩余價值剝削率要遠遠高于那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什么呢?因為中國勞動者不但要被中國資本家剝削一層，還要被歐美資本利用國際產業鏈再剝削一層、并且要比中國資本家那層厚得多!本開篇前面所給出的富士康案例數據，就足以證明這“一厚層”的剝削率，遠遠高于中國資本家那“一薄層”了——這就是中國在加入WTO之后，“與世界接軌”的結果。
專家學者們都說這“將是一個長期問題”，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看不到出路，那為什么要走這條路呢?還是因為趙紫陽要“補”資本主義課造成的惡果!
總之教育方針的重大失誤，就是放棄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必然結果。
[1] 《胡喬木說：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是《人民日報》記者畢全忠的短篇報道，其全文如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9月5日在談到武訓這個有爭議歷史人物時說，武訓這個人物應該如何評價，這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需要不抱任何成見加以重新研究。胡喬木是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和陶行知基金會成立大會上談這個問題的。”“胡喬木說：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經發生過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這個批判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我們現在不對武訓本人和這個電影進行全面的評價，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明，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因此，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說它基本正確。”
[2] 根據邢家鯉先生于2001年1月給清華大學全校黨課組長講座的錄音整理，在網上廣泛流傳。邢家鯉1948年8月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習，1949年9月入黨，1951年被選派留蘇。清華大學物理系在1952年并入北京大學，該系著名教授周培源、王竹溪后來分別擔任過北京大學正、副校長。邢家鯉老先生說過他“出身于國民黨大官僚家庭”、但投身革命了。網上流傳他的下面這段話，感人至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傳一個青年加入共產主義行列，我就夠本，宣傳兩個，我就賺了一個。說教師像蠟燭，照亮了別人，消滅了自己，太悲傷了，我是不同意的。為什么不說是共產主義的篝火呢?一塊塊劈材投入了，火光熊熊。你能說那不盡的熊熊大火中，哪一塊劈材是燒完了呢?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人類最美好正義高尚的事業，共產主義事業中去，不是最大的幸福嗎?”
邢家鯉先生病逝后，高等教育出版社曾據此“篝火”比喻出版《篝火頌•邢家鯉先生紀念文集》。
[3] 朝鮮族農民李貞生是吉林省海龍縣(梅河口市)河洼公社社員，在擔任村里45畝水田的水稻技術員時，經多年努力于1967年成功培育出遠親雜交的“玉米稻”，產量比普通稻高出15%，時間也比袁隆平1974年育成的南優2號早了7年。30多年前的資料證明，“玉米稻”那時很受重視，1975年曾被長春電影制片廠和北京電影制片廠合拍成科教片《農民育種家》，后又拍成電視;《人民日報》等報紙刊登了“玉米稻”;李貞生受到了政府的嘉獎和媒體的宣傳，還曾參加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李貞生的事跡也以《農民李伯伯》為題，在1978年左右編入小學三年級的語文課本。
但這種“玉米稻”在第二、三代就會退化，而且專家們對其雜交機理爭議不一。李貞生文化水平低、不會寫論文，而且去世得也比較早，現在無人繼續他的研究。
[4] 據多個網頁引用署名東方朔的博文《四人幫從未說過“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考察，這句話最初出現于四人幫倒臺后，教育部大批判組于1976年11月25日所發表的《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豈容篡改——批判張春橋的一個謬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去年十一月八日，張春橋在一次談話中，搖頭晃腦地說：“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覺悟的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什么人?我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
此后《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發表了署名任翔的文章《揭發批判“四人幫”誣陷、迫害周榮鑫同志的罪行》，也有一句類似的話。但二者均未給出任何談話記錄或文獻資料的證據。
[5] 見《中國科學報》2013年6月10日第5版思想周刊所載其記者洪蔚對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等專家的參訪，標題為《史上“最難就業季”：為什么畢業即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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