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琴螺：交通擁堵成中國大城市發展噩夢

　　《交通擁堵成中國大城市發展噩夢》，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1月2日報道。中國大城市中的交通擁堵問題之所以日益嚴重，主要有兩個原因：

　　其一，在建國初，城市規劃受蘇聯的影響極大，中國的城市建設普遍莫斯科化，然而，教條主義者們沒有意識到中國人口遠遠超過蘇聯人口的這個現實，因此，攤大餅式的城市建設使得城市居民花費在路上的時間極多，由此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再生產的成本。當然，幸運的是，在社會主義時代，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絕對統治地位以及普遍的公有住房制度使得人民政府能夠通過鼓勵人們相互調換工作單位或居所等辦法來實現“就近上班”和“就近上學”，由此極大地降低了社會再生產的成本，換言之，由此提高了社會再生產的效率。這一社會主義優越性一直保持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然而，隨著住房制度的改革，公租房被產權房大量取代后，城市居民也就不可能再通過“換房”來達到“就近上班”和“就近上學”的目的了，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占據中國經濟社會的統治地位后，城市居民更不可能通過互調工作單位來降低社會再生產成本了，盡管中國政府推行私有化改革的一個借口是為了提高效率。在住房產權私有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的限制下，城市居民花費在路上的成本必然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增加。特別是在攤大餅式的城建模式下，無論是增加私人汽車還是增加公共交通工具或其他基礎設施，都不可能克服單一中心所帶來的問題，也正因為各方都必須經過中心點或市中心才能達到目的地，所以，必然導致交通擁堵程度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加重。

　　其二，自上世紀九十年開始，中國的城建規劃思路從照搬蘇聯轉變為了照搬美國。教條主義者們自作聰明地提出了這么一種設想，即城市居民白天在市區上班、上學、消費購物，晚上回到市郊的住宅里休息。為了實現這一構想，首先是把城市居民大量地拆遷到市郊。然而，讓洋奴們意想不到的是，他們的這種根本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改革舉措馬上就來報復他們了。由于居民被大量拆遷到了市郊，所以市中心的商業開始陷入蕭條，相反，處于市郊的居民生活區周邊的商業卻開始繁榮起來，沒幾年，市區的商業就紛紛開始向市郊的居民區靠攏，由此進一步加重了市中心的商業危機，而為了擺脫商業危機，市中心的房地產價格就被人為的炒作了起來，但如此一來，只是進一步加重了在市中心的那些企業的經營成本，由此造成惡性循環，企業不斷地因承受不住高租金而遷往市郊居民區附近，市中心的經濟形勢則進一步惡化。其次，洋奴們——通過把居民拆遷到市郊——迫使居民增加在交通上的消費，由此來為相關的資本增殖做出貢獻，又因為漢奸買辦勢力壓制本國汽車工業的發展，所以就導致了外資或合資汽車統治中國汽車市場的局面出現。也正因為擴大汽車銷售量成為了漢奸買辦勢力的政治任務，因而中國既有的城建規劃思路也就難以被撼動了，因為對漢奸買辦勢力而言，只有繼續增加城市居民花費在道路上的成本，才有可能提高中國汽車銷售市場的規模，由此才能增加外國資本的財富。

　　總之，中國的交通擁堵問題之所以日益嚴重，關鍵在于中國政府所推行的私有化改革以及建筑在這個改革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團需要增加中國人民的出行成本。因此，只要轉型接軌的私有化性質不被消除，那么中國的交通擁堵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

　　《克里再拒伊朗參加敘和平會議》，路透社耶路撒冷1月5日電。伊朗是否有資格參加敘和平會議，那并不是看美國是否愿意給伊朗這個資格，而是要看伊朗自己是否能夠使自己在敘利亞問題上成為“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如當年，無論美國是否愿意和新中國接觸，它都不得不為處理朝鮮戰爭而和新中國進行談判，顯然，新中國之所以能夠和美國建立起外交關系，那決不是新中國懇求美國而得的，也不是美國恩賜給新中國的，而是在一系列的重大斗爭中，新中國讓美國認識到只有和新中國進行談判才能解決美國所碰到的問題。同理可知，如果伊朗不能讓美國感受到其在敘利亞問題上的不可或缺性的話，那么它注定不可能獲得與美國就敘利亞問題進行談判的資格。

　　《美國放寬轉基因玉米限制》，美聯社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1月3日電。盡管受到科學家和環保主義者的反對，美國政府——為了滿足孟山都的利益——而把大眾的飲食安全拋到九霄云外去了。盡管中國的漢奸買辦勢力會對此表示歡迎，但是，這反而進一步揭示了這幫支持推廣轉基因主糧的家伙們的漢奸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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