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開始在中國大地徘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就將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將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方針作為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的方針,“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作為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的口號。
當中國共產黨被迫拿起武器、毛澤東被迫轉向井岡,走出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中國革命新路的時候,毛澤東就踐行了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的方針、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使中央蘇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農民獲得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土地。
當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將要全面踐踏中華大地、使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時候,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毅然決然放下與蔣介石國民黨的血海深仇,聯蔣抗日,共赴國難。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方針也隨之調整,改“沒收地主土地”為“減租減息”政策,在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基本形成了槍口對外,團結抗日的局面,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當蔣介石和國民黨磨刀霍霍、準備全面挑起內戰的時候,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高瞻遠矚、明察秋毫,及時發出“五四”指示,在解放區即開始了土地改革運動。解放了的農民支援了解放戰爭,解放戰爭的風卷殘云、秋風掃落葉又極大地解放著農民。到中國前夕,就已經在老解放區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將近1.2億農民的土地革命。數千年的枷鎖被打破,億萬農民站了起來。
隨著毛澤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莊嚴宣言,隨著毛澤東“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的莊嚴宣告,隨著解放軍的車輪駛向中國大陸的每一個角落,一場全國范圍內的埋葬數千年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實行農民個體土地所有制,實為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土地改革運動,自然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
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并沒有急躁冒進、急于求成,而是順理成章、穩中求進。
二
對全國的土地改革運動,毛澤東采取的方針是順理成章、穩中求進。
首先,在土地改革的法律法規的制定和修改上,毛澤東采取的方針是順理成章、穩中求進。
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不斷向前進的軍隊和不斷發展的生產,都有“五四”指示、《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功勛。但《中國土地法大綱》有幾個缺陷,從而為叢驅雀、為淵驅魚,將富農趕到反動階級那邊去了。為使修改后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更適合全國土改的新形勢,毛澤東特地在劉少奇的報告中加寫了“說富農的部分長了,反而不清楚,有些則說得不太妥當......說過去的‘左’傾錯誤是1947年10月10日土地法大綱上規定了沒收富農多余土地財產的緣故。如果沒有這段說明,則不能糾正此種錯誤。”“生產資料的使用,例如農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對于土地的所有關系的結果,這種所有關系表現為佃農對地主的隸屬關系(人與人的關系),既是生產關系。過去許多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二元論(甚至是多元論)的錯誤,將生產關系和使用關系并列,又將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并列,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把問題弄得很糊涂,劃錯了許多人的階級成分,曾于1947年冬季叫喬木寫了一個文件,題為‘中國各社會階級及其待遇的規定”,其前面兩章是我寫的,說明了這個問題,可以參考“。(邸延生:《毛澤東與中國經濟》)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和其他法律法規如《農民協會組織通則》、《人民法庭組織通則》、《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等做了更切合中國農村實際的修改和規定。
1、在沒收征收封建土地和財產方面,縮小了范圍。對地主,除沒收其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的糧食和在農村中多余的房屋外,其他財產不予沒收。對富農,保護其所有自耕或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其他財產不受侵犯;富農的出租土地部分,亦予保留不動,但在某些特殊地區,經省以上人民政府批準,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對于土地出租者,即革命軍人、烈士家屬、工人、職員、自由職業者、小販以及從事其他職業或因缺乏勞動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論,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數量不超過當地人均土地數量一倍者,均保留不動,只征收其超過部分。
2、在分配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方面,由鄉農民協會將沒收、征收的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以鄉為單位,在原耕基礎上,按土地數量、質量及位置遠近,用抽補調整的方法,按人口統一分配。
3、在劃分農村階級成分方面,應根據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有關規定,按自報公議方法,由鄉村農民大會、農民代表會,在鄉村人民政府領導下民主評定。其本人未參加農民協會者,亦應邀到會參加評論,并允許其申辯。評論后,由鄉村人民政府報請區人民政府批準。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見,得于批準后15日內向縣人民法庭提出申訴,經縣人民法庭判決執行。
4、關于城市郊區的農村土地改革,規定:其一,除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及多余的糧食和農村多余的房產,“所有與工商業相連的土地和房產一律不動,地主的其他財產一律不動,一律不得追挖底財,并允許地主將底財投資于工商業”;其二,“凡使用城市郊區國有土地耕種者,一律不再交租,具照章納農業稅”。
5、還對一些特殊的土地問題作了處理規定,另外還規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并承認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土地的權利。土地改革前的土地契約,一律作廢。
其次,在土地改革的實施步驟上,毛澤東采取的方針是順理成章、穩中求進。
1950年1月,中共中央就土地改革、減租減息諸問題向各中央分局發出了這樣的指示:“黨外人士要求規定并公布各地進行土地改革的時間,我們認為,蘇、浙、閩、皖、贛、鄂、湘、粵、桂、陜、甘等11省應準備在1950年秋收以后分配土地,寧青兩省,在完全漢人居住的地區亦須準備秋收后進行土地改革,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及漢人與少數民族雜居地區則不進行;云、貴、川、康則在1950年還不能進行土地改革,須待1951年秋收后進行。確定這樣一個時間,是有必要的,將這個分配土地的時間公布似乎也有必要,可使黨內黨外農民和地主都能摸到底,都有所準備,這對今年春耕及在冬季準備春耕都有好處。否則,農民和地主均不好準備今年的春耕”。
再次,在土地改革中實施的具體辦法和措施,毛澤東采取的方針也是順理成章、穩中求進。
對此,一位老土改隊員曾有過一番生動的描述:“我村的土改,只是全國大規模土地改革運動中的一個星星點點,一個縮影……”“(土改工作隊員)通俗地講述了土改的目的是打倒地主分田地,發展農業生產;土改的方針是發動廣大農民,自己起來打倒地主階級,取得土地;土改的意義是徹底消滅封建土地剝削制度,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土改的總路線總政策是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他們和我白天走村串戶,訪貧問苦,扎根串連,發現培養積極分子;晚上登記各戶人口、土地、農具等基本情況。""與此同時,組織農民開展多種形式的訴苦會,控訴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苦,控訴偽鄉保長抓兵派款的苦……通過訴苦,提高了農民的政治覺悟和階級覺悟,從而形成了一支強大的土改力量……建立了以貧雇農為核心的村農民協會并選出了村長、貧雇農小組長,培訓了積極分子,建立了民兵組織。""在農民基本發動起來的基礎上,組織農民學習《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使之家喻戶曉、人人明白。""在群眾基本掌握階級劃分的主要標準后,結合自己和本村的實際,采取面對面或背靠背地討論誰是什么階級成分。""全村個階級成分公布后,階級陣線明朗,貧雇農優勢增大,中貧雇農團結緊密,富農處于中立,地主日趨孤立。于是,就開展對地主的斗爭。通過斗爭,地主威風掃地,農民揚眉吐氣。""隨之就沒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和財產。"“分配地主土地財產分兩步進行。首先,工作組和村干部帶領貧雇農骨干群眾,沒收地主家的房屋、耕畜、農具、糧食、家具等財產,分配給缺乏住房和生產資料的農民。貧雇農骨干群眾……理直氣壯地清還地主剝削農民的血汗財產,號房子、牽耕牛、背農具、清倉庫、搬家具……”“其次,工作組和村干部做好土地的征收、沒收和分配工作。”“我村土改勝利完成后,“貧雇農得地開心,中農有利放心,富農不動定心,地主勞動回心。”廣大農民從封建土地關系的束縛中獲得解放,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生產積極性”。(《足跡》 零陵歷史回憶錄)
三
在農民負擔問題上,毛澤東采取的方針是取之有度,重而不傷。
毛澤東是十分重視農民負擔問題的。但是,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光強調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休養生息是不切實際的事情。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又發揮了他的“大仁政”思想。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十分注意農民的生活的。他把改善民生的基點放在土地改革和發展生產上,“凡在老解放區(約有16億人口)土地改革已經完成,社會秩序已經安定,經濟建設工作已經開始走上軌道,大多數勞動人民的生活已經有所改善......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 第頁)當然,他也著眼于直接減輕農民負擔,1952年,毛澤東直接寫信給譚震林要求“調查農民公糧及其他負擔的實情”,并指出“今年征糧必須不超過中央規定的比率,大大減輕農民負擔。”為此,各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逐步完善農業稅征收制度。建國之初,農業稅收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也是國家控制市場、保障供給的重要物質基礎。為此,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黨和國家花費很大力氣,基本實現了農業稅負的公平合理、取之有度。一是因地制宜實行兩種稅制。所謂兩種稅制是指老解放區實行比例稅制,只是適當降低稅率;新解放區則實行累進稅制,對各階層課以不同的稅率。根據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新解放區中等條件地方農村各階級的農稅負擔率大致是:貧農一般為8%。中農為13%,富農為20%,地主為30%,最高不超過50%,個別大地主也不超過80%。由于負擔面擴大,各階級的負擔率也基本合理,農業稅完成的狀況良好,總體上超額完成了農業稅任務。二是實行“查田定產,依率計征,依法減免”。根本點是查田定產,這是合理準確征收農業稅的依據。中財委于1950年11月發出的“指示”中指出:“查實田畝,評好產量,實為貫徹農業稅法與實現公平合理負擔的基礎......因此,新區秋征后應結合減租土改,進行查田定產”。經過查田定產,計稅田畝基本查實,評定的長年產量基本接近真實,全國共查出隱瞞的黑田黑地7000望畝(《1949-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財政篇》 第1092頁)基本點是依率計征。在查田定產的基礎上,實行依率計征。1951年對1950年實行的稅率做了調整,因抗美援朝的需要提高了稅率并將限制地主經濟的稅率由42%下調到30%,最低稅率由1950年的3%提高到5%。補償的措施是依法減免。對那些遇到天災人禍、生活水平下降的農民依法適當減免農業稅。1952年,全年共減免正稅和附加稅286萬噸,占應征稅額的13.8%。(同上 第98頁)三是統一累進稅率,取消地方附加。從1952年起,根據中央確定的“查田定產、依率計征、統一累進,決不附加”的方針,取消了附加,統一了稅率。從全國實際征收的結果看,1949年為248.4億斤細糧,占糧食總產量的13.5%;1950年為269.7億斤,占糧食總產量的12.3%;1951年為361.5億斤,占糧食總產量的14.5%;1952年為3578億斤,占糧食總產量的12.2%。農民的農業稅相對負擔基本處于穩定甚至處于下降狀態。
其次,逐步規范鄉村財政制度。鄉村政府是國家政權的龍尾,又是農民組織的鳳頭,擔負著艱巨而繁重的發展農村經濟、文化、政治的責任,但鄉村政府沒有獨立的財政,只能由縣財政撥款,而縣財政的撥款往往入不敷出,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鄉村政府向農民攤派,加重了農民的負擔。為此,中央政府著手了鄉村政府財政的改善。鄉村財政的改善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取消附加,主要開支納入國家預算。二是整頓鄉村財政。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對鄉村財政實行“包、禁、籌”的方針,即把約占鄉村財政經費支出60%左右的鄉鎮干部的津貼,鄉鎮政府的辦公經費和鄉村小學教育經費由國家財政包下來;取消公糧附加和禁止一切攤派;有條件地準許鄉鎮籌款用于地方公益事業。三是厲行節約、杜絕浪費。通過上述措施,減輕了農民的一些負擔。
四
在恢復發展農村經濟上,毛澤東的方針是“組織起來”。
毛澤東指出:“組織起來,是由窮變富的必由之路”。1952年12月,毛澤東又指出,必須“把農業合作社當做一件大事去做。”在給平山縣西北坡黨支部寫信時,提醒他們來年春天種水稻時一定要先育秧后插秧,互助合作,把農業生產搞好。(邸延生:《毛澤東與中國經濟》)根據毛澤東“組織起來,是由窮變富的必由之路”的指示,1950年2月,農業部發出了《關于1950年農業生產方針及糧棉增產計劃指示》,1951年2月,政務院發出《關于1951年農林生產的決定》。政務院的《決定》規定了10大經濟政策。
1、土地改革已經完成的老解放區,切實保護人民已得的土地財產,不受侵犯。新解放區在土地改革完成后,立即確定地權,頒發土地證。在尚未進行土地改革而只實行減租的地區,切實保障誰種誰收和農民的佃耕權。
2、貫徹合理負擔的農業稅收政策,對因善于經營、勤勞耕作和改良技術而超過常年應產量者,其超過部分不增加公糧負擔;因怠于耕作,其產量不及常年應產量者,其應納公糧不予減少。
3、勞動互助組,應受到人民政府的各種獎勵和優待——得享受國家貸款、技術指導、優良品種、農用藥械和新式農具的優先權,以及國家貿易機關推銷農業和副業產品、供給生產資料的優先權。農民相互間臨時雇傭短工,可予提倡。允許富農經濟存在,雇傭勞動自由。
4、執行獎勵主要工業原料作物生產的價格政策,保證棉糧、煙糧和麻糧的合理比價,保證收購和運銷。實行優級優價、低級低價、公平合理地按級給價,禁止壓低等級收購。推行對農產品的合同制度和預購賒購辦法。棉農及煙農的農業負擔得于秋后一次征收,并得以棉、煙抵交公糧。
5、實行山林管理。嚴禁燒山和濫伐,劃定樵牧區域,發動植樹種果,推行合作造林。為了保持水土,還應分別不同地區,禁挖樹根草根。對保護培育山林和植樹造林有顯著成績者,人民政府應給以物質的或名譽的獎勵。公有荒山荒地,鼓勵群眾承領造林,造林后,林權歸造林者所有。
6、獎勵興修水利,因興修水利而提高產量,屬于群眾自己出資合作興辦者,其產量提高部分五年以內不改訂常年應產量,亦不增加公糧負擔,屬于國家出資興辦者,其產量提高部分,三年以內不改訂常年應產量,亦不增加公糧負擔。墾種生荒免納公糧三年至五年;但絕對禁止開山荒和陡坡。已開之山荒,必須修成梯田。應反復向干部和群眾說明,開山荒和陡坡,是有害全體的,“山地開荒、平原遭殃”,是決不能夠提倡的。
7、保障牲畜喂養者的利益。獎勵繁殖牲畜,提高經營種畜戶的社會地位,并予以扶持。開展家畜防疫運動,并推行牲畜保險。
8、鼓勵農民投資擴大再生產。提倡互助打會,信用合作。提倡自由借貸,必須有借有還。恰當地使用國家投資和貸款。凡為發展農林水利事業的私人投資和幫助農民發展生產的私人借貸,人民政府應給以方便和保障。
9、在某些閉塞地區,糧食產量較大而無法運出銷售者(例如陜北及西南某些省區),除應根據當地可能條件有計劃地適當地提倡種植棉、煙、麻等作物外,在可能運出銷售的條件下,還應提倡養豬養牛養馬及經過政府批準進行燒酒,使農民獲得糧食增產的代價。
10、嚴禁地主、特務、反動會門的一切破壞行為,如有無故荒蕪土地、宰殺耕畜、破壞農具、砍伐樹木、拆毀建筑物者,人民政府應給以嚴厲懲處。
毛澤東“組織起來”發展農村經濟的方針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舊中國千瘡百孔、百業凋敝的農村經濟,新中國用不到三年的時間,就將其全面恢復并有所發展,穩定了社會、支援了戰爭、改善了民生,用事實回答了共產黨能不能搞好經濟的疑問。
五
土地改革是一場巨大的社會革命,其社會意義怎么評價都不為過。
1、這是一場極其偉大的社會政治革命。封建地主經濟,是封建制度的基礎,是軍閥產生的基礎,是中國農民千百年來受窮受苦的基礎。偉大的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階級,變土地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為農民個體所有制,中國4億多的農民得到了他們夢寐以求、日思夜想的土地,從此,有人想做軍閥做不成了,有人想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做不成了;從此,農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起來了,農民再不受地主的壓迫和剝削站起來了;從此,農民成了國家的主人,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真的是包括農民在內的勞動人民的國家了。
2、這是一場極其偉大的社會文化革命。中國農民在封建地主階級的殘酷壓榨和剝削下,絕大多數不過是阿Q、閏土,絕大多數不過是“喑啞”的人群,絕大多數不過是會說話的活的生產資料??墒牵r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斗倒了地主,獲得了為自己生產生活的權利,獲得了做人的尊嚴,獲得了民主、自由等基本人權,獲得了參與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的權利。這是什么樣的解放?這是真正的精神解放,這是真正的文化解放!這個解放,就是中國文學家們早就揭示了的:農民“從前是牛馬,現在是主人”!
3、這是一場極其偉大的社會經濟革命?,F代社會的主題是工業革命,這就像毛澤東早就指出的那樣:“新中國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工業,建立起自己強大的工業......”,可是,“中國要想發展,必須首先重視農業;中國有4萬萬農民,農民的問題解決不好,什么事情都難辦呢”!這就是現代工業經濟發展的辯證法。而現代工業經濟發展的基礎,就是進行完全徹底的土地改革。正因為中國進行了完全徹底的改革,不僅為當時工農業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更為中國國民經濟長期的、持續穩定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后勁。以至人們認為,中印之間“龜兔賽跑”的勝負其實在建國之初就已經決定了,以至英國人在調侃:當我們還沒有將高鐵圖畫好,中國早就將藍圖變成了現實,以至全世界都感嘆:21世界是中國人的世紀!
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新中國第一次偉大的社會革命——土地改革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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