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創生，是國人的驕傲、民族的自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個擁有英雄卻不知愛護的民族則更為可悲。”毛澤東有千條萬條錯誤，但終其一生所創的業績與遺產相比，只是太陽中的一粒黑子，無損于太陽的光輝。沒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中國的第三次大變局的前途很可能至今未定。

望中央通過對兩個不能“相互否定”的調整、統合，重申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徹底批判“西化”思想，使廣大民眾認識到;早已失去走資本主義道路機會的中國，再來推行資本主義的道路，無論對中國、對世界，都是一種危害。我們應該利用改革開放所取得的經濟成就，開創一個“有富人但無窮人”的社會，為人類世界樹立榜樣。

近年來，越共黨內存在總書記阮富仲為代表的左翼和總理阮晉勇為代表的右派之間斗爭。前者主張堅持馬列主義、胡志明思想和公有制，后者主張私有化和推行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等政治體制改革。在2011年的越共十一大和2012年越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前后，兩派進行了兩次較量。結果右派先勝一局，其后卻遭遇慘敗。

2013年6月10日下午，越南十三屆國會第五次會議首次對越南國家主席、政府總理等立法、司法等最高級官員進行了信任投票。結果，越南總理阮晉勇被許多國會代表給了“差評”，多達160名代表給他投了“信任度低”票。越南總理被許多國會代表給了“差評”，表明“改革派”越來越不得人心。

2012年8月以來美國經濟顯露了諸多頹勢，如許多州的制造業指數下降到了衰退水平，美聯儲公布家庭平均擁有財富倒退了20年等，但是，美國官方出于種種目的還是大肆宣揚少數利好消息，如失業率多年來首次下降到8%以下等等。

美國官方此舉，實質上是美國軍工壟斷財團迫于政府的“財政懸崖”的威脅，而推動政府制造的經濟虛假復蘇。倘若軍工壟斷財團無法通過制造國際緊張局勢和游說政客，在未來數月內爭取國會協議給予特殊優惠將會遭受沉重打擊。美國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偏袒日本并急于轉嫁危機，這一切都預示著其在2013年甚至有可能制造出人預料的突發事件和戰爭危險，對此中國應有充分準備并制定妥善的應對策略。

16大后，新一屆班子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思路，出臺了一系列調整措施，如繼續建立和完善社保體系，統籌城鄉發展，有限放開輿論，制定2006-2020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等。

上述很好的政策思路，在實踐推進中，遇到明顯的阻力。實際的政策取向，在牽涉技術-產業-對外經濟-金融等領域，左右搖擺，一再向既得利益集團讓步。一是從“自主創新”的鮮明立場后退，對外資勢力及其政治代表步步退讓;二是金融改革中，國有大銀行、大企業大規模合資并海外上市，國民財富外流，影響國家金融信息安全;三是億萬群眾血汗積累的金融資產輸送給某超級大國，甘當資本主義的世界“長工”;四是在地方官商違規大搞土地財政面前無所作為，等等。

如今中國民間資產階級又從墳墓中爬了出來，他們吃得更肥、膽氣更壯，又有了逐鹿天下的雄心，于是憲政之說又興。而自由派由于對勞動人民的天然恐懼，又不得不依靠帝國主義，這一切不過又再次證明了中國民間資產階級的孱弱，也注定了他們的憲政夢想仍舊只是一個夢想而已。

反觀現實的無產階級國家，由于缺乏強大的、政治上成熟的無產階級，蛻變成為必然。因此，無產階級的“憲政”，最根本的的就是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政治上成熟的無產階級，依靠他們的斗爭來防止國家的變色。歷史教訓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必須使自己的政權始終受到本階級全體強有力的監督和控制，否則歷史的蛻變將會再現。

5月6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要求形成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方案，支線鐵路、城際鐵路、資源開發性鐵路所有權和經營權率先向社會資本開放，引導社會資本投資既有干線鐵路。這是繼3月份國務院大部制改革設立“中國鐵路總公司”后鐵路改革的又一重大步驟。

鐵路于國計民生關系極大，鐵路改革必須特別謹慎。中國鐵路資產是國有資產，屬于全民，鐵路改革的主體應當是全體民眾。因此，改革方案的設計不應當是“頂層的”，而應當走群眾路線，應當體現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方向。因此，改革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則，堅決反對任何外資染指中國鐵路。

 目前發達國家央行正在集體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全球流動性過剩加劇，一旦中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那么中國很可能首先面臨大規模短期資本流入，而隨著美國逐漸削減量化寬松政策并步入新的加息周期，中國很可能接著面臨大規模短期資本流出，而這將嚴重損害中國的宏觀經濟與金融市場穩定。

我們相信，只要中國政府真正想抑制短期資本流動，在現有體制下，中國政府就能找到辦法加強資本賬戶管制。一個貼切的比喻是，目前國內外流動性水位均處于高位，而資本賬戶管制就是一道防護中國金融安全的大壩。目前這個大壩已經出現了一些管涌。我們究竟是應該修補漏洞加固大壩呢，還是干脆炸掉大壩?結論是不言自明的。

2013年5月30日，關于憲政的討論仍然沸沸揚揚，童之偉則發表了這樣的微博：【反憲派沒有未來，但時下搶到了大喇叭。中期看，主力一定是社憲派。泛憲派等著吧，如果社憲派失敗，舞臺就是你們的了。】

童之偉的立場在這里表現得十分清晰。在童之偉們看來，楊曉青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家、反憲派是敵人，而賀衛方這樣的泛憲派是同盟軍。如果童之偉們的“改良”方案（欺騙方案）無法成功，他則會加入賀衛方泛憲派的陣營，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綜上，童之偉的三板斧就是：宣揚社會主義憲政理論 ；宣傳憲法高于人民利益、黨的領導；按照西方尤其美國憲政理念來曲解、并最終顛覆中國憲法及社會主義制度。

解決“兩個不能否定”問題的關鍵是要用階級斗爭的觀點來看待。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不用新中國前30年的具有做法，否定在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前提下，發揮私營經濟有益補充作用的改革成績;另一方面，如實承認后30年偏離社會主義方向培植和縱容資產階級屬于重大錯誤。

只有堅持階級斗爭的觀點才能認清堅持群眾路線的基本目的。一方面，我們只有懂得人民群眾所遭受的階級剝削、壓迫才能懂得革命，懂得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我們逐步提高革命覺悟，便會懂得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目的就是為人民求解放、謀幸福，也就是說要為人民服務。只有明確了這一基本目的，而不僅僅是把群眾路線作為一種手段或者說權宜之計，才能從根本上保證群眾路線的正確方向并得到積極貫徹。

每當提起抗美援朝戰爭，就有人以“朝鮮戰爭是金日成打的第一槍”為由，對抗美援朝提出質疑。但戰爭性質卻并不由誰打“第一槍”決定。正如日本右翼勢力費心竭力論證七七事變是中國軍隊打響第一槍，改變不了日本首先對中國發起侵略戰爭的歷史事實。

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其經濟的頂層權力都是由“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組成。這三大權力主導著經濟體系的運行和全社會財富的分配。如果外國政府和外國央行及其背后的海外跨國經濟金融集團控制著一個國家的這三大權力，這意味著這個國家政府和企業已經喪失了本國國民財富的分配權、產業發展的主導權和宏觀經濟的調控權。

從2005年7月啟動匯率改革的那一刻開始，美國政府和國會就牢牢掌握著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權；而美國和美元控制著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導致中國貨幣發行權的喪失；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經濟“頂層權力”的資本市場的定價權和話語權已經掌控在海外資本力量的手中。

長期以來，境內外一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把主張“憲政”看作是最有可能改變中國政治體制的突破口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策略與途徑，極力宣揚“憲政”的超階級性和普世價值性。這些“憲政”主張指向非常明確，就是要在中國取消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

有一種說法認為，我們黨曾提出“新民主主義憲政”，就可以提“社會主義憲政”。這毫無認識意義。提出新民主主義憲政，與當時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一特殊社會形態的性質有著直接聯系。也正因為憲政民主的特殊屬性，毛澤東把憲政嚴格限制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范圍，把新民主主義憲政與新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區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