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總書記發表“兩個不能否定”的講話后，左右兩派為什么對如何看待兩個時期特別是文革和改革展開了“生死之爭”呢?這是在于他們都認識到，爭執的結果，直接關系到國家和自己的命運前途。那么左派搞好這場大討論，解決“兩個不能否定”問題的關鍵是什么?這就是要用階級斗爭的觀點看待文革和改革。
只有用階級斗爭的觀點才能正確認識改革開放
這些年黨的文獻反復強調的、在黨內外廣泛流傳從而成為主流意識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資產階級作為階級便消滅了，并且今后也不可能再產生出來。這個觀點的要害，是從根本上排除了資產階級重新上臺，即復辟資本主義或者說和平演變的任何可能性、危險性，因為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本標志就是資產階級上臺，認為資產階級不僅消滅了而且絕不會再產生，怎么還能談得上資本主義復辟呢?可見這為“階級斗爭熄滅論”提供了最大的依據。
鐵的事實證明，“階級斗爭熄滅論”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搞好“姓社標準”大討論》一文引用大量資料，說明現在的私營企業主在人數、資本額、雇工量、剝削程度上都遠遠超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前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認為他們不屬于資產階級，用四川話來說，“你只能去哄鬼”;用馬列毛派的重要人物喻權域的話來說，“這是開世界級的大玩笑”。
這個新資產階級是誰培植出來的?毫無疑問，是黨內資改派。正是他們使改革變成了補資本主義課的資改，使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使私營企業主爆炸式地大量產生出來。而培植新資產階級的走資派，自然屬于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在階級性上屬于黨內資產階級或者叫官僚資產階級。那個隨著中國逐步變成附庸資本主義而從黨內資產階級中分化出來的黨內買辦資產階級，則成了資產階級中最兇惡的集團。
有一種觀點認為：“許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并且，“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做出了貢獻”。因此，他們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而不應劃為新資產階級。
我們當然承認私營企業主的經營管理具有二重性，一是一種腦力勞動，二是進行剝削的一種活動。但是如果因此就把私營企業主每年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的收入都說成這種管理創造的，那不就等于說成千上萬工人都是被資本家白白養活著的飯桶，等于說過去的地主、奴隸主和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所有資本家們都因為進行一些管理活動，便成為勞動者而不是剝削者了嗎?階級劃分的根據，是人們在現實經濟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一個人，不管他以前是不是工人、農民、干部甚至共產黨員，只要他現在用私人占有的生產資料來剝削工人，并且這種剝削成為他收入的主要來源，那他就是私營企業主，實質上就是資本家。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引等等，使私營企業存在的環境具有許多新的特點，但是特點再多，外部影響再大，私營企業主的階級地位仍然要由私營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所決定，而不能由外因所決定。私營企業作為民族資本即使在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某些積極作用，這也屬于它的外在表現，不能以此來論證生產關系的內在性質，證明私營企業主不屬于資產階級。但是我們同時要看到，在私營企業主中，確實有少數人雖然也以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為主要收入來源，但能一貫將這些財富的大部分捐助公益事業尤其是資助“反帝反修，救黨保國”事業，他們顯然不應劃入新資產階級范疇。
如實承認了資產階級的客觀存在，承認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存在著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才能看清用生產和需要這一在任何社會都存在的矛盾作為主要矛盾，去否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一真正的主要矛盾;用以GDP為綱取代“以階級斗爭為綱”[實質上是以社會主義為綱];用“不問姓社姓資”取代“興無滅資”;用改革取代革命;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制位;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用資產階級的強勢群體地位取代工農大眾的強勢群體地位等等，都不過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手段和表現。這樣認識改革，才能做到一方面不用新中國前3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有做法，否定在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前提下，發揮私營經濟有益補充作用;在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前提下，發揮商品經濟有益作用的改革成績;另一方面，如實承認改革開放中偏離社會主義方向、背棄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培植和縱容資產階級屬于重大錯誤。
用階級斗爭的觀點看問題是正確認識文革的根本前提
這是在于，用階級斗爭的觀點看問題，才會如實承認打倒走資派屬于社會主義革命。蘇聯劇變時80%多的群眾不贊成拋棄社會主義，瓦解蘇聯，卻由于70%多的高級干部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以使自己不但是管理者而且成為所有者，從而使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了黨垮臺、國解體的大悲劇。在我國，作為培養中共領導干部的最高學府中央黨校，去年底為紀念憲法頒布施行30周年，召開了和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針鋒相對的所謂“優秀骨干師生”參加的務虛研討會，讓極右分子、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作了極富煽動性的總結發言：“我們已經下了市場經濟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我們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讓誰發你一條微博，你就都沒有了，多的怕是連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來”。“從根本上逐步消除這種不安全的狀況”，就要“大膽追求憲政法治”。最后還警告：“一贏全贏，一輸全輸。 ”毫無疑問，這是一份搞“憲政”即實行西方國家政治體制----多黨制的變天動員令。更令人震驚的是，沒有聽說當場任何有一個人包括中高級干部站起來反駁。此類跡象清楚地表明我國也存在著發生蘇聯那種慘劇的可能性。
對于這一點，周恩來總理40多年前就看清了。他在1971年同訪華的原美中友好協會會長韓丁談話時指出：“對于那些不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人來說，必然只能選擇“唯生產力論”。劉少奇說，生產關系的問題早已解決了。那就是說，我們已有了先進的生產關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產力(資金設備、技術和工藝)落后。這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教導說，生產力是受生產關系和社會上層建筑制約的。劉少奇在八大發表了他的先進生產關系和落后生產力的理論。根據他的看法，中國的社會關系已非常先進。生產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產關系中，再也沒有進一步的變化能再搞大躍進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躍進，他反對并貶低大躍進。“[美中友好協會會刊，1971年第3 期]
由此可見，右傾機會主義或者說修正主義確實是主要危險;走資派在階級性上確實屬于黨內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確實不可避免;防止走資派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確實是關系國家和人民命運前途的天大的事情;文革確實是一場完全必要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那種“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的結論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林伯野將軍指出：“人們的立場不同，認識也不同。站在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看文革，結論必定是糟得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并有高度覺悟的人看文革，結論必定是好得很。同樣是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立場上的人們，由于覺悟有高有低，其結論也會有差別。因為人們的階級覺悟從自發到自覺，有一個過程。所以還要提高覺悟，才能認識正確。如果因為受到沖擊、受到寃枉，從個人得失出發，就會不贊成文革。如果從個人所在的單位或地區這個局部出發，看到這個局部出偏差、很糟糕，也會對文革不滿意、不贊成。如果只從文革的某一時段出發，只看到缺點嚴重，看不到后來已被糾正，也會不能正確認識文革。只有從全局著眼，從長遠著眼，看大局，看全面，抓主流，抓本質，才能對文革有正確認識。”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用階級斗爭的觀點看問題。
毛主席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深情地說過他堅持繼續革命是因為：“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話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象毛主席說的這樣去看問題，自然能夠正確對待文革，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
補課派特別是西化派為什么象被刨了祖墳一樣歇斯底里地反對肯定文革的成績?要害就在于，肯定了文革10年也屬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探索，便意味著既毫不畄情地堅決糾正“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錯誤，又使切切實實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保證做到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新型的、科學發展的文革應運而生;人民最不滿意的腐敗嚴重、兩極分化、社會不穩等問題很快都會得到解決;看病難、住房難、子女上學難更是隨著高福利的恢復而自然消失;隨著工人農民社會地位的大提高，平民百姓的收入馬上便可大幅增加，特別是為新中國打家底做出重大貢獻的下崗工人，將立即得到每月千元左右的補貼。這樣，補課派特別是西化派搞了幾十年的和平演變就將會泡湯，他們自然會以千倍的仇恨，萬倍的瘋狂拼死一博。
用階級斗爭的觀點看問題才能真正堅持群眾路線
只有堅持階級斗爭的觀點才能認清堅持群眾路線的基本目的。一方面，我們只有懂得人民群眾所遭受的階級剝削、壓迫才能懂得革命，懂得社會主義;另一方面，我們逐步提高革命覺悟，便會懂得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目的就是為人民求解放、謀幸福，也就是說要為人民服務。只有明確了這一基本目的，而不僅僅是把群眾路線作為一種手段或者說權宜之計，才能從根本上保證群眾路線的正確方向并得到積極貫徹。
只有堅持階級斗爭的觀點才能真正實現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統一。就實質而言，我們所說的實踐，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我們所說的認識，是人民群眾的認識。因此，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循環往復，和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應當統一起來，成為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這就是說，只有站在人民群眾特別是其核心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看問題，真正相信和依靠群眾，才能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并把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只有堅持階級斗爭的觀點才能正確認識領導人和人民群眾的關系。1960年5月，毛主席在河南鄭州閱讀一篇新聞稿時說：“領導人和人民不能分開，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們，也包括了我。如果脫離人民，做官當老爺，那就不能包括。領導人和人民也不能等量齊觀。今天我向拉丁美洲朋友講了，你的稿子上也寫了，‘人民是決定的因素’。應當突出‘決定的因素’，不應當突出‘非決定的因素’。就是說，應當突出人民，絕不要突出個人。”毛主席在這段話之前說：“為什么一定要說毛澤東的領導呀?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這是唯心史觀，不是唯物史觀。我把唯物史觀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話，叫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過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現在建設，靠的還是人民。一切成就都來自人民自己的努力。”毛主席是怎樣把人民作為“決定的因素”呢?這集中表現在他關于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合乎人民利益并得到群眾擁護是衡量我們工作的最高標準、人民民主是我們避免陷入政權興亡周期律的新路、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兵民是勝利之本的論斷及堅持群眾路線的實踐中。
堅持階級斗爭的觀點才能正確認識和發揮群眾運動的重要作用。在蘇聯和中國，都有人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搞西方國家那種多黨制民主，為什么在蘇聯得逞了，在中國卻沒得逞?原因當然很多，但是根本性的一條，是毛主席當年實行群眾路線，搞了全國人民群眾的反和平演變大演習，搞了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群眾革命運動。習總書記所說蘇共垮臺時，偌大一個黨，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就解散了，最后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蘇聯沒搞過象文革這樣的革命群眾運動。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證明群眾路線確實關系著黨的興衰存亡、國家的興衰存亡;都證明一個執政黨，不怕有人反對，就怕沒有多數人的支持。在這個特定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忽視用群眾路線救黨保國的觀點。當然，我們在當前特別需要格外重視黨內健康力量的作用，對此決不能有任何的懷疑和動搖。但是，同時也要看到我們最根本的力量是人民大眾。不斷升溫的毛澤東熱，神州大地到處涌動的紅歌潮，大多數民眾對共富模式的肯定，特別是去年的“九月愛國運動”、今年湖南的“新五四運動”，都從不同方面證明了這一點。湖南愛國群眾進行的一場圍剿漢奸茅于軾并取得重大勝利的斗爭，為開展反對走改旗易幟邪路的群眾街頭運動闖出了新路。如果說“九月愛國運動”重點是“外爭主權”的話，那么湖南這場運動的重點則是“內懲國賊”，就是說它是一場以反漢奸為主同時結合支持推廣共富模式的群眾街頭運動。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衛建林同志強調：“歷史告訴我們的真理就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群眾路線能夠救共產黨。”群眾路線救共產黨，無疑包括兩個方面：黨內健康力量要相信、依靠、發動、組織群眾;人民群眾要以主人公的姿態，關心國家大事，發揮歷史主動性和創造力。缺少哪個方面，都救不了共產黨。當前的階級斗爭、道路斗爭、路線斗爭比以前更復雜、尖銳，因而也更需要體制內外的健康力量都重視和堅持群眾路線。這樣，我們便一定能在西化派搞“街頭政治”時，將他們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里，使“白色革命”轉化成紅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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