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毛澤東營救馮雪峰始末

　　1941年8月12日臨近中午時分，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窯洞，

　　前來尋求解決與周揚紛爭的蕭軍，向毛澤東急切提議道：

　　“主席，請營救馮雪峰!”

　　秋 石

　　本文作者秋石，與當年提請毛澤東營救馮雪峰的魯迅學生蕭軍系多年忘年交;先后六次通過長途電話，并假2002年5月赴京出席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六十周年系列活動之際，于京城南沙溝歷史當事人寓所、首都人民大會堂新疆廳等處，與曾在延安毛澤東窯洞作客，目睹蕭軍向毛澤東提議及毛澤東急切下令營救馮雪峰全過程的當事人韋嫈，作了深入細致的敘談印證，獲得了包括毛澤東當日宴請作家們菜單等細節在內的翔實一手史料;還于2004年2月13日晚在臺北新店中央新村，與當年接受中共高層委托，積極參與營救馮雪峰的前國民政府參政會參政員、戰時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中央日報》副總主筆胡秋原進行了當面印證;并與另一位魯迅學生、當年在浙東新四軍根據地同鼎力營救馮雪峰并使其最終逃脫囚籠的黨外人士郭靜唐并肩戰斗的黃源先生，作了相關印證。

　　今年是馮雪峰逃脫國民黨特務囚牢上饒集中營后，安然抵達黨的懷抱——重慶“八辦”和南方局駐地周恩來副主席身邊七十周年……

　　1941年1月下旬，背信棄義破壞民族抗日團結統一的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派悍然發動“皖南事變”，并旋即在國統區廣建法西斯集中營，大肆圍剿、迫害、殺戮共產黨人和左翼愛國志士。

　　1941年2月26日，隱居在家鄉浙江省義烏縣南鄉神頭村家中，用原名馮福春撰寫紅軍長征小說《盧代之死》的馮雪峰，被尋蹤長途奔襲而來的國民黨便衣憲兵拘捕。

　　在馮雪峰尚未解至上饒集中營時，地下黨已經為他找到了相關的“保護傘”……

　　時隔半年后，1941年8月12日，在延安，與舒群、羅烽白朗夫婦、艾青韋嫈夫婦，以及夫人王德芬等一起在毛澤東窯洞作客談話，以求解決與周揚紛爭的蕭軍，向毛澤東報告了馮雪峰被捕的消息，并焦急地對毛澤東說道：“主席，請營救馮雪峰!”

　　毛澤東聽后，當即站了起來，向坐在他身旁一同傾聽作家意見的中組部部長陳云、中宣部代部長凱豐問道：“有人營救過沒有?”

　　回答：不知道。

　　毛澤東立馬指示陳云：“趕快了解一下情況，如還沒有營救，一定要盡快營救馮雪峰!”

　　毛澤東招待作家們一頓“豐盛”的午餐，有：蒸臘肉、辣椒炒肉絲、炒雞蛋等，還有從前方帶回來的難得一見的咸魚(延安不產魚)……

　　剛吃完飯，凱豐就把擬好的給南方局的營救電報交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閱后，又遞給在場的七位客人一一傳閱。電報內容是讓南方局盡一切努力設法營救馮雪峰出獄。陳云閱后也表示贊同，并當即交付電臺拍發。

　　重慶，曾家巖50號“八辦”，周恩來副主席接毛澤東延安來電后，與董必武商議營救方案，決定：由董必武委托同為國民參政員的湖北藉小老鄉胡秋原先生出面營救。

　　時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和《中央日報》副總主筆的胡秋原欣然允諾，很快向管轄上饒集中營的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拍發了提請釋放文友馮雪峰的電報。

　　由于關押在上饒集中營內的馮雪峰用的是原名馮福春，胡秋原的營救失敗了。

　　1942年11月，同庚老友郭靜唐和時任三戰區司令長官國際問題顧問的宦鄉聯名具保，重病中的馮雪峰于福建建陽獲保外就醫，得以逃離魔窟。于浙閩交界處的偏僻山村靜養半年后，病況略有好轉的馮雪峰在友人陪伴下，自浙江麗水搭乘貨車，歷時五天五夜抵達桂林。稍作休整后，于1943年6月初安抵重慶。

　　馮雪峰來到曾家巖50號，周恩來副主席忘情地張大手臂一把擁住了他，凸顯出血濃于水的老一代共產黨人特有的情感，以及共同歷經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戰友之情。周副主席還與夫人鄧穎超一起設宴款待，慶賀他的新生和回到黨的懷抱。

　　提及六年前在南京他與博古發生爭執后一怒之下回家鄉的事，周副主席嚴肅地指出：你同博古的爭論，堅持的觀點是正確的，但因此鬧意氣，回到老家去寫小說，是不應該的。周副主席還諄諄告誡道：在復雜的斗爭中，要講究方法，要提高斗爭藝術。之后，經董必武親自安排，為掩護起見，馮雪峰住進了變節分子姚蓬子(“文革”權貴姚文元之父)開辦的作家書屋。

　　頗有意思的是，當馮雪峰在重慶頻頻亮相之時，在福建，氣急敗壞的集中營頭子肖芬手執一年前宦鄉親筆簽署的“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問”的保結，找到宦鄉說：“馮福春就是共黨要人馮雪峰，現在重慶。”宦鄉不甘示弱地回敬道：“我不知道他就是馮雪峰，你們自己到重慶去要人就是了!”

　　關于重病中的馮雪峰逃出上饒集中營一事，整整七十年來，幾乎在所有的文本中，包括一些黨史文本，一直認為是毛澤東主動過問、營救而致。馮雪峰之子馮夏熊在其《馮雪峰--一位堅韌不拔的作家》一文中這樣寫道：

　　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歡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時，主動問到馮雪峰的情況，當他得知馮雪峰被囚于上饒集中營時，立即和陳云同志商量決定，一定要想辦法將馮雪峰營救出來。他們當時就把這個決定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同志和董必武同志。

　　著名學者包子衍先生在其《雪峰年譜》一書中也這樣闡述道：

　　(1942年)1月，毛澤東、陳云等黨中央領導人在延安得知雪峰被囚于上饒集中營的消息后，立即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董必武，請他們進行營救。

　　曾同馮雪峰一起被囚禁在上饒集中營、同是被郭靜唐營救出獄的進步刊物《浙江婦女》主編林秋若在其《不屈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記馮雪峰同志在上饒集中營》一文中寫道：

　　1943年，雪峰同志到了重慶……董必武同志告訴雪峰，當時黨中央曾經指示胡秋原設法營救雪峰同志，是董老通過關系讓胡秋原打電報去保過他。

　　上述三位作者對同一問題的闡述都有一些誤處，可能并非第一手資料獲證的緣故，因此不得實證實傳。

　　筆者手頭有一份當事人寫的史料，此份名叫《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奏》的回憶見證文章寫于1986年初，并于"1987年2月13日定稿"，作者系當時在毛澤東處談話、作客的七人之一的韋嫈先生。據作者在發表此文時所作的附注中說明：1986年5月1日，我最后一次看望蕭軍(蕭軍于1987年5月28日被同仁醫院診斷為患"賁門癌"，于1988年6月22日搶救無效逝世于海軍總醫院—秋石注)，給他讀此文底稿時，他提出應該用這個題目(即《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奏》)較適合。韋嫈先生還在同一附注中著重作了如下說明："我寫完此稿，經過蕭軍、羅烽、舒群、白朗四位作家看過。"也就是說，韋嫈先生此文是經過另外4位歷史現場當事人核準的，完全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韋嫈先生27年前"定稿"的此文有關營救馮雪峰這一提議的描寫原文是：

　　"最后，有位作家提出關于馮雪峰在皖南事變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營救的問題，毛澤東同志聽著立刻站了起來，轉身問陳云和凱豐：

　　"有人營救過他沒有?"

　　"回答是還不知道……"

　　請讀者注意了：首先是"有位作家提出關于馮雪峰在皖南事變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營救的問題"，爾后才是"毛澤東同志聽著立刻站了起來，轉身問陳云和凱豐……"這一歷史現場當事人的描述，也就直接否定了馮雪峰之子馮夏熊關于毛澤東"主動問到馮雪峰的情況"這一說法。其次，馮夏熊和包子衍兩位傳記作者認定"毛澤東和陳云同志商量……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和董必武同志"的時間為1942年或1942年1月，顯然與當時事實出入較大。據韋嫈在1986年撰寫此文及當年向蕭軍、舒群、羅烽、白朗四位作家核實原稿時，所標明毛澤東指示陳云、凱豐兩同志打電報給南方局的周恩來和董必武的具體時間，應是在1941年8月12日中午前后，因為正是這一天毛澤東邀請蕭軍王德芬夫婦，羅烽白朗夫婦，艾青韋嫈夫婦，以及舒群等七名客人前往作客、敘談的日子，有關這一點，有毛澤東1941年8月12日致蕭軍的信為證。

　　毛澤東此信原文如下：

　　蕭軍同志：

　　昨晚未晤羅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們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話，敬請于早飯后惠臨一敘。我們談通一些問題，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

　　敬禮! 毛澤東

　　八月十二日

　　另據韋嫈反復回憶證實，在延安四年，她僅此一次去毛澤東家作客，因而，她所記錄的在毛澤東家作客的談話內容也僅限于這一日。故而，馮夏熊、包子衍兩位傳記作者所記錄的有關1942年間毛澤東指示營救及拍電報給南方局或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董必武的時間根本不能成立--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而且，他們所提供的時間，要比當事人耳染目濡的時間晚五個月。第三，林秋若先生在《不屈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記馮雪峰在上饒集中營》一文中，所云"董必武同志告訴馮雪峰，當時黨中央曾經指示胡秋原設法營救雪峰同志"的說法更是不能成立。不錯，胡秋原先生早年曾經加入過共青團，但后來因逃避白色恐怖追捕頻頻轉學乃至遠赴日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因主張抗日參加過倒蔣的福建事變政府，但在歷史上，他從來沒有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在馮雪峰被關押在上饒集中營時期的1941年～1942年，胡秋原是國民黨喉舌《中央日報》的副主筆，"黨中央"又怎么可能"指示胡秋原設法營救馮雪峰"呢?倒是后一句"董老通過關系讓胡秋原打電報去保過他"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

　　此外，馮夏熊先生在其文中所云"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歡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的說法，也不甚確切。確鑿的史實是：舒群及蕭軍王德芬夫婦于1940年6月14日抵達延安;艾青、羅烽(偕畫家張仃等人)于1941年3月8日抵延安。與丈夫羅烽同時蜚聲文壇的著名女作家白朗，還有艾青第二任妻子韋嫈 ，與同樣懷有身孕的某領導人夫人吳博，周公館工作人員徐明，以及一批皖南事變幸存的烈士家屬后代(包括12歲的少年李鵬等人)于1941年1月底抵達延安——所有當事人，均是在1940年及1941年進入的延安，而斷非什么“1942年”“新到延安”。

　　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若不是1941年8月12日5位著名作家(艾青、蕭軍、舒群、羅烽、白朗)和兩位夫人(韋嫈、王德芬，舒群夫人陳凡因在"魯藝"學習，不及通知)應邀到毛澤東處作客并敘談的話，有關營救馮雪峰的事還將拖延上一段時期，而且動作也不會那么迅速。再說，馮雪峰獲"保外就醫"得以逃出囚籠是在1942年的11月間，也就是說，是在毛澤東指示陳云、凱豐致電南方局周恩來、董必武進行營救過去了整整15個月之后。

　　“主席，請營救馮雪峰!”

　　韋嫈先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奏曲》一文中于提及"營救馮雪峰"這一細節時，使用了"有位作家"的說法，那么，最早向毛澤東提出關于馮雪峰在皖南事變中被捕的事及提出如何營救的問題的"有位作家"到底是誰?換言之，是五人中的哪一位?

　　為了核證其人其事，筆者于2002年2月28日--3月15日，五次致電居住在北京南沙溝寓所的韋嫈先生，并于2002年5月應邀出席延安文藝學會、延安精神研究會等單位在人民大會堂聯合召開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60周年座談會期間，兩次與韋嫈先生作了進一步的敘談與核證。時年80高齡的韋嫈先生在筆者的提示下，反復回憶，反復核對，最后確證：這個“有位作家”就是后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第一個發言并且狂妄宣稱要做"世界第一，中國第一"的大作家蕭軍。在這里，蕭軍顯然是做了一件當時在延安堪稱"第一"的好事、善事!韋嫈先生告訴筆者："我完全可以肯定，不是舒群、羅烽、白朗三位作家提出的!而且他們同馮雪峰沒有任何關系。""那么，是不是艾青提出來的呢?"筆者問道。"同樣可以肯定不是艾青提出的，"韋嫈先生斷然否定道，"如果艾青事先知道馮雪峰被捕的消息，作為妻子的我不可能事先一點口風都沒有!"韋嫈先生進一步佐證道，"蕭軍當時在延安編《文藝月報》，活動頻繁，聯系人廣，消息比其他人靈。"

　　就毛澤東當日談話時是否"主動"問及馮雪峰這一話題，筆者于2002年12月30日再次電詢韋嫈先生。電話那頭，韋嫈先生聽后沒有絲毫的遲疑，即為作者釋了疑。韋嫈先生非常肯定地回答道：“沒有!在我的記憶里，毛澤東根本沒有問起有關馮雪峰的情況。因為毛澤東這次找五位作家談話的中心話題，是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以及對刊登在《解放日報》上周揚寫的《文學與生活漫談》一文的意見。"

　　有關1941年8月12日5位作家同毛澤東對話的主要話題，筆者認為，韋嫈先生的上述闡述，同蕭軍生前的多次談話和所撰寫的有關文章是完全吻合的。

　　韋嫈先生還告訴筆者：在延安四年，她僅此一次去毛澤東家作客，因而，她所記敘的在毛澤東家作客的談話內容也僅限于這一日。而且，那天江青沒有參與談話，吃飯時也沒有出現在餐桌上。蕭軍夫人王德芬因懷抱的嬰兒啼哭，挪到了毛澤東孩子們住的窯洞里，也沒有參與談話。

　　據韋嫈先生向筆者描述，在5位作家無拘束地你一言我一語的向毛澤東傾訴對周揚所寫的《文學與生活漫談》一文的意見時，毛澤東一直在耐心地聽著，有時還記上一筆，間或同作家們說上一兩句幽默的話，聽到好奇處，還"哈哈"地笑上一陣子。最后，就在談話快要結束時，蕭軍出乎大家意料地向毛澤東講述了馮雪峰于皖南事變后被捕的消息，并以十分懇切而又焦慮的口吻對毛澤東說道：“主席，請營救馮雪峰!”毛澤東一聽，當即站了起來，向坐在他身旁一同傾聽作家意見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和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凱豐問道：

　　"有人營救過沒有?"

　　回答說是不知道。

　　接著，蕭軍又滔滔不絕地講開了他所了解的馮雪峰在國統區的一些情況，以及對"左聯"作出的巨大貢獻。蕭軍還著重向大家講述了馮雪峰在上海與魯迅并肩戰斗的大量業績等。毛澤東聽后更加予以重視，他立馬指示陳云："

　　趕快了解一下情況，如還沒有營救，一定要盡快營救馮雪峰!"

　　令毛澤東深感意外的是，有人在他面前如此滔滔不絕地替馮雪峰評功擺好，如此強烈地向他提出迅速開展營救馮雪峰的要求，這在延安似乎還是第一次。回想1937年周揚他們到延安，說盡了馮雪峰的不是，毛澤東當時雖然不動聲色，但在內心里埋下了厭惡的種子。一個人的壞話雖然不足取，但是說的人多了，而且說的又是同一個人的壞話，說的又是關乎他所謂“嚴重背離黨的組織原則，不找黨員找黨外人士”這一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則立場問題的敏感話題，毛澤東豈能無動于衷?加之1937年7月馮雪峰在南京同被他派去的博古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爭執的唯一內容又是他毛澤東當時正竭力主張的與蔣介石搞聯合抗日的“統一戰線”。更使他大為惱火的是，這個在他眼中視為“法寶”的統一戰線竟被馮雪峰憤怒斥之為“投降路線”，不僅如此，馮雪峰雖然向潘漢年告長假回鄉寫關于紅軍長征題材的長篇小說，但又在未經黨中央批準的前提下私自跑回了義烏鄉下……這一切的一切，令毛澤東為之深惡痛絕。現在，在時光流逝了四年后，面對蕭軍慷慨激昂的一番仗義執言和營救馮雪峰的要求，面對艾青、舒群、羅烽、白朗四位著名作家的強勁附和，震撼之余的毛澤東當即予以了高度重視，并將之付諸實施。

　　時隔整整60年，對當時毛澤東作營救馮雪峰指示時的神態，韋嫈先生依然是那么的記憶猶新。她動情地告訴筆者道："馮雪峰參加過長征，是個老同志，而毛澤東是那么的關懷被捕的同志。"

　　在這次會面談話中，除韋嫈先生提及的蕭軍向毛澤東提出立即營救馮雪峰的動議外，在此，筆者向讀者和同行們提供當事人蕭軍強調過的極有價值的一段話。蕭軍說：毛澤東當時也肯定了馮雪峰的一些功績。

　　筆者手頭有一份1979年8月17日的親筆記錄稿(后以《我所認識的蕭軍》為題，發表在1989年第2期的《新文學史料》上，此文署筆者原名“賀金祥”)，證實了上述有關說法。

　　1979年8月17日下午，于哈爾濱文昌街省圖書館三樓會議室，黑龍江省文聯偕作協黑龍江分會為剛復出(尚不及正式公開平反)的蕭軍重返闊別31載的哈爾濱舉行的座談會上(在此說明一下，時為文學青年的筆者有幸叨擾末陪，并當場向蕭軍提了有關當年魯迅關懷、扶持他和蕭紅這對來自東北淪陷區抗日流亡青年作家，以及“你們怎樣傳承魯迅精神”的問題，并從此進行了長達九年的忘年交，直至其逝世)，當有人請蕭軍談談當年延安文藝界對丁玲、馮雪峰的批判時，蕭軍著重指出：“馮雪峰當時并不在延安，他被國民黨關押在上饒集中營里。馮雪峰在三十年代領導左翼文聯的功勞不可抹殺，馮雪峰和魯迅之間有著特殊的關系。這些，還是在毛主席家作客時，毛主席親自同我談起的。”

　　請讀者和同行注意了，蕭軍在這里強調的“馮雪峰當時并不在延安，他被國民黨關押在上饒集中營里”的說法，顯然指的是1941年8月12日毛澤東邀請他們前去作客、談話的那一個時間段。至于有人向蕭軍發問有關延安文藝界對丁玲、馮雪峰的批判這一話題，查看本人記錄，對丁玲，蕭軍的回答顯得十分干脆：“關于對丁玲的批判，我不知道。”蕭軍在這里說的是實話，他確實不知道。丁玲因其所寫的《“三八節”有感》一文，在1941年4月初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央高干學習會上，引發了包括賀龍在內的七人對其的批評。時文藝界與會的僅周揚和丁玲二人，周揚沒有發言。但毛澤東在最后的總結發言中保護了丁玲。毛澤東指出：“《“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由于是中央高干會上發生的事，連黨員都不是的蕭軍自然就不可能知道了。況且高干學習會后，包括整個整風期間，在延安幾乎沒有人再提及《“三八節”有感》這篇文章。只是到了16年后——1958年1月反右末期的非常氣候中，丁玲的這篇《“三八節”有感》，連同蕭軍當年那篇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論同志之“愛”與“耐”》(刊延安《解放日報》1942年4月8日)，以及艾青、羅烽等人的文章，一起被莫須有地在《人民日報》和《文藝報》上形成“再批判”，還被莫須有地誣指為“早在延安就被批判過的反黨大毒草”——這是后話。筆者在這里重提，是讓人們了解那一段歷史。根據本人保存的1979年8月17日的現場記錄表明：在有人提及馮雪峰時，蕭軍卻沒有作任何正面或實質性的回答，只是在強調“毛主席親自同我談起的”之后，復又補充了一句：“至于誰批誰，我一向是不太注意的。”據考證：在蕭軍于延安的五年間，即自1940年6月14日抵達延安起，至1945年11月中旬隨同周揚、沙可夫的“魯藝文藝大隊”離開延安止，延安文藝界確實沒有對馮雪峰作過任何片言只字的“批判”!所謂“延安文藝界對馮雪峰的批判”，筆者以為，確切一點地說，是在毛澤東同他們七人的談話過去五年后(其時，蕭軍正在張家口待命赴東北)，何其芳在《解放日報》上撰長文，猛烈抨擊“畫室”(馮雪峰)一年多前在重慶討論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時，對延安倡導的文藝作品政治第一、文藝第二的評判標準所持的不同意見。何其芳所撰長文的題目是《關于現實主義》，刊1946年6月10日、11日延安《解放日報》。

　　應當指出的是，在當年的延安，除了對冠之以“托派”嫌疑的王實味這個特殊案例外，毛澤東不曾也沒有組織過對任何一個文藝界人士的批判，即使高長虹如此大膽妄為地上書黨中央要求跟斯大林辯論和拒絕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及整風運動，即使蕭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與毛澤東所希翼持截然相反的言論，毛澤東也不急不惱或進行當場申斥，何況是遠隔千山萬水在國統區受苦受難的馮雪峰了。應當說，這是一個不爭的史實。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招待作家們一頓"豐盛"的午餐。據韋嫈回憶，有蒸臘肉、辣椒炒肉絲、雞蛋等，還有從前方帶回來的難得一見的咸魚(延安不產魚)。剛吃完飯，凱豐就把擬好的給南方局的營救電報送交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看后，又極盡民主地遞給在場的7位客人一一傳閱。韋嫈先生向筆者反復強調說，電報內容是讓南方局盡一切努力設法營救馮雪峰出獄。陳云同志看后也表示贊同，并當即交付電臺拍發。

　　蕭軍究竟在延安于何人何處獲得馮雪峰被捕的確切消息，由于時空跨越了整整一個甲子，當事人紛紛謝世，現在很難搞清楚了。為此，筆者想到了與蕭軍、蕭紅同為魯迅晚年最為器重的黃源先生。97歲高齡的黃源先生逝世前一直在杭州浙江醫院三病區休養，而且，早在三十年代，他與馮雪峰有過交往，又同為浙江老鄉。2002年4月14日下午4時許，筆者向黃源先生作了電話咨詢(1998年7月，筆者曾赴杭州浙江醫院拜訪過黃源先生，并就二蕭研究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了請教，黃源先生十分熱情地給予了詮釋)，但黃源先生否定了他是馮雪峰被捕消息的來源。

　　問：您是1941年1月皖南事變中突圍出來的1000余名新四軍官兵的幸存者之一。突圍出來后，您是否將馮雪峰在家鄉被捕一事寫信給延安?

　　答：肯定沒有，而且我從無給延安寫過信，包括蕭軍。

　　問：當時你是否知道馮雪峰被捕及關押在上饒集中營的消息?

　　答：不知道。

　　據了解，黃源比較詳細地獲知馮雪峰的這段經歷，是在1943年新四軍浙東四明山根據地，黃源時任我浙東行政公署文教處長兼魯迅學院院長。在幫助馮雪峰逃離上饒集中營去大后方的桂林后，郭靜唐重又返回設在麗水的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工作。后受力主抗日的國民黨浙江省主席黃紹竑委派，來同浙東新四軍三五支隊聯系。抵達后他就沒有再回國民黨省政府，而是當了新四軍浙東縱隊司令部和浙東行政公署的秘書長，并于1946年4月經譚啟龍和何克希兩位領導人介紹，在山東解放區臨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請讀者們注意了，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馮雪峰在家鄉浙江義烏縣南鄉神壇村家中遭國民黨憲兵拘捕一事，發生在1941年的2月26日，也就是國民黨蔣介石背信棄義發動皖南事變后的次月，至同年8月12日蕭軍向毛澤東當面提出營救，時間過去了整整半年。蕭軍的消息來源于延安，而且極為確切地獲悉馮雪峰已經被關押在江西上饒集中營。此時此刻，在延安知道馮雪峰被捕的人肯定不在少數。而在這之前，我地下黨不會不向黨中央報告馮雪峰被捕的消息：因為馮雪峰畢竟不是一個普通的文人，普通的作家。他是一位二十年代入黨的老黨員，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三十年代"左聯"的創始人和首任主要負責人，魯迅先生的親密戰友，黨中央同魯迅之間的主要聯系人，捕前還擔任過極為重要的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后黨中央向國統區最早派出的特使，和由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中共上海辦事處副主任。那么，延安為什么不及時指示展開營救工作，而非得在黨外作家蕭軍提出后才啟動營救實施計劃呢?此外，在整個營救工作中，胡秋原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是誰對最終營救馮雪峰出囚籠起到了根本的作用，馮雪峰又是怎樣拖著奄奄一息的病體逃離上饒集中營的?對此，筆者依據手頭所掌握的有關材料，作一綜述，和傳記同行、黨史研究者們共同探討這一突發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首先探討一下毛澤東與馮雪峰的關系，以及締結這種關系的基礎。

　　應當說，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就十分看重馮雪峰，看重馮雪峰的才華。早在建立中國共產黨的1921年，就讀于浙江第一師范學校的馮雪峰，在葉圣陶、朱自清、陳望道等一代名師的言傳身教下，與同學柔石、潘漠華、魏金枝、汪靜之等一起組織了著名的"湖畔詩社"。也就是在那一年，18歲的馮雪峰一連出了兩本詩集，其才氣得到了郭沫若、郁達夫、葉圣陶等人的賞識和贊揚，之后，也為"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同為詩人的毛澤東所注意。

　　還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代宣傳部長的毛澤東，很想有一個得力的干部與自己一起工作。也就在這時，毛澤東讀到了馮雪峰的新詩，耳目頓時為之一新。于是，他很快打聽到了馮雪峰的地址--正在北京大學旁聽的馮雪峰。他寫了一封信給馮雪峰，熱情地邀請雪峰到廣州工作。但此時的馮雪峰太迷戀文學和他的"湖畔詩社"了，他沒能接受這個邀請，這在毛澤東看來，是一個莫大的遺憾。后由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任宣傳部長的沈雁冰替代馮雪峰任毛澤東的助手--國民黨中宣部秘書。

　　馮雪峰是在獨夫民賊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入黨后，受黨的安排，馮雪峰從北京來到白色恐怖最為嚴重但是左翼文學也十分活躍的上海從事地下工作。

　　在上海，馮雪峰以其獨特的眼光，旗幟鮮明地支持了魯迅，爾后與魯迅結成了除瞿秋白以外的又一位莫逆之交。馮雪峰剛進入上海時，在上海躁動不安的文壇上，正發生著一場空前的有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論爭的一方是太陽社和創造社，另一方則是魯迅。在爭論中，太陽社、創造社把魯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學的先驅者看作是革命文學發展的障礙加以批判。他們還宣布阿Q的時代過去了，魯迅思想已經過時，等等。作為"局外人"的馮雪峰十分關注這場論爭。1928年，馮雪峰以畫室的筆名寫下了《革命與智識階級》一文，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對魯迅的支持態度。馮雪峰認為："在文明批判方面，魯迅不遺余力地攻擊傳統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間，智識階級中，以個人論，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魯迅。""我們在魯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詆毀整個革命的痕跡來"。因此，馮雪峰認為，創造社對魯迅的攻擊是由于向來狹小的團體主義的精神，是十分要不得的。

　　對于馮雪峰的這篇旗幟鮮明的文章，魯迅很快讀到了，并由既與魯迅關系十分密切又是當年與馮雪峰同為"湖畔詩社"摯友的柔石，將馮雪峰引見給了魯迅先生。時間一久，馮雪峰與魯迅成了無話不談的莫逆之交。不僅如此，馮雪峰還與魯迅并肩作戰，合編了《科學的藝術論叢》，《論叢》共8種，其中由馮雪峰譯的有4種，魯迅親手譯的3種。對于魯迅的譯作，馮雪峰也協助作了一些校勘補譯，對此，魯迅在其"后記"中寫有"感謝雪峰君"的字眼。從此，魯迅與馮雪峰的友誼進一步加深。僅以《科學的藝術論叢》編輯出版的1929年為例，《魯迅日記》中有關馮雪峰的直接記載就達34條之多。兩人常作深夜長談，從上半夜一直談到次日凌晨二、三點鐘。當時的馮雪峰不但從事著黨的地下工作，而且還有家室的牽累，經濟上常常是捉襟見肘。魯迅獲悉他的的這一窘境后，時常用"預支稿費"的辦法來幫助他度過難關。魯迅與馮雪峰之間是心心相通的，而且較之瞿秋白同魯迅的關系還要進一步。著名學者、翻譯家陳望道當時就十分明了地說過以下的話："今天許多青年受魯迅的影響，但他(馮雪峰)不但受了魯迅的影響，也時時刻刻企圖影響魯迅的。"魯迅也贊許馮雪峰："人很質直，……他對我的態度，站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對的。"

　　正因為馮雪峰是一個"能夠影響魯迅的人"，而且是一個心能向通的文人，因此，組織上就安排他作了黨與魯迅之間的聯系人。事實上，沒有誰能夠替代馮雪峰這個角色，以致于后來馮雪峰離開上海去蘇區繼而參加紅軍長征后，黨同魯迅之間的關系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當初獲悉紅軍取得長征勝利抵達陜北及東征打通對日作戰的通道的勝利消息，還是由于第三國際有關系的美國友人史沫特萊親口告訴魯迅的呢!以致于長征結束后肩負黨的使命重返上海的馮雪峰一見魯迅的面，如同見了失散多年的親人一樣，魯迅即憤怒而又無奈地向馮雪峰傾訴道："我這幾年給他們(指周揚)擺布得還可以!"

　　作為魯迅聯系人的馮雪峰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接受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干事兼文委書記的潘漢年之命，同魯迅商談成立"左聯"之事。潘漢年在向馮雪峰布置任務時，專門強調了以下兩點：一是中央認為，創造社與太陽社批評魯迅的做法是錯誤的，應該立刻停止論爭。魯迅是位老戰士，老前輩，是一位先進的思想家，應該團結他共同戰斗。二是要以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這三方面的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團體名稱擬定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聽聽魯迅先生的意見，包括"左翼"兩個字用不用，也由魯迅先生決定。

　　1929年10月的一天，馮雪峰奉命來到魯迅家里。馮雪峰剛一說明來意，魯迅先生立即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成立左聯，并且表態說"左翼"二字很好，旗幟可以鮮明一點。之后，經過半年左右時間的籌備，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今多倫路201弄2號)舉行成立大會。魯迅在會上作了簡單的講話，"左聯"成立大會是秘密舉行的。馮雪峰不僅籌備了這次成立大會，而且還在會后憑記憶將魯迅在會上的講話，連同平時涉談的有關內容，整理成《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一文，署名魯迅，發表在《萌芽》月刊1卷4期上。左聯成立不到一年，1931年2月7日，五位左聯作家、共產黨員李求實、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等被國民黨逮捕后迅遭秘密殺害。為抗議敵人的暴行，紀念死難革命烈士，馮雪峰與魯迅商量秘密出版了左聯機關刊物《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在這期《專號》上，魯迅懷著一腔悲憤寫下了《柔石小傳》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軀者的血》等兩篇悼文;馮雪峰則寫下了《我們同志的死和走狗們的卑劣》。同期還刊登了《中國左翼作家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為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一切為人類進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書》等。這期《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的出版，使得國民黨的殘暴真相大白于天下。

　　到了1933年的下半年，馮雪峰不止一次遭到特務的跟蹤盯梢，雖然他用巧計一次次地化險為夷，但他已經暴露。為了他的安全，黨決定讓他離開上海，同年12月底，馮雪峰抵達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所在地的江西瑞金。1934年初，為籌備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身處逆境遭一旁冷落的毛澤東從汀洲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壩。就在這里，馮雪峰與毛澤東舉行了心儀已久的第一次正式會晤。馮雪峰此時已被任命為瑞金中央黨校副校長。由于兩人都沒有實際工作而顯得賦閑，因此有更多更充裕的時間在一起促膝長談。馮雪峰向毛澤東詳細地談了上海的工作，以及左翼文藝陣營的活動情況，其中，他還特別詳細地向毛澤東介紹了魯迅的情況，對此，毛澤東甚感興趣。馮雪峰告訴毛澤東，魯迅在看了毛澤東寫的幾首詩詞后，認為有一種"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聽了，竟然開懷地哈哈一陣大笑。

　　蘇維埃代表大會結束后，毛澤東又把馮雪峰找去，進一步詳細詢問上海的工作，詢問魯迅的事情。有一回，他親自來到馮雪峰的住處，見面以后風趣地說：“今晚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談地主惡霸，不談別的，只談魯迅好不好?”毛澤東接著對馮雪峰說：他很早就讀了魯迅的作品，《狂人日記》、《阿Q正傳》都讀過。阿Q是個落后的農民，缺點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會這個要求是錯誤的。魯迅對群眾力量有估計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農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評阿Q身上的缺點，滿腔熱情地將阿Q的革命要求寫出來。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對群眾的要求不理會，不支持。應該讀一讀《阿Q正傳》。毛澤東還對馮雪峰說，他自己也想重讀一遍，可惜當地找不到書。他問馮雪峰，魯迅這幾年寫了些什么。馮雪峰扼要地介紹了魯迅到達上海后所寫的文章，尤其是幾次論爭中的文章。

　　無獨有偶，關于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并非僅限于毛澤東向馮雪峰提及的這一次，三年后，毛澤東會見曾與魯迅交往密切、前來延安訪問的美國女作家、記者史沫特萊時，也談到了《阿Q正傳》。

　　這次會見、談話的時間是1937年的3月1日深夜。

　　史沫特萊后來這樣描述道："我掀開懸掛在一座窯洞門口的棉門簾，跨進了一個黑暗的洞穴。就在這一片黑暗的正中心，一個制作粗糙的桌子上點著一枝細長的蠟燭，燭光落在成堆的書本和紙張上。"毛澤東一手扶著桌子，站在那里歡迎她。

　　在昏暗的燭光下，毛澤東與史沫特萊坐在桌子的兩邊開始了他們的談話。當史沫特萊談到外面流傳的關于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向國民黨屈服、投降和悔過”時，毛澤東回答道：

　　這叫做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但國內有一部分帶著阿Q精神的人，卻洋洋得意地把我們的這種讓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過"。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魯迅，在他的一篇小說上，描寫了一個叫阿Q的人，這個阿Q，，在任何時候他都是勝利的，別人都是失敗的。讓他們去說吧，橫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這類人物的。

　　毛澤東對魯迅的傾心向往，給馮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馮雪峰對當年談話的場景仍記憶猶新：在昏暗的燈光下，毛澤東靠床坐著，一邊用舊報紙在桌角上卷旱煙葉子，一邊全神貫注地傾聽著，并有過幾次插話。當雪峰談到自己曾經代表"左聯"去請魯迅寫文章的時候，毛澤東抬起頭來，緩緩地、一字一句地說："哦，你們還給魯迅出題目!不出題目豈不比出題目更好嗎?"

　　此時，馮雪峰又向毛澤東講述了上海的黨組織希望魯迅將蘇區的斗爭寫成小說，由他陪著陳賡將軍到魯迅家里。陳賡講述了紅軍艱苦英勇的戰斗，談了一天。魯迅非常重視這次談話，以后一再提及，認為確實比《鐵流》、《毀滅》里寫的生活更動人，打算繼續搜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沒有實際感受為苦惱。

　　毛澤東沒有吱聲，陷入了沉思。過了片刻，馮雪峰繼續說："'獨立房'(當時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張請魯迅到蘇區來。""干什么?誰主張的?"毛澤東問。"不是正式主張，只是隨便說說。"馮雪峰解釋說。"這些人，"毛澤東微微搖頭，接下去說，"真是一點不了解魯迅!"

　　馮雪峰所說的"獨立房"的主張，是在一次閑談中"隨便"說起來的。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瑞金。在中央蘇區，談論在上海的左翼文藝運動和魯迅是經常的話題。有一天，張聞天、博古、馮雪峰在中央黨校談起中央蘇區一些部門的工作情況。張聞天說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門的工作忙于瑣碎的事務主義，打不開局面，應該充實該部的領導。博古提議，可以讓魯迅來當教育人民委員，主持中央蘇區的教育工作。馮雪峰不贊成博古的意見，認為博古不了解魯迅，低估了魯迅在白區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還是讓瞿秋白來主持教育工作為好。張聞天贊同馮雪峰的意見;隨后征求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也認為："魯迅當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之后，黨中央決定，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員，沙可夫任副教育人民委員。

　　在繼續深入議論魯迅的時候，馮雪峰將魯迅不想離開上海 ，謝絕到蘇聯去，認為在崗位上，總能打一槍兩槍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訴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很感動。他說，這才是實際的魯迅!一個人遇到緊要關頭，敢于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堅決將艱巨的任務承擔下來，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貴的品格。我們民族幾千年來多次瀕臨危亡，終于能夠維持不墮，就因為人民有這樣的品格，這點在魯迅身上集中地體現出來。毛澤東在這段時間里心情沉重，說話很少，但那天晚上與馮雪峰談了很多，顯得輕松、愉快、充滿信心。他倆一直交談到深夜。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被錯誤路線逐出黨中央和軍隊的領導核心，他先是充任中央政府主席(相當于總理)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或叫蘇維埃主席)。后來，中央政府主席改由張聞天擔任，毛澤東只剩下了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這樣一個有職無權的空頭稱呼。正在這時，他遇到了剛從上海來到蘇區的馮雪峰，聽馮雪峰講述魯迅，和魯迅對毛澤東的理解，不啻使毛澤東的感情上和魯迅之間有了溝通和共鳴，毋庸置疑，馮雪峰是產生這種溝通和共鳴的媒介。

　　紅軍離開瑞金進行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時，還是馮雪峰把險些落入蔣軍虎口的毛澤東拉出來的呢!據曾擔任過1936年馮雪峰機要員的鄭育之(周文夫人)后來撰文披露說：馮雪峰曾同他們夫婦講述過1934年10月紅軍撤離瑞金時的混亂情況，以至有關同志忘了通知毛澤東，是他經過毛澤東的住處，才催促毛澤東迅速跟上大部隊撤離的。不然的話，中國革命的進程缺了毛澤東這位舵手力挽狂瀾，說不定還將拖延上好多年哩!

　　不久，中央紅軍進行了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馮雪峰也隨同紅軍主力進行了長征。毛澤東在長征途中確立了他在全軍乃至全黨的領導地位，從而一舉改變了這之前受排擠冷落的尷尬境地，但毛澤東仍然需要魯迅，需要與魯迅溝通，需要魯迅對紅軍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馮雪峰也一直充任著這個溝通、理解、支持的"大使"角色。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以損失十分之九的兵力，經過一年的長途跋涉，粉碎國民黨蔣介石上百萬軍隊的數十次攔截、圍剿后，勝利抵達陜北瓦窯堡。1936年2月，在毛澤東的親自部署下，長征主力紅一方面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取得了東征戰役的重大勝利。同年3月，由于馮雪峰離去同中共失去聯系的魯迅，從到訪的國際友人史沫特萊的口中獲悉了紅軍這接二連三的喜訊。魯迅聞訊后極為震奮與欣慰，并和茅盾聯名于3月27日發出了致毛澤東和朱德總司令的賀信，此信核心內容如下：

　　英雄的紅軍將領們和士兵們!你們的勇敢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國民眾期待你們的更大的勝利。全國民眾正在努力奮斗，為你們的后盾，為你們的聲援!你們的每一步前進都將遇到熱烈的擁護和歡迎!

　　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長期以來一直為人們流傳的"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希望"這句話，其實是出自于國統區另外一個抗日救國團體的電報，因當時中共中央收到這兩封電信后同刊于中共西北中央局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爭》雜志第95期，人們就將其混淆在一起引用，一錯就是半個多世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葉才搞清楚。

　　1936年4月上旬，黨中央派馮雪峰攜帶電臺和活動經費自陜北秘密潛回上海開展工作，任中央特派員。臨行前，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分別和他作了談話，并交代了此行的重要任務。這個重要任務乃是關系到中共生存和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文藝工作一時還排不上主要議事日程。一是在上海建立電臺，溝通與陜北中央的聯系;二是與沈鈞儒等救國會領袖建立聯系，為中共爭取到更多的民主力量和同盟軍，建立更為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三是重新恢復中共在上海的組織和情報系統;最后才是附帶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動。張聞天還著重叮囑道："到上海后，務必先找魯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況后再找黨員和地下組織。“這有關上述安排，發生在黨中央接到魯迅、茅盾發來的賀信后不久，表明了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把魯迅看作是黨在白區最可靠、最親密的盟友。4月下旬，馮雪峰抵達上海的第二天，即去了魯迅居住的寓所。在同魯迅久別重逢的談話中，馮雪峰把中共中央推行的新的方針政策及其有關精神，向魯迅作了詳細的說明。與此同時，馮雪峰還向魯迅介紹了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和抗日統戰政策的內容。魯迅聽后表示："干革命，總是人多一點好，我想過了，M(魯迅對毛澤東的簡稱)的政策是對的……"魯迅還以他那種特別的表達方式說道："我想，我做一個小兵還勝任的，用筆!"

　　就這樣，馮雪峰就在毛澤東與魯迅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附帶在這里寫上一筆，極其重要的一筆，抵達上海不久，馮雪峰找到了已經在這里流落達六年之久的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并親自委派上海地下黨的楊承芳和東北義勇軍的首領李杜，帶兩個孩子由上海動身去巴黎并轉送至莫斯科，時為1936年5月下旬。

　　自陜北抵上海不久，受魯迅委托，馮雪峰將魯迅抱病所編的瞿秋白遺作《海上述林》，以及火腿等送給物質生活極度清苦在保安的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此外，還購買了十幾條半線半毛的圍巾送給其他領導同志以御陜北的寒風，還有幾聽紙煙是給毛澤東的。火腿和紙煙在西安就被瓜分了，只有圍巾送到了保安。

　　馮雪峰初抵上海的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36年7月5日至6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在安塞召開會議，聽取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劉鼎的匯報。在劉鼎赴南京、上海之前，張聞天和周恩來聯名給馮雪峰寫去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關門主義在目前確是一種罪惡，常常演著同內奸同樣的作用。但這些人同內奸是不同的，解決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釋還是第一。你對周君(周揚)所用的方法是對的。"

　　"你的老師(魯迅)與沈兄(茅盾)好嗎?念甚。你老師送的東西雖是因為交通的關系尚未收到，但我們大家都很欽佩。希望你轉致我們的敬意。對于你的老師的任何懷疑，我們都是不相信的。請不要為一些輕薄的議論，而發氣。"

　　馮雪峰收信后迅速向魯迅轉達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親切問候和深摯敬意，這使得魯迅感到莫大的支持與鼓舞，因而，他對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理解。這可以從魯迅逝世前三月發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反映出來。在這封"由先生口授，O.V.(馮雪峰)筆寫"回答托派臨時中央委員陳其昌的信中，魯迅先生滿懷激情地宣告道：

　　“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的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

　　魯迅先生在"信"中還憤怒地痛斥了托派們對以毛澤東、張聞天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污蔑，魯迅給予了猛烈的抨擊：

　　"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高超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系指當時中國托派出版的《斗爭》、《火花》等刊物，是陳其昌六月三日致魯迅信的附物。但魯迅關于“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以及下文假設的關于“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的說法，顯然是憤激過頭，與事實明顯不相符合—引者注)，就不禁為你們提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么?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于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

　　在這里，由于馮雪峰這個極為重要誰也無法替代的媒介作用，魯迅和毛澤東、中共中央之間真正實現了心的相通與相融。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25分，魯迅在上海北四川路大陸新村寓所內與世長逝。受中共中央委托，馮雪峰主持了整個治喪工作。由于敵人要抓捕他的緣故，故而，馮雪峰只能躲藏在魯迅胞弟周建人的家中，同救國會首領沈鈞儒、魯迅夫人許廣平、魯迅胞弟周建人等商量一應事宜。即日，在與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等各界知名人士、魯迅夫人許廣平等協商治喪委員會名單時，馮雪峰首先想到了遠在陜北的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人，他提議將毛澤東、朱德列入名單中，得到了在場者的一致同意，在公布的治喪委員會名單中，所有中文報紙均不敢公布毛澤東、朱德的名字，惟有一家報紙—由外國人辦的《日日新聞》于魯迅逝世次日公布了這一消息："魯迅氏的告別禮今明兩天中舉行，毛澤東也是治喪委員。"

　　中共中央對魯迅的逝世表達了最深摯的哀悼。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起草并發表了《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沉痛地宣告："魯迅先生的死，使我們中華民族失掉了一個最前進、最無畏的戰士，使我們中華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補救的損失！"高度贊揚魯迅"做了一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為世界和平而奮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筆是對于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法西斯蒂以及一切無恥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鏡，他沒有一個時候不和壓迫的大眾站在一起，與那些敵人作戰。他的犀利的筆鋒，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論，戰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蟲毒物，無處躲避"，"他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績。"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還發表了《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及《為追悼魯迅致國民黨中央、南京政府電》。

　　馮雪峰與魯迅交往近十年，是與瞿秋白同為深得魯迅信任的親密戰友，也是魯迅思想最具權威的詮釋者。是他1933年與毛澤東相交以來，為溝通中共、毛澤東與魯迅之間關系最為堅實的橋梁。應當說，在1936年10月魯迅逝世時，馮雪峰仍是毛澤東看重的一個文人，一個黨員作家。

　　我以我血薦軒轅

　　歸根結底，馮雪峰乃系一介文人。當初，他受中共中央委托，肩負重大使命來到上海，做恢復上海地下黨和抗日民主人士的工作。然而，馮雪峰的興趣仍然在于他過去從事并領導的左翼文化方面。魯迅逝世后，馮雪峰終于騰出全部精力，并于1936年12月領導、組織了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后，就將有關黨的組織與情報工作交由同是"左聯"發起組織者、后任秘密戰線負責人的潘漢年承擔。1937年1月，馮雪峰返回陜北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人匯報(此時黨中央已正式定址延安。在延安許多次的深夜長談中，毛澤東一再關切地向馮雪峰詢問魯迅在逝世前后的情況，表示了對魯迅的懷念之情。毛澤東和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對馮雪峰在上海八個多月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后又折返上海，并奉命將中共上海臨時委員會的工作全部向劉曉作了移交，改任中共上海辦事處副主任，主任是潘漢年。也正是這一職務的更迭，以及稍后對自己肩負使命的不理解和所犯自由主義的錯誤，使得馮雪峰歷經了國民黨反動派設下的幾乎置于他死地的這一劫難。在此，筆者還是要強調一點：我東南地下黨也不可能不及時把馮雪峰被捕的消息發往延安。但在當時的延安，為什么沒有及時展開營救馮雪峰的行動呢?如果東南局已經將馮雪峰遭逮捕的消息發往了延安，至毛澤東會見五位作家兩位夫人時止，馮雪峰被捕已整整半年，而毛澤東又為什么連一點兒信息也沒有得到呢?這，究竟擱淺在哪一個部門哪一個環節了呢?現在，由于年代過久，也許成了永久的謎案了。要知道，在馮雪峰以告病為由回到家鄉后，中共浙江省委一直密切地關注著他的一舉一動。因為在馮雪峰于1938年初剛回到家鄉時發生的一件事情，中共浙江省委"很快知道了"。馮雪峰"寫于1967年5月15日，并于1968年7月25日再作補充"的《我在上饒集中營》一文(刊2002年2期《新文學史料》)中這樣寫道：

　　1938年初我回家鄉不久的時候，當時的國民黨浙江省主席黃紹竑到義烏去，說是要羅致一些人幫助政府從事抗日工作。當時金華專員趙龍文和義烏縣長吳山民，聽說我回到了家鄉，就派人來要我到縣城里去一趟，說是黃紹竑有事要請教。我考慮之后，認為既已知道我回了家，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不去反而不好。去了以后，在縣里黃紹竑同我談過十多分鐘話，除了向我"請教抗日大計"之類的客套話外，是希望我去負擔一個準備成立的什么"政治工作隊"之類的工作。我當即拒絕了，說我馬上要到漢口去……

　　我被黃紹竑找去談過一次話這件事，當時我們黨的浙江省委很快就知道的。不久之后我遇見在金華工作的邵荃麟，我也對他說了此事，他說他已經知道了。

　　由此可見，既然連這件并不張揚的"談話"之事，"我們黨的浙江省委很快知道的"，那么，國民黨憲兵興師動眾，十萬火急地從金華趕往義烏縣神壇村抓人，地下黨更是要"很快知道"了。

　　筆者認為， 事情的原委就在于馮雪峰沒有顧全大局，從當初處于斗爭第一線的上海跑回到了家鄉"養病"!

　　馮雪峰所犯這個自由主義的錯誤是相當嚴重的。嚴格一點地說，在毛澤東眼中看來，似是有脫黨的嫌疑。

　　有關這個問題，周揚曾有一個很好的說明。1980年左右，他在在同中宣部干部榮天嶼 等人的談話中，周揚說，1937年在上海潘漢年和他談話后，他就與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一道到了延安。當時在延安，中組部負責人是李富春，后來是陳云。周揚想，李富春、陳云都在上海工作過，對上海左翼文藝運動的狀況是了解一些的，他內心有委屈，自然就盼著李富春、陳云他們找他談話。不料，沒隔多久，卻傳出了這么一個消息：說中央通知雪峰回延安匯報工作，而馮雪峰卻因為和博古、潘漢年鬧矛盾，不聽中央指示，拂袖而去回了浙江老家。延安對這事說得很嚴重的，認為是開小差，周揚進而說明道：也許是發生了這件事，延安再也沒有人給他談上海文藝界的事了。周揚還說，在延安，他接觸毛澤東的機會很多，毛澤東也從來沒有和他說起過上海的事，而且很快就分配他到邊區教育廳去做廳長了。而在這之前，包括在同徐懋庸等人的談話中，毛澤東對周揚他們在上海的一些做法——兩個口號的論爭也好，對魯迅的態度也好，是持批評態度的。而到了1937年年底，由于馮雪峰脫離斗爭第一線“拂袖而去”了浙江老家，事情也就走向了反面，毛澤東對前一二年發生在上海文藝界的功過是非的評判標準也隨之來了個急轉彎。

　　對此，當時和馮雪峰有上下級關系的胡愈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其《我所知道的馮雪峰》一文中回憶道：

　　這時，潘漢年是上海辦事處主任，馮雪峰是副主任，我們彼此聯系較多，有關黨的事情我都找雪峰。但是，1937年"七七"事變前后，有較長一段時間我沒有見到雪峰。有一天晚上，雪峰突然到我家來了，我高興地問他：好久不見了，你到哪里去了?

　　他氣色很不好，賭氣似的說：我到南京去了，現在不去了。他們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鄉去。

　　原來他是隨中央代表團(雪峰不是代表)到南京同國民黨談判第二次國共合作問題，與博古吵翻了，氣得跑回來的。那時為聯蔣抗日，共產黨做了很大的讓步，如取消蘇維埃政權，改編紅軍等等，這對于雪峰這個農民的兒子來說，是很不容易接受的。

　　第二天找到潘漢年，問究竟怎么回事。潘說："雪峰這樣子不對，談判還未成功，怎么就說是投降呢?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產黨員，怎能自己說跑就跑掉?組織紀律呢?他說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共產黨嗎?!"

　　但是雪峰脾氣倔強，自己認為對的事就要做到底。他真的跑回義烏老家“隱居”去了。回家后，他深居簡出，埋頭讀書，整理資料，準備寫一部反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小說，書名就叫《盧代之死》，可惜書沒寫完，就發生了皖南事變，在又一次白色恐怖大搜捕中，雪峰被抓進了上饒集中營……

　　馮雪峰是1937年12月向潘漢年告長假后返回家鄉浙江義烏去寫書的，其間，脫離中共組織關系長達兩年之久。也就是說，他當初向潘漢年請長假并沒有得到黨中央的批準或認可，直到1939年下半年才由當時的中共中央東南局給恢復了組織關系。不僅如此，由于周揚抵達延安后與毛澤東關系的日益接近和迅速崛起，對于1936年4月馮雪峰到上海后奉組織之命先找魯迅和救國會領袖不找他們，以及推動魯迅、胡風同他們之間的兩個口號之爭，還有后期同樣奉命"調出周揚"的舉措，也使得在延安重振旗鼓、羽翼漸豐的周揚心中滋生復仇心理，他們不會不在毛澤東面前發泄對馮雪峰的不滿，加深毛澤東對馮的惡感。

　　對于馮雪峰擅自離開中共代表團回到家鄉隱居寫小說的做法，不僅毛澤東無法理解，予以冷漠處置，而且其他中共領導人也有同感。據黃源先生生前撰文指出，1938年底，黃源途經時處抗敵后方的國民黨浙江省政府所在地金華，在金華街上遇見了馮雪峰。馮得知黃源自漢口來，提及參加漢口文藝座談會的情況，黃源說在會上見到了王明、博古和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馮雪峰急切地問道："他們對你講起什么吧?"此時此刻，就馮雪峰而言，他很想知道中共上層對他的態度。黃源回答說："我沒有同他們交談。"不日，黃源被推舉擔任國統區文化新聞代表團團長，率團訪問設在皖南的新四軍軍部。之后，他應項英之邀留在了新四軍主持文化宣傳工作。在新四軍工作后，黃源不無憂慮地同李一氓同志講：馮雪峰在義烏，他這樣有名的人在國民黨地區是不安全的，是否由東南局通知浙江省委文委(負責人是邵荃麟)把他調到這里來。事情反映到項英那里，項英當即同意了黃源的意見，并立即打電報給邵荃麟他們，要馮雪峰到皖南新四軍去。面對組織的關懷，馮雪峰又一次我行我素，拒絕去皖南。但話又得說回來，其后不久，中共東南局恢復了他的組織關系。

　　有關馮雪峰為什么不去新四軍，難道他不知道身處國統區的危險嗎?對此，黃源先生在1985年5月寫的《我的良師益友--雪峰同志》一文中道出了原委。那是在上海剛解放時，身為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和上海軍管會文藝處副處長的黃源首先探望了馮雪峰。

　　黃源問：當初你為什么不到新四軍來?

　　馮雪峰笑答：我在中央蘇區早就認識了項英同志。

　　至此，黃源的理解是："我理會了，不再談下去了。我是經過皖南事變，聽過劉少奇同志關于皖南事變的報告，學習過黨中央關于項(英)、袁(國平)的決定，才真正認識項英同志的。"

　　這就是當初馮雪峰不去新四軍的真正原因。馮雪峰是在1937年12月20日從上海回到家鄉浙江義烏的。早在1938年，也就是黃源、李一氓等人向項英提出要馮雪峰去新四軍的建議前，黨中央就要求馮雪峰去新四軍工作。據吳奚如在《我所認識的胡風》一文中回憶道："當在武漢的負責黨中央長江局工作的周恩來同志得知馮雪峰回義烏后，立即去電，要雪峰前往新四軍工作。"這也就是1938年底馮雪峰在金華遇見黃源時急切詢問周恩來"他們對你講起什么吧?"的緣由。而馮雪峰在次年1月寫給滯留在孤島上海的樓適夷的信中也印證了吳奚如的上述說法。馮雪峰在信中寫道："……弟離群歸鄉，已及一載，惟做些農民工作，然病體總不如意，亦莫可奈何，近著手寫《紅進記》(暫如此叫它，非定名也)已成五萬字。全書有五十萬字，但恰巧此時陜北又有來信催行，弟以此作意義大，欲完稿后再行，已去函續假，所以在五個月之內仍不離開此地也。"

　　關于中共東南局恢復馮雪峰的組織關系，則是在1939年的冬天。

　　原東南文委書記邵荃麟同志的女兒小琴在其《辛勤奮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親邵荃麟》一文(刊《新文學史料》1983年第2期)中寫道：

　　1939年冬馮雪峰同志從浙江義烏老家來到金華，與我父親談了整整一夜。原來馮雪峰同志是因為對白區工作的方針路線與博古同志發生嚴重分歧，一氣之下回老家寫作的。他詳細談了事情的過程。第二天我父親就離開金華，向東南局作了匯報。經東南局研究，同意恢復馮雪峰同志的組織關系。也就在這一次，東南局成立東南文委，并派我父親擔任了東南文委書記，雪峰同志……任委員。

　　馮雪峰在"文革"初期寫的自傳中這樣描述了他的黨籍恢復的經過：

　　黨給我恢復組織關系是在1939年下半年，經過邵荃麟的關系，由華東局(應為東南局，下同)組織部給我恢復的。

　　1938年下半年我到麗水去時，在麗水汽車站碰見了葛琴，她告訴了我她在金華;于是我從麗水回來后就到金華去找葛琴，從此同邵荃麟有了聯系。邵荃麟當時在金華負責文化方面的領導工作，我大概個把月去金華一次同他聯系;但這不是組織關系上的聯系。黨給我正式恢復組織關系是在1939年下半年邵荃麟到新四軍去的時候，華東局組織部決定的。

　　我恢復組織關系后，是參加華東文委成員之一。這華東文委即在金華，邵荃麟是書記，成員中有王聞識、陳虞蓀;隔個把月我到金華去開一次會，看文件;我除參加會和寫點文章外，沒有負責具體工作。

　　下面，讓我們回到1941年8月12日的延安楊家嶺毛澤東窯洞……

　　要知道，在當時的延安，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夠接近毛澤東暢所欲言的，即使能夠接近毛澤東也需要一定的時間來談清所要談的問題的來龍去脈，一般人不具備這個條件。其次，要談這個問題，談者必須了解馮雪峰，敬重馮雪峰，同時確切地知道事情的真相。蕭軍懷有一腔俠義心腸，人所皆知，而且自當年到達魯迅身邊后，他的交友準則就是以魯迅的好惡和敵友我為基準劃線。他崇敬魯迅，自然也十分崇敬魯迅生前看重的那些人。魯迅把瞿秋白和馮雪峰并列為自己的兩個摯友。在魯迅家和馮雪峰一起進餐，聽馮雪峰講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這在蕭軍的心目中，馮雪峰實實在在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試想文人中有幾個是跟隨紅軍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也許在當時的蕭軍看來，獨此一個!因而，他格外的敬崇馮雪峰。現在，當他聽到馮雪峰被國民黨憲兵抓走的消息，蕭軍心中說有多著急就有多著急。他不能不向毛澤東反映，不能不提出營救馮雪峰，而且一旦提出，就要馬上展開營救，在他看來，全延安只有毛澤東才能夠辦成這件事!當然，在聽取蕭軍的要求與講述后，毛澤東也非常迅快地指示各有關方面將營救馮雪峰的計劃付之了實施。

　　在重慶的周恩來接到發自延安的電報后，深感震驚。但真正展開營救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制定一套周密的計劃，需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及細節。比如說，國民黨憲兵以何種名目逮捕馮雪峰，馮雪峰的真實身份暴露不暴露，馮雪峰在上饒集中營內表現如何，等等。而首先要做的一條，就是要確定一個可靠的同國民黨上層人物能說得上話的關系。董必武同志不僅是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負責人，而且他還是國民參政會的參議員，自武漢時候起，他一直在同國民政府打交道，當年蕭軍因當眾謾罵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遭國民黨特務綁架，就是由董必武同志直接找到正在武漢行轅的蔣介石解決問題的。但是，蕭軍畢竟是黨外人士，左翼抗日作家，而且1938年的蔣介石和國民黨還披著一張"堅決抗日"的外皮。而此時的馮雪峰就不同了，馮雪峰是共產黨的一個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要人，當年共產黨特科的成員，中共江蘇省委和上海辦事處的負責人之一，連魯迅先生逝世的喪儀他尚且只能躲在幕后，現在更談不上進行公開營救了。而且，更為重要的一點是，1941年的蔣介石已經不同于1938年的蔣介石，他發動皖南事變的目的就是要消滅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顯然此路不通。因之，當周恩來找董必武協商營救措施時，董必武腦海中浮現出了一個人影，一個主張堅決抗日白皮紅心的國民黨上層人物，他的名字叫胡秋原。

　　提起胡秋原，無論是在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眼里，還是在二十世紀中國政壇的右派左派的心目中，都是一個帶有不可捉摸的傳奇性色彩的人物。

　　1910年生于湖北黃陂的胡秋原，原名胡曾佑，筆名未明、石明、冰禪，15歲那年考入國立武昌大學習理工，后因加入共青團，主編《武漢評論》、《中學生》雜志(就是在那一年董必武認識的胡秋原)等遭白色恐怖追捕，于1928年來到上海入復旦大學改學文學，并于1929年公費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學學政治經濟學。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東三省后，他迅即放棄官費留學生學業，毅然回到上海以文學作刀槍力主抗日，并任上海大學教授、翻譯;同年底主編《文化評論》，在創刊號上發表題為《阿狗文藝論》的文章，自稱自由人，提出"文學藝術至死又是自由的、民主的"的主張。不久又發表《勿侵入文藝》、《錢杏屯阝理論之清算與民族文學藝術之批評》的文章，引起了魯迅、瞿秋白、馮雪峰、周揚等左翼作家對他的批判，并展開論戰，胡秋原也就成為當時文壇上赫赫有名的“文藝自由人”。1933年，針對獨夫民賊蔣介石媚日剿共散布的"攘外須安內"的賣國投降理論，胡秋原在同年6月出版的《現代》雜志3卷2期上發表與魯迅所著《“友邦驚詫”論》相媲美《"中日親善"頌》一文，大義凜然痛斥蔣氏謬論，一時為輿論稱快，為國民黨蔣介石所切齒圍剿。1934年，為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聯合抗日主張，陳銘樞、蔣光鼐、李濟深、蔡廷鍇等國民黨愛國將領在福州發動兵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年僅24歲的胡秋原聞訊后迅速趕往，并被任命為文化部長。福建事變失敗后，他流亡到南洋、印度、埃及、英國、蘇聯、美國等國。直至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回國投身抗戰，離奇般地被任命為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中央日報》副總主筆，以及《東南日報》和《香港時報》總主筆，并任暨南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創辦《祖國》、《民主》、《政治文化》及《評論》等刊物，宣傳全民族抗戰。1945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1948年當選為首屆立法委員直至1988年被一心想搞“臺獨”的李登輝開除國民黨黨籍。1949年胡秋原去臺灣后仍任國民黨立法委員、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大學教授，獨立主辦《中華雜志》。胡秋原一生著作等身，達100余種3000余萬字，是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的學者、教授、政論家。胡秋原一生都在為促進中華民族統一、力御外侮奔走四方。1977年臺灣文藝界開展關于鄉土文學的大論戰，胡秋原連續發表了《談人性與鄉土之類》、《談民族主義與殖民經濟》一系列論文，支持了臺灣鄉土文學，批判對"鄉土派"的攻擊。中共發表葉劍英提出的"九條"后，胡秋原率先在臺灣給予了積極響應。在國民黨立法院舉行的會議上，在他主辦的《中華雜志》上，對應中共提出的"三通"，提出了著名的"通思想、通觀念"的立論。1988年4月，為進一步推動祖國兩岸的和平統一，胡秋原在臺灣發起成立了"中國統一聯盟"，并被推舉為名譽主席。自此，他一直站在反分裂、反"臺獨"的第一線。五個月后，1988年9月12日，胡秋原無視當局的"三不"政策，以祖國統一為己任，偕夫人、長女一起，繞道美國回到闊別40年的故鄉，成為海峽兩岸隔絕40年后首個來祖國大陸訪問的臺灣上層人士，首位國民黨立法委員，從而被譽為"兩岸破冰第一人"。在北京，胡秋原與老朋友、中共領導人鄧穎超、李先念等親切會面，共商國是，在大陸訪問了36天，行程逾萬。還是在首都機場時，胡秋原就向前來歡迎的老朋友和記者們強調："愛國就不能不贊成統一，如不贊成統一，你就不夠資格談愛國和過問國是。任何中國人都應該贊成統一。"9月15日在與鄧穎超會面時，胡秋原再次強調說："最重要的是中國非團結、統一不可，事不宜遲。"胡秋原的大陸之行及關于兩岸統一的主張，惹惱了一心要搞"臺獨"的李登輝。還是在胡秋原祖國大陸觀光訪問中，1988年9月21日，李登輝主持國民黨中常會，開除了胡秋原長達半個世紀的國民黨黨籍。對此，10月18日，在途經香港時，胡秋原坦然面對記者說："我是公開去大陸的，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話也是公開的，我沒有得到共產黨什么好處，我不過就是講了國共要談判，兩岸要統一，現在我更加強了這個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個中國人，只要中國人不開除我，我做中國人到底了。我相信沒有人會再開除我的國籍，我還要盡中國人的力量。"

　　在返抵臺灣桃園機場時，面對前來歡迎的數百位各界人士，胡秋原發表即席演說，再次強調："統一是全體中國人的責任，是為中華民族的共同將來而籌謀。臺灣一旦脫離大陸，無論有多少成功，在國際強權環伺下，都沒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黯淡的。因此，未來只有朝統一發展。"他還詼諧地表示，他將親自將國民黨黨證送去中央黨部。

　　以后，胡秋原再次來到大陸訪問，還斥巨資贊助家鄉的教育事業。

　　胡秋原是一位傳奇性的多色彩的人物，但他首先是一位堅定不移有著高昂民族氣節的愛國者，而且早年也曾經"左"過，不止一次同蔣介石的獨裁政策與反共路線抗衡過。所以，當周恩來接到延安電報與董必武一起討論營救馮雪峰的計劃時，董必武理所當然地想到了同在國民參政會任參議員的胡秋原，加上胡秋原擔任著《中央日報》的要職，認識的人又多。

　　據了解，胡秋原確確實實接受了這個來自共產黨方面的委托，給上饒集中營所在的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拍發了提請釋放昔日文友馮雪峰的電報。但就在營救馮雪峰的整個過程中，胡秋原的這個"招呼"僅僅是起到了一個先導作用，或者說是打了一個基礎。因為國民黨憲兵抓捕的那個人已經化名，化回了舊時的曾用名。他們的最大懷疑是這個名叫馮福春的人有赤色嫌疑。要是知道這個名叫馮福春的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曾任中共白區文化戰線負責人、“左聯”發起者與組織者，后來跟隨毛澤東一起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又被派往上海的中共中央特派員的馮雪峰，恐怕他的命運要由蔣介石來直接定奪了，而且兇多吉少，如同瞿秋白的最后下場一模一樣。

　　有關胡秋原當年接受董必武委托，以馮雪峰“文友”名義致電顧祝同提請釋放一事，筆者有幸搶在死神前面(筆者與其會面三個月后，胡秋原先生在臺北新店耕莘醫院病逝)，從當事人胡秋原本人處得到了證實。2004年初，筆者隨同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訪問臺灣期間，于2月13日晚專程趕赴臺北新店市中央新村胡宅拜訪了這位年已94歲高齡的老人。談話間，筆者重點提及了此事。在得到確切無疑的證實后，一旁的胡夫人敬幼如還向我們講述了另外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那是1935年的冬天，胡秋原在莫斯科協助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編《救國時報》和《全民月刊》，一位中年華人婦女攜一女孩來到了他們的住所。來的這位華人婦女，正是數月前慘遭蔣介石下令殺害的中共要員瞿秋白的遺孀楊之華。她是前來報告瞿秋白死訊并為胡秋原三年前給予的相助道謝的。原來，早在1932年冬，胡秋原協助王禮錫主事神州國光社時——那時，胡秋原與馮雪峰、瞿秋白、周揚等“左聯”頭面人物的文藝論辯剛結束不久，一天深夜，前不久還是“論敵”之一的馮雪峰，匆匆來到胡秋原的住地向他求助。馮雪峰告訴胡秋原說，“左聯”的一個朋友病了，必須馬上遷居他處。但當他們找到合適的居住處后，房東卻堅持要有可靠的人作擔保方可租與他們。其實，當時胡秋原一聽心中便明白了：馮雪峰所說的這個“病了”的“左聯”朋友，一定是一個為當局記錄通緝在案的重要人物，否則，馮雪峰也不會在深更半夜找上門來求他這個有保護色的“自由人”相助了。于是，古道熱腸的胡秋原不記前隙，一口應允了下來，只是他從不知道這位“病了”的朋友是誰。如今聽楊之華這么一說，胡秋原方才恍然大悟：原來，他當初為之擔保的正是瞿秋白一家啊!

　　在這里，有必要將馮雪峰被捕及最終逃出囚籠的情形作一交代。

　　馮雪峰是在國民黨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的反共逆流中，于1941年2月26日在浙江義烏縣神壇村的家中被捕的。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反動派在尚未被日寇占領的東南數省地區大肆搜捕共產黨員、突圍的新四軍戰士和堅決抗日的愛國進步人士。事情的起因是與馮雪峰鄰村赤岸鎮一位名叫朱侃的小青年給他寫信而致。當時，這位青年在信中提及"國際新聞社金華分社"被查封的事。這封信被國民黨駐金華的憲兵連在郵局檢查時檢查到了。由于信中內容重要，如獲至寶的國民黨憲兵當即把在金華報館工作的朱侃抓了去，接著，又按圖索驥，身著便衣的國民黨憲兵火速趕往義烏縣神壇村逮捕了馮雪峰。所幸的是朱侃與馮雪峰并不很熟悉，只不過是到馮雪峰家中借過幾次書，也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只知道馮"很有學問"。而且，馮雪峰回到家鄉后一直用的是原來的名字馮福春，朱侃在信上的稱呼也是馮福春。此外，也是極為重要的一點是，由于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緣故，馮雪峰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皖南事變發生后，考慮到可能會發生的情況，馮雪峰早已轉移了一些有“赤化”影響的書刊，當時，馮雪峰也已經作了轉移到文化人集中的桂林去的打算。因而，當三個身著便衣的國民黨憲兵直撲神壇村馮宅搜查時，什么證據也沒有拿到。于是，他們就把馮雪峰押往了金華憲兵連駐地，一關就是三四天，其間只審問了一次。審訊中，馮雪峰既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也否認與新四軍有任何聯系。當問及同"國際新聞社金華分社"的關系時，馮雪峰回答說從來沒有聽說過，同時強調說："我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是研究歷史的，因為日本人占領了上海回到家鄉養病的。"他還要求："你們不應當無故抓人，我要求立刻放我出去!"

　　見沒有能夠從這里打開缺口，狡猾的敵人立即改變了審訊策略，以退為進，拋出了一個極易使真正的共產黨員中圈套的陰謀："那好，你說你不是共產黨員，那就在報上登一個啟事，申明你同共產黨和新四軍沒有關系，就能夠證明你真的同共產黨和新西軍沒有關系了，我們就放你走。"而馮雪峰則來了個針鋒相對，一口回絕："我本來就同共產黨、新四軍沒有關系，登這樣一個啟事干什么?豈不可笑!"

　　審訊再也無法繼續下去了，但敵人的懷疑并沒有因此消失，相反，他們從馮雪峰的從容回答中，斷定他是一個不易感化又有城府至少同共產黨有聯系的人。于是，在金華關了四天后，憲兵們又馬不停蹄地將馮雪峰解往了設在江西上饒的憲兵第四團。在憲兵四團，他又接受了一次敵人的審問。審問的核心是問他什么時候到新四軍的，馮雪峰再次作了否認。這次審問特務們得出的最后結論是：你是共產黨;即使你不是共產黨，也是共產黨那邊的人!當天，馮雪峰就給投入了國民黨軍統特務專門囚禁政治犯的茅家嶺禁閉所。在茅家嶺禁閉所關了一個月后，馮雪峰染上了極易致命的回歸熱病。為了怕他死掉，特務們又命人把陷于奄奄一息的馮雪峰用擔架抬到了距茅家嶺不遠處的周田村--上饒集中營總部所在地的特訓班。

　　在特訓班里，馮雪峰遇到了故友、最終導致他逃脫囚牢的營救者郭靜唐。與馮雪峰同庚出生于浙江余姚的郭靜唐，是馮雪峰1922年在杭州浙江第一師范讀書時的同班同學，馮雪峰在上海時也曾與他多次會面，并幫助他向魯迅要《魯迅自選集》給他出版。捕前，郭靜唐是國民黨浙江省參議員，同皖南事變絲毫不搭界。被捕的真實原因是他在家鄉余姚，因長期旗幟鮮明地力主抗日及組織以共產黨員為骨干力量和領導核心的地方抗日武裝隊伍，并同當地的土豪劣紳及時任第10集團軍副總司令的國民黨軍閥俞濟時頻頻發生沖突，由于他平時比較左傾，而被誣告為同新四軍有聯系，于1940年8月16日遭逮捕。但也正因為如此，在出集中營并營救馮雪峰逃脫囚籠使其安抵重慶不久后，郭靜唐毅然投身于心儀已久的新四軍。郭靜唐曾于1920年、1924年先后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主義青年團，1924年國共兩黨合作時奉命加入國民黨。1925年，他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做秘密工作時，曾由楊賢江等人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但那時黨組織認為他僅用國民黨的身份做工作要有利的多，只是在必要時讓他列席黨團會議。至1937年他回余姚工作后又兩次要求入黨。第一次，時值全國政治逆流高漲，寧屬特委書記已答允了他的入黨要求，并約定在8月16日下午4時由中心縣委兩位負責同志同他正式談話，但就在這天下午1時他被捕了。

　　在長達1年9個月的集中營囚牢生活中，馮雪峰之所以沒有暴露其真實身份，其原因除了他被捕時使用的"馮福春"原名外，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是在他還未被解至集中營時，地下黨已經為他找到了"保護傘"。這個"保護傘"的擎傘人就是皖南事變前兩年就被國民黨特務抓捕的上海各界人民赴新四軍慰問團團長吳大琨和早馮雪峰3個月入獄的郭靜唐。誠如吳大琨后來撰文道："郭靜唐同志被囚在上饒集中營期間，對革命斗爭所做的第一點貢獻，就是他同在上饒集中營外面的上饒地區的中共地下黨員取得了聯系，溝通了‘集中營'內外的革命關系，使'集中營'的同志在斗爭中能夠不斷取得外界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幫助。"又說："郭靜唐同志被囚在‘集中營’期間最大的貢獻，是和我一起把馮雪峰同志掩護下來……"

　　原來，在保護馮雪峰不受暴露的后面，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情節哩!

　　吳大琨曾同一個名叫王壽山的職業特務同囚于茅家嶺黑獄的"優待室"里。王壽山系黃埔四期學生，他是由于觸犯特務紀律而被囚的。吳大琨在得知他是一個老資格的特務后，深感今后有利用的價值，在閑談中把自己和上海地方協會會長、地方勢力頭子杜月笙等人的關系向王壽山吹噓了一番。時間一長，王壽山也就篤信吳大琨與共產黨毫無關系。王壽山被重新啟用后，擔任了"特別訓練班"的大隊長。把吳大琨看作"自己人"的王壽山，讓吳大琨擔任了他轄下的第一分隊長，幫他管理一個班的囚犯"學員"。不幾天，王壽山又找到吳大琨，要他幫忙物色一位能協助處理大隊事務的司書。吳大琨當即把同樣有著國民黨要人作后臺的郭靜唐推薦給了王壽山。從此，郭靜唐每天去大隊部"上班"，有什么重要公文、信息，郭、吳兩人都能在第一時間內獲悉。與此同時，通過"特訓班"所在地附近小鎮上一對"金華難民"夫婦新開設的面條館，郭、吳兩人又和有地下黨員蟄伏的前線日報社取得了聯系。1941年3月初的一天，郭靜唐從外面歸來，悄悄同吳大琨說道："告訴你一個重要消息，馮雪峰被捕了，而且明天就同浙江民族日報社社長的王聞識(地下黨員，在郭靜唐為其營救成功前夕慘死在集中營內)一起押到集中營內。"

　　對馮雪峰，吳大琨雖未謀面過，但其名字是早就知道的。早年間，吳大琨在上海各界抗日救國會工作，救國會積極投身抗日的活動就是由陜北派來的中共中央特派員馮雪峰領導的。現在一聽馮雪峰被捕而且馬上要押來集中營的消息，怎么不叫吳大琨著急呢?稍頃，郭靜唐又告訴他："好在敵人現在還不知道馮雪峰的底細，他現在用的是原來的名字馮福春，敵人是把他當作共產黨嫌疑犯給抓進來的。"說到這里，郭靜唐傳達了地下黨的意見："外邊的意思要我們把馮雪峰掩護下來，并加以照顧。"

　　從郭靜唐告訴吳大琨“馮雪峰被捕了，而且明天就同王聞識一起押到集中營內”的重要信息，到“外邊的意思要我們把馮雪峰掩護下來，并加以照顧”的指示，這事發生在1941年的3月份，距馮雪峰被國民黨憲兵從義烏神壇村家中抓捕，不過十天左右的時間。聯想到三年前馮雪峰頻頻收到周恩來等領導人發自武漢要他去皖南新四軍的指示，由此可見我東南地下黨活動頻繁，情報工作周密細致。筆者認為，自馮雪峰等人被捕之日起，我地下黨就亦步亦趨密切注視著他們去向。同時，也印證了筆者前文論述的有關馮雪峰被押解到上饒集中營五個月后，蕭軍在延安向毛澤東提出營救馮雪峰的動議所產生的一個重大疑問——而在這之前，我地下黨不會不向黨中央報告馮雪峰被捕的消息，因之，延安和毛澤東也不會不知道他被捕一事，……那么，延安為什么不及時指示展開營救工作，而非得在好管閑事仗義執言的黨外作家蕭軍提出后才啟動營救實施計劃?

　　這是一個謎，一個延續了七十年難以破解的謎。現在，隨著幾乎所有當事人的紛紛謝世，也將成為歷史上一個永久的謎案。

　　兩人經商議決定，利用特務大隊長王壽山這層關系，由吳大琨先去同王壽山疏通，力爭把馮雪峰和王聞識一起分配到吳大琨任"分隊長"的班里，以便給予有效的掩護和照顧。上饒集中營有1000余名被俘的新四軍官兵，不乏有認識馮雪峰的，如若馮雪峰被分在別的分隊里，就有可能產生不必要的麻煩。

　　第二天，就在馮雪峰和王聞識被押解來的下午，吳大琨找到王壽山說："今天來的兩個犯人，其中那個姓馮的，郭靜唐說是他的同學，可將郭靜唐叫來問問情況，以便管教。"當王壽山問及郭靜唐時，郭回答說："馮福春是我私塾時的同學，是個典型的書呆子，不通人情世故，不知為什么他竟也成了共產黨的嫌疑分子。"豈料，草包特務大隊長王壽山竟不屑一顧地說道："咳，這有什么稀奇的?你不是也成了共產黨的嫌疑犯，吳大琨不是也被懷疑是共產黨了嗎?"此時，吳大琨乘機要求道："既然馮福春是郭靜唐的同學，王聞識又是和馮福春一起送來的，彼此之間了解，干脆編在我們班好了，也便于管理。"

　　見吳大琨愿意管他們，王壽山也就樂得自己省心，于是，十分痛快地將馮、王兩人給編在了吳大琨任"分隊長"的班里。當晚，吳大琨和郭靜唐就向馮雪峰匯報了他們所掌握的集中營里各個方面的情況。

　　戰士畢竟是戰士，仿如調換了一個新的戰斗崗位，馮雪峰很快擔負起了領導集中營內斗爭的重任。在集中營里，馮雪峰不但同被俘新四軍中的黨組織取得了聯系，而且還成功地領導黨員和全體被俘新四軍戰士抵制了敵人炮制的集體自首陰謀，并幫助多名戰友逃脫囚籠。這其中有著名書畫家、中國版畫新徽派主要創始人、詩人賴少其同志。賴少其1934年12月起與魯迅交往密切。魯迅還親自將他的版畫推薦至《文學》月刊發表。抗戰爆發后，賴少其毅然奔赴新四軍從事軍旅文化宣傳工作。幾十年后，賴少其在其《悼念馮雪峰》一文中回憶道："1941年11月，我在集中營被敵人抓了起來，憲兵把我押解到茅家嶺監獄站鐵籠，雪峰同志為了幫助我和邵宇同志越獄，不僅為我們準備了路費，還為我們準備了越獄之后要找的'關系'。他親自給我寫介紹信。我記得：他給我的介紹信是寫在兩條像筷子那樣小的紙條上，一條寫收信人的姓名和內容，一條寫他自己的名字，我把這兩條小紙條分別縫在衣服的夾縫里。越獄以后，我們就是按照雪峰同志所介紹的關系到達上海，在上海找到地下黨的關系回到解放區的。"

　　繼回歸熱后，在集中營里馮雪峰又患上了嚴重的肋骨結核，整日淌膿水，而且得不到有效治療，直到逃離上饒集中營后抵達重慶才痊愈。

　　馮雪峰在集中營里艱難地生存著，為了信仰，為了氣節，他一邊與敵人周旋，一邊幫助戰友越獄。而且在外邊他的戰友們也時時刻刻掛念著他的安危，對他進行聲援。在延安，蕭軍等人向毛澤東提出了迅速營救的要求;在大后方桂林開展文化工作的邵荃麟將馮雪峰自1938年至1940年之間所寫的論文及1937年10月魯迅逝世周年所作的關于魯迅的一個研究稿和一篇短記編成《魯迅論及其他》，收入《充實叢書》，由桂林充實社出版;而在淪陷區的孤島上海，樓適夷在聽到雪峰已經遇難的傳聞時，禁不住熱淚盈眶，作《懷雪峰》以紀念，發表于1941年11月出版的《奔流新集》上……

　　在被關押一段時間后，集中營的特務主任肖芬找馮雪峰談話，他一開口便問道：“胡秋原，你認識嗎?"馮答：認識。于是，肖芬就得意洋洋地說開了："你還說你不是共產黨，胡秋原就是有名的共產黨!"馮雪峰據理辯解道："胡秋原是國民黨;以前是陳銘樞派，現在不知道他是哪一派。"見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滿意的回答，肖芬眼珠子一轉，拋出了一個令馮雪峰意想不到的問題："你還有一個名字叫馮雪峰嗎?""是的，"馮雪峰雖然吃了一驚，但是絲毫也不遲疑地給予了回答："我在胡秋原編的雜志上寫過文章，就用的這個名字。"而實際上，馮雪峰并沒有在胡秋原編的雜志上寫過什么文章，恰恰相反，他還同瞿秋白等人一道，同胡秋原展開過激烈的論戰。好在這個特務頭子并不清楚過去上海文藝界的情況，對于馮雪峰以往的真實歷史，同樣一點也不曾知道，否則的話，集中營早就向戴笠和蔣介石請功了。不過，在肖芬的問話中，馮雪峰斷定是重慶有人要胡秋原打電報來保釋。馮雪峰于1942年11月逃離集中營后于次年6月抵達重慶，重慶八辦負責人董必武親口告訴他：正是他要胡秋原打電報設法保馮出去的。但無論是周恩來、董必武也好，還是受委托的胡秋原也好，誰也沒有想到馮雪峰自抓捕之日起一直用的是原名馮福春的名字。馮雪峰也許是虛驚一場，因為在以后的訊問或談話中，肖芬再也沒有提起馮福春就是馮雪峰的問題了。但此后不久，馮雪峰的肋骨核由于得不到及時而又有效的治療，病情越來越加劇，雖然免除了他的苦工，但仍要每天參加跑步。而每跑步一次，他都會體力不支疼痛難忍而摔倒在地下，不得已，他住進了集中營的醫務所，直到1942年11月間被保外就醫為止。

　　1942年5月間，日軍占領金華、衢州，進而逼近上饒，6月上旬攻占上饒。頓時，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作鳥獸散，集中營也開始向福建建陽轉移，至6月17日遷移結束，其間，以被俘新四軍為主體的茅家嶺禁閉所和第六中隊相繼舉行暴動成功。也就在同一時間內，一直給馮雪峰照顧的好友郭靜唐獲保釋放。郭靜唐的獲釋，是其同國民黨高級將領湯恩伯有親戚關系的夫人求湯恩伯打電報給顧祝同保出來的。這是臭名昭著的國民黨軍統上饒集中營建立以來第一個獲得釋放的人。郭靜唐被保釋后，并沒有立刻回到浙江或去桂林、重慶，而是與前來迎接他的夫人及10歲的女兒一起擠在同行的難民中間，一直跟隨著遷移中的集中營隊伍徙步從江西鉛山到福建崇安直到建陽。還是在即將進入福建境內的鉛山之南的石塘鎮附近，身穿一件夏布大褂的郭靜唐專門停留在遷移隊伍經過的路旁，對隊伍中的馮雪峰說了一句令馮雪峰終生感懷的話：“你放心好了，不把你弄出去，我決不離開福建!“

　　尤其令人感動的是，郭靜唐被捕時，他的兒子還不到10歲。就在他出獄并全力以赴營救馮雪峰時，他的兒子病情加劇，待到他與馮雪峰一起安然趕回設在慶元縣的浙江兒童保育院時，天天盼其回去見面的兒子已經死去十多天了。

　　同郭靜唐一同出保馮雪峰的人名字叫宦鄉，營救馮雪峰時宦鄉是國民黨三戰區《前線日報》的主編，同時還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國際問題顧問。在這之前，郭靜唐并不認識宦鄉，而是經過一個既同他是朋友又是宦鄉知交的人相識的。當集中營還在上饒的時候，郭靜唐曾經幾次請宦鄉出面保馮雪峰出去治病，宦鄉也確實給集中營主任張超打過電話，但事情一直沒能辦成。郭靜唐從集中營出來后，一直跟到福建建陽，再次極力提請宦鄉出面保馮雪峰出去治病，宦鄉當即表示愿意，還說他完全可以承擔責任。集中營在福建建陽30多里外的徐市安營扎寨后，集中營主任終于批準了郭靜唐和宦鄉兩人的具保。事先，宦鄉給張超寫了信，又由郭靜唐拿出與宦鄉兩人署名的"保結"，上寫："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問"字樣。1942年11月底的一天傍晚，郭靜唐手持張超手書的放人路條，找到了"代教務主任"的唐教官，那幾天，湊巧特務教官肖芬不在，不然的話，兇多吉少。就這樣，在一個落日向黑暗的迸落時分，連出集中營的手續也沒有辦理，馮雪峰就被保外就醫了。次日一早，在郭靜唐的陪伴下，馮雪峰拖著極其羸弱的身體離開徐市去建陽，三十多里的路程，一走就是大半天，直到下午才到達建陽。在建陽《前線日報》社的宦鄉家中療養了兩個星期，宦鄉一家對其十分熱情，還在飲食上給予他精心調養。兩個星期后，馮雪峰身體轉好，又在郭靜唐的陪伴下，踏上了赴浙江義烏老家的路程，每天仍是只走三四十里地。由于日寇的大舉進犯，此時的家鄉義烏已經陷落敵手，局面混亂，道路阻塞，妻子及一雙兒女音訊全無(直到次年初，才由友人將其妻兒接至偏僻山區的云和--筆者注)，無奈又從義烏接壤處返回了麗水。稍事休養后，在郭靜唐的提議和陪伴下，馮雪峰來到距福建接壤處僅十公里的浙江慶元縣。海宇(戚錚音)先生后來回憶道：

　　1942年12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我的同鄉、老熟人郭靜唐同志從"上饒集中營"脫險出來，徑直到浙江慶元下濟村--我當時工作的浙江第二兒童保育院臨時避難處來找我，與他同來的有一位身穿青灰色嗶嘰長衫，臉容消瘦，好像大病初愈的中年人。我為靜唐的脫險分外高興，慶幸他終于恢復了自由。但看到他的同伴那樣衰弱的身體和極度憔悴的神情，不由使我有說不出的難受。靜唐向我介紹“這是老馮“之后，忙著扶他在椅子上坐下，回過頭來關照我"讓老馮好好休息一下，詳細情況晚上再同你談"。我就忙著去安排他們的住處和準備飯食了。

　　到了夜深人靜之后，靜唐才來告訴我：老馮就是馮雪峰同志，國民黨反動派想把他拖死在"上饒集中營"里，而他頑強地與敵人作斗爭，與自己的疾病作斗爭，終于活著出來。實際上他在集中營里起著黨的領導的作用，他是一位值得我們尊敬的老同志。靜唐要求我盡最大努力幫助他隱蔽在偏僻的山區里，先把他的身體養好，以后再作打算。并囑咐我要嚴守秘密，切不可泄露給任何一個人……

　　馮雪峰在浙閩交界處的偏僻山區養病，一住就是半年。1943年4月29日清晨，在郭靜唐老友海宇先生的陪同下，馮雪峰自浙江麗水登上一輛滿載貨物的大卡車西行，繞道福建經江西、湖南至廣西，行程2000余公里，車行五晝夜，于5月初抵達各路文人云集的桂林，在桂林稍事休整后，于同年6月初抵達戰時陪都重慶，并恢復了在上海時使用的名字馮雪峰。其時，皖南事變風波已經過去了兩年多，國共之間的關系趨于平緩，經請示重慶"八辦"負責人董必武，并由董必武征得周恩來副主席同意，既是為了養病，又是為了便于工作，馮雪峰先是住在第三種人韓侍桁的家中，后又住進了姚蓬子開辦的作家書屋。

　　據馮雪峰后來同人回憶說，當他抵達重慶，步入曾家巖50號出現在敬愛的周副主席面前的時候，以致周恩來忘情地張大手臂緊緊地擁住了他。隨后，周副主席又和鄧穎超一起招待他吃了一頓飯，以示慶賀他的新生。這血濃于水的真正共產黨人的情感及共同歷經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戰友之情，令馮雪峰終生難忘。不僅周副主席如此，長征途中與馮雪峰同屬紅軍干部團上級干部隊、受命親自委托胡秋原設法營救馮雪峰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于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面勝利后，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赴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籌備會議時，還特地給馮雪峰買回來一本美國著名詩人惠特曼的代表作《草葉集》呢!

　　據說，提及六年前他同博古發生爭論后一怒之下回家鄉的事，周副主席嚴肅地對他說：你同博古的爭論，堅持的觀點是正確的，但因此鬧意氣，回到老家義烏去寫小說，是不應該的，并諄諄告誡他道：在復雜的斗爭中，要講究方法，要提高斗爭藝術。

　　有意思的是，當馮雪峰在國民黨的戰時中心重慶頻頻亮相的時候，集中營的特務頭子肖芬拿著當初宦鄉與郭靜唐兩人具保的那張"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問"的保結，找到宦鄉說："馮福春就是馮雪峰，現在重慶。"宦鄉聽后立即把他頂了回去："我不知道就是馮雪峰。你們自己到重慶去要人就是了!"好在宦鄉是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國際問題顧問，肖芬之流也拿他沒辦法。何況委員長就在重慶，委員長不下令捉拿馮雪峰，別人自然不好說什么。

　　盡管真正起作用并且最終營救馮雪峰出集中營的是兩位非黨進步人士宦鄉和郭靜唐(新中國成立后，宦鄉出任我駐英國首任臨時代辦，還先后任過外交部副部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及外交學會負責人等職。郭靜唐與馮雪峰1943年4月29日分手后，于次年投奔了浙東新四軍，并在新四軍北撤至山東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9年5月，郭靜唐隨我人民解放軍自山東南下浙江，任杭州市軍管會工業部副部長。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員、省財經委員會委員兼工礦廳副廳長，杭州市工商局局長等職，在接收官僚資本企業、平抑物價打擊投機倒把、建設國有工業、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1952年7月30日因積勞成疾，患肝癌在上海去世，年僅49歲—秋石注)，但當年在延安，畢竟是蕭軍率先向毛澤東提出營救馮雪峰，毛澤東確也當場指示陳云、凱豐打電話給南方局，周恩來、董必武經商議后，委托胡秋原向顧祝同拍發了保釋的電報。

　　這是一個歷史，一個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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