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0日，隨著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國共合作的正式開啟。
大會結束后，毛澤東被派到上海，參加國民黨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
當時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是除廣東根據地外最重要的機構，統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以及上海等地的工作。
從毛澤東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中就已經可以看出來，兩黨之間的矛盾是怎么醞釀起來的。
當時毛澤東在上海執行部擔任組織部秘書兼文書科主任的職務，他負責的第一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黨員登記。
大家一聽到這項工作，可能會很疑惑，這不就是給黨員發個表格，填寫點個人信息嗎？這算啥重要工作，就是檔案管理員嘛。
如果認為黨員登記僅僅只是類似檔案管理員，那就把這件事想得太簡單了。
事實上，它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建黨工作。
在國共合作之前，國民黨的組織十分渙散，各地發展黨員，常常出現為爭奪政治地位，而盲目吸收黨員的情況。他們完全不問關于主義了解與否，也不問其政治傾向如何，甚至出現：“只要一塊錢，不問什么人，都是黨員”、“拿著本子亂填，誰要進黨，都可以登記”等現象。
于是各級黨組織對自己區域的黨員成分、工作性質、黨員比例等一概無知。
一批官僚政客為實現自身利益乘機混進國民黨，更有許多投機分子想憑借國民黨這塊招牌來謀取個人的權勢和私利。
此類現象的出現直接導致了國民黨黨員的黨綱意識薄弱，革命態度渙散，組織紀律幾乎全無的窘狀。
連孫中山面對這種情況也說：“民國成立后，我們的黨務反不如前了，幾成了一盤散沙，把從前革命的精神都無形喪失了。”
正是因為面臨這種渙散的現狀，于是才有了重新進行黨的建設這項重要的工作。
而黨的建設這項工作又可以詳細劃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黨員登記。
這個黨員登記并不是登記一個黨員的個人信息就完事了，要完成這個登記，需要經過三道程序。
首先當然是對黨員的基本信息進行登記，如目前從事的工作、居住地、家庭情況等，就跟今天填寫個簡歷，建一個個人檔案是一樣的，這個程序也是最簡單的。
但是這第二道程序就比較復雜了，它需要每一個重新登記的黨員，都先明了國民黨的宣言和綱領。這道程序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把所有黨員都集中到同一個綱領之下，為同一個主義奮斗。當然，不是讓大家背那么復雜的宣言條文，實際過程中就是讓大家知道什么是三民主義。
因為，國共合作之后的國民黨宣言的內容，就是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新三民主義的內容，因此所謂的黨章、綱領，實際都是圍繞新三民主義展開的。
具體而言：
從前的民族主義，主要是反滿清貴族的意思，但是新的民族主義，其核心變成了反帝反封（封建軍閥）。
從前的民權主義，主要指廢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的意思，但是新的民權主義，其核心變成了民眾能擁有的具體民主自由的權利，提出了權利“為一般平民所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理念。
從前的民生主義，指“平均地權”，但極其空洞，新的民生主義在“平均地權”的基礎上，加入了“節制資本”。不過，這個時候提出的“平均地權”，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意思，國民黨不可能提出這樣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綱領，所以這時候的“平均地權”，指的是由地主對自己的土地進行估價，國家就價征稅，必要時由國家依報價收買之，然后由國家進行分配，以保障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
而“節制資本”指的是由國家來管理和掌握那些操作國計民生的經濟命脈的產業，防止私人壟斷。
這個新三民主義，相較于舊三民主義來說，自然是進步了很多，放在當時那樣列強環伺的歷史環境里面，也可以說是一種很大的進步。然而從后面歷史的演進過程倒回去看，這個新三民主義也有很多含糊其詞，軟弱妥協的地方。尤其是民生主義，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根本就流于空想，不敢提出反對整個地主階級；“節制資本”也同樣流于口號層面，因為它既不敢提出沒收帝國主義的資產，也不敢提出沒收官僚買辦們的資產，更多只側重于反對封建軍閥。而當時所有的封建軍閥，無一不是和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綁定在一起的，因此反帝不徹底的結果，最后就是在打倒了舊軍閥以后，自己很可能轉身倒向帝國主義的懷抱，由此又轉化為新的軍閥，成為與帝國主義國家綁定在一起的新的官僚買辦集團。
從這個新三民主義的內容來看，完全可以想見，這必然是當時國共兩黨在商議制定新的綱領，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的過程中激烈博弈的結果。共產黨人想提出徹底的反帝反封的綱領，但是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它能夠同意一部分反帝反封、賦予民權、解決民生的內容，然而這些內容又必須建立在不損害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的基礎上，于是就出現了這么一個具有進步性，但是又包含著很多不切實際的調和傾向的新三民主義綱領。
然而不論怎樣，至少在反帝反封（封建軍閥）這個問題的大方向上，大家取得了暫時的一致。
所以黨員重新登記的第二道程序，實際上就是要學會解釋新三民主義。當然不一定要理解得多透徹，但是至少要知道基本的任務是反帝反封，才能算是及格。
這道程序的難點并不在于解釋起來有多復雜，比如吸收工人、農民群眾入黨的時候，只需要解釋成兩句話即可：第一句是“打倒帝國主義”，第二句是“打倒封建軍閥”，這能有啥難的？
真正的難點在于，很多當時的國民黨分子，也就是后來被歸為國民黨右派的這些人，本身就有很多買辦階級的人，他們從根本上是不可能同意這種綱領和口號的。
如果說這第二道程序，還可以蒙混一下，最多不過是違心的喊喊口號，那第三道程序就更困難了。
在黨員登記的表格中，有這樣幾個問題需要在登記的時候填寫進去，這些問題是：“現在愿為黨作何事”、“將來愿為黨作何事”、“對于現社會的見解及態度”，這些問題實際意義是什么，就是要每一個黨員統統表態，以便審查其思想傾向。
不管是老黨員，還是新黨員，都必須在黨員登記中，走完這三道基本程序，才能算是入黨。曾經的國民黨老黨員，也只有走完這三個程序，經過填表和審查后，才能重新被認定為國民黨員，發給黨證。
這樣一來，很多曾經毫無門檻、胡亂招收的黨員，自然就在這個過程中被篩選出去了；很多之前完全不明了黨章黨紀的黨員，也在新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凝聚起來，雖然這種凝聚力并不強，但相較于之前國民黨那種渙散的局面是好得太多了。
然而，這也是為什么毛澤東剛剛開始搞黨員登記的工作，就遭遇國民黨右派反對的原因。有些老黨員就說：“毛頭小伙子不配問我們的履歷”，其中有個叫謝持的，直接到執行部要求免填登記表格，表示自己從同盟會就開始革命，現在難道還要填這個表，才能被認定為黨員嗎？
很多人以為這種反對不過是那些老黨員們擺資格，耍威風，固然有一部分這樣的原因，但是這種觀點是很表面的。根本的原因，是因為這個登記程序里所要求解釋的新三民主義的綱領，以及要求黨員在綱領下對具體工作和行為的表態，是與很多買辦官僚們的階級利益嚴重抵觸的。他們并不只是反對填這個表，而是從根本上就反對新三民主義的綱領，反對國共合作。
這也是為什么這些所謂的很多老黨員們，后來專門形成一個反對共產黨的右派組織的原因，絕不是單純的置氣、擺譜而已。
后來有人回憶：當時為了維護兩黨團結，毛澤東又派人給謝持送去了一張表格，表示可以放寬一點。
現在已經無法知道這個放寬的尺度到底是什么了，我估計很可能是免去了黨員登記的第三道程序，第二道程序也很可能是走走形式也就過了。
黨建的第二部分工作：
就是對新三民主義的學習。
這是因為新三民主義，是蘇俄、中國共產黨、以及國民黨三方共同聯合提出來的，是三方意志博弈的結果。雖然因為這種博弈，導致綱領的具體內容里面有很多含糊其辭的東西，但它較之之前的舊三民主義來說，對群眾的吸引力是遠超從前。
比如以前孫中山提出護法，發起護法戰爭，誰能懂這個護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謂護法，就是指護住《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保住民權主義中的共和體制，反對帝制的意思。這種口號能吸引的只是那些能在共和制里分配席位、獲得權力的官員和政客，地方軍閥等，其他人誰知道這玩意到底是啥呢？所以實際的結果也是，這個旗號只能依靠各地軍閥、官員政客們來發起護法戰爭，最后演變成軍閥間爭奪利益的混戰。
但是新三民主義就不同了，反帝反封的民族主義、爭取群眾運動中政治權力的民權主義、爭取經濟利益的民生主義，這種綱領是可以號召群眾的。
因此，這就需要很多的黨員學習和理解新三民主義，然后拿著這種新三民主義去號召群眾，組織群眾運動，組織工人罷工，組織國民革命軍等等。所以所有的黨員，都需要學習新三民主義，理解新三民主義，然后又運用新三民主義去進行國民革命。
這既是統一思想的需要，也是客觀實踐的需要。
后來延安整風的時候，發起的學習馬列主義的運動，其原理和這時候學習新三民主義是一致的，只是后來延安學習馬列主義，要比這時候學新三民主義嚴格多了。
延安整風時候的學習，就不僅僅只是理論的學習和運用，它還增加了用馬列主義分析和檢查自己過往歷史的程序，這道程序主要針對干部。比如，用馬列主義的原理去分析一下自己過往哪些事是符合馬列原理的，哪些是違背馬列原理的，這一套思想檢查搞下來，一些曾經搞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政策的人，思想能蛻一層皮。比起延安整風時的思想建設來說，這時的黨建只是需要大家學習一下什么是新三民主義，是不是相比就顯得太小兒科了。
然而即便是這種學習，也遭到國民黨右派的反對，誰愿意學一套反對自己的東西呢？
黨建的第三部分工作：
就是大量吸收工人、農民、學生等群體入黨，建立基層黨組織。
以前的國民黨組織主要集中在上層，各區、縣級黨組織力量極其薄弱，基層組織的不受重視，導致的結果自然是基層組織的不受控制，渙散無序是國民黨基層組織的普遍現象。
因此黨建的第三部分工作就是大量加強基層組織的建設，同時吸收大量的工農、學生等成分的黨員充實到各基層黨部之中。
建設基層黨部，就必然涉及到選舉基層黨部的領導班子，于是矛盾自然又形成了。
國民黨右派希望都是自己安排的人充實到基層黨部，但是由于共產黨人在發展基層黨部的時候，吸收了大量的工人、學生群體，有的地方還吸收了相當數量的農民，這就使得右派的人在選舉中很難安排自己人占據領導位置。于是圍繞著爭奪新建基層黨部的領導權問題，就出現了右派糾集流氓打手進入會場，破壞選舉、破壞基層黨部建設的情況。
這些國民黨右派分子極力破壞的黨的建設工作，在日后國共第一次合作分裂后，成為共產黨獨自領導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
然而，這還僅僅只是黨建過程中爆發出來的矛盾。
建黨的目的，是領導群眾運動，是領導國民革命，但是對于國民黨右派而言，最害怕的也就是看到群眾運動。
于是這期間還發生了這樣幾起矛盾沖突事件：
國民黨右派分子召開會議，討論“處置共產分子問題”；
毆打垮黨黨員邵力子；
指示工賊把調解南洋煙廠罷工事件的共產黨員楊殷打成重傷；
把發表演說反對軍閥、號召革命的學生、共產黨員黃仁推下演講臺摔死；
停發上海執行部的各項經費和工資，使各項工作陷于癱瘓等一系列事件。
這一年的年底，孫中山應馮玉祥等人的邀請北上，途徑上海。于是毛澤東就向孫中山面呈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上海執行部14人致孫中山的信，反映了一年來上海執行部的情況，希望孫中山能派人解決。只可惜這時的孫先生已染重病，又因北上事繁，已無暇處理此事。
同年12月，已積勞成疾的毛澤東心力交瘁，于是便請假回湖南老家養病。上海執行部的葉楚傖等人很高興，終于“把毛趕走”，還特地擺了一桌酒席邀請各右派分子們，“以志祝賀”。
毛澤東在上海執行部工作的一年里，與國民黨右派之間的種種矛盾，其實也同樣反映著整個統一戰線中兩黨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背后的本質是階級矛盾。
原先的國民黨成分復雜，其中就有一些買辦分子、官僚政客的黨員占據其中，這些人就形成了國民黨中的右派分子。
因此他們自然非常反對國民黨的新三民主義，反對各種群眾運動，反對把工農分子吸收到黨內來，更加反對讓一些代表工農的黨員掌握了一部分領導權，這就是兩黨矛盾的實質。
但國民黨里并非都是右派，還有另一部分代表受帝國主義、受軍閥壓迫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謀求民族獨立，謀求國家統一的民主人士，這些人構成了國民黨內的左派，孫中山先生是這一派最具象征意義的代表。也正因如此，才會有國共合作，才會有雙方博弈后的新三民主義。
這一派并沒有太強烈的反帝的需求，他們的需求集中體現在反對北洋政府、反對軍閥，以求實現全國統一的愿望。孫中山先生一直致力于北伐，就是出于這樣的愿望。
但是受自身階級屬性的限制，早年不管是護國戰爭，還是兩次護法戰爭，他都只能寄希望于南方軍閥，以及謀求帝國主義國家的援助，來實現其北伐的夙愿，然而卻屢屢受挫。
直到陳炯明叛變，英美帝國支援陳炯明、吳佩孚等軍閥反對孫中山的北伐之后，孫才走上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道路。
因此，他們既需要蘇俄的外部援助，又需要國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還需要共產黨人來幫他們做群眾工作，做組織建設工作，做政治方面的工作。但是一旦當這種工作威脅到資產階級利益，甚至對其中一部分人躍升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產生威脅時，他們就會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就可能或倒向右派，或成為新的右派，從而反對共產黨人。
所以，當國民黨右派與共產黨人發生激烈矛盾時，國民黨左派中的一部分支持共產黨，另一部分則往往表現出左右搖擺，折衷調和，甚至包庇右派的傾向。
毛澤東在經過一年的上海執行部的工作之后，就已經認識到了國民黨的階級實質，可以說他應該是黨內最早看清國民黨實質，并將其著述到理論層面的人。這篇理論著述就是《毛選》中的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這時的毛澤東已經可以得出結論：反帝反封的國民革命，依靠國民黨是不靠譜的，但是依靠工人運動，力量又太薄弱。當時中國比較集中的產業工人，不過200多萬，占當時全國人口都不到1%，數年來的工人運動雖然也取得一些勝利，但是還遠遠無法對抗武裝起來的強大的帝國主義和軍閥。
當初也正是因為工人運動力量薄弱，共產黨的力量也很薄弱，才有了建立聯合的統一戰線的策略。
如今看來，聯合的對象——國民黨，也很不靠譜，因此，反帝反封的國民革命的力量源泉到底在哪里？
這個問題，成為了當時的共產黨人，也成為了毛澤東本人急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于是，帶著這個問題，積勞成疾的毛澤東從上海告假，回到了湖南老家，在這里，他開始把自己的注意力逐漸集中到了農民的身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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