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的時候，出席大會的代表一共13人，代表全國50多名共產黨員，有說57人的，有說58人的，具體人數已很難考證。
以當時環境下的視角去看，可能很難想象分散在全國各地的50多名黨員，其中大多數還只是一些青年知識分子，他們能對中國革命掀起怎樣的波瀾。
即使在國共第一次合作前夕，孫中山在看待這個組織的時候，還曾認為他們“不過是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及一時崇拜俄國革命過當的一般青年的小組織。”
不僅是孫中山這么認為，在我黨成立之初，全程參與和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曾說：“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50~60人”、“黨只能進行秘密工作”、“同華南的國民運動沒有保持聯系”等等，反正整體上就是十分弱小，這種弱小從孫中山和馬林的口中呈現得更加客觀和具體了而已。
他們初期有些什么資源呢？
從外部看，有一些共產國際的資源支持，這些支持主要以理論、經驗、經費三項為主，比如一大的綱領、宣言和決議，就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完成的。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找了看一看，它們幾乎是照著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的基本觀點謄寫了一份。
怎么說呢？就是它的內容，實際上是一個經典的社會主義革命綱領，主要是四個部分：
1，推翻資本家政權；
2，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直到消滅階級為止；
3，消滅私有制，沒收土地、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
4，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第三國際。
從這個主要的核心綱領去看，不能說它不正確，但是當時的決議里，支撐這個綱領的具體內容方面卻十分空洞。也就是說，對于如何實現這個綱領，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辦，能寫的東西很少，因此就顯得很空洞，只能先把長遠的目標提出來再說。1958年6月，毛主席在《黨史資料匯報》這個刊物上又看到了一大的這個宣言和綱領，便寫了一個評語，評價到：“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空想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則是基本正確的。”
但不論怎樣，在當時能幫助我黨在理論上把一些基本的東西梳理出來，先把主義的旗幟立起來，從這個角度上看，這種理論上的幫助和支持，又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事實上，一大的綱領，在新民主主義時期，也是被視作一個將來更高的奮斗目標來看待的，要說初心，一大的綱領可能才更準確，更真實的反映著初心。不要小看這種理論上的旗幟，歷來統治集團，一般的群眾運動它是不怕的，但是有綱領，就口號的，即使規模很小，他們也往往非常忌憚。
從經驗上看，初期的實踐嘗試，也主要以俄國布爾什維克的經驗為主，也就是組織工人，建立工會，推動罷工，最后實行工人的暴動和起義這種革命路徑。所以，我黨早期的各種工作，基本都是圍繞著工人運動來展開的。當然，不止是工人運動的經驗，包括如何搭建組織結構，這方面的經驗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實現集體領導的委員制、實現黨的領導的黨代表制等，都借鑒和吸收了俄國革命組織的經驗。后來國共合作以后，很多經驗還運用到了國民黨的改組之中。
從經費上看，整個初期我黨的經費占比里，共產國際的支持占到了很大的一個比例。當時的黨員，大多都是些青年知識分子和工人代表，除了少數像陳獨秀、李大釗等在高校任職，薪水高一些外，大家都沒什么錢。因此通過黨員們自籌經費的占比就很低，盡管他們已經盡很大的努力自籌。陳獨秀每月300銀元的月薪，捐獻200，李大釗每月120的月薪，捐獻80，占比達到了三分之二。
后來還有一個硬性規定，超過30塊月薪的，大家繳納的黨費需占10%，借以希望形成制度性經費來源。此外，當時的經費來源，還包括一些社會募捐、海外華僑捐助、以及很少一部分的自營機構盈利。比如當時湖南幫助工人籌建消費合作社，以便降低工人消費成本，結果發現合作社不但大大降低工人消費成本，居然還能盈利，但總歸這些來源都很不穩定，很難持續。
而且盡管如此，這些錢要維持黨的運作，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如果只是算具體工作的經濟賬的話，那他們干的幾乎全是賠本的買賣，比如你要幫助工人辦夜校、你要給工人搞宣傳、給農民辦學校，這些東西只能往里貼錢去干，是完全不可能按照商業盈利的視角去干的。
所以其實整個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一直在提供經費上的支持，并且占各種經費支出的比例很高，有學者專門統計過，1921年-1927年，共產國際援助的經費常常占到了各種支出的70%以上。這種情況，直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建，土地革命開啟，建立了“內生性造血”的財政體系，才算從根本上扭轉了“外部援助”的局面。
從這些最初的外部資源去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為什么很長一個時期內，共產國際的影響很大。當然，這種各方面的援助和指導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
這些是外部資源，從內部去看呢？
從內部看，真的可以說是除了一個主義之外，啥資源也沒有。但是這里說主義，也不是空洞的說馬克思主義，從毛澤東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徑就可以看得出來，他是由一開始的思想大雜燴，到不斷的反復對比，又到社會實踐中的不斷深化，最后在1920年夏天到冬天的這個階段里，才確定了他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他的情況是這樣，很多信仰堅固的黨員的思想路徑多半也是這樣，比如我們從當時毛澤東與蔡和森的書信往來中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兩人的思想轉變過程有很大的一致性，甚至蔡和森的思想轉變過程還更早一些。
具體過程，可以看看前兩篇文章。
這種信仰，跟一般地談論社會主義，談論馬克思主義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在新文化運動中，很多曾經對社會主義大加贊賞的人，最后走向反面的不在少數，比如國民黨里有一個著名的右派分子戴季陶，曾經就對社會主義，對馬克思的主張頗為贊同，還積極傳播，但后來反對得最厲害的就有這個人。很多在新文化運動中大談公平公正，大談互幫互助，大談呼吁革命的人，后來成為四一二的積極鼓動者。甚至黨的內部，也出現了陳公博、周佛海這樣的人。所謂葉公好龍者不在少數。
但不論怎樣，即使后來先后經歷四一二，經歷長征那樣的重大挫折，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是沒有倒下，沒有落地的。在井岡山的時候，也有人懷疑過邊界的紅旗能打多久，隨后毛主席不僅從理論上，也從井岡山的實踐斗爭中，回答了為什么邊界的紅旗能始終不倒。
旗幟不倒、紅旗不落地的意義是極其重大的。
不管是外部援助還是內部力量，從能動性的角度去看，這些因素里人的主觀能動性都是核心因素。但這些主觀能動性能引起多大的作用，又與當時的歷史進程、歷史形勢是分不開的。
辛亥革命以后，工人運動就逐步開始發展起來，相較于清朝統治時期，是大大發展了。有不完全統計，從1912 年至 1919 年五四運動前，一共發生大小罷工 130 次，超過了辛亥革命前七十年罷工的總數。
但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工人運動又遠比之前更加發展，規模更大，而且提出了超出個人經濟利益層面的革命口號。這與辛亥革命后，我們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同時，也與十月革命的勝利影響有關。尤其是五四期間，工人運動在支援學生運動中，發揮出了很大的作用，令誰也無法繼續忽視這一力量。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曾經很多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和思潮的知識分子，才能從思想宣傳和理論爭論的小圈子里跳出來，開始嘗試去組織和領導工人的運動，把這種工人自發的斗爭，引導和上升到自覺的斗爭上去。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鮮明的階級性，它就是代表工人無產階級，武裝工人無產階級的理論。
而要引導這種工人運動，就必須要有一個機構或組織，于是那些經過反復對比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才開始思考要成立一個黨，以便來領導工人運動，因為馬克思主義的黨，是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領導無產階級的政黨，再加上共產國際在各個方面的幫助，于是中國共產黨才誕生。
所以，為什么后來毛主席在提出新民主主義論的時候，把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起點，放在1919年的五四，而不是1921年我黨成立，原因就在這個地方。歷史歸根結底是群眾創造的，是階級斗爭推動的，而不是少數幾個人完成的，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起點是從五四開始，因為那被視作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標志，也被視作共產黨誕生的物質條件具備的起點。
當然，這不是說個人或少數人的作用就一定居于次要地位，而是說個人的作用始終要依托于歷史進程來發揮作用。事實上，歷史上出現某些個人的決策扭轉歷史進程的事并不罕見，但無論如何扭轉，也必然依托于歷史進程之中，這與歷史唯物主義并不矛盾。
至于后來，從領導工人運動，到發現力量不足，進而走進農村，開始領導農民運動，這是在實踐中逐步探索出來的，一開始的時候，他們中誰也沒有想到革命會是農村包圍城市，勝利的辦法不是城市工人起義，而是農村武裝斗爭，不過這都是后話。
總之，就剛剛成立的共產黨這個組織本身來說，力量總歸是極其弱小的。
但是再弱小，工作也總是要開展的。
當時各地區的黨組織，最初開展工作的辦法其實也就那幾種，各地之間并沒有太大區別。
這些辦法主要是這樣幾種：
第一，開辦學校；
這個學校的主要任務和我們今天看到的一般學校不同，當時我黨開辦的學校，主要是以思想教育為主，用后來的話說叫政治掛帥。比如，開辦工人學校，除了教幾個簡單的字，交點簡單的算術外，最主要的還是向工人宣傳為什么他們過得那么苦，應該怎樣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權益。后來開辦農民夜校也是這樣，教農民“土”字怎么寫的時候，不會只教農民這個“土”字怎么寫，而是由此引出土地的分配為什么不合理，怎樣才能實現合理等等。
學校當時主要也分兩種，一種是面向青年，用于傳播馬克思主義，培養和吸引志同道合的同志，一種面向工人、農民，用于宣傳和組織工人和農民。
第二，創辦期刊；
這類期刊主要的作用也是宣傳，宣傳馬克思主義，也分析一些社會現狀問題。
第三，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運動。
在開展上述這些工作的過程中，發現和發展黨員，擴大基層組織，這就是共產黨成立最初的時候的主要具體工作。這個時候距離領導農民運動和武裝斗爭，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毛主席在參加完一大，回到湖南以后，主要干的也就是這幾件事。
他先是開辦了湖南自修大學，其實從當時這個大學的辦學理念就可以看出來這個學校的目的。
它不像今天很多學校，都是些什么勤奮、篤實、誠信、務實、創新之類只倡導個人奮斗式的主旨和口號，這個學校的辦學理念很明確：“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社會，我們的求學是求實現這個目的的學問。”
個人奮斗式的主旨和口號，一旦放到社會生產中去看，與其說是培養社會人才，不如說是培養如何成為一名優秀合格的牛馬，其中區別，大家自行體會吧。
湖南自修大學就是上面說的那種面向青年、面向知識分子的學校，主要宣傳馬克思主義。
此外，在組織工會，聯系工人的過程中，毛澤東和李立三還開辦了工人夜校，如安源路礦的工人補習學校。
之所以用開辦學校這種辦法來作為宣傳基地和組織橋梁，也是有原因的，與當時的歷史環境密不可分。
當時整個社會的輿論是偏向于革命斗爭、救亡圖存、社會改良之類的，也就是說“救國”是輿論上的一種共識，是當時的一種政治正確。這一點跟帝國主義國家動不動要爭霸、要搶奪、要強占、要贏贏贏的社會思潮非常不同。當時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各地軍閥，比較能接受的救國思想，甚至有的還比較歡迎的一種思想，就是社會改良。社會改良中，教育救國又是里面最主要的一種改良思潮。這就使得地方軍閥都比較接受辦學這種改革措施，但是又苦于經費有限，之前我們說湖南的前任軍閥張敬堯經常削減教育經費。因此很多地方也就比較鼓勵私人或組織辦學。
因此，利用學校來掩護黨的工作，也就成為了一種比較適用當時環境的合法斗爭的辦法。
而不管是發展同志、吸收黨員，還是給工人辦學校，在當時的條件下，最根本的目的都是為最后一項工作服務的，那就是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運動。
如何領導工人運動？
這同樣與當時的歷史環境是密切相關的。
早在五四的時候，以上海為中心，工人自發的組織起來罷工，聲援學生的愛國運動，聲援“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就已經有很大規模。全國其他地方的工人也都有聲援，尤其是產業工人越集中的地方，有組織的罷工就越多。
但是這種工人自己組織的罷工具有很強的自發性，這種自發性主要表現為三點：
第一，罷工的目的主要是爭取經濟利益，而沒有任何政治方面的權益斗爭。
第二，已經組織起來的工會，其性質也花樣繁多，有行會性質的，有黑幫性質的，也有比較民主的工會性質的。
第三，非常分散，互相結成團體。導致不同工會，不同工人組織之間也常常有矛盾。
我們逐一來說說這三種具體的情況。
這里很多人可能難以理解，爭取經濟利益不挺好的嘛？工人不就為了多點工資，少點工作量而斗爭嘛，什么政治利益，他們能有這覺悟？
其實這并不只是什么覺悟與否的問題，而是如果只爭取經濟上的利益，其結果往往是失敗。以當時湖南安源煤礦的工人為例，他們罷工最常見的原因就是工頭拖欠工資、克扣工資。所以他們有時候會自發的商議聯合起來罷工，以便索要和領到足額的工資。
但問題時，由于勞動后備軍的存在，煤礦并不缺勞動力，雖然工人的罷工可以暫時威脅到煤礦，煤礦企業會暫時的支付足額的工資，以便企業維持正常生產。但是隨后他們就會招募新的工人來代替一部分罷工的，尤其是帶頭的一部分工人。很多無產者沒有經濟來源，工資微薄養活不了全家，有時候為了讓自己還很小的孩子也去煤礦謀一份采礦工作，甚至故意報大孩子年齡，只為求工頭招了他家孩子去煤礦。所以現實情況就是，企業很多時候并不缺勞動力，相反卻是工人非常在乎那一份勉強糊口的工作。
也正是這一原因的存在，所以企業剝削工人幾乎是達他們身體所能承受之極限。
因此，如果工人只是把罷工斗爭局限在經濟上，其結果不但往往失敗，而且就算暫時爭取到一些東西，但這些東西也會很快失去，要么失掉工作，要么換來報復。這也導致，有時候工頭或保安隊恐嚇一下，工人們自己也就散了。
所以，罷工的目的就不能局限在為某個煤礦、某一部分工人爭取經濟利益，而是要爭取工人本身應該擁有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按時發工資、規定工作時間、不得無故開除等基本權利，并要爭取把這些權利形成制度條款加以確定。
這些權利在當時那個死個人不如死條狗的年代，是極其寶貴的。
自發性的第二個表現，就是領導工人運動的組織，在當時非常雜亂。有工人自發推舉出來的積極分子組成的工會，這種是屬于比較進步的；有那種由行會老師傅組織和領導的，這種就相對落后，往往側重于勞資調解，容易妥協，甚至會產生工人貴族；還有更落后的就是由幫會、地方保安團之類組織領導的，這種簡直不是進步，而是具有黑社會性質的幫會，他們特別善于引導工人斗工人，互相爭奪地盤、資源。
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上海考察工人運動情況的時候，就發現很多幫會性質的工會，或是幫會組織工人互相搶奪資源，互相爭斗的景象。后來他回去給共產國際作報告的時候，評價上海工人運動時說的是：“不如說是開展正常的工人運動的障礙。”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上海灘幫會的影視劇，可能素材就來源于那個時期。
而當時馬林在廣州看到的工人運動，他的評價卻頗高，認為廣州的工人運動已經具有“現代工人組織”的形式，比較能代表多數工人的利益。而廣州恰是深受孫中山所影響的地區，這一點是后來國共合作的其中一個原因。
自發性的第三個表現，就是不同的工人團體之間缺乏聯系，非常分散。實際上也就是沒有更大規模、更大組織的工會，工人的組織力和戰斗力也比較差。比如一個地區的罷工，往往因為沒有其他地區工人的支援而失敗；罷工中被軍閥打傷的工人沒有錢醫治；罷工要是持續兩天，就可能有工人沒飯吃等等。因此，這就需要更大，也更有力的工會來組織，把罷工范圍擴大，才能顯出更大的力量，才容易成功。也需要成立工會基金，選舉基金等用于支撐罷工的基本經濟需要。
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的工人運動，也都是圍繞著如何克服工人的自發性，將工人引導到具有階級自覺的運動上去。
因此，他組織工運的工作也都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除了爭取經濟利益，還幫助工人提出政治權益的口號，制定他們在罷工中爭取政治權益的目標。
如廢除包身工制、廢除為軍閥服務的“義務公差”、調高工人整體工資、保障工人的營業自由權等等。這些不同的權益，既有為整體工人爭取的，也有因不同行業具體情況不同而制定的。爭取到了這些政治上的權益，經濟上的權益也就有了更穩固的保障。
第二，爭取了當時長沙最大的工會——湖南勞工會，成功的改組了這一工會。
當時這個工會屬于比較進步的工會，是由積極分子黃愛、龐人銓領導的。這兩人都受過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既是知識分子，又是進步工人，在當時算是非常進步的青年了。他們一開始領導湖南勞工會，也主要是幫助工人在罷工中爭取一些經濟利益。這兩人一開始也都比較相信無政府主義的一套，所以比較排斥馬克思主義。但是在多次的罷工斗爭中，總是遭遇失敗，然后在與毛澤東的多次溝通中，他們也漸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改組的實質，就是克服工人運動的自發性，因此湖南勞工會開始建立自下而上的選舉辦事機構和領導機構的機制，建立了罷工基金和選舉基金，提出了基本的政治權利的斗爭目標。
第三，先后領導湖南黨組織建立了長沙泥木工會、人力車工會、筆業工會、理發工會、縫紉工會等等大大小小十多個工會，這些工會的領導骨干中都有共產黨員。
1921年的年底，毛澤東通過改組后的湖南勞工會、省學聯，在長沙發動了一場1萬多工人、學生、市民的游行示威，反對當時美、日、英等國在華盛頓召開的“共同支配中國”的華盛頓會議，這次游行在當時全國的影響都很大。
1922年中旬到1923年初的半年多的時間里，毛澤東與長沙的黨組織又領導了安源路礦、粵漢鐵路、水口山鉛鋅廠、長沙泥木工等一系列大罷工，湖南工人運動進入暫時的高潮階段。
與此同時，從當時全國的工人運動去看，也呈現出一個高潮階段。
在1922年到1923年2月，全國各地爆發的罷工斗爭高達100多次，參加罷工的工人人數達30多萬。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罷工呈現出與以往罷工完全不同的特點，罷工整體上呈現出高度自覺性的一面。
這種自覺性主要就體現在我們上面說的那幾個方面：由單純的經濟斗爭發展到爭取工人民主、工人權力的政治斗爭；大量由黨組織建立的工會出現，在基本的職業工會基礎上，逐漸擴大到產業工會，地區工會，全省工會等，因此能組織更大規模，更大聯動的罷工。
但是，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
歷史的發展是階級斗爭推動的，與當時的工人，尤其是那種集中的產業工人直接對立沖突的，主要就是帝國主義、軍閥、買辦群體。
以往他們看到工人的罷工，無非就是鬧鬧工資、鬧鬧補償之類的，但是現在他們發現，這些“泥腿子”們居然懂得爭權力、廢制度、喊口號、搞串聯，有的還在那喊什么勞動要立法， 這些東西能是“泥腿子”們想得出來的？不行，必須要鎮壓，要抓帶頭的，要收拾那些工人積極分子、工人代表。
在工人運動進入高潮的同時，危險和阻力也伴隨而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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