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搞了一年的工人運動以后，立刻就認識到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革命這事兒光靠咱這50多號人是干不起來的。
原因很簡單，一年時間的實踐過程中，兩個突出的問題擺在了他們的面前。
第一：工作只能秘密展開；
第二：敵人有強大的武力鎮(zhèn)壓。
工作只能秘密展開，就意味著不僅干起事來要小心翼翼，而且發(fā)展極其緩慢。
安源煤礦在辦工人夜校的時候，就是以“合法”的平民教育的理由去干的。那里的地方官員聽說有人要“教育興國”，而且還不用他出錢，他當然也樂意。而且李立三聽說那里的縣官很反對新學，反對白話文，于是還專門用古文駢體寫了一個辦學方案，表示咱就教點“國學”，因此很快獲得批準。
安源路礦罷工的時候，有人提議喊一個“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毛澤東告誡大家：一定要穩(wěn)當，你把這口號喊出去，人家拿著槍來問你們要共產黨人怎么辦？現階段要講究策略，不然得吃虧喲。于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安源罷工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
湖南的情況是這樣，其他地區(qū)的情況也差不多。
總之，在我黨成立的頭兩年里，大部分工作都是以秘密的形式展開的。
這是由于當時嚴峻的形勢所迫，但是同時，也導致黨組織的發(fā)展極其緩慢。這種緩慢與后來國共合作以后的發(fā)展相對比，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來緩慢的程度。
黨一大的時候黨員50多人；
一年后的二大，黨員195人；
兩年后的三大，黨員420人；
1924年國共合作開始以后，就可以公開發(fā)展了，初期的發(fā)展還不明顯，但是到統(tǒng)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和北伐的國民革命戰(zhàn)爭打響以后，情形就大大不同了，其發(fā)展之勢簡直如疾風驟雨。當時有人比喻：“黨的組織像暴發(fā)戶一樣發(fā)展。”
到1927年五大的時候，黨員數量已經發(fā)展到了57967名。
第二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敵人的鎮(zhèn)壓非常猛烈。
湖南的工人領袖黃愛、龐人銓在1922年初，因領導湖南第一紗廠的工人罷工而被湖南軍閥趙恒惕殺害，緊接著趙又查封了工會期刊《勞動周刊》。盡管隨后湖南的工人運動統(tǒng)統(tǒng)都在“合法”斗爭的旗號下進行，但是這種斗爭始終只能維持在一定的界限范圍內。1923年4月，趙恒惕即使對“合法斗爭”也忍無可忍，貼出了懸賞緝拿“過激派”毛澤東的布告。
張國燾、項英等人在1923年初領導的京漢鐵路大罷工，規(guī)模極大。因為這條鐵路的運營收入是軍閥吳佩孚的軍餉主要來源之一，又是軍事交通要道，還直接關乎列強的權益，所以遭到了吳佩孚的強力鎮(zhèn)壓。2月7日，赤手空拳的工人遭到軍警的槍擊，糾察隊前后犧牲52人、被打傷300多人、被開除1000多人，制造了“二七慘案”。
無論工人運動搞得多么轟轟烈烈，但是人家手里有槍。吳佩孚在直奉戰(zhàn)爭之后，掌握了北洋政權，為了樹立自己在勞動群眾中的形象，籠絡工人和輿論的支持，打擊他的政敵交通系的勢力，一度也曾提出各種“保護勞工”的口號。但是一旦工人的運動真的觸碰到他實實在在的利益，觸碰到他軍費的來源，他隨時就可以調轉槍頭，血腥鎮(zhèn)壓。
沒有武裝起來的工人，沒有武裝起來的群眾，光靠改組工會，固然也能爭取到一些權益，但是一旦人家連那點可憐的權益也不愿意給的時候，迎接工人的就只有血淋淋的槍彈。
怎么辦？
其實早在“二七慘案”之前，剛剛有了一年時間的工人運動經驗的共產黨人就已經看明白了他們遇到的現實問題。
從理論上說，既然軍閥手里有槍，那么要對抗他們，最可靠的辦法就是自己手里也要有槍，因此應該想辦法武裝工人。
但問題在于，初創(chuàng)的共產黨力量實在是太弱小了，連黨組織基本的運營費用，大部分都需要依靠共產國際的支持，而且工作還是秘密展開的，沒有根據地，稍一露頭，就會遭到軍閥的撲滅。這種情況下，去設想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談何容易。所以這一段時期里，這一想法甚至都沒有出現在大家的討論方案里面。
那么在當時最可能，最有條件的辦法是什么呢？
就是嘗試建立一個統(tǒng)一戰(zhàn)線。
現實的巨大阻力，使得他們認識到，光靠咱這幾十百號人，是干不出什么大事來的。
其實在黨剛剛建立的時候，也就是一大的時候，這個問題就討論過。但是大家主要的觀點認為，我們是一個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黨，是一個要廢除私有制的政黨，這跟歷史上任何的資產階級綱領是根本上沖突的，因此是絕不可能建立什么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是應該要保持絕對的獨立性的。
所以一大的決議里，第五條里面就說：“我們應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
在對共產國際的關系上，也堅持只是向他們匯報和討論工作，而不是要服從他們的命令，陳獨秀甚至認為寧可不要共產國際的援助，也要保持這種獨立性。
但是經過一年時間的現實斗爭，大家的想法都開始有了轉變。
首先，當深入到實際的工人運動中以后，大家就發(fā)現，工人根本不在乎到底啥主義，他們也聽不懂這主義那主義到底為何物。他們想要的就是爭取到更多的經濟利益，獲得生活條件的基本改善。
然而，即使是這種最簡單的需求，最基本的權益，也隨時面臨軍閥的鎮(zhèn)壓，而軍閥又與外國列強是緊密捆綁在一起的，甚至有時候列強會直接出錢出槍幫助軍閥鎮(zhèn)壓群眾。
因此，不管是要幫助工人爭取權益也好，還是將來試圖沒收這些企業(yè)改組為國營企業(yè)，建立公有制體系，最迫切也最直接的任務，首先就是把這幫軍閥打倒，把這幫帝國主義列強給趕出去，先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否則其他的東西都是空想。
從理論上看待這個問題就是：
在現實的生產關系中，無論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還是權力與產品的分配體系，都必然受到它的上層建筑的保護，要改變這種生產關系，就必須先推翻保護它的上層建筑。
就像京漢鐵路一樣，鐵路的所有權和分配利益是吳佩孚和英帝國主義的，他們肯定是要拼命維持這種現狀的，你工人想要起來改變這種生產關系，想要調整分配權，獲取更多利益保障，甚至想要沒收這條鐵路，他們能同意嗎？不就得槍桿子伺候嗎？
因此，不先搞掉這幫封建軍閥和帝國列強，其他任何設想都是不可能的。
原先一大的時候，大家更多傾向于理論層面，覺得共產黨與其他任何黨派信仰是根本沖突的，因此絕不可能有任何聯合的可能。但是現在就不同了，現實的任務變得非常具體，就是反帝反軍閥，這樣一來，就不止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有這個目標，而是民族資產階級里面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等等，都有這個目標。比如，一個民族資本家，你要跟他說沒收企業(yè)，廢除私有，那他肯定是不同意的，但是你要跟他說，咱先一起把這幫軍閥和列強趕出去，那么就一定會有一部分人同意這個方案。當然，不管是民族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實際情況是非常復雜的，這種復雜性會在后面的聯合中逐漸體現出來，處理好了就是以斗爭求團結，處理不好就是四一二和七一五，但這些還都是后話。
所以到了二大的時候，黨的綱領就不像一大時那么空洞了，而是有了十分具體且現實的內容。
它很清晰的闡明了當時的幾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策略、任務和前途。
從性質上看：一開始大家認為無產階級就應該搞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廢除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是經過一年后，大家開始認為，應該先聯合其他階級一起反帝反封，然后才能設想反對私有制，反對資本家的問題。因此革命的任務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
所以，當前階段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性質搞清楚了，其他一切問題就伴隨性質的確定而確定。
革命的對象和任務：對象自然就是帝國列強和封建軍閥，任務就是求得打倒軍閥和推翻帝國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和統(tǒng)一。
革命的動力：就不是原先的只靠無產階級工人群眾，而是要聯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
動力明確了，那么基本策略也就自然而然出來的，那就是聯合這些階級力量，促成各階級的聯合戰(zhàn)線。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候提的反帝反封，這個封主要指的還是封建軍閥，是工人運動中直接鎮(zhèn)壓工人的軍閥，和后來的封建地主還有很大差別。這是因為當時雖然有提到農民，但是大家對農民問題的認識還是完全模糊的，因此自然也就不可能對如何反對地主，進行土地革命有系統(tǒng)的認識，這些問題都是后面隨著發(fā)展逐步認識到的。
以上問題明確了，自然而然又會出現最后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革命最后會迎來什么樣的結果，也就是革命的前途是怎樣的。
大家可能會想，這還不簡單，前途自然是要么失敗，要么成功，成功了就是打倒了軍閥，趕走了列強，實現完全的獨立唄，失敗了自然就是維持現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現狀唄。
然而問題的關鍵還不在于此，這里面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在這種聯合中，無產階級，或者說共產黨會發(fā)展成什么樣子？
因為是大家一起聯合反帝反封（軍閥），在這個反帝反封的過程中，大家都會不斷發(fā)展自己的力量。
因此這就必然出現兩種局面：
一種是資產階級以及它的政黨發(fā)展得非常迅速，力量遠大于無產階級以及它的政黨，那么當最后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以后，就必然是人家資產階級專政，他們必然按照資本主義的基本制度，建立起資產階級專政的政府和國家，然后大力發(fā)展資本主義，使得原先幼小的，受帝國主義和軍閥壓迫的資產階級迎來迅速的發(fā)展。
如果是這種情況，那么無產階級就只有等更遙遠的將來，等資本主義制度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可能迎來社會主義革命。因此，如果反帝反封勝利以后，是第一種情況，那么共產黨人隨后就應該在資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制度下作合法斗爭，當有一天無產階級發(fā)展足夠壯大了，才又舉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除了第一種情況，還可能出現第二種情況。
這第二種情況與俄國十月革命相似，就是在反帝反封的革命過程中，無產階級力量也迅速發(fā)展起來，而且超過了資產階級的力量。如果是這種情況發(fā)生，那么當完成了反帝反封的任務以后，因為無產階級力量的強大，就可以迅速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就像俄國在完成了二月革命的民主性質的革命以后，短短半年多的時間里，無產階級又立刻展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當時大家也討論過哪一種可能性更高，可能是受歐洲革命的影響，也可能是當時確實覺得自己太弱小，因此大多數人認為多半是第一種可能，但是也有一少部分人認為是后一種可能。
為什么我們要詳細說明當時討論的這個前途問題呢？
這是因為這與后來陳獨秀的思想轉變是深刻的聯系在一起的。
后來國共合作開始以后，兩黨都不斷的發(fā)展自己的力量，國民黨建立了強大的國民革命軍，建立了強大的基層組織。雖然我黨也迅速發(fā)展，建立了農民自衛(wèi)軍和工人糾察隊，但是不管是軍事力量，還是黨組織力量，都遠遠不能與國民黨相比。
因此，當北伐完成以后，當吳佩孚和孫傳芳被消滅以后，尤其是當張學良改旗易幟，國民黨完成了形式上的統(tǒng)一以后，陳獨秀就認為第一階段的民主革命已經結束了。既然第一階段的任務已經結束了，而且資產階級政黨取得了勝利，那么自然就不應該再去搞激烈的武裝斗爭，也不應該去搞什么紅色政權，而是應該在資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逐步發(fā)展無產階級力量，在將來資本主義普遍發(fā)展，無產階級逐漸壯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矛盾發(fā)展到更深階段的時候，再去搞無產階級革命。
否則不但不可能勝利，而且必然遭到國民黨的血腥鎮(zhèn)壓，白白犧牲。
由此推之，自然也就不應該去搞什么農村根據地，去搞什么蘇區(qū)，去搞什么工農割據，這就是后來所謂的陳獨秀取消主義的最初根源。
尤其是后來四一二和七一五以后，陳獨秀越發(fā)強化了最初的思想，他認為，既然在國民革命中，尤其是在北伐中，我們發(fā)展起來的力量遠比不上國民黨，就更不應該去搞過火的，刺激人家的事，否則就會換來人家的屠殺，這樣做有什么好處呢？
所以后來當兩黨裂痕越來越深，我黨處境越來越危險的時候，他就越發(fā)的反感農民運動，反感那種刺激國民黨的事。這時候，就不是觀點之爭了，而是演變成了不同的路線之爭。你越妥協(xié)，國民黨就越進一步，人家越進一步，你就越覺得是妥協(xié)力度不夠，然后繼續(xù)妥協(xié)，人家又更進一步……
從陳獨秀的思想去看，邏輯是成立的。但是換一個角度去看，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陳獨秀這種觀點的成立的條件是：反帝反封的國民革命確實完成了，而自己力量又不足人家，因此才需要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合法斗爭，而不是繼續(xù)革命。
但是這個條件真的成立嗎？并不成立。
當毛澤東深入到農村去以后，看到農村的生產關系沒有絲毫改變，農民所受壓迫沒有絲毫減輕，當他看到蔣介石反過來瘋狂鎮(zhèn)壓工人運動的時候，結論是很清晰的：所謂的反帝反封的任務根本就沒有完成，恰恰相反，蔣介石從民主革命陣線，倒向了帝國主義的懷抱。這很明顯是老蔣的民主革命干到一半就投降了，反過來變成新的封建軍閥，鎮(zhèn)壓人民群眾。
如果第一階段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根本就沒有完成，只不過是以新軍閥代替了舊軍閥，而我們就取消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那不是在事實上跟著老蔣一起投降了嗎？
那么，既然自己現實的力量又不足人家，我們又不愿意投降，那怎么辦？自然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拼命發(fā)展自己的力量，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不但不應該削弱，恰恰相反，應該大力發(fā)展，并在這個過程中組織自己的武裝，爭奪領導權，以應對國民黨隨時可能發(fā)生的事變。于是這就形成了一條與陳獨秀完全相反的路線。
那如果不管你怎么發(fā)展，在第一次國共合作那一時期，力量都遠不及人家，那么你越發(fā)展，越搞農民斗爭，就越可能遭到屠殺，你又怎么辦呢？
你看，現實斗爭的復雜和殘酷就在這些地方，任何一條道路都充滿了荊棘與血腥，都有失敗的極大可能，都面臨著不同的危險和阻力，于是才會有那么多的分歧和斗爭。
當然，這些都是二大以后的事。回到二大那時的情況來說，能在一年的實踐斗爭中，就迅速認識和確定革命性質，革命任務，革命動力這些基本問題，確定建立聯合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基本思想，這就已經對歷史的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也是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思想。
同時呢，二大也作出了加入共產國際，確認我們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執(zhí)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決議的決議。這也給后來的中國革命埋下了一系列的伏筆。
至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前途，當時誰也沒想到，最后既不是資產階級取得勝利后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不是無產階級取得勝利而馬上轉向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中途資產階級投降了，國民黨投降了，反過來對付共產黨。于是在四一二和七一五以后，無產階級的政黨不得不重新上路，獨自開始領導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
由此也可知，歷史發(fā)展中，很多事物的性質也不是一層不變的。
國民黨不就從一開始的民主革命的政黨，在四一二之后投降了，轉變成了代表大資產階級，代表買辦地主階級，附庸帝國主義的政黨了嗎？事物的性質是可能發(fā)生變化，而且經常發(fā)生變化的。不觀察這種變化，只看它名字叫什么，就必然被它的外表所迷惑。
那么，在剛剛作出了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策略以后，問題馬上就來了，具體聯合誰呢？誰是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們的代表呢？具體要怎么聯合呢？在聯合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呢？
這些又成為了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新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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