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的二大上確定了“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統一戰線的思想。
那么問題來了，具體要聯合誰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聯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嘛，第一次國共合作不就是那么形成的嗎？
事實雖是如此，但其中這個聯合的過程，卻異常的曲折婉轉。
既然是聯合，就不能只以一方的意愿為轉移，就像談戀愛，除了需要雙方的機緣之外，有時候還需要一個“牽線搭橋”的第三方，這個第三方就是共產國際。
為什么共產國際要促成國共合作呢？這還得從蘇俄十月革命后說起。
俄國的十月革命，在世界上建立起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昔日沙俄的帝國盟友，一瞬間反過來變成了蘇維埃的敵人。
英國、日本、法國、美國等借口蘇俄單方面退出一戰，開始紛紛對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進行武裝干涉，尤其是東面的日本，一邊大舉增兵遠東，一邊支持俄國白軍政權與蘇維埃對抗。
新生的俄國蘇維埃政權，內部有數量龐大、所占地域極其廣闊的白軍與之尖銳對立，而外部還處于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之中。
沒有哪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愿意看到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更不要說它的鞏固和發展，不然自己國內的那幫“泥腿子”們就會紛紛效仿，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不就給中國送去了馬列主義嗎？
所以恩格斯曾經就說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很難單獨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當然，那時候他是從世界市場和全球分工的角度得出的結論。
但是后來，列寧依據俄國實際斗爭的經驗，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上發展的不平衡等原因，社會主義革命是可能首先在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一國或數國中首先取得勝利的。
后來十月革命的勝利果然用事實驗證了列寧的這一論斷。
然而，社會主義革命雖然首先在俄國取得了勝利，但是勝利之后呢？
勝利并不意味著建成，建成也并不意味著穩固。
因此，一國是否可以建成社會主義，建成后又是否可以在內外敵人的進攻和破壞中長期存在和發展？獲得存在和發展的空間以后，兩個陣營的力量又是否可以實現長久的和平共處？這些都是后來隨著歷史的發展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上解決的問題。
然而就當時的情形來說，蘇俄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建立世界性的聯合對抗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以打破帝國主義對蘇維埃新政權的包圍和絞殺。
不管一國是否能建成社會主義，在蘇俄急需世界性的革命力量支援的這個問題上，蘇共內部是沒有什么分歧的。
那么蘇俄統一戰線的革命力量主要來自哪里呢？
從理論上說，可以簡單劃分為兩個部分。
一部分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這一部分力量從理論上看是最可靠的，他們也是最支持無產階級政權的。如果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起來革命，對它們的打擊一定是最大的，因此這一部分力量是蘇俄統一戰線中最應該聯合的力量。畢竟連馬恩導師一開始也說，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另一部分，就是被帝國主義侵占和統治的那些殖民地國家、那些被壓迫民族，這些國家一般來說無產階級力量還很薄弱，建立社會主義條件不成熟，但是他們大部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都有著強烈的推翻統治本國的帝國主義的意愿，也就是說大家在反帝上是有一致性的。如果這些被壓迫民族、被侵占的殖民地國家能奮起反抗帝國主義，謀求自身的民族獨立，那么同樣能沉重的打擊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
事實上，十月革命勝利以后，歐洲的無產階級同樣受到很大的鼓舞，相繼爆發了一系列的革命。
1918年1月，芬蘭爆發了革命運動；
9月，保加利亞士兵發生起義；
11月，德國爆發了十一月革命……
歐洲革命讓蘇俄看到了西方無產階級起來的希望，因此提出了推動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西方戰略。
然而，沒過多久，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相繼遭到殘酷鎮壓，歐洲革命陷入低潮。
而這個時候，東方各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卻持續高漲，蘇俄也就逐漸把統一戰線的重心放到了東方民族中來，列寧提出了“把東方各國的一切革命因素動員起來”的號召。
而中國，又是蘇俄在東方統一戰線中最重要也最關鍵的一支聯合力量。一方面中國與蘇俄有著綿延萬里的邊界，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一帶的勢力嚴重威脅到蘇俄在遠東地區的安全，因此對蘇俄來說，中國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統戰價值。
于是，1920年七八月間的共產國際二大上，列寧就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這個提綱的核心重點其實就一件事，那就是聯合和支援那些被壓迫民族、那些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力量，讓他們先把自己國家的侵略者、帝國主義力量趕出去。
如果這些國家在反帝的民主革命中，能夠發展和壯大無產階級的力量，甚至無產階級先鋒隊能取得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則將來趕走帝國主義以后，他們還可能接著就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不得不說，列寧這一觀點，對中國革命后來的情形有著很強的預見性和指導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共產國際開始派代表來到中國，謀求可以聯合反帝的革命力量。
彼時，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力量渺小，在共產國際的眼里，不過是“具有宣傳性質的小組織”，意思就是搞搞動員、宣傳一下群眾、傳播點馬克思列寧主義還行，要說打仗、反帝這些事，他們的力量還遠遠沒法想象。
所以一開始，共產國際也沒想過能由中國共產黨來承擔起民主革命的重任。
但是呢，他們一開始其實也沒看重孫中山的國民黨，就他們的觀察來說，當時的國民黨就是一個組織松散、紀律松弛、投機盛行、毫無生機的黨派，更重要的是孫中山從頭到尾居然就沒有建起一塊真正屬于自己的，穩固經營的根據地。那么多年來，此人四處奔走卻屢屢失敗，不管是討伐袁世凱，還是舉起護法旗幟進行北伐，無一不是依靠這個軍閥討伐那個軍閥，然后又依靠那個軍閥討伐這個軍閥，因此就連他當時最為親信的心腹陳炯明，也常常在他背后罵他是個“不切實際的空想家”。
那么，共產國際一開始最看重的聯合力量是誰呢？
是吳佩孚。
大家可能覺得很神奇，吳佩孚不是后來在北伐中要被打倒的軍閥嗎？怎么當時還能成為民主聯合對象？
事實上，沒有哪個軍閥會在自己腦袋上寫著軍閥兩個字，恰恰相反，他們個個都高喊著“造福百姓”、“還我河山”的口號，只不過是不同的口號，借以達到不同的目的罷了。
當時中國大大小小的軍閥，主要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派系，北洋派系和南方派系。
北洋派系中，皖系與奉系皆與日本有著極其緊密的聯系，而日本則被蘇俄視為最危險的帝國主義，因此北洋系中唯一有可能聯合的反帝對象，就是背靠英美的直系將領吳佩孚。
而吳佩孚在五四期間，對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就表現出很大的同情和支持，還為他贏得了“開明軍閥”、“愛國將軍”的贊譽。
吳佩孚治軍又素以軍紀嚴明著稱，在直皖戰爭中打敗了段祺瑞之后，更是一躍成為當時最具政治影響和軍事實力的一股力量。中共的一些領導人稱其為“進步的軍閥”、說他“帶有愛國和反抗強鄰的色彩”。
蘇俄也非常看重吳佩孚這支軍事力量，認為他是最有可能控制中國局勢，同情工農運動，甚至走上反帝道路的一個軍事將領。
但是因為吳佩孚早就與英美兩國利益牢牢的綁定在了一起，因此雙方的合作一直沒取得什么實質性的進展。后來更是因為蘇俄紅軍為了消滅盤踞外蒙古的俄國白軍，未經北洋政府同意就開進了外蒙古，戰后還并未撤兵，由此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極大反感，雙方的聯合也就更加難以實現。
到了1923年，吳佩孚在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京漢鐵路大罷工中，大肆鎮壓和殺害工人群眾，制造了“二七慘案”，自此，不但雙方再無聯合可能，吳佩孚與英美帝國主義深度綁定的利益關系，也暴露了其軍閥性質。
蘇俄第二個看重的聯合對象，也不是孫中山，而是在廣東掌握著實際政治、軍事大權的陳炯明。
陳炯明屬于南方派系中的重要軍事將領。
當初孫中山發起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運動，南方將領們則紛紛舉起了護國的旗幟，反對袁世凱稱帝。
但是這些南方將領們，大多并不關心什么帝制還是共和制，他們更多的是借著孫中山護國的旗幟來實現自己的割據和獨立。
袁世凱去世以后，北洋派系分裂，北洋政府拒絕恢復孫中山時期的國會和《臨時約法》，于是孫中山又發起了護法運動。這些南方將領們又紛紛打著護法的旗幟，實行南方各省的割據和獨立，于是就形成了一個事實上與北洋派系對立存在著的南方派系軍閥。
南方派系中一開始以桂系和滇系軍閥為兩股最重要的軍事力量，孫中山在舉起護法旗幟的時候，也主要依靠這兩支軍事力量。
桂系軍閥陸榮廷和滇系軍閥唐繼堯想利用孫中山的威望和護法旗幟來對抗北洋政府，但他們心中并沒有所謂的“國會”與“約法”，只是借護法的旗號保護自己的地盤；與孫中山的聯合，也只是在壯大自己的聲勢，目的是與北洋政府討價還價。
所以一旦孫中山以護法的旗幟計劃出兵北伐的時候，這些南方派系的軍閥就往往反過來排擠孫中山，他們對北伐毫無興趣，只不過是借孫中山的旗幟割據獨立而已。
因此第一次護法戰爭失敗以后，孫中山對南方派系的軍閥得出一個結論：“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于是，此后孫中山便十分注重培養自己的嫡系武裝，并且希望能在廣東建立起一塊真正屬于自己的穩固的根據地，而不是總依靠其他各省的軍閥來完成自己的北伐大計。
而他著重培養的這支所謂的嫡系武裝，就是陳炯明旗下的粵軍。
陳炯明追隨孫多年，曾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會員。1917 年，孫中山將自己以極大努力爭取到的省長公署的二十營警衛軍交給陳炯明，由此建立了一支嫡系粵軍。孫中山把這支部隊，視作自己最可靠的革命武裝，認為陳炯明是“最可資依靠”的“革命將領”。
為此，他傾盡自己的全力來裝備和擴大這支部隊，為其籌餉籌械，粵軍也由最初的8000人迅速發展到2萬多人。在軍費一度十分緊張的時候，孫中山抵押房產、四處籌募資金給粵軍使用。
但是孫中山與陳炯明之間的這種關系并不牢靠，這種聯系更像是舊社會拜把子，靠著兄弟義氣來維系相互間的關系。孫中山也把對粵軍的控制完全寄托在陳炯明這類個人將領身上，這就為后來他舉行第二次護法戰爭的失敗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1920年8月，在粵桂戰爭中，陳炯明驅逐了一直盤踞在廣東的桂系軍隊，占據了廣東這一塊根據地。11月，孫中山從上海來到廣州，重組軍政府，開始發起第二次護法戰爭。
這個時候的孫中山認為自己終于有了一支靠得住的軍事力量，又有了一個穩固的根據地，北伐有了成功的希望。
剛剛在廣東站穩腳跟的陳炯明，為爭取民眾的支持，也一度表現出自己“造福百姓”、“同情工農”的一面，甚至還宣稱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據說，這個人之前還曾給列寧寫過一封信，信中說他相信“布爾什維克主義將會給人類帶來幸福”、“想盡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這一制度”。
陳炯明治下的廣東，在當時全國來說，也是民主氣氛最好的一個省。
大家還記得毛澤東、李立三他們在湖南搞工人運動的時候，工人夜校只能打著“國學”的幌子去搞，工人報刊隨時被趙恒惕暴力封禁，湖南自修大學后來也被趙恒惕以宣傳“過激思想”的原因查封。他們領導的湖南工人運動，只能在趙恒惕制定的“合法”規則之下展開，否則就有流血犧牲的危險。
但是在廣東就完全不同了，不就是工人夜校嗎？辦；不就是工會嗎？搞；不就是宣傳共產主義的期刊嗎？不但要辦，陳炯明還在資金上支持共產黨人辦。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所以共產國際的代表在給列寧的匯報中，曾一度夸贊陳炯明，認為“廣東省是革命的搖籃”、“陳炯明將軍是一名革命者”。再加上他又是廣東掌握著實際軍權的人，因此蘇俄一度也把陳炯明作為最主要的聯合對象。
相比較于孫中山，陳炯明在初期是蘇俄更為青睞的聯合對象。
事情的轉折發生在陳炯明炮轟總統府之后。
在陳炯明占據廣東之后，與孫中山的分歧越來越大，孫從護國戰爭開始就一直致力于北伐，完成統一大業。但是陳炯明則覺得孫中山就是異想天開，認為就憑南方軍閥的實力，是完不成孫中山口中的北伐大業的，他以保境安民的理由，公開反對孫中山的北伐大計，主張實行地方分權，熱衷于把廣東建成一個模范省，實際上就是西南軍閥一貫以來的割據獨立思想。
一個要北伐，一個要固守廣東，雙方矛盾越來越尖銳，直到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完全倒向英帝國主義的懷抱，炮轟總統府，雙方徹底決裂，陳炯明也被打上了叛徒的標簽，暴露出其軍閥的特性，聲望一落千丈。
共產國際與陳炯明之間的聯合戰線也不再可能了。
然而，也正是陳炯明炮轟總統府的事變，將蘇俄與孫中山的國民黨之間的聯合戰線迅速推進，迎來了實質性的進展。
原本一開始的時候，雙方各自都有點瞧不上對方。
蘇俄覺得孫中山革命了那么多年，都沒能完全掌握和建立起一支屬于自己的部隊和根據地，實在有些拉胯。干革命怎么能只憑一腔熱血呢？別說陳炯明背后說他不切實際，共產國際的代表多少也覺得這個人有些不切實際。
盡管當時陳炯明已經掌握了廣東，并建立起一支強大的粵軍，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來，陳炯明對粵軍的掌控和影響力遠大于孫中山。
另外，當時的蘇俄還正在嘗試著與吳佩孚搞聯合，而孫中山所在的廣州政府，是與北洋政府直接對立的，孫北伐路上的第一個阻礙就是吳佩孚，雙方之間有著很多難以調和的矛盾，所以蘇俄也不好公開和孫走得太近。
而反觀孫這邊，當時陳炯明還沒有叛變，孫對自己的北伐大計還有很高的期待。
就他個人而言，其實并不贊同俄國式的蘇維埃革命與社會主義制度，他認為這些根本不適合中國。就這一點而言，孫這個人還是非常坦率的，至少不像陳炯明那樣滿嘴跑火車。
其次，孫中山當時并不想與蘇俄走得太近，只希望大家建立起一種地下式的聯絡，原因也很簡單，與蘇俄公開聯絡，甚至是建立起某種聯合，這很可能遭來英美帝國主義的反對和干涉，從而影響他的北伐大計。
所以雙方一開始并未在實質上確定任何形式的聯合關系。
直到陳炯明炮轟總統府以后，情形才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孫中山苦心經營的所謂嫡系粵軍，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廣東根據地，原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而自己立刻又變得孤立無援。
陳炯明叛變后，美國要求北洋軍閥趁機出兵撲滅孫中山的北伐勢力；英國政府更是直接為陳炯明提供軍火、經費以支持其對孫中山的叛變，扶植陳作為廣東的代理人。
這個時候，唯一肯出來支援和公開譴責陳炯明的國外力量，竟然只有蘇俄，而孫中山一直寄希望得到援助的英美，卻反過來支援他們各自認為可靠的軍閥代理人，試圖徹底撲滅孫中山的北伐力量。
陳炯明的叛變，對孫中山的打擊不僅是致命的，而且是極其沉痛的。
革命數十年，不是依靠這個軍閥，就是依靠那個軍閥，好不容易汲取了第一次護法戰爭失敗的教訓，經過數年的苦心經營，才有了陳炯明這支在他看來聽命于自己的心腹嫡系，有了廣東這個穩固的根據地，北伐有了可靠的保障。
結果伴隨著陳炯明的一聲炮響，幾十年的期望又瞬間化為泡影。
痛定思痛后，他發出感嘆：“這些日子里，我對中國革命的命運想了很多，我對從前所信仰的一切幾乎都失望了，而現在我深信，中國革命的唯一實際的真誠的朋友是蘇俄。”
這并不是他受到巨大挫折后，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蘇俄愿意伸出雙手，因而產生的情感上的慰藉之言，而是他積數十年革命經驗后得出的理性思考。
在漫長的革命實踐中，他終于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我國革命，向為各國所不樂聞，故嘗助反我者以撲滅我黨。故資本國家，斷無表同情于吾黨。所望為同情，只有俄國及受屈之人民耳。”
簡單說，他終于明白，在中國，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行動，都必然觸及各個軍閥，以及他們背后的帝國主義的利益，因此他所能依靠的革命力量，既不可能來自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也不可能來自任何一支軍閥力量。對外，援助只能來自于社會主義的俄國，對內則只能從人民中去尋找力量。
這種思想上的轉變，就為后來國民黨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打下了基礎。
盡管這種思想仍然局限在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范疇內，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根本不同的，但就民主革命階段來說，雙方追求的革命目標已經有了一定的一致性。
而經過2年時間的觀察、接觸、溝通，蘇俄也確定了，只有孫中山的國民黨才是“比較革命的政黨”。就當時中國各個軍閥集團而言，無一不是處于某個帝國主義的直接影響之下，進而又展開著軍閥之間的混戰，相對來說，只有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是最具有反帝反封可能性的政黨，也是最可能與蘇俄建立比較穩固聯盟的政黨。
就這樣，在陳炯明炮轟總統府之后，雙方的聯合進程迅速推進。
那么問題又來了，雙方具體要怎么合作呢？
就孫中山而言，他最迫切想要獲得的，當然就是蘇俄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他曾作過具體的設想，就是由他組織一支一萬余人的隊伍，從四川，進甘肅，到內蒙，然后由蘇俄經外蒙路線提供資金、武器、技術上的支援，幫助武裝這支隊伍。將來如果他能重新組織起北伐的力量，然后又配合這支蘇俄幫助武裝起來的力量，實行南北兩條戰線的統一作戰，這樣的話北伐統一的希望就又大得多了。
蘇俄那邊一看，這不還是原來的軍事冒險那一套嗎？
于是蘇俄那邊開始了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
還是搞原來那種單純的軍事行動是行不通的，必須要把政治與軍事相結合，要把工作重點放在建立全國性的政黨方面，放在政治工作上，而不是單純軍事冒險，只有如此，才能培養和領導自己的革命力量。
那么，具體怎么操作呢？
主要涉及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原先的國民黨必須進行改組。
這個改組流程看起來很復雜，比如黨的綱領、組織結構、選舉制度、黨紀黨規、組織部門等都要改組，但是真正糾其核心，改組背后遵循的原理其實異常簡單。
以前的國民黨黨紀渙散、組織松散、投機盛行，從根本上說，并不是什么規則、流程、制度、部門設置上的問題，真正根本的原因在于，當時的國民黨，本質上是一個由民族資本家、官僚政客、幫派分子等組成和把持黨務的一個黨，由這些人在黨內當家，怎么可能不投機、怎么可能去執行真正有利于國民的決議和政策？
這是個很簡單的常識問題。
雖然黨員里面也有不少的工人、商販、知識分子等小資產階級，但是這些人根本不能表達自己的意見，更不用說參與黨務。
所以，改組流程里內容非常繁雜，比如黨綱里面要突出民眾的反帝反封的需求，如廢除軍閥所借外債、取消不平等條約等；要突出民主權力，如保障人民自由權利、改善民生等；要增設農民部、工人部，吸收工農分子入黨。
這些內容看起來復雜，但背后遵循的原理只有一個——要把國民黨由原來的官僚政客、商人資本家等把持的政黨，改組成一個由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農民聯合執政的政黨。
說得再簡單點，就是以后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小資產階級代表要能掌握一部分黨的權力，要能說話，要能影響黨的決策。
而所有關于黨綱的修改、組織結構的重塑，都是圍繞著服務上面那個本質目標來進行改組的。
同樣地，后來國共雙方的矛盾，究其實質，不過就是不同階級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比如農民階級要搞農會，要斗地主，反映到黨內來，就是一部分管農會的共產黨員要支持農會，而另一部分代表地主、買辦的國民黨員要堅決反對，斗爭不就來了么？
第二、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武裝的核心。
鑒于過去長期依靠舊軍隊進行革命而屢遭失敗的痛苦教訓，蘇俄代表提出，當務之急并不是搞一支軍隊，而是先創辦一所軍官學校，加強軍官思想教育，把這些學生軍官派遣到各級軍營中充當干部，而不是依靠少數將領一手包辦，黃埔軍校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
為解決建校初期的各種困難，蘇聯對這所黃埔軍校提供了大力支持和援助，除了直接資助200萬元作為開辦費用外，還從海路運來了8000支步槍和200萬發子彈等軍需物資，這些都還只是物資上的援助。對黃埔軍校影響更大的，是派遣了一批有豐富經驗的軍事教官，并且引入了政治工作制度。
第三，就是國共合作
要改組國民黨，要吸收工農分子入黨，要改造其成為一個各階級聯合執政的政黨，就需要具體的人去干這些事。尤其是工農群眾的具體工作。
而當時誰代表工農群眾呢？當然就是剛剛成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嘛。
因此，國共合作就成為了上述一切工作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在經歷了一年的實踐奮斗后，也意識到當時條件下自身力量的弱小，于是由一大時拒絕與任何黨派聯合，到二大時就提出了民主聯合戰線。
一開始的時候，不管是蘇俄還是中共都希望雙方的合作是采取兩黨合作的形式來展開，在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的原則下合作。但孫中山拒絕了這個方案，他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形式開展合作。
可能是因為當時共產黨在資歷、影響、力量上還遠不能與國民黨相提并論，也可能是因為孫中山還不愿意公開表現自己在對待共產主義問題上的傾向，所以孫中山才只能接受黨內合作的方式。
起初，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等很多黨內同志都反對這種黨內合作的方式，認為這必然削弱黨的獨立性。但是在總的民主聯合戰線原則下，最終大家還是妥協了。
于是就有了1923年6月12日召開的黨的三大。
這次大會決定了采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合作，正式確立了統一戰線中聯合誰的問題。
隨后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國共合作正式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下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正式開啟。
然而，有聯合的地方，就一定有斗爭，如何既聯合又斗爭，這又成為了國共合作開啟之后的一個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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