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在《黑與白》中寫到一部電視片《大江東去》（其原型正是《H殤》），初稿是由宋曉帆所寫、二稿由郎濤所寫，它在宋乾坤和何首烏的支持下得到了省財政和東江大學的財政支持，播出以后掀起一股非比尋常的“河S熱”，之后由于發生了政治風波而被叫停。
一些學者或贊同它否定一切的所謂“大膽”和“徹底”；或為它所披飾的憂患意識的外衣廂動容；或為它產生于獨特的體制環境而驚異，或看中其所謂的“新紀元”的含義。
也有如楊振寧、李政道等人對它全盤否定中國文化傳統的奇談怪論十分反感，明確表示不能接受。國內許多同志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部電視片由于“它的作者對政治、社會的實際隔膜，而又受一度出現的文化史研究熱中否定傳統文化，把民族精華等同糟粕，又把西洋的糟粕也看作精華的思潮的影響，使他們不能系統地、歷史地、辯證地看待中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以致作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論斷……實際上其思想主線是宣傳歷史宿命論、地理環境決定論、民族優良傳統的虛無主義”①。
一、
那么，圍繞它的這些爭論，我們應該首先辨明它到底是是一部什么樣的電視片？是像某些右派學者所說的只是電視劇那樣的“文藝片”還是以電視屏幕為媒介的“政論片”？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的話，我們下面的評論就失去了基本的邏輯前提和標準。
文藝理論的常識告訴我們，衡量一部電視片是文藝片還是政論片，要看最基本的標準是否符合：（1）電視劇性質的文藝片,以形象思維的方式，塑造生動、具體、可感的藝術形象。雖然二者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但在反映方式上，政論片是根據大量的事實材料，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的形式來表達作者所作的論斷。而電視劇則是用具體的形象描繪的方式去反映生活，而且在整個表現過程中始終不離開具體生動的材料，來達到對生活的認識。（2）電視劇在用形象反映生活的過程中，滲入創作主體強烈的思想情感。藝術作為特殊的意識形態，首先就在于以情動人，在情感層次上征服人、感染人。而政論片雖然也不排除情感因素的介入，但從根本上說，它畢竟屬于抽象的東西，主要通過抽象思維給人們以理智的啟迪，在觀眾的理性層次上產生撞擊作用。“政論片顧名思義就是借助于大眾媒介來發表“政論”的，所以對它來說，能否做到以理服人就成了第一要著的事。（3）電視劇是按照美的規律造型的，它來源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因此它在創作時必然改變自然的現象形態，毋須對生活對象如實復寫。它所建構的形象體系，不僅與“第一自然相去甚遠，而且往往需要作根不性的改造。政論片則不同，它是現存生活的抽象概括和理性直譯，這一屬性特質就規定了它的精神活動要高度忠實于現存的對象世界，以事立則，常有很強的文獻性、記錄性，不能背離與“一自然”同構對應的關系。政論片雖然并不絕對排除生動的感性直觀，但它是以陳述的客觀性和科學性為宗旨的。
按照上面三條標準來衡量，無論從哪一條看，它顯然都屬于政論片。因為它在反映方式上用的是概念推理而不是形象思維,在反映的活動中訴諸理性而不是訴諸情感，在反映的結果上追求對事物本質屬性作客觀科學的陳述而不是將其人化為第二自然。
事實上，這也不是我們一廂的分析所得，從它的作者寫作動機和出發點考察，他們也都是有意識、很自覺地將它作為政論片面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文藝片來寫的。“我們設想嘗試一種從文化哲學意識上去把握黃河的電視政論片”，蘇x康認為它與同題材的《黃河》以及《話說長江》《話說運河》等風光片不同，它使“以往最重要的元素——畫面、音樂、語言等等，退居次要地位，而把思想這個元素放到第一位來了。……這是電視界與思想界的一次合作，是中國當代思想界精英通過電視這個媒介傳播理論信息的一次嘗試。”蘇x康此說不假。從實踐的角度看，作者確實是將它作為一部把思想元素放在首位的政論片來寫的。
對它作為政論片屬性的確認，自然是為了更恰當地評論它。畢竟，作為一部政論片，它應該有嚴謹的筆墨，不可以也不應該放縱個人主觀情感、主觀意志的恣肆，進行虛構生造。尤其在涉及客觀對象的規律性、客觀性以及論說的邏輯性方面，更要保持應有的嚴肅和準確，不能隨意編造。這是一部政論片之所以成為政論片的最起碼，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它連這種最起碼、最基本的原則上出了問題。
二、
就大的方面而論，它對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解釋和概括,有許多基本觀點是荒謬的。恩格斯早就指出，馬克思的大發現主要有兩個，一是闡明了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一是提出了剩余價值學說。在恩格斯看來，“依據唯物主義的理解，歷史上的決定因素，歸根結蒂，乃是直接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宋曉帆和郎濤們卻反其道行之，在他們看來，歷史不是由經濟和生產力決定,而是由“文明的性質”決定的,至于“文明的性質”則是由地理環境決定的，他們認為中國人“始終不能超越土地的限制走向大洋”，這就決定了這種“內陸文明”、“黃色文明”的落后、保守和封閉。既然“黃河文明”是一種“失敗的文明”，中國社會歷史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長期停滯封閉、目趨“衰落”的末日之境。很顯然，這個論斷根本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不僅如此，《大江東去》在解釋中國社會歷史所謂“動亂”的時候，還把中國歷史上勞動人民反對剝削壓迫、抵抗外侮、爭取民族獨立的正義斗爭同歷史上軍閥混戰所造成的社會動亂不加區分地混為一談。作者認為，正象黃河過若干年就要決一次口一樣,中國過若干年就要發生一次動亂。因此，不單是文革，就連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甚至現代史上的民族解放斗爭，在他們眼中全部都是“可怕的社會動亂”了。值得指出的是，宋曉帆和郎濤們為了證明所調的中國社會動亂的“周期性”理論，還在解說詞中閃其辭地說什么：“文革的動亂離今天已有十一個年頭了，而這場動亂的爆發，離解放前的動亂，只隔了短短的十幾年”。不光是文革成了動亂，還有這離“文革”只有“十幾年”的“解放前的動亂”，不就是指的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國內革命戰爭么？這段歷史都成了“可怕的動亂”，這就意味著新民主民主革命也完全搞錯了，而和這一起被否定的還有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把一部復雜的、在性質和表現形態上千殊萬類的中國社會歷史，簡單地歸結成“七、八年又來一次”的“周期性社會振蕩”，然后不加區別、不加分析地逐一予以批判。依照這樣的歷史觀和思維方法，《大江東去》當然只能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本質規律，作出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解釋。
有人說《大江東去》反映的是一種總體反思。那么，什么是“總體反思”呢？它是指對中國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哲學、軍事、外交，包括近現代史上整個革命實踐活動的多方面的綜合的考察，用蘇x康的話來說，就是“對民族歷史、文明、命運的全面思考”。這是《大江東去》寫作的邏輯基點，也是它有別于其它眾多“反思”作品的一個獨特之處。無怪有些評論對此特別賞識，認為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還沒有人這么深刻具體地去分析觀察過中華民族“通盤的歷史”，而且這種分析觀察又是把著眼點完全放在尋找中華民族停滯、緩慢和落后的歷史原因“這個根本問題”上的。比如片中那些關于中國歷史“一次又一次把生產力的積累無情地推毀掉”的超穩定結構的論斷，關于“世界上沒有哪個民族象中國那樣，奉行著一種獨特的、聽天由命的生命哲學”的論斷，關于包括現代思想文化先驅者們在內的“中國知識分子始終依附于政治權力"，“缺乏獨立的人格意識”的論斷，關于建國后從“烏托邦”經濟走向文革“大動亂”政治危機的論斷等無不是在這個“總體反思”下得出的荒謬結論。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片中的總體反思中有關社會主義革命實踐這部分內容，與上面舉到的歷史、哲學、經濟、民族文化和心理等反思融為一體，但也更加充分顯露了宋曉帆和郎濤以及他們背后的宋乾坤、何首烏、郎永良等人的政治用意。第四集《新紀元》特意引述了普列漢諾夫同列寧關于十月革命是不是“過早奪取政權”，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急于求成”的論爭，加上那句“當譚嗣同等六君子頭顱落地之時，中國便再一次失去了走向先進工業社會的機緣。這一次機會的喪失，無疑將繼續付出一二百年落后挨打的沉重代價”就非常突出表露了他們的意圖。按照《大江東去》算的命，是不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得太早了，落后挨打的任務遠未完成，最好直接從社會主義退回去補上資本主義的課算了。究竟是《大江東去》算錯了命，還是新中國革錯了命?難怪后面古首長會對陳沂蒙談起“‘補課論’是‘愛資病’患者拒絕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借口罷了”②。并且，這里的“總體反思”已經超出了國界，把列寧、十月革命都一起否定掉了。既然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已經徹底衰敗，無可挽救，既然社會主義的出現是“超越”了“必要的發展階段”,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空想，那么，在宋曉帆和郎濤以及他們背后的人看來，全盤西化，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就勢所必然地成為最佳選擇了。
由此可知，《大江東去》的“總體反思”，其實質就是對截止到1988年的中國全部歷史的全面否定，想要中國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后塵，變社會主義道路為資本主義道路。一個是“中國由何處來”，一個是“中國向何處去”，這兩個問題都是與中國前途和命運攸關的大問題。就這個意義上說，僅僅說《大江東去》宣揚的是歷史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那倒是把它看輕了、看淺了，也把作者的那腔政治抱負看低了。不，《大江東去》決不僅僅是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作單純的歷史評價來罵倒一切“老祖宗”，更主要的是它對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并且要批判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內的一切“新祖宗”，它要從“中國由何處來”這個問題上否定新中國的合法性、繼承性。
《大江東去》之所以在“總體反思”的旗號下提出這些結論和主張，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的。經過十年改開，中國并沒有如人們最初設想中的那么美好，反而暴露出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比如經濟過熱，出現了比較明顯的通貨膨脹；“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體制建立后就產生了雙軌制、官倒現象，貧富差距開始顯現，社會分配不公，黨政分離之后本應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被一定程度上淡化、削弱了，在黨員干部特別是一些高級干部及其親屬、工作人員中滋生了特權和腐敗現象等。尤其是1984年10月20日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后，改革重點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逐漸邁入了“深水區”，同時政治體制改革亦開始進行，在主客觀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很多問題還顯得相當嚴重和突出。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到1988年改開已經進入到了一個關鍵的和困難的時刻，也即將迎來它的第一個轉折點，也是縈繞在人們心頭的一個重大問題——“中國向何處去”。面對這樣的抉擇，本應糾正偏離社會主義道路的錯誤方向使之重回正道，但那些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宋曉帆和郎濤們，雖然也承認這些問題的存在和出現，但他們不加分析地都歸咎于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什么都可以批判，但對資本主義制度，不但一點不批判反而竭力美化它。他們在經濟上吹私有制，在政治上鼓吹多黨制，在文化上鼓吹西精化，這就是他們開出來的藥方——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才是人類文明的最后歸宿，就連其在所謂“自由貿易”幌子下的侵略罪行都是值得贊美和歌頌的。《大江東去》給出的結論和主張，既是這種思潮的必然產物，又對這種思潮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正是因為有這種特定的社會思潮作為基礎，我們在評價《大江東去》時，必須站在一定的階級高度上進行觀照，進而揭開其表象、看清其“總體反思”的實質。
三、
《大江東去》對傳統文明的估價有一個重要的理論前提，即“文化決定論”。從此出發，有助于我們對《大江東去》之所以提出中國傳統文明衰亡的觀點作一個深層的剖析。《大江東去》所講的“文明”概念比較含混，有從廣義上講的、也有從狹義上講的，但相當多的是從類似于“文化”的概念來理解的。所謂“文化決定論”，就是完全以文化為標準來判斷一切，包括社會歷史的發展程度，因而視文化批判為社會批判的唯一內容。比如《大江東去》認為歷史是由“文明的性質決定的”；聲稱“建國以來中國從經濟‘烏托邦’走向政治危機，最終導致社會大動亂的歷史悲劇”，是“農業文明的必然結局”；還認為，“按照一種內陸文化的統治模式來進行現代化建設”不能根本性地賦予整個民族以一種強大的文明活力等都是“文化決定論”的表現。正是從“文化決定論”出發，宋曉帆和郎濤們推導出了一系列荒謬的結論。誠然，傳統文化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上帶來過一些無可否認的消極影響，但是，我們并不能據此把所有問題都歸之于傳統文化，因為更重要的還有經濟、政治等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將現實當中的所有問題都歸罪于傳統文化，不說別的，作為一個現代人，這至少是一種推卸歷史責任的表現。
宋曉帆和郎濤們不但否定中國人民與自然長期斗爭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也否定中國人民為擺脫剝削、爭取自身解放、反抗外族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斗爭，甚至不加分析地把這一切斥之為“動亂”。他們認為，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并不象有些理論說的那樣，具有什么革命的意義”，“它只表現出驚人的壞力和殘酷性”。
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所發生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的問題。《河殤》所說的“某些理論”，指的自然是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人類社會的歷史(除原始社會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而對于階級斗爭，又必須分清它們的不同性質，有反動階級對進步階級的斗爭，有反動階級內部不同集團之間的斗爭,有進步階級反對反動階級的斗爭。對于它們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論。進步階級反對反動階級的階級斗爭，雖然暫時會給社會造成破壞，但它們是推進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對于它們的進步作用加以抹煞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是勞動群眾反對封建壓迫、剝削的斗爭，它們是推動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革命運動。秦末的陳勝吳廣起義是我國發生的第一次農民運動，它導致了秦朝的滅亡，在客觀上有助于粉碎趙高復辟奴隸制的陰謀。東漢末年爆發的黃幣起義，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加速了東漢封建統治的滅亡。南北朝時期各族人民的多次武裝起義，打擊了極為頑固的世家豪族勢力，也多少推動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隋末農民起義終結了隋朝暴政，唐朝末年爆發的以黃巢為首的農民起義更是將門閥士族勢力掃蕩殆盡。北宋爆發的宋江、方臘起義，明代發生的唐賽兒、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農民與礦工起義以及劉六、劉七領導的農民起義和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等，都起過推動歷史的作用。
的確，農民還不是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者，還不可能建立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由于農民階級自身的局限性，農民運動也存在著許多弊病。農民起義、農民戰爭也會給當時的社會生產力造成暫時的破壞。但是，我們必須全面地認識農民起義、農民戰爭，正是它們給予當時的封建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甚至導致了改朝換代，這就迫使封建統治者不得不實行局部的改革，從而刺激了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所以，從總體上說，正是農民運動促使封建制度不斷進行生產關系的局部改革，促使生產力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放，從而推動了社會的進步。毛主席早就指出過：“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當然了，要真正改變封建制度，必須依靠能代表新生產力的革命階級。農民對社會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基本上還限于引起封建社會的量變。但是，廣大農民在改造社會斗爭中的功績是不能抹煞的，更不能把農民起義污蔑為“動亂”并加以否定。
至于1840年以來，中國人民“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所進行的英勇斗爭，更是可歌可泣，彪炳史冊。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偉大的中國人民都充分表現出爭平等、爭自由、爭民主、爭解放的偉大革命精神。宋曉帆和郎濤們把中國人民描述成為逆來順受、忍氣吞聲、在“藍色文明”而前沒有任何抵抗力的人，與歷史相差實在太遠了，也太不把中國人民放在眼里了。他們還把外族侵略看成是對“黃色文明”的沖擊面加以頌揚。這只能表明一點，那就是在面對壓迫和侵略，他們與中國人民勇于反抗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改造社會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及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探索，是中國歷史上翻天覆地的偉大的革命運動。多少共產黨人前仆后繼，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無數革命先烈不惜為之獻出包括生命在內的一切。這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中國發生了最廣泛、最深刻的變化，迎來了真正的新紀元——廣大勞動群眾真正擺脫了剝削和壓迫，成了國家的主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短短三十年間，中國已經建立了獨立的、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人民生活也有了極大改善，生產力也獲得了解放這些是中國人民切身體會得到的，也是世界上一切正直善良的人們所一致公認的，即便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也承認的這一客觀事實。宋曉帆和郎濤們卻連這些客觀事實都要回避，這只能說明用“科學”來標榜自己的他們早已失去了科學所應有的、最基礎的理智。
四、
《大江東去》用熱情洋溢的詞句歌頌“蔚藍色”:“蔚藍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蔚藍色”“是宇宙的顏色”;“生命的是球是蔚藍色的星球”，大海“也是蔚藍色的”。它的作者最后斷言西方文明是“蔚藍色的海洋文明”，而在東方，“蔚藍色的隱退,埋伏下一個民族和一種文明日后衰敗的命運”，郎濤的學術講座不就是叫《從黃色文明走向藍色文明》么③？
“蔚藍色”果真如此美麗動人，如此充滿詩情畫意么?只要考察一下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就能清楚地看到，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旗幟，即便是在剛剛掙扎著冉冉升起的時候，上面都已經沾滿斑斑血跡。
被《大江東去》稱頌為“新紀元”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從1640年爆發，經過兩次內戰，到1649年終于建立了共和制。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確實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它標志著世界近代史的開端。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克倫威爾，在革命取得勝利之后就血鎮壓了小資產階級“平等派”，鎮壓了代表勞動人民利益、主張人民在政治和經濟上平等的“掘地派”。1653年，克倫威爾又用武力把長期國會解散，自己就任護國主，獨攬立法、行政及軍事大權，實行獨裁統治，禁錮民主思想，鉗制言論自由。有學者經過研究甚至認為，其嚴厲程度比革命前的專制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克倫威爾的所作所為也就為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在英國的復辟鋪平了道路。因此，“英國人民打敗國王查理一世”,并沒有馬上標志著“一個人的專制讓位給一批人的共同執政”。
另一個建立了典型的西方文明的國家美國，在《獨立宣言》中莊產宣告尊重“天賦人權”，宣稱“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它的起草人杰弗遜根據這一原則，在宣言原稿中使用了極其嚴厲的措詞譴責奴隸制度和隸貿易，抨擊奴隸制是“向人性本身進行的殘酷的戰爭”，侵犯了黑人的“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權利”。然面，由于參加大陸會議的奴隸主代表的頑固反對，這些詞句最終被刪除。廣大黑人為美國的獨立流血獻身，但在獨立以后的美國，南方諸州的奴隸制度仍被保存了下來，并且在1787年的聯邦憲法中被肯定。資本主義文明中“自由”、“民主”、“平等”口號的虛偽性，一開始就暴露無遺。為了推翻奴隸制，約翰·布朗領導了1859年的起義，結果被聯邦政府判處死刑。
18世紀末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它的成熟和徹底性，成為資產階級革命史上的最高 。它明確打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堅決地砸碎了封建主義的桎梏“以至整個19 世紀，即給予全人類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國革命的標志下度過的”④。但在革命中，資產階級即使在自己內部，也客不得不同派別和不同政見。先是代表中等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益的吉倫特派，把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利益的君主立憲派趕下了統治舞臺；繼是代表激的中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雅各賓派，把許多吉倫特黨人送上了斷頭臺，接著，在雅各賓派內部，羅伯斯庇爾派又先后血腥鎮壓了以埃貝爾為首的左翼和以丹敦為代表的右翼，終于將革命的恐飾變成了“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段，從而變成了一種荒謬的東西”。最后，反羅伯斯庇爾的資產階級各派政治力量聯合起來，發動“熱月政變”，顛覆了雅各賓專政，羅伯斯庇爾等人也被送上了斷頭臺。法國大革命中的資產階級,常常在高唱“民主”、“自由”、“博愛”高調的同時，聲色俱厲地叫喊：“把他送上斷頭臺!”法國大革命的實踐雄辯地證明，即使在資產階級內部，也談不上真正的民主，對待其他階級就更加可想而知了。在此，我們可以套用《大江東去》引用的羅斯福夫人的一句話：資產階級“對民主制度能夠講得很漂亮”，但是，他們“可不知道怎樣實行民主制度”。至于對廣大人民群眾，民主自由只是“蔚藍色”天空中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及。法國大革命中制憲會議通過的《人權宣言》宜稱：“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人權宣言》墨跡未干，同一個制憲會議又通過了《列·霞白刑法》，嚴禁工人集會、結社、罷工，并規定了嚴厲的懲罰辦法。這個法案一直到1884 年才廢除。
1870年法國巴黎又爆發了“九·四革命”，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誕生。它是迄今為止法國歷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一個資產階級共和政體。但這個標榜自由、民主的共和國成立伊始，就沾滿了鎮壓人民群眾的鮮血。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舉行起義，勝利后建立了巴黎公社，開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專政的嘗試。法國資產階級政府在法德民族矛盾成為當時主要矛盾的情況下，悍然發動內戰，血腥鎮壓革命。據《巴黎公社社員們》一書的作者漢斯·馬雷茨基統計，在五月流血周(5月2128 日)和以后的屠殺、迫害中,有29804人遭反動派殘殺，72941人在戰斗中犧牲，60917人被投入監獄或被流放。就是這樣資產階級通過鎮壓巴黎公社革命，鞏周了自己的“民主”統治。
因此，資本主義文明的發達史，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血腥史。西方精神文明的建設是這樣，西方物質文明的建設也是這樣。對本國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對殖民地人民的血腥掠奪構成了資本主義物質文明興起和繁榮的重要基礎。近現代的西方文明，誕生于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發展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成熟于產業革命之后。血與火始終融合在“蔚藍色”之中。
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見證人，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莫爾早就怒斥圈地是“羊吃人”。類似的剝奪暴行，在西歐以及其他西方國家，都曾先后發生過，只是方式有所不同面已。馬克思在研究了這一現象之后，曾尖銳地指出，資本原始積累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大江東去》歌頌西方文明是“科學與民主的雙重歷史大合唱”。資本主義文明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確實具有世界性的歷史意義。然而，哪怕就在資本主義文明中，它都仍然帶有時代的局限性與階級的局限性，包括種族平等、性別平等等問題都存在。
五、
《大江東去》宣揚著的那種歷史宿命論，首先表現就是“歷史命定”說。人類的歷史，究竟是怎樣發展的?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還是天命注定的?
在《大江東去》這部電視片里，人民群眾不過是群氓，在歷史面前是無能為力的。它宣揚人民群眾是“成于上萬微不足道的個體”，世界上無論哪個民族“都不象中國人那樣奉行著一種獨特的、聽天由命的生命哲學”，似乎中華大地上什么都是命中注定的。“無論是丁汝昌還是鄧世昌，他們的悲劇性的失敗，其實早在戚繼光和鄭和的時代就已經注定了。”晚清發生的事情，早在數百年前的明朝就命定了，真是奇怪。更有甚者，宋曉帆和郎濤們竟說什么，到了中國近代，連我們民族中最先進、學識最淵博的人像魏源、林則徐都愚昧不堪，被時代拋棄，“那時中國只有一個人還醒著……他就是龔自珍”。這樣，整個中華大地，有的只是聽天由命的蕓蕓眾生了，以至“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我們頭上，我們卻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落下來”。看到這里，人們不禁要問了：冥冥之中難道真有一股力量在把中國拖向深淵么?
不，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整個世界是不依賴于人們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實在。現代科學早已探明，在那無邊無際的宇宙空間里，除了無數的恒星、行星、衛星和星際物質以外，根本沒有其它東西存在。太陽系和整個宇宙，絕非象有神論所形容的那樣，是什么和“地上世界”完全不同的“神的世界”。從哥白尼創立太陽中心說，伽利略制成第一臺天文望遠鏡并用它觀察天體以來，自然科學的發展，無情地摧毀了神創造世界的迷信觀念，逐步地證明了諸天體和地球都是不依賴于任何意識、精神而存在著的物質的東西。行星圍繞著太陽運動的規律,早在哥白尼和開普勒以前，就在宇宙中發生著作用。同樣，人類社會是整個物質世界的一個方面，也是物質世界長期發展的產物。創造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使類人猿變成了人，進而就出現了人類社會。在人類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運動規律是馬克思、恩格斯發現的，可是在他們發現這些規律以前，它們就在人類社會中發生作用了。事物的規律性,決定于客觀事物本身的性質,內容及其所依賴的客觀條件。事情很明白，事物的發展規律，歷史的發展趨勢，不等于“天命”。自然界和社會的這種發展規律，都是客觀存在的，不是由任何精神力量(包括所謂“上帝”)給予物質世界的。所以，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與所謂“天命”完全是兩碼事。所謂“天命”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們說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重要的就在于人民群眾發揮了認識規律、駕馭規律的歷史作用。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人有自覺的能動性，而動物則沒有這種能動性。恩格斯說，“人同其他動物的最后的本質的區別”就在于“動物僅僅利用外部的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⑤。這就告訴我們，在自然界起作用的是受客觀規律支配的自發力量，在社會中起作用的則是有著自己意志、愿望的自覺活動著的人，而不是什么“歷史命定”。人們能夠認識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并且能夠在認識這種規律的基礎上運用規律，使之為人類服務。宿命論者則否認社會意識的能動作用。他們認為，人對歷史的發展是無能為力的，人干預歷史事件是徒勞的。他們只能聽任歷史規律的擺布。這種觀點無非是要讓廣大勞動人民在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面前，聽天由命，俯首貼耳，任憑宰割。由此可見，這種宿命論的觀點，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大江東去》里說:“北中國的大地，幾度桑田、幾度牧場。長城南北，幾番征戰幾多白骨。忽而漢妾辭宮,公主和親，忽而番王來,納貢稱臣。多少歷史的悲喜劇,在長城的巨大背景下輪番演出。”似乎什么都是在“天命”的指揮下出現的。這就既否定了社會歷史的發規律，也否定了人民群眾的偉大歷史作用。所以，歷史宿命論完全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錯誤觀點。這種客觀唯心主義把事物的規律性的來源歸之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如“上帝”、“天命”、“絕對精神”之類，這同宗教迷信把事物發展的必然聯系硬說成是鬼神的安排，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質言之，甚至連“神”也是人創造的。不但科學的抽象，正確的思想是客觀外界的反映，就是錯誤的思想、荒唐的玄想、宗教的迷信觀念，也無不可以在客觀物質世界中找到它們產生的根源。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是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入問力量的形式。”古今中外傳說中的各種鬼神，不管是三只眼睛的，三頭六臂的，即使是孫悟空那樣能于變萬化的，都離不開人的模樣。它們不過是客觀事物在人腦中的曲折反映,都可以從人間找到原型““神”是人造的，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出來的。各民族的神都具有本民族的人的特征。這就啟示我們，人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給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保留余地。承認人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與承認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性并不矛盾。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是在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一定的社會條作下創造著歷史。這些社會條件是不能由他們按照自己的意圖來選擇的，人類的每一代都要面對現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些現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前輩的實踐活動的結果。人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圖來選擇生產方式。他們要改變生產方式，是不得不從人類以前的活動水平作為出發點的。這又更進一步地證明，所謂“天命”是不存在的。面且，既然人們置身其中的生產關系不是人們的自由創造或者隨心所欲地選擇的結果，它取決于生產力的水平，面“生產力又是人們實踐能力的結果”，這就更足以說明，“天命"純屬子虛鳥有，而體現在歷史進程中的人民的力量才是實實在在的。
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人們認識社會發展規律，改造世界的作用并不相同。在社會主義以前的一切自發發展的社會里，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受到種種限制。對于那些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來歧。例如，帝國主義國家所發動的戰爭，產生了它們沒有預料到的并且同它們的目的直接相反的結果:越來越多的國家脫離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而社會主義革命則陸續在一些國家取得勝利。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自覺能動性第一次擺脫了幾千年來私有制的枷鎖，得到了史無前例的大解放，創造出以往一切社會都不可能出現的人間奇跡。正如恩格斯所預見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條件，使人們所提出的目的在頗大的日益增長的程度上產生期望的結果。四十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輝煌成就雄辯地證明,中國人民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決不像《大江東去》所說的那樣是聽天由命的。《大江東去》認為近代中國“只有一個人還醒著”，這就徹底否定了人民群眾的社會革命主力軍的作用，把人民群眾看作是任人擺布的木偶。
其實，《大江東去》所宣揚的“歷史命定”說，也不是什么新鮮貨色，它源自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唯心主義。
歷史是一幅難以一下就認清的的復雜畫卷。自然界和社會歷史的客觀規律都隱藏在紛繁而矛盾的現象的深處，它們不可能有具體的看得見的外貌，要發現它們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許多歷史現象，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個偶然現象，其實它正是必然的表現形式。必然性通過偶然性為自己開辟道路，必然性通過大量的偶然性表現出來，這就使事物發展的進程具有豐富生動的內容。正因為歷史的發展有著本質和現象、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差異，一般唯心主義歷史學說，就利用社會歷史的這種復雜性，信口難黃，以售其奸。《大江東去》把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一切細節都看成是早已注定了的，似乎人們只能消極地等待必然性的支配。這樣，就把必然性神秘化并進而導致宿命論。我們改造世界的科學任務，就是要從偶然現象中，揭露出事物過程內部隱藏著的必然的規律性，而不是像《大江東去》認為的那樣，似平歷史發展是“天命”所規定的，不是通過人們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實踐來推動的。在這里，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分野是不容混淆的。
《大江東去》的歷史宿命論，還表現為“歷史輪回”說。人類社會的歷史，究竟是波浪式地前進的呢?還是輪回重復的?《大江東去》主張的顯然是后者。它先講到黃河在2540年間潰決1590次，平均三年就有兩次決口,然后筆鋒一轉，說道:“更可怕的是，這種周期性毀滅，在中國不僅僅是個自然現象，而且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以關的時間尺度來衡量，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從建立，發展趨于鼎盛，漸漸顯露出危機，爆發動亂，直到崩潰，每隔兩二百年就會發生一次激烈的大動蕩。舊王朝覆滅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顯地是一種時間上的周期性。”甚至認為，這種“周期危機”，中國人民到今天仍然無法擺脫，說什么“而今，中國人還有一個更深沉的嘆息，為什么我們的封建時代如此漫長，漫長得猶如那永無休止的黃河洪水”。社會歷史發展的這種周期輪回說，是完全違反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在事物發展的問題上，有兩種基本的發展觀，即辯證法的發展觀和形而上學的發展觀。一種觀點“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復”，另一種觀點“認為發展是對立面的統一(統一物之分為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面以及他們之間的互相關聯”。這兩種觀點是根本對立的。辯證法的觀點，揭露了事物內部的矛盾，“主要的活動正是放在認識‘自己’運動的泉源上”。這種觀點指明，事物的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只有這種觀點才能說明事物的革命變革，說明一事物向另一事物的轉化，舊東西的滅亡和新東西的產生。形而上學的發展觀，忽視了事物的內部矛盾，也就不能正確地認識事物的發展和運動。這種觀點在實質上是把事物看作是死板的、被動的，它本身不具有運動變化的能力，事物的“發展”被認為純粹是外力推動的結果。因此，這種觀點必然會走向唯心主義，就是從物質世界以外去找世界發展的泉源,把物質世界發展的源泉移到了精神世界,歸因于神。就像《大江東去》所宣揚的，“黃河三年就有兩次決口”，中國社會“每隔兩三百年就發生一次激烈的大動蕩”，似乎事物永遠只能循環反復地發生。這種觀點口頭上承認發展，而在實質上卻否認發展，因此它終究是形而上學的觀點。
這種周期輪回的發展觀，錯就錯在否定了事物發展的由量變到質變的規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規律。量變和質變是事物發展的兩種狀態。事物的運動變化，總是先從量變開始的。量的增加或減少，在一定限度內，不引起質的變化，即事物仍保持自己相對的穩定性。但是，量的變化一超出這個限度，就引起了質的變化，舊質歸于消滅，而出現新的質。這是由量變到質變的轉化。由質變而產生的新的質，又并始表現了它的相對穩定性。新的質是同新的量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在新質的基礎上，又開始了新的量變過程。這是由質變到量變的轉化。在這里，最變引起質變。由量變到質變和由質變到量變，如此不斷地循環往復，構成了事物無限多樣的發展過程。人類社會的發展，也經歷了漸進性的進化和突變性的革命變革互相交錯的過程。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與現存的生產關系發生沖突，這時就會引起生產方式的質的根本變革，就會發生社會革命，實現新舊社會制度的更替。在人類社會中，生產力總是向前發展的，因此生產方式也不可能永世不變。事實上，在中國根深帶固的封建社會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在明末清初就已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社會決不會像《大江東去》說的那樣，永遠在封建社會里作周期性的輪回。
事物的這種質量互變的規律，在一個較長的過程中，即事物運動完成一個周期后，又表現為否定之否定的規律。這種規律進一步揭示了事物由于內部矛盾的斗爭而轉化為自己的對立面的定律，揭示了舊事物滅亡和新事物產生的規律，并且說明了事物發展過程的螺旋式、波浪式前進上升的性質。這就是說，事物的發展所呈現的周期性，并不象循環論者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單純的循環運動，而是一個前進上升的運動。從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上升過程。而循環論的枳太錯誤,就在于把一切事物看成是簡單的周而復始,實質上是否定了事物的發展。別說1988年的《大江東去》了，就是到今天都有人仍然在販賣歷史輪回說，其用意在于鼓吹歷史倒退，希望倒退到資本主義甚至封建主義中去。
事物發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不僅說明了事物發展的前進性和繼承性，并且說明了事物發展的螺旋形和波瀾形式。這就是說，事物發展不是直線的，而是曲折的;不是團困轉的，而是循著螺旋 形上升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事物發展在總的前進運動中，往往出現遷回曲折甚至出現倒退。事物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所出現的倒退現象，只是暫時的、局部的，因而是相對的，而事物的上升運動和前進趨勢則是絕對的。
我們在探討社會歷史進程的時候，還要注意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20世紀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超出了馬克思、思格斯的預料:一系列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率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但沒有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相反地，卻把自身的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更成熟更完善的階段。這樣，在地球上就出現了一種奇特的格局:在經濟落后的國家里建立了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在經濟發達的國家里卻保存著相對落后的資本主義制度。處于幼年時期的社會主義同高度成熟的資本主義同時并存,共處競爭。從社會制度的發展進程上說，社會主義國家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明天，可是從目前的經濟水平上看,社會主義國家卻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昨天和前天。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矛盾。由于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落后，資本主義的“花花世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人會產生誘惑力。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由于受經濟文化的制約面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和危機卻由于經濟的發展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這種情況也往往會使人產生一種歷史錯覺，看不到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更優越的制度，甚至懷疑這個制度是不是按照社會發展的新陳代謝規律產生出來的，或者茍同“補課論”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史告訴我們，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社會發展的順序出現了五種基本生產方式的依次更替，這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一般順序。但在特定的條件下，有的國家、民族有可能表現出發展順序上的特殊性，跨過某一獨立的歷史階段而進到更高的階段，這并不違反歷史發展的規律。列寧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上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⑥何況，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行不通的歷史，中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上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
稍有歷史唯物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歷史輪回論是比個多世紀前的歷史進化論還要落后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歷史觀。在中國,早在20世紀早年的關于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中，這種認為中國歷史由于周期性的農民起義造成了一個又一個輪回的反動歷史觀,就已遭到許多進步史學家的批判,早已被人們所唾棄。寄怪的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后的80年代，一批社會主義制度下培養出來的“文化精英”，竟會重新搬起早已被證明是反動歷史觀的歷史循環論來闡述中國歷史，這實在發人深思啊。這就使我們有必要再次重申已被一再重復過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社會都是按否定之否定的規律不斷向前發展的，因為社會內部總是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相耳矛盾與調整，存在著不同階級之間的根本利益沖突和斗爭所產生的不竭的推動力。這種社會基本矛盾推動歷史發展的運動過程是歷史的本質內容。所謂社會結構在控制”“反饋”、“調節”下的“穩定”、“超穩定”、“不穩定”之說，不可能反映這一歷史運動的本質內容。所謂王朝的“修復”、“崩壞”或更選，更屬于歷史的表象。《大江東去》抓住這一歷史的表象，只看到封建王朝周而復始地更迭，而不考察在這一表象下歷史長河的不息運動，武斷地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象宇拉磨盤一樣在“古老的磨道里”循環反復地兜圓圈，沒有前進，這無疑是一種膚淺而荒謬的理論。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也是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規律，沿著一條曲折的路線由低級向高級不斷上升、發展的。雖然從表面上看，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常常出現從高級階段向起點回復--諸如《大江東去》中所說的每一次農民起義后，"“代之而起”的仍然是封建王朝的現象--但這已是在新的、更高基礎上的回復。中國歷史正是這樣螺旋前進的。
六、
《大江東去》雖然承認中國知識分子是一個獨特的群體，但又抱怨“沒有形成獨立的社會群體”。什么叫“獨立的社會群體”呢?如果把它理解為一個階層的意思，而中國知識分子——“士”的階層早在春秋戰國之際就已經形成了。如果把“獨立的社會群體”理解為一個獨立的階級，那么在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都沒有形成過這樣的“群體”，即使是在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知識分子也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階級。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剩余產品的出現,社會劃分為階級而產生的。知識分子從來都不是獨立的階級，而是分屬和依附于不同的階級的。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掌握了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在社會生產和歷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但這一切，絕不意味著我國的知識分子應該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而存在。
歷史上的所有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都要有自已階級的知識分子。各個階級的知識分子，都應當責無旁貸地為本階級的利益服務。這里不存在什么“附庸”的問題。盡管《大江東去》的對“中國知識分子始終依附于政治權力"表現出非常大的不滿意，但這是知識分子的本質屬性所歷史地規定了的，誰也無法回避。
《河殤》的作者置歷史的客觀規律于不顧，去哀嘆中國知識分子“沒能形成獨立的社會群體”，顯然有著自己的特殊的政治意圖。
郎濤希望在今天的中國出現一個獨特的“不依附于政治權力”、不做“附庸”的知識分子群體，說穿了也就是使中國知識分子成為離開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既然不愿做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勢必要另外尋找一種勢力或一個集團作為依靠。《大江東去》說:“比他們更有現實力量的,也許是這些相貌平平,談吐也不驚人的新型企業家們。甚至這些小商店的老板們中間，在這些急急忙忙趕路的生意人中間，在這些離開士地四處攬活兒的農民中間，正在積聚的新的社會能量和沖動，都不可低估。”討注意，這里就是不提知識分子今天依靠的工人階級，他們在另外的場合說得更明白，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與中國的“中產階級”也就是資產階級結合起來，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而郎濤后面不正是走上了這樣的路么？
知識分子依附于他們，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江東去》寄厚望于這種資產階級的“精英文化層”，不惜為他們貼金:“摧毀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們手里，能夠與海洋文明直接對話的是他們，把科學與民主的蔚藍色甘泉澆酒在黃上地上的是他們!”
還有滲透在《大江東去》中的憂患意識，是一望而知的，也是很能迷惑人的。為了激起觀眾和讀者的共鳴，還精心安排了以《優患》為題的一集(第五集)。在這里，作者提出了所謂“而復始”的黃河洪水和中國動亂的兩大憂患，以及這兩者之問的“某種聯系”。他們斷言，黃河的“洪水是無法預測的”。中國的動亂呢?按其邏輯，自然也是“無法預測”的。可是,作者又強調說,“我們必須朝前走，去沖破那周而復始的歷史循環”，獲得那“蔚藍色"文明的“新機制”。撇開顯見的邏輯上的矛盾，就可以看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以激發憂患意識為手段，把觀眾和讀者導向他們指引的“西方極樂世界”。
《大江東去》的一位顧問就說了，“我更認為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無終止的對話。在這種對話中，我們可以產生一種很深的憂患意識。這對當代人是有益的。”“在當前，無論是對黃河的憂患意識，還是對中國的憂患意識，都是件好事情。”
稍后，馬上有人考查了北宋的歷史，提出了“憂患意識有進步作用”的論斷。文章說:“歷史上的愛國之士，大都有強烈的憂患意識。”一般來說，“憂患意識不僅產生于外患，而且產生于內憂，并與內憂外患同步消長。"在中國歷史上，“有的封建王朝在內憂外患中垮臺，優患意識主要表現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有的封建王朝卻在憂患中奮起，既能轉危為安，又能大踏步前進。這時，憂患意識主要表現為促使內憂外患的壓力轉化為發奮圖強的動力。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從主流上看，憂患意識都有其進步意義和進步作用。把憂患意識僅僅看作封建士大夫的牢騷和消極情緒，是片面和表面之見。”⑦
那末，我們應當如何看待歷史上人們的優患意識，在現實中我們又需要有什么樣的憂患意識呢?
我們知道，人類的憂患意識，是人類在非常條件下產生的一種非常的意識形態，有對自然界的和帶社會性的兩大類別，并有一個從淺表向深層，從較為單純到相當復雜的逐步發展過程。在我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由于社會地位和認識水平的差異，人們的憂患意識是有區別的，可是總的來說還比較單純。到鴉片戰爭前后這個歷史階段，中國封建社會到了末世，封建統治階級更加腐敗，特別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入侵，人們的優惠意識就增添了特殊的色彩。這種色彩，隨著歷史的發展，日漸濃厚與多樣化起來。這就是我國在新的“內憂外患形勢下所產生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憂感意識。如果進一步深入考究，還可以發現，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不同政治利益集團以至個人的憂患意識，是有所區別甚至相當對立的。為了把不同的憂患意識區別開來，我們必須對人們的立是基點思維方式、價值取尚和政治導向等作全面的考察。假如籠統地把人們的憂患意識一概冠以“愛國”“愛黨”的美稱，就難免導致片面甚至謬誤的結論。比如，1946年國民黨反動派開始進攻解放區時，全國人民，特別是我們的許多同志，都很憂慮“戰爭是不是能夠打贏?”這種憂患意識促使我黨制定了正確的方針，也就是“在戰略上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要重視一切敵人”。中國共產黨運用這一戰略方針，領導全國人民，只用了三年多時間，就打敗了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政權。
另外，同全國人民和革命人士相反，反動統治者也會產生他們的憂患意識。比如，十年內戰時期,南京國民黨政府對紅軍的車事“圍剿”和對國統區革命文化的圍攻，就表現了他們的憂患意識。他們把中共領導的紅軍看成洪水，把革命文化視同猛獸，惟恐自己的反動統治被推翻，因而決心“剿滅”工農紅軍，扼殺革命文化。“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把中共及其領導下的紅軍看作是比日本帝國主義更具威脅性的敵人，因此制定并極力推行其反動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從而為日本的全面侵華提供了某種條件。
由此可見，今天的我們面對某種憂患意識時，必須弄清楚它是在什么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代表著什么階級的利益,特別是它促使事物或問題朝什么方向發展和最終取得什么樣的結果。不能看到“憂患意識”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動容。
（全文完）
【注釋】
①張國光:《要排除深化改革開放中“巨大的心理障礙”——評<河殤>作者宣揚的“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歷史負罪感”論》,《湖北社會科學》1988年第11期
②劉繼明：《黑與白》第三部，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23年版，第170頁
③劉繼明：《黑與白》第一部，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23年版，第388頁
④列寧：《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4頁
⑤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7頁
⑥列寧：《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76頁
⑦顧全芳：《北宋的憂患意識》，1989年3月22日《光明日報》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