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 題記：錢學森說“制度好”，意蘊深刻。在制度好的時候，科研人員出科技成果是很自然的。根據歷史資料，我國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一生最大的基礎理論研究成果，正是在那個“制度好”的環境里取得的。這里來回顧一下當年陳景潤搞出世界一流科學研究成果的文化環境，進一步理解“制度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毛主席夫人親自把關于陳景潤取得優異成績的同時，又“生命垂危”的“內參”轉給領袖，領袖立即批示“搶救”，當晚陳景潤就被送到首都醫院檢查治療。
結合具體的工作實際，錢老總結得出這樣的結論：
不要以為我們這些人那個時候抓得這么好啊，有什么本事，沒有本事。就是這個制度好，發揮了科技人員的集體的作用。
仔細品味這段話，這個制度好在哪里？
好就好在“發揮了科技人員的集體的作用”。
那這里可能會出來說了，陳景潤那是個人的奮斗結果，與集體有什么關系？
那就往下結合陳景潤大學畢業后工作單位轉換，以及所在單位如何在集體范疇給予他的關懷、照顧做一點分析。
至少可以說一個結論，陳景潤是個怪人，他不合群，難免在單位會被人不理解，但是陳景潤所處的環境是適合他的性情的，他是完全能夠專心從事自己癡迷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他取得了世界級的研究成果，不僅中國科學院的領導很重視，駐中國科學院的新華社記者還專門寫了“內參”送到中央領導那里，而及時給毛主席批示的是江青。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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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潤的工作安排：
從教師崗位到研究員崗位
陳景潤1950年代初從廈門大學數學系畢業，第一次分配的工作是到北京一所中學當數學教師，他不適應，就給廈大的校長王亞南寫了封信，傾述了自己的苦衷。很快王亞南這位我黨的大學問家，《資本論》的翻譯者，在1955年把陳景潤調回了廈大數學系。
這樣陳景潤大學畢業后的第二份工作就是在廈門大學當輔導員，兼管圖書資料工作。
他的第三份工作是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做研究工作。這與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慧眼識英才有關。
一次華羅庚的得意門生王元及數論組成員仔細閱讀了陳景潤的一篇論文，然后拿著論文來見華羅庚：
華羅庚親自閱讀了陳景潤給他著作提出的改進意見，并且連連稱贊道：“這個年輕人很好！他很有想法！很有培養前途！”
接著，他作出安排：“給陳景潤發個請帖，就說我請他作為特邀代表，到北京來參加數學討論會，請他到會作報告！”
就這樣陳景潤在華羅庚的親自引薦下，陳景潤走上學術討論會的講壇，向來自全國各地的二百多位數學家報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不久后，華羅庚又派陸啟鏗千里迢迢跑到廈門，經過一番奔走，將陳景潤調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據說這是華羅庚平生親自點名調來的唯一人員。
小結：陳景潤是不是在一個制度環境里轉換工作的？他的工作崗位為什么越來越適合他的個人專長？這是不是制度好的表現？他離得開那個新中國科學研究事業的大集體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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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尊重科學，鼓勵創新的文化環境里：
陳景潤能夠選擇自己最喜歡的研究對象攻關
１９５６年是中國現代科技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年4月，偉大領袖毛主席醞釀構建了宏偉的社會主義建設綱領《論十大關系》。
毛主席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
1956年1月,國務院開始編制《1956~1967年科技發展規劃》(即《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
陳景潤也就是在廈大數學系師生們，三五成群組成科研小組，熱火朝天干起來的影響下，開始下決心向哥德巴赫猜想進軍的。
陳景潤才23歲，他也有年輕人的豪情壯志。他選擇數論作為突破口，在老師們的指點下，集中力量，鉆研華羅庚的名著《堆壘素數論》、《數論導引》，向科學的高峰發起沉雄有力的進攻。
陳景潤悉心攻讀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其目的，是想將華羅庚的成果向前推進一步。初出茅廬，便向世界級的數學大師華羅庚挑戰，木訥寡言看上去有點病懨懨的陳景潤，何其大膽，何其氣魄！
那個時候廈門處在“福建前線”，盤踞在金門島的國民黨殘兵敗將，時常無端地向廈門打炮，敵機常來騷擾。當凄厲警報聲響起，陳景潤往往仍在數學王國中神游，一直到全副武裝的民兵，焦急地推開他的窗戶，命令他立即撤離到屋后五老峰下的防空洞時，他才戀戀不舍地離開小屋。即使在防空洞人聲嘈雜環境里，他依然可以頃刻沉緬在數論研究的自由天空里。
陳景潤搞出令大數學家驚訝的成果來，不是偶然的，他被華羅庚發現并調到北京工作也是必然的。
他在北京一如既往地馳騁于數論王國里，信馬由韁，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有重大突破，也是順理成章的道器變通。
1973年2月，陳景潤的論文在《中國科學》發表，著名的“陳氏定理”從此誕生。這篇論文立即轟動了國際數學界，引來一片贊嘆之聲，美國數學會通報期刊載文指出：“在數學研究所，華羅庚的一批學生，在解析數論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績。近年來，數學所得到的杰出成果是陳景潤的定理。這個定理，是當代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一位美國數學家寫信祝賀陳景潤：“你移動了群山！”
陳景潤就這樣成為享譽世界的著名數學家。
不過，由于他專注于科研工作，他嚴重忽視了自己的身體健康，以至于不得不由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關心，他才離開研究心愛的研究工作，接受短暫的身體“搶救”。
小結：陳景潤在做自己的專業工作——本職工作上不存在任何阻礙，不存在要他去“創收”，或者定期發論文考核的繁瑣煩心事。所以，他是能夠集中精力搞自己喜愛的科研工作的。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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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黨組織從來就沒有忘記陳景潤：
是江青把陳景潤的事情及時反映給毛主席的
陳景潤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之后，1973年4月6日，中國科學院《科研工作簡報》第7期發表了題為《數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項成就》，對陳景潤的成就評價是概括性的，并指出，此項成就將會在世界產生較大的影響。這無疑是科學的態度。
接著，新華社據此發表了一條消息，調子有了提高，認為是“一項被認為在國際上是領先的新成就”，“是20世紀數學的最大成就之一”。中央領導同志看到這份“簡報”后，要求科學院“寫一份較為詳細的摘要”，并將陳景潤的論文放大樣一并送往中央。4月16日，數學所將有關材料備齊，20日送到中央有關部門。
這一期間，新華社（內參）發表了一條陳景潤患嚴重腹膜結核，病情危險，急需搶救的消息。
在隨后的全院大會上，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武衡專門表彰了陳景潤，不過他沒提名字，僅說：“我國年輕的數學工作者在數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項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
坐在底下的新華社記者顧邁南，專門負責科技報道，聽到此處，她心中一動，立即詢問身旁的一位局長，得知這個人叫陳景潤，“是個怪人!”
第二天，顧邁南就到了數學所，接待她的革委負責人說，“這個人(指陳景潤)生命力很強，中關村醫院來了幾次病危通知單，說他快死啦，可他至今還活著。”
顧邁南迅速寫了“新華社內參”，專門報道了陳景潤。
江青在“內參”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陳景潤為好？”
毛主席毫不猶豫地在文件“要搶救”三個字上，畫了一個圓圈，并退給當時負責科研文教的姚文元辦。好像具體辦這件事的人是江青安排的，那是為了提高辦事效率——這是搶救一個人的生命！
毛主席畫圈“要搶救”陳景潤，猶如一聲令下，從中南海到各個有關部門，全部行動起來，這是陳景潤遠遠沒有料到的事。當然他也就被這么送到了首都醫院高干病房接受檢查治療。據說當時的衛生部副部長親自到場了。
1975年初陳景潤（中）作為人大代表參加了四屆人大。
小結：陳景潤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環境里搞出世界一流成果的，這個環境無疑是制度好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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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說的“制度好”那是帶有全局性的判斷
真好，就不是假好。
那個制度，好在優，異而優。因為這個制度好，使得像陳景潤這樣的杰出怪才，搞出了異而優的成果。
好在善，對絕大多數人的善，而對與絕大多數人相對立的人則不善。這個善，是有階級性的善，那才是人類社會最靠譜的善。從廈門大學到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陳景潤所在的集體是充滿善意的，黨組織從偉大領袖毛主席，到中國科學院的基層領導對陳景潤的工作、身體的關照，那真是無微不至的。
好在易，容易的易，易識別，易認可，易實踐。其中暗含有變易思維，也就是說，對無產階級而言，那是不難掌握的，對于非無產階級而言，那就不易掌握。陳景潤的研究歷程易識別易認可的，他的工作在那樣的制度環境里，也是易實踐的。只是我們現在回頭去看，那還得要有變易思維，不能太片面太僵化。
好在強，遇強不弱，遇弱不強。陳景潤還真有點遇強不弱的精神，他遇到了科學難題，不畏懼，不退縮，勇往直前。可是他成為弱者時，當他的身體出現了狀況時，有多少人關心照顧他呢？這是不是遇弱不強呢？
好在圓，圓滿的圓，空間上講究統一性，實踐上講究一致性，不搞虎頭蛇尾，更不搞口是心非，以及前后不一致那一套投機取巧的把戲。陳景潤無論是轉換工作，還是從事科學研究事業，一直到取得世界一流成果，這都是在一個文化氛圍里圓滿完成的，是不是？
好在應，呼應的應，制度好，最終就是這種制度呼應了時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那才是符合歷史規律的制度，所以才好。陳景潤和錢學森所在的航天系統的科研人員一樣，他們能夠出成果，實際上就是他們所處在的文化環境（包括制度環境）呼應了科研人員的訴求，這個呼應是符合時代要求的，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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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作了最適合陳景潤搞科研出成果的制度安排
在戰爭年代毛主席就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全國解放以后，毛主席親自制定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產生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有人總是陰陽怪氣含沙射影指責毛主席“迫害知識分子”，這個問題今天該是要說清楚的時候了。毛主席喜歡的是有科學良心的科學家，如李四光、錢學森、朱光亞、華羅庚、鄧稼先、林巧稚、談家楨、黃家駟，等等。為了培養更多這樣有良知的科學家，毛主席有大思路大格局，從戰術上講毛主席強調對知識分子進行改造，使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多少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人，逐漸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也成為社會主義新人，這難道是對知識分子的迫害？
試想，不用試想，今天完全可以看清楚了，知識分子如果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那就容易走上邪道，走向深淵——走向為敵對勢力服務的深淵，是不是？
從戰略上講，毛主席有個教育大布局，老人家定下的教育方針及其貫徹執行，在中國教育史上是史無前例的道器變通。新中國具有科學良心的科學家不是少，而是多，數學陳景潤，醫學科學家屠呦呦，計算機科學家胡偉武，就是典型代表。
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聽取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時有一段精彩的插話，讀來這個，無異于讀了一篇經典的科學研究指導報告。毛主席有個極其精彩的說法——“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
這不就是科學研究所要求的專心致志嗎？
這不就是科學研究所要求的寬容失敗嗎？
這不就是現代社會所講究的專業分工，又相互協作嗎？
這不就是像陳景潤這樣的科學家最需要的制度安排、文化環境嗎？
如果這樣還不算制度好，難道要科研人員整天忙著跑課題，跑經費是正道？
李克勤后記：在哲學層面講制度好，就避免被某些人強詞奪理說一些什么陳景潤與錢學森不是一個專業的奇談怪論。
錢學森講的“制度好”是帶有全局性的判斷，是不是？
最后再問一遍這個問題：如果陳景潤陷入科研考核的怪圈，會怎樣？能出那樣的成果嗎
制度好，是搞出世界級科研成果的必要條件。這是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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