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對兩河口會議的決議非常不滿意，心態越來越糾結，發作那是早晚的事情。
客觀而言，中央紅軍開始西征以來特別是遵義會議后，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的其他領導人一樣，對配合乃至迎接中央紅軍的態度還是非常積極的。強渡嘉陵江后，他對中央紅軍的情況也一直十分關注。渡江后，徐向前屢屢電催張國燾“把南邊的部隊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進取甘南。但張國燾死活不吭氣，叫人干著急”。而張國燾后來的解釋是：“那時他正注視中央紅軍的動向。對西出或北出，下不了決心。”[1]
張國燾的這個解釋應該是合符情理的，西征途中的中央紅軍的動向，與他還在五心不定中的戰略選擇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系。多年后，徐向前在回憶錄中稱：那個時期，因“戰爭的破壞和‘左’的政策交互作用的結果，把川陜根據地搞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好比一個池塘，水都抽干，魚還能活嗎？活不了的。根據地的人力、物力、財力消耗殆盡，紅軍只有另找出路，以圖生存和發展。”[2]
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也是當時全國各大革命根據地帶有一定普遍性的問題。在第三次“左”傾路線在中共黨內占統治地位的歷史時期，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所遭受的挫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來自于內部的重創——中央蘇區情況實際上與川陜根據地大同小異，所以也在“另找出路，以圖生存和發展”。張國燾關注中央紅軍的動向，希冀與之配合乃至會合以增加“以圖生存和發展”的本錢，那也應該是出自由衷的而非違心。或許正是因為這種希冀，以及重新振作因放棄川陜蘇區所帶來頹喪情緒的需求，當時紅四方面軍在上上下下地宣傳中，都把中央紅軍說得很威武很強大。
多年后，徐向前回憶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陳昌浩在會上提出了“歡迎三十萬中央紅軍”的口號。當時我有點反感，覺得這是吹牛。就說：“恐怕中央紅軍沒有那么多吧，還是留點余地為好。”但是，會后還是那樣宣傳的，標語也是那樣寫的。會師后的事實證明，中央紅軍還不到兩萬來人，哪來的三十萬嘛！我們的宣傳打了自己的嘴巴。弄得四方面軍的指戰員，議論紛紛。[3]
而筆者查證的結果比徐向前所說的還要過分：“中央紅軍六十萬西征大軍”。[4]
——這是當時紅四方面軍“新聞通稿”中的常用句。
這樣的宣傳句式與會師時中央紅軍的狀況，當然也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時在軍委縱隊后勤科工作的羅通數十年后回憶道：
四方面軍的裝束比我們整齊漂亮多了，一色高原軍裝。我們經過半年多艱苦征戰，已破衣爛衫，過了雪山還身著單衣。部隊減員也大，人數不及四方面軍的一半。四方面軍的同志真好。他們給我們送來了早已準備好的禮物：毛衣、氈襪、皮坎肩和給養等。后來還撥了許多人員和部隊補充一、三軍團。
不過一方面軍也有可夸耀的：同國民黨中央軍打了一年多仗，繳獲不少，武器裝備要比四方面軍強些。我們撥了一些較好的裝備給了他們。[5]
軍委縱隊下山那天，紅四方面軍九軍二十五師師長韓東山興高彩烈地帶著干部們去看望中央首長，半道上遇到曾在紅四方面軍當過師長的軍委干部團團長陳賡。面黃饑瘦的陳賡卻還是個笑話簍子，一把抓住他又玩笑起來：“老韓呃，中央首長都來了，你不弄點好吃的說得過去么？你現在官當得比我還大了，是不是官越大越小氣啦？”急得憨厚的韓東山趕緊解釋：“老師長你可別冤枉我，昨天我們就專門開了會去弄了牛，現在牛肉還在鍋里燉著哩……”
陳賡呵呵一笑：“嗯，這還差不多，老韓真有辦法。”
這當然是會師之際團結友愛的情形，肯定是正能量。
但負能量也并不是就不存在：一些紅四方面軍指戰員因為過去的宣傳“打了自己的嘴巴”因而“議論紛紛”，張國燾看見自己想象中的“大樹”只剩下幾根樹枝而自己才更象“大樹”，心態也就開始糾結開始變化；因兩軍的成長背景不同，會師后的中央紅軍指戰員們看不慣紅四方面軍在官兵關系、群眾紀律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也有議論；而黨中央的一些領導人也不合時宜地在軍中“媒體”上發出了批評之聲……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曾經提到過這樣一件事：
散會后，我回到住處午餐時，我的秘書長黃超將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爾什維克報》給我看。達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凱豐所寫的《列寧論聯邦》一文。這篇文章的大意說，列寧曾反對“歐洲聯邦”，因此西北聯邦政府是違反列寧主義的；再則這個所謂西北聯邦政府，也違反了中共中央的蘇維埃路線，在此嚴重關頭，居然提出西北聯邦政府的名義，無異否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6]
《我的回憶》錯訛很多，這件事情也是其中之一。不過張的陳述也并不完全是空穴來風：中共中央曾于1927年辦過《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但出刊52期后即于1932年7月停刊。臨時中央遷往中央蘇區后又辦過理論刊物《斗爭》，長征開始時也已停刊。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前的6月10日，又以“中共中央總政治部”名義創刊了《前進報》。兩軍會師后的1935年6月25日，該刊第2期出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的確也在該期發過一篇文章。但這篇文章不是《列寧論聯邦》，而是《關于番民工作中的幾個問題》，文章追溯了從清朝到國民黨政府以及英帝國主義對西藏少數民族的殘酷統治和壓榨，分析了西藏社會結構、宗教和西藏社會底層群眾的實際處境及其革命要求和覺悟程度，說明了紅軍對少數民族應取的政策。其中確實也引用列寧的話來批評“西北聯邦政府”。
這就觸動了張國燾郁結已久的心結。
回到雜谷垴，他就將自己的“不滿意”，在紅四方面軍干部中迅速傳遞、散播和擴大了。
7月2日，張國燾將同行的中央慰問團安排在距雜谷垴約20里處關口村[7]紅軍大學住宿，自己則先行去了雜谷垴（或理番縣城薛城鎮）[8]。當晚21時，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中革軍委，對松潘戰役部署提出建議，大意是松潘戰役可由紅四方面軍擔任主力，“一方面軍可以占阿壩一帶，創造后方，暫休息補充，作四方面軍預備隊”[9]。
這個聯署電報是否是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三人在一起商量后簽署的，是在何處發出的，目前尚難作出最后確認。但張國燾當天晚上可能已經在紅四方面軍干部中散布過關于黨中央的負面信息，這可以從時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的回憶中得到佐證。
一、四方面軍會合后，黨中央派劉伯承同志等到四方面軍傳達兩河口會議精神，正好是和張國燾同行的。臨到四方面軍領導機關，張國燾耍了個手腕，他把劉伯承同志等放在一個軍部里“休息”，自己先到四方面軍領導機關給干部們講了一通，使他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東西在干部頭腦中先入為主，待到劉伯承同志正式傳達時，正確的東西就被“抵擋”住了。[10]
根據林伯渠次日的日記記載，因為雜谷垴是紅四方面軍后勤部門和中共川陜省委所在地，慰問團到達這里后，決定林伯渠留在這里慰問紅四方面軍同志，李富春、劉伯承則前往東門外去看望徐向前、陳昌浩。
七月二日，晴，早六時行（注：從大秋地出發），行約八十里到關口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宿營。
七月三日，晴。午前十一時抵雜谷垴，部隊及番人群眾均列隊街口歡迎，午餐后伯承、富春赴東門外訪徐、陳、原總兵站部部長吳先恩。余留此。[11]
這里的“東門外”是一個極易產生誤讀和混淆的地名，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筆者也跟很多研究者一樣，想當然地認為這個“東門外”，指的就是雜谷垴或薛城的東門之外！筆者曾經查閱過《理縣縣志》和《理縣地名錄》，也曾到當地尋訪群眾，始終沒能找到這個“東門外”。后來想到此間縣治在幾十年間多有變化，于是又查閱了相關鄰縣的地名錄。最后終于發現，這個“東門外”實際上是一個當年屬理番縣而現已歸汶川縣龍溪鄉所轄一個村寨名！現名為東門口村或東門寨，“東門外”得名之緣由，是因為這里曾是古霸州城的東門之外。這個地方距薛城20公里以上，距雜谷垴（今理縣縣城）40公里以上，距岷江畔的威州（今汶川縣縣城）約10余公里，距茂縣縣城約60公里。[12]
這個村子，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曾經提到過——只不過徐的稱謂是“下東門”。
李先念率八十八師和九軍一部出發后，為便于指揮前線部隊作戰，我即移住理縣下東門（引者注：這就是“東門外”）。張國燾、陳昌浩仍在茂縣。下東門為岷江和雜谷垴河匯流的地方（引者注：實際上離匯流處還有20里路），是塊平壩子。四周環山，林木蔥茂，蹦跳騰竄的猴群，嬉鬧在山林間，逗人喜愛。有時我和警衛員、參謀一大早起床，站在山邊看猴子玩耍，別有一番情趣。[13]
徐向前的這段回憶中的地理要素同環境與如今的東門口村極其相似，但徐自陳的此間活動軌跡與筆者在當地的調研有些出入：徐當時并不是從茂縣移駐東門外的——紅一、四方面軍在夾金山北麓會師的6月12日，張國燾曾通過李先念向中共中央領導人通報過自己、陳、陳三人當時所在位置：“向前在理番，昌浩在北川，弟在茂縣”[14]。而據理縣有關史料稱：1935年6月7日～8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曾在理番境內的佳山寨駐節，12日又西遷至雜谷垴。[15]徐向前移住東門外，應該是在此之后的事情。而從東門外趕往茂縣后，他就再也沒有回到過這里。
如此，7月2日21時這份聯署電是三人一起商量后發出的前提是：張國燾7月2日晚上就趕到東門外見到了徐陳二人，在取得一致意見后又聯署了該電。但平心而論，這種可能性很小！——果如此，張國燾這一天要走近200里路（7月1日張國燾與中央慰問團同宿于紅三十軍八十七師駐地大秋地，距雜谷垴尚有百里之遙[16]）。或者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徐、陳首長當時在雜谷垴（或當時的理番縣城薛城鎮），張國燾是在雜谷垴或薛城鎮與徐、陳見面并商定相關作戰部署后聯名發出此電的——不過如此一來，徐、陳次日不留在雜谷垴或薛城鎮迎接中央慰問團卻直接返回了東門外，也就顯得十分不合情理了。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似乎更大：7月2日晚，張國燾是在雜谷垴或理番縣城（今薛城鎮）用電話與在東門外的徐、陳就作戰問題進行了商量，在取得了一致意見后，由張國燾簽發了這份聯署電。3日或4日，張國燾又繼續趕往東門外與徐、陳相見。
多年后，陳昌浩回憶道：
[兩河口]會后中央派劉伯承和張國燾回來傳達，但張國燾在路上把劉伯承留下了，只他一個人回來，完全用他自己的觀點來解釋，好多都是他臆造的。張國燾走之前我內心對毛主席還是欽佩的，感到中央紅軍發展很大。但張國燾回來后談的一切都是為了攻擊黨中央以毛主席為首的領導，曲解遵義會議，好象中央都不對，遵義會議前是錯了，遵義會議后也不行，唯一的證明是部隊垮了，只剩下幾千人。并以此為其脫離通南巴蘇區作辯護（當時有些干部對離開有意見），證明他的領導正確，保存了力量，成了紅軍的主力，一方面軍是不行了。中央好的東西一點也沒談，談的都是攻擊中央特別是攻擊毛主席的東西，把遵義會議之前的錯誤領導和遵義會議之后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混為一談。……他回來的宣傳使我成了他的俘虜。對中央領導發生懷疑，拿軍事上暫時的挫折來證明領導有問題，以紅軍的多少來決定領導的是否正確。……兩河口會議，事后回想起來我和徐都應該去，我悔恨的是那時我們去了情況會有不同，就不會光聽張國燾一面之詞。[17]
可見，張國燾先于中央慰問團與徐向前、陳昌浩見了面，地點應該就在東門外。
關于這個情況，陳昌浩在1939年12月寫給共產國際的自傳中有過陳述：
國燾由兩河口開會回到離雜谷垴東廿里（引者注：實為80里，即東門外）之徐向前所在地與我及徐向前見面時，國燾不待中央代表李富春、劉伯承到達，即滿口提出非事實的誣蔑，大肆攻擊中央，說“中央政治路線不正確，十萬紅軍現在只剩下七八千人了，紀律很壞，內部紛爭”，又說“中央要改造四方面軍撤換四方面軍領導”，結論就是“我們要即時抓住四方面軍與中央展開路線上的斗爭上。”[18]
[圖2-1-1：雜谷垴和東門外（1935年7月），來源：自繪，周軍，趙文捷]
注釋
[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68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7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3]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77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4]《中國共產黨西北特區委員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臨時政府布告（第一號）（1935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2～第3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羅通：《來自井岡山下》第121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233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7]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理縣樸頭鄉。
[8]《劉伯承與紅四方面軍戰史編委會同志的談話（從張國燾看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的一些問題）（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檔案館；《陳昌浩介紹情況記錄（1961年5月10日）》，紅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辦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9]《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關于作戰部署意見致中革軍委電（1935年7月2日21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5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西北局的光榮使命（1997年12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林伯渠日記（1935年5～11月）》，《中共黨史資料·第64輯》（中共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第4～第5頁及相關注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2]汶川縣地名領導小組編：《汶川縣地名錄》第29頁：“東門口，又名東門外，原牛山寨和羅山寨踏平霸州后，該村建霸州城東門處而得名”，當時為理番轄地，今為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縣羌人谷旅游區。
[13]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03～第305頁，第318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4]《張國燾關于紅一、四方面軍匯合后的戰略行動問題致朱德、周恩來、毛澤東電（1935年6月12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48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5]理縣地方志辦公室編撰：《紅軍長征過理縣》，《阿壩州志之紅軍長征在阿壩》，第181頁，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佳山寨是位于東門外西南數十里高山上的一個山寨，徐住過的房屋現在仍然保留。房主龍志興是當地羌族首領，建國后與徐有過聯系。龍志興之子龍昇云尚健在，筆者對他進行過采訪。
[16]《林伯渠日記（1935年5～11月）》，《中共黨史資料·第64輯》（中共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第4～第5頁及相關注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17]《陳昌浩介紹情況記錄（1961年5月10日）》，紅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辦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18]《向共產國際報告書之二——陳昌浩的自傳（1939年12月24日）》，俄羅斯檔案陳昌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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