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河口是個環境優雅美麗的地方，但當年在此間開會的人們卻很難有欣賞美景的心境：十萬將士出路何在？革命力量生機何覓？正等待著他們作出抉擇，拿出辦法。而且這個“作出抉擇拿出辦法”的約束條件是很苛刻的——時間有限，機遇有限：蔣介石，不會留給他們太多的選擇時間，不會留給他們太多的生存機會。
多年后，徐向前回憶道：
會師前夜，蔣介石判斷我一、四方面軍“急圖合股川西”，“不外橫竄康、青，北向甘、陜兩途”。因而以胡宗南部二十七個團，布于松潘至平武一線，扼我北進；以劉湘、孫震、李家鈺等部九十余團，固江油、汶川、灌縣一線；以楊森、鄧錫侯部五十余團至名山、蘆山、雅安、滎經一線，防我東出；以劉文輝、李抱冰、薛岳等部，自南而北推進，追堵紅一方面軍，并策應岷江東岸；以甘、青兩省的馬家軍，防我西出青海。我北面的四軍、三十軍一部，在松潘以南的鎮江關、松平溝地區，與胡宗南部對峙；東面的四軍、三十一軍各一部，在汶川、觀音梁子、千佛山、土地梁、北川、片口一線，與川軍對峙。敵人不斷向我進攻，激戰一直不停。[1]
這也就是說，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的可能行動方向——北上陜甘也好，南下川康也好，東出北川也好，西進甘青也好，早在兩軍會師之前，就都已在蔣介石的預計之內、研判之中，而且也有實際應對的措施和軍事部署。這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早已先于紅軍一步，依仗著他手中強大的軍事力量，開始了對剛會師的紅一、四方面軍新一輪的擠壓和進攻。
對于紅軍來說，任何一種選擇都要擔當風險——沒有一個是萬全的。
如此嚴峻形勢下，在兩河口集會的共產黨領導人們，又會作出怎樣的抉擇呢？
史載：那天的與會者都充分發表了意見，而且比較一致，沒有發生太大的爭執。
首先發言的是周恩來，他代表書記處作戰略方針和軍事行動方案報告——他闡述了在松潘、理縣、茂州一帶不利于建立根據地，必須北上到川陜甘去的理由：
㈠川陜甘地域便于機動；松（潘）理（縣）茂（縣）地域道路狹窄，利于敵人封鎖，不利于紅軍反攻。
㈡川陜甘群眾條件好，人口多，是漢人區域，便利紅軍擴大；而松、理、茂一帶人口只二十萬，又是少數民族區域，不利于紅軍擴充。
㈢松、理、茂地域糧食、牛羊缺乏；川陜甘物產較豐富。紅軍如陷在松理茂地區，將無前途。并指出，向南是不可能，敵人已占領夾金山以南地區；向東過岷江也不可能，敵人已集結一百三十個團的兵力；向西北是廣大草原，條件更艱難，只有向北，只有采用運動戰，發揚紅四方面軍的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為此，兩個方面軍要統一指揮，集中于中央軍委。紅軍分三個縱隊北上，派六個團攻松潘，對岷江東岸佯攻。[2]
這個發言應該代表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醞釀已久的意見，客觀環境的困難又是無法回避的：20多萬人口的地區肯定難以養活10萬紅軍，“水淺不養魚”的道理也是非常客觀的存在，而且不難明白……
周恩來的發言得到了與會者們的贊同。
毛澤東的發言著重于闡示“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
㈠中國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陜甘建立根據地，可以把創造蘇區運動放在更加鞏固的基礎上，這是向前的方針。要對四方面軍的同志作解釋，他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有實現向北發展的可能。
㈡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御，不是跑，而是進攻。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過山戰勝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以建立新的根據地。
㈢應看到哪些地方是蔣介石制我命的，應先打破他。我須高度機動，這就有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
㈣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與我打野戰，我有二十團以上，是夠的；如不與我打野戰，守堡壘，就一定要打破駐點，牽制敵人。現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敵向前奪取松潘。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經松潘到決定地區去。
㈤責成常委、軍委解決統一指揮問題。[3]
毛澤東發言中所言“要對四方面軍的同志作解釋，他是要打成都的”，指的就是張國燾。
對于“此地不宜建立根據地”的道理，張國燾是沒法反對的。但對于向哪個方向“打出去”，他卻另有看法：“此戰略（指南進戰略）向南向成都打，這些敵人是不成問題的，并消滅了他。向東打地勢限制，松潘北邊的情況還沒有確切調查，我們去甘南還是站不穩的，還是要移動地區。”
這可能是會議上唯一比較反面的意見。
王稼祥則剖折了“北出時機”的利害攸關：“如果認為一面無敵，后退無窮，這就錯了。這是躲避斗爭，不看到進，只看到退”，“我們要打到川陜甘廣大地區去。目前的地區處在高山深谷，狹路不便，敵人不容易來，使一、四方面軍能夠匯合；但是，一、四方面軍已經匯合了，這個地區就很不利于我軍作戰。現在應該迅速地打出去。敵人想把我們限制在這里，逼到草地，我們必須從北邊松潘方面打出去。但是，要迅速，如果時間上拖延久了，從松潘方面就打不出去；要迅速，使敵人的兵力還未來得及部署，這就有利于我們去消滅敵人。從松潘打出去是個關鍵。如果我們的動作快，面臨的困難就少；如果我們的動作慢，面臨的困難就多，敵人就會增調兵力，向北過草地到了冬天更困難，紅軍的糧食、衣服等給養問題也勢必困難重重。”[4]
后來的事實證明，王稼祥這番剖析，句句都說到了要緊要害處。
張聞天最后作總結性發言：
在戰略方針問題上大家既然意見一致，就應團結一致來實現。
第一：目前這個戰略方針是前進的，唯一正確的。如果用另外一個方針。那就可能發生敵人把口子守了，我們只好準備過草原，這是退卻的，不適合用的。
第二：要實現目前這個戰略方針，首先就要進攻和控制松潘。這樣，困難是有可能發生的，但我們應想辦法來克服，而不是轉彎放棄這個方針，那樣是錯誤的。現在我們應用盡力量克服因難，這方面我們與四方面軍均有很多經驗。
第三：創造川甘陜蘇區.只有依靠決戰勝利。有些同志馬上想起減員等等，我說沒有必要，我力量增加了就能更多地消滅敵人。而目前我們處的這個地區太狹窄，不能進行大的運動戰來消滅敵人，故不好留下來。
第四：我們的方針只能是爭取前進，因為前面有廣大的地區，建立蘇區的意義也要比其他區域大。
第五：保持后面的退路也是一個條件。現在我們就要在這個地區盡量開展游擊戰爭，使之成為游擊區，以便安插傷病員與笨重的東西。只要對少數民族的工作做的好.這個地方是能很好開展游擊戰爭的。我們應在決定從什么地區退出、轉移的同時，就要注意安放游擊隊。
最后：
㈠組織上應統一。國燾同志是常委，是軍委負責的一個。
㈡要依靠戰斗部隊組織這個戰役。
㈢關于縮小政治部和大的機關干部的調劑，以及其他人員的調劑須有具體的商量。[5]
兩天后6月28日，會議一致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會議決議。
這個被稱作《關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共有五項內容：
一、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二、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的向甘南前進。
三、必須派出一個支隊向洮河、夏河活動，控制這一地帶，使我們能夠背靠于甘、青、寧、新四省的廣大地區有利于向外發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軍事、政治、經濟條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紅軍的活動與發展。但必須留下部分力量發展游擊戰爭，使這一地區變為川陜甘蘇區之一部。
五、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斗爭中的主要危險。
六月廿八日
（這一決定各政治部負責一直傳達到團，但必須絕對保持戰役部署的秘密）[6]
在會議就決議進行表決時，張國燾也表示了同意。
決議最為重要的意義體現在第一項：將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川陜甘，建立面向全國發展的新的蘇維埃根據地這一設想，作為指導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后如何行動的首要戰略方針，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的文件形式加以確定，指明了紅軍主力行動的戰略方向，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邁出了走向民族革命斗爭歷史大潮潮頭的關鍵一步！
這個方針的形成與確立，是討論這段歷史無論如何不可回避的核心和焦點。
注釋
[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28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周恩來在兩河口會議上的報告（概要）（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82～第283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修訂版
[3]《毛澤東在兩河口會議上的發言（節錄）（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年譜（1893～1976）》（上）第499～第500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4]《堅決迅速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王稼祥選集》第102～第103頁，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5]張聞天：《在兩河口會議上的總結發言（1935年6月26日）》，《張聞天選集》第550～第551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6]《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關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兩河口會議）》，《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3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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