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先生，就是著名的蔣介石先生。他今天的人設，其中一個是“抗戰領袖”。當然，不是他自己設的，他已經死了，是有那么一幫與蔣先生的關系不能明說、不便明說的人，替他設的。
蔣介石的“死”，不用“去世”“逝世”這樣的詞，而就是用“死”這樣的詞，不是我的獨創，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機關報《人民日報》使用的詞，相當于給蔣先生的一種謚號。作為中國公民，當然要與黨保持一致，不能亂說。我黨對蔣先生的定性，是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代理人，是四大家族之首。這個定性，只要新中國還在，那就不可以更改。
關于蔣先生的“抗戰領袖”這個人設，這里面的彎很多，也很有意思。
第一，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日戰爭，領袖是毛主席，不是任何其他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的領導機制是中國共產黨毛主席倡導并克服一切困難、挫敗一切投降分裂行動而維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是蔣記國民政府；抗日戰爭的主力軍是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和各敵后抗日革命根據地軍民；全民族抗戰的戰略指導是《論持久戰》，是毛主席寫的。這是歷史事實，也是為全中國各族人民都衷心接受、不容歪曲的歷史結論。
第二，蔣先生的這個人設，是“民間”的人設，不是中國共產黨給他的“人設”，也不是中國人民政府給他的“人設”！體現了“民間”的某種思想動向。
第三，蔣先生的這個人設，是最近二十多年才有的。以前，時有時無，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無。所以，蔣先生的這個人設，在時間上、地點上，很矛盾。
第四，把蔣先生的人設搞成“抗戰領袖”，并不是說要堅持反帝、反霸，而是為了貶低毛主席、貶低共產黨、貶低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后抗日軍民的主力軍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抗戰勝利后，蔣先生從峨眉山上下來，要摘桃子。現在把蔣先生的人設搞成“抗戰領袖”，是當年蔣先生摘桃子行動的繼續。
第五，當然，為了摘桃子而推出的“英雄人物”，不光是蔣先生一人，還有其他很多人，成批成批的。所打造的“人設”，也是五花八門，聽起來都很嚇人。比如，李澤厚、劉再復被打造成劃時代的“思想家”，以便于告別革命；陳寅恪、季某林被打造成“國學大師”，以便于“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馬演出等被打造成了“ 學家”，以便于指責中國人數增長 ；茅于某、厲某某、吳某某、林某夫等一眾人物被打造成“經濟學家”，以便于市場化、國際化；方某方、不言、賈某父女、陳某實、閻某、蔣某等被打造成了作家，以便于“車欠埋”；張某、陳某、賈某被打造成了電影導演，以便于拍攝“金岡川”“四百加4伯”；馬粑、柳氏、許皮帶、大泡等被打造成了著名企業家，還是網紅，以便于“與國際接軌”；何某庥、王某、高某等被打造成了“院士”，以便于“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借用王院士的話說，都是形形色色的“夢之隊”。這些是大打大造，天下人都知道；還有眾多小打小造，知名度不那么高。
第六，雖然不同人設的打造批次不同，具體任務不同，但是，大家的意圖是完全相同的，步調基本一致。
第七，甚至，人設打造最成功的，還不是蔣先生。
第八，打造過程還在繼續，比如法學家、 之類。該打誰、該造誰，打造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地域范圍內傳播，什么時候停止其人設打造并重搞人設，當然會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隨機應變，大家門清。
第九，前幾天，中國暴出了某醫學院“4+4”醫學博士培養模式丑聞。該模式的始作俑者王院士說是他從美國引進的創造培養模式，饒校長也出來幫腔。他們好哥倆真能瞎掰。這個“4+4”醫學博士生速成模式，其實是地地道道的中國造、土特產，土得掉渣，洋味還真不多。上面提到的被打造出來的各路大神，都是如此模式打造出來的，沒有一個大神的打造，超過4年！也當然不問大神之前是做什么的。比如，茅某人被打造成經濟學家之前，是一名光榮的火車司機，到美國的大學里洗了個澡，回國就成了著名經濟學家，所以，其經濟學理論也滿嘴跑火車。不過，用王辰院士的話呢，就可以說，茅的經濟學理論，從開火車的專業中吸取了靈感。跨專業，就有這個好處；大律師陳某西以前是搞中文的，結果，當上大律師之后，他的辯護詞往往充滿文學味道；何某庥呢？以前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專業的，所以，雖然被打造成了核物理學家、院士，但他的核物理理論，基本上聽不到，他的經濟學理論，倒很是驚人……
第十，王院士用“4+4”模式打造醫學博士生、醫學“夢之隊”的過程，不就是以上打造各路大神之法的翻版嗎？有什么區別嗎？
第十一，這叫什么呢？他們自己管這叫“我勸開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的這句名詩，他們拿來當作遮羞布，又當作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幌子。（龔自珍何辜？）王院士只是活學活用而已。最不地道的地方，也在此。王院士為什么給這個醫學博士生的速成模式搞個“4+4”的名字，就把知識產權送給了美國，有些可惡。其實，別叫什么“4+4”模式或者項目，也根本不需要洛克菲勒基金會出錢，就叫醫學領域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不好嗎？不香嗎？說是“弘揚傳統文化”，難道就不好聽嗎？不是更能服人嗎？即使不能服人，也能嚇人。
第十二，其實，美國要打造個什么東西、人設，需要“4+4”嗎？根本不需要！“0+1”就可；“0+0”也可。你看，特朗普一天官也沒有當過，就馬上可以當總統！這叫“0+0”項目。這樣的人才，美國多的是，那才是真正的“不拘一格”，自由之精神，人個都有獨立之人格，比如副總統萬斯。所以，說“4+4”來自美國，根本就是驢唇不對馬嘴，找錯了方向。
第十三，繞遠了。中國的有些事，不繞遠就說不清楚，繞遠了，讀者又會喪失讀下去的興趣，即使說清楚了，讀者也未必愿意看到底。
第十四，把蔣介石打造成“抗戰領袖”的人設，在傳播時期、地理范圍、具體場合上，有嚴格的限制，需要很高超的把握技巧！萬不能無論什么時間、什么地點、什么場合都推出如此人設！比如，在地理范圍上，只限于中國大陸，不包括港、澳、臺，更加不包括國外，尤其不包括日本！這個，一定要注意。不光為蔣先生打造“抗戰領袖”人設的人要注意，就是我們這些看客，也要注意，別一不小心犯了認識上的錯誤。
第十五，為什么只在中國大陸范圍為蔣先生打造“抗戰領袖”的人設，而不能在港澳臺、國外特別是日本為蔣先生打造這樣的人設呢？這要從打造者自己的意圖和心理分析起。這些打造者之所以把蔣先生打造成“抗戰領域”，其目的在于竊取抗戰勝利果實！現在，這個果實已經無法竊取了。那么，人家為蔣先生打造如此人設的目的，主要地不在于搶勝利果實，而在于抹煞毛主席、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之功。但是，人家可不想因此得罪日本人特別是日本人背后的美國人！如果因為把蔣先生打造成“抗戰領袖”而得罪了日本人以及美國人，雖然能夠把抗日戰爭的成果搶到手、能抹煞共產黨毛主席對抗日戰爭的功績，但是，仍然是得不償失。所以，蔣先生的這個人設，很大程度上僅僅限于中國大陸！不能“出國”！
第十六，老實說，這個分寸，還真不好把握，為難人。不過，好歹人家根本不是人，人家是“神”！人家還真的把握得很好。人家這么多年就是這么過來的。
第十七，這就出現這么一種情況：在中國大陸，你要說蔣先生不是“抗戰領袖”，這些人會出來罵你！說你不懂歷史，說你被“洗腦”；同樣，要是在日本，你要說蔣先生是“抗戰領袖”，這幫人同樣會罵你！說你不懂歷史，說你被“洗腦”。
第十八，究竟蔣介石是不是“抗戰領袖”，還得問問蔣先生自己。蔣先生自認為是“抗戰領袖”嗎？這個，也要區分時間段、時間點和地域范圍，有時是，有時不是；有些地方是，有些地方不是；有些場合是，有些場合不是，相互之間難免矛盾。
第十九，從時間角度看，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七·七”事變，這段時間，誰敢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任何場所說蔣先生是“抗戰領袖”，那蔣先生必然指派戴笠、陳立夫、陳果夫，或者是上海灘的流氓，將其裝進麻袋、扎緊袋口，扔進黃埔江！因為這是對蔣先生的最惡意的誣蔑！
因為這一時期，在中國，在全世界，蔣先生的意見是“奢言抗戰者，殺!”“亡于日本,能為亡國奴;亡于共黨,為奴亦不能 。”
娘希皮，你居然敢說我是“抗戰領袖”！
第二十，從1937年“七·七”事變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本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個四年多時間，蔣先生對于“抗戰領袖”這個人設，是既想要又不想要，既不想要又不能不要，矛盾得很，很痛苦。不當“抗戰領域”，則其在國內的統治地位，就不保；當“抗戰領袖”吧？實際上內心深處根本不想與日本人打仗，因為會嚴重影響自己家庭及其內部相關人士的財富，而且，他認為他百分之百打不贏。他心里對汪精衛充滿羨慕、嫉妒、恨，因為汪先生搶了他的風頭，奪了他的功勞。他心里對日本還有許多埋怨：日本，你哪像個大國的樣子嘛？我不比汪先生香嗎？汪先生能做到的，我做不到嗎，我做得不如汪先生好嗎？真是沒有眼光。
這個四年多時間，蔣先生要是想當“抗戰領袖”，他早就對日本宣戰了，根本不必等到美國宣戰。等美國對日定點，你再宣戰，多次一舉，欲蓋彌張，畫蛇添足。
第二十一，時間來到了1945年，尤其是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勝利在望。這一時期的蔣先生，發動一切力量，重點打造自己“抗戰領袖”的人設！因為，只有“抗戰領袖”才有資格從峨嵋山上下來摘桃子。
第二十二，美國、蘇聯，也希望蔣先生是“抗戰領袖”！因為，只有蔣先生是“抗戰領袖”，則蘇聯美國在中國的利益，才有保證！蔣先生會保證它們的這些利益。
第二十三，共產黨、毛主席呢？你看共產黨毛主席會向美國、蘇聯出讓主權利益嗎？看樣子不太像！后來也的確沒有。所以，在美國蘇聯眼里，毛主席不能是“抗戰領袖”！共產黨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萬不能是。
第二十四，今天把蔣先生搞出“抗戰領袖”人設的勢力，有一句話說得好：叫做“蔣先生是國際公認的抗戰領袖”，這話，說得還真對！就是這么回事！
第二十五，問題是，蔣先生是不是中國人民的抗戰領袖，這么重大的問題，為什么由“國際”來公認？為什么要聽“國際社會”的？就不能由中國人民自己說得算嗎？就不能征求一下中國人民的意見嗎？
第二十六，從1945年8月到1949年，蔣先生坐上了“過山車”，搶來的果實還是沒有守住，最終逃到寶島臺灣。這個四年，更是蔣先生對“抗戰領袖”這個人設極其矛盾的四年。先是強調自己“抗戰領袖”的人設，以便于把中國主權利益奉送給美國蘇聯，換取美國蘇聯的支持，也換取美國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不支持。但是，在特定場合，也不能強調自己是“抗戰領袖”，比如在面對在華日本戰犯時，就不能這么強調，這樣會傷了岡村寧次等幾百名甲級、乙級戰犯的心！不利于“蔣日友好”、共同反共的大業。
第二十七，到了1949年以后，蔣先生就更不能過于強調自己“抗戰領袖”的人設了！因為，“蔣日友好”對于偏居臺灣一隅的蔣先生來說，相當于救命稻草，至關重要！哪里還敢得罪日本。
第二十八，就是今天，強調蔣介石是“抗戰領袖”的人設，也僅僅限于中國大陸！萬不能傳太遠。這個人設，一旦出了大陸，就會產生負面影響。
第二十九，為蔣先生打造“抗戰領袖”的人設，有位方先生著力最多。當然，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上海的余先生，似乎也說過些話。
第三十，關于蔣先生的“抗戰領袖”人設問題，其實可能成為一門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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