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化的靈魂是吠陀經典，亞伯拉罕一神教的靈魂是《舊約》。對于一個民族而言，這些“經”恰似夜空中永恒的星辰，指引著文明的航向，鑄就著精神的脊梁。回溯人類歷史長河，那些歷經滄桑仍屹立不倒的偉大文明，皆以其經學為根基，構筑起獨特的文化大廈。
難以想象，廢除了印度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神圣經典，信仰這些宗教的族群會變成什么樣子？甚至這些族群能否持續數千年都是一個巨大的疑問。
在古老的印度，吠陀經典如恒河之水，潤澤著每一寸土地，滋養著每一顆心靈。從《梨俱吠陀》對宇宙起源與神靈的謳歌，到《奧義書》對生命真諦與靈魂解脫的探尋，印度人在自己的經學中找到了對世界的認知、對自我的定位，以及面對苦難與輪回時的精神寄托。它成為印度文化傳承千年的密碼，無論是朝代更迭還是外族入侵，只要吠陀經典的智慧仍在傳頌，印度人民便能在文化的脈絡中尋回身份，重聚力量。
同樣，在亞伯拉罕一神教的信仰世界里，《舊約》宛如一座巍峨的豐碑，矗立在猶太民族的精神高地。即便歷經巴比倫之囚、羅馬帝國統治、歐洲大屠殺等無數磨難，只要《舊約》的智慧火種不滅，猶太民族便能在流散中堅守信仰，在困境中重燃希望，最終重建家園，延續民族的傳奇。
《出埃及記》是《舊約》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它講述了以色列人擺脫埃及法老奴役，在摩西帶領下出走埃及，獲得自由的故事。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后，在西奈山頒布了《十誡》，成為猶太教的基本教義。
每年逾越節，猶太人都會舉行隆重的慶祝儀式，重溫《出埃及記》中記載的以色列人出走埃及的歷程。在逾越節晚餐上，他們都會準備一個無酵餅，稱為matzah，代表著以色列人出埃及時，倉促逃亡，來不及準備糧食，只能吃無酵餅。還會準備一杯苦菜汁，代表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奴役之苦。
《出埃及記》是猶太人最核心的集體記憶，也是猶太人之所以為猶太人的身份認同基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出埃及記》，就沒有猶太人；沒有猶太人，就沒有基督教；沒有基督教，就沒有西方文明。
中國人的經學指《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類經典。
過去四五千年來，它們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根，中華民族的靈魂。特別是自漢武帝“表彰六經”以來，經學成為中國歷代王朝的官方正統思想，形塑了中國人的精神價值世界，也是中國歷代王朝治理的基本原則。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敘》說：“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經學不僅塑造了中華民族的人文品格，更維系著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與民族凝聚力。在古代中國，無論身處中原繁華之地，還是邊疆偏遠之鄉，只要誦讀經書、遵循經義，人們便能在共同的價值觀與精神追求中找到歸屬感，形成強大的向心力。這種基于經學的文化認同，使中華民族在歷經多次外族入侵、朝代更迭后，仍能保持文化的連續性與民族的獨立性。
章太炎是近代一位偉大的學者和革命家，他比一般人更能體會到經學在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的作用。1935年，在《論讀經有利而無弊》一文中他大聲疾呼：“《春秋》大義在中華《春秋》三傳雖異，而‘內諸夏，外夷狄’則一。自有《春秋》，吾國民族之精神乃固，雖亡國者屢，而終能光復舊物，還我河山，此一點愛國心，蟠天際地，旁礴郁積，隱然為一國之主宰，湯火雖烈，赴蹈不辭，是以宋為元滅而朱明起，明為清滅而民國興。余身預革命，深知民國肇造，革命黨人之力，蓋亦微矣，其最有力者，實歷來潛藏人人胸中反清復明之思也。……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國響應，此非收效于‘內諸夏，外夷狄’之說而何？方今天方薦瘥（薦瘥，jiàn chài，深重的災禍——筆者注），載胥及溺（載胥及溺，相繼沉沒之意——筆者注），滿洲亡而復起，日人又出其雷霆萬鈞之力以濟之，諸夏阽危（阽危，diàn wēi，面臨危險——筆者注），不知胡底。設或經學不廢，國性不亡，萬一不幸，蹈宋明之復轍，而民心未死，終有祀夏配天（祀夏配天，祭夏代的祖宗以配祭天帝，此處意指民族復興——筆者注）之一日。”【1】
歷史車輪在20世紀初的動蕩中急轉，一場對經學的猛烈沖擊悄然降臨。1912年，新上任的教育總長蔡元培發布命令，通令全國中小學廢止讀經，這一舉措如同一把利刃，斬斷了經學在教育體系中的傳承脈絡。隨后，學術界對四千年經學經典展開系統肢解，甚至將經學視為封建糟粕、陳舊觀念的集合體，予以批判、摒棄。
這一自毀長城之舉，一百多年來如陰霾般籠罩著中華大地。其嚴重后果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中國文化概念的本義變得模糊不清。因為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的源頭是經學，廢除經學后，中國文化就失去了主心骨，各種思潮、流派便如無根之萍，肆意生長。儒家的仁愛之道、道家的自然之思、法家的法治理念等，皆因失去經學的統攝與滋養，而變得支離破碎、相互沖突。中國文化不再是具有內在邏輯與統一精神的整體，而成為被任意解構、拼湊的大雜燴，民族認同也在這種文化亂象中逐漸消解。
比如對近代影響甚巨的《大學》“新民”思想，原文本是“親民”，宋儒錯解《尚書》“新民”本義，才將之誤改為“新民”。章太炎先生談到這種錯誤的嚴重性時指出：“《大學》據宋儒所講都錯。不僅講錯，即章次亦多顛倒。致明王陽明有恢復古本《大學》之舉，而詆宋儒之講《大學》為洪水猛獸。因《大學》包涵修己治人之學，如有講錯，即為殺人之本。宋儒講《大學》最荒謬者，改‘親民’為‘新民’，……其改‘親民’為‘新民’者，諒見下文有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康誥》曰“作新民”等句所起。湯之盤銘，不過謂‘日新其德’而已。《康誥》曰‘作新民’，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因周人于革命之后，欲新殷人之思，想以歸服周室。乃就社會變革后之特別情形而言，與‘新民’無關。孟子有‘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之句，《尚書》有‘百姓不親’之語，為政之要，歸結與臣姓相親。一在《大學》之前，一在《大學》之后，均講‘親民’，未嘗有誤。”【2】
其二，失去了經學這一文化基因，中國特色與中國模式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其現實都是歷史文化基因的表達。《舊約·出埃及記》所述擺脫奴役之故事，實為西方自由主義之濫觴。摩西率民出埃及，追求自由之精神，經基督教傳承，至近代演變為民主、人權之理念。西方現代政治制度，追根溯源，未嘗不與此一古老經典有關。
唐代經學家陸德明指出經有四義：“經者，常也，法也，徑也，由也。”（《經典釋文·卷一·周易音義》）這里的常法、徑由，就是講經是中華民族的基本模式，基本道路。廢除經學，必然導致“離經叛道”。今天太多學者迷信西式現代化和西方現代學術，天真地相信近代資本主義的學術體系可以解釋和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這種21世紀版的“時空轉移大法”何其荒誕！【3】
其三，東西方經學形式上皆“因事寓教”“托物言志”“立象盡意”，以歷史和故事的形式告訴世人超越時空的普遍真理。其本質皆是至誠（信）之道，通過一神、一心、精一的信仰實踐，達到生命的新境界。若我們廢除經學，實際是切斷了人類文化交流的主要橋梁。
我們不再能以經學為共同語言，與世界其他文明展開深入對話，分享智慧與經驗；也不再能以經學為紐帶，凝聚全球華人的文化認同與民族情感，促進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與交流。這會使中國成為自說自話的“文化孤島”。
今天諸多中國學者，只會講所謂的“新儒家”——這種儒家幾乎和先秦儒學沒有太大關系。他們用西方的學術范式來解構儒家，用西方的哲學概念來詮釋儒家，用西方的價值觀念來評判儒家。 “新儒家”大體是西方學術范式下的產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國的投影。
真正的儒家，應該以經學為基礎，以中華文化為特色，來構建中國自己的學術范式和價值體系。真正的儒家，應該以經學為橋梁，以中華文化為載體，來與世界其他文化進行交流對話。
長城所以御外侮，經學所以立國本。自毀長城者愚，自廢經學者昧。今日之中國，經濟騰飛，國力日盛，然而一個國家不可能單憑占領世界市場來實現強國夢。若不能在文化學術上復興，則一切成就終將如沙上之塔，難以持久。
歷史告訴我們：經學是一個民族的不朽的靈魂，一個失去靈魂的民族不可能持續發展下去！只有回歸經學，返本開新，中華民族才能實現真正的偉大復興。
注釋：
【1】章太炎：《論讀經有利而無弊》，收入《章太炎講國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章太炎：《關于經學的講演》，收入《章太炎講國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參閱翟玉忠《中國人的政治教科書<今文尚書>》序言《中華政治文明的源頭——<尚書>》，華齡出版社202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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