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如果連中國人自身的繁殖或再生產都出現問題，又何談什么生產力的發展？造成這種狀況的生產方式或社會制度，又何談絲毫的進步和文明？
最近，素有“人間天堂”之稱的杭州，開始發錢，鼓勵年輕人結婚。國家發改委的有關人員在新聞發布會上，也宣布要建立“育兒補貼”制度。
這兩件事放到一起看，無疑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就是中國的人口問題。顯然，從國家到地方，都已經看到了中國人口的嚴峻性，不過，靠金錢解決人口問題盡管是一種選擇，但是，總有一種把“撿樹枝”視為盜竊林木行為的感覺，一些官員的認識水平，并不比馬克思所批評的十九世紀德國萊茵省議會議員的認知高明多少，他們與這些頭腦簡單的議員們看不到“撿樹枝”背后的“物質利益”一樣，看不到今天中國年輕人不結婚、不生子背后的“幾座大山”，只會一味慷國家資金之慨，用金錢開路解決問題。也許他們是“有錢能使鬼推磨”這種歪理邪說的忠實信徒吧。
中國的新結婚登記和新增人口，已經連續幾年出現滑坡，而且有加速度之勢。從2021年中國新增人口跌到48萬以來，盡管有關部門喊了好多年“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口號，又是“延長產假”，又是“給丈夫放產假”，但是并沒有什么起色，2025年一季度，全國結婚人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9萬對。顯然，官方這種又大又空的所謂“生育友好型”，對年輕人并沒有多少吸引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到不結婚、不生子的行列。據說，目前全國大齡不婚青年已經達到1億以上，縣級醫院大多數已經沒有了產科，這兩個數字如果屬實，不知道能否刺激到官方那些混日子的人？如果他們仍然悠哉如故，只能說明，中華民族的命運被交給了一群玩世不恭、不負責任的敗家仔手上。
當代年輕人為什么不結婚、不生子，根子很清楚，連普通老百姓都看得很透，就是因為他們面臨著一個“生育不友好”的社會，具體來說就是住房友好、教育不友好、用工不友好，福利不友好等，使得當代年輕人居不能安，業不能樂，安居樂業成為一種幻想。生活壓力大，工作不穩定，收入不穩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的命運、他們的前途、他們的愛情、他們的婚姻，無一不遭受資本的摧殘。
首先看住房不友好。房子被稱為壓在中國人民尤其是那些沒有背景、沒有勢力、沒有積蓄的青年人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27年前的1998年，中國政府拋棄了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實物分房制度，換句話說，就是剝奪了新中國賦予中國人民的這一福利，反而以犧牲人民的福利，換取所謂的“經濟增長”。從那時候開始，隨著地價、房價的雙增長以及伴隨而生的高彩禮，成為年輕人結婚成家的巨大的障礙。即便這種住房制度對年輕人如此不友好，即便當今的商品房已經嚴重過剩，仍然沒有一個決策者想辦法切實解決年輕人的住房問題。
其次看教育的不友好。自1998年開始教育產業化以來，教育成了少數人賺錢的工具。在“現代化”“國際化”的幌子下，從幼兒園到中學再到大學、收費越來越高，教師的待遇越來越高，責任心越來越差；教材變來變去，而且是越變越差，越變學生的書包越重，但是每變一次，都成為撈錢的機會；伴隨著教材的變來變去，課外輔導班收費越來越高，讓一代又一代年輕家庭倍感壓力。
第三要看用工的不友好。今天的中國，私營企業遍布天下。這些私營企業除華為這樣的企業外，大多數對員工的剝削程度，是人類有史以來所沒有的，甚至超過西方資本主義早期。不僅996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是常態，而且員工上一天班有一天工資（這個工資大多數是最低工資），事假病假都要扣工資，沒有任何福利可言也是常態，有的甚至惡劣到連婚假、奔喪這樣的請假都要扣工資的程度。
當然，“不友好”的東西并不止這些。然而，官方面對這些“不友好”深層次原因，卻視而不見，或者說揣著明白裝糊涂，盡管已經普遍存在不結婚、不生子的現象，中華民族的繁衍存續都成了問題，但是他們除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已經拿不出絲毫切實解決問題的辦法。由此不難看出，這些官員的屁股坐在了哪一邊，他們在資本所結成的利益集團面前，是多么的軟弱，寧可讓老百姓一次次失望，也不愿意觸碰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用今天時髦一點的詞來說，就是他們寧可讓老百姓憤怒，也要“跪”在利益集團面前。
中國社會的這種“不友好”，恰恰印證了馬克思所闡述的一個原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今天中國的物質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方式，其主要標志，就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雇傭勞動制（甚至是勞務派遣這種“包身工制”），人們的社會生活，如婚姻、戀愛、生子、受教育等，無不受到這種生產方式的制約和影響，換句話說，正是建立在這種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生產方式，成為當今青年不結婚、不生子的桎梏，成為制約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如果連人自身的繁殖或再生產都出現問題，又何談什么生產力的發展？造成這種狀況的生產方式或社會制度，又何談絲毫的進步和文明？
“人類自身的增殖或再生產雖是自然現象，但主要是社會問題。一方面，勞動人口是社會生產力的組成部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比例及結合形式，決定了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趨向，而勞動者的消費水平也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及所處的社會制度所決定”，“討論人口問題，不能不從現象進一步探究它的終極的、經濟的原因”。這是1980年發表在《中國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為寧可，題目為《試論中國封建社會的人口問題》。讀罷這篇文章，不由得令人感慨，中國并不缺乏真正的學者，他們對中國的人口問題并非沒有深刻正確的認識，然而這些真知灼見并沒有轉變為正確的政策，相反，四十多年來那幫官僚、學者，盡管穿著洋裝、披著各種耀眼頭銜，似乎比洋人還洋人，但站在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角度看，他們對人口問題的認識，以及他們所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除了用“極端糟糕”來形容，沒有更恰當的詞匯了，更遑論他們能拿出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治本之策了。
有關資料顯示，自第一次有正式全國人口記錄的西漢平帝原始二年（公元二年）開始，到新中國成立前，中國人口經歷了五個臺階，第一個臺階是戰國中期的三千萬人口；第二個臺階是從漢到唐的六千萬人口左右；第三個臺階是從北宋后期的一億左右人口；第四個臺階是清代乾隆初年開始，到鴉片戰爭后的四億。第五個臺階是新中國三十年全國人口從五億四千萬激增到九億七千多萬。這一歷史事實充分說明，只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生產方式，即社會主義制度，才是對人的繁殖或再生產“最友好”的社會制度，也就是說，只有搬掉壓在中國人頭上的“幾座大山”，讓人們能夠居有所安、業有所樂，不為住房發愁、不為就業發愁、不為教育發愁，不為生病發愁，當今中國的人口問題才能從根本上走出困境。任何一個對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負責的人，尤其是手中握有決定權力的人，都應該站在這個角度去考慮，而不能囿于一己之私，或者某個集團的特定利益，否則按照目前這種勢頭發展下去，他們將被后世子孫所唾棄，成為歷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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