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怕的逆變
自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藝界一股妖風甚囂塵上，并愈演愈烈。為了表達對國民黨軍和西方軍隊的一長制的膜拜，很多作品中，我軍的師長、團長、連長等軍事主官，被塑造成跟舊軍閥中的馮玉祥、張宗昌似的，個個霸氣十足，痞氣十足，一手遮天，說一不二。
比如《雪白血紅》中演義的“中國巴頓”鐘偉師長，面對與他意見相左的政委，便頗具黑老大風格地吼道：“我是師長，我說了算，哪個再說走，我就斃了他娘賣X的。”
《亮劍》中的團長李云龍，則被刻畫成一個落草為寇式的人物，帶兵打仗老子一個人說了算，“團長管打仗，政委管生活。”
《集結號》中的連長谷子地，更是將一個聽見槍響嚇得尿了褲子的逃兵拉來做了指導員，還說什么“指導員嘛，反正能當個人用就行。”
在這些作品中，與其相對應的政委、指導員等，則被貶低成一個可有可無的配角，塑造得要么跟窮酸的孔乙己似的，要么跟受氣的小媳婦似的。
如果歷史上真有這樣的政委、指導員，你還指望他能成為班子的領導核心？還指望他能完成職責賦予他的黨指揮槍的使命？拉倒吧。
十七年老的文藝作品中，我軍政工干部的形象不是這樣。（羅列有點長）《紅色娘子軍》中的黨代表洪常青、《金沙江畔》中的指導員金明、《暴風中的雄鷹》中的指導員老劉、《東進序曲》中的政治部主任黃秉光、《野火春風斗古城》中的政委楊曉東、《敵后武工隊》中的小隊長（指導員調任）魏強、《暴風驟雨》中的工作隊長（教導員調任）蕭祥、《七天七夜》中的指導員蘇強、《逆風千里》中的指導員宋志剛、《勐垅沙》中的工作組組長（指導員調任）江洪、《英雄兒女》中的師政委王文清、《無名島》中的指導員王永智等，都是以第一主角出現，智勇兼備，文武雙全，敢作敢為，有血有肉。
這四十多年以來，電影里、電視劇里已經很少再能找到以政工干部作為第一主角的例子。有些影視劇中政工干部已經看不到，給忽略了。
十七年老電影中的政工干部扮演者，《英雄兒女》中王政委的扮演者田方、《暴風驟雨》中工作隊長(教導員)的扮演者于洋、《紅色娘子軍》中黨代表的扮演者、《野火春風斗古城》中楊政委的扮演者、《勐隴沙》中工作隊長（指導員）的扮演者王心剛、《邊寨峰火》中指導員的扮演者龐學勤、《鐵道游擊隊》中政委的扮演者、《金沙江畔》中指導員的扮演者馮喆、《董存瑞》中指導員的扮演者張輝、《暴風中的雄鷹》《七天七夜》中指導員的扮演者白德彰等，盡是當時一流的硬朗男星。
這四十多年來，一方面可能是有點名氣的演員都不愿意飾演政工干部，另一方面可能是編導在構思人物形象時就已經設計成型，影視劇中我軍的政工干部，必須是一副酸腐文弱全無陽剛氣的樣子。而且，這樣的形象正在被越來越多地復制，幾乎成為一個臉譜、一套公式。
令人悲嘆，令人氣憤，令人擔憂。
前幾年，一部電視劇《能文能武李延年》播出，雖顯幼稚和生硬，但畢竟是一個可喜的回轉，希望是一個好的開端。
（二）戰爭年代，軍政主官誰說了算
人民軍隊自建軍后不久，便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1928年6、7月間，紅四軍制定的《紅軍黨代表工作大綱》中，明確規定“黨代表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在軍隊中工作的；是所屬部隊士兵與官長的領導，是負責部隊管理與教育的首長”。
看到這句話沒有，“是所屬部隊士兵與官長的領導”，那也就是說，連的黨代表不僅可以領導所屬的士兵，也可以代表黨領導連長，團的黨代表、師的黨代表同樣也可以代表黨領導團長、師長。
1930年冬，《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頒布實施，該《條例(草案）》規定：“政治委員在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爭執時，政治委員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
可以看出，這時的政工干部完全凌駕于軍事主官之上。就是從這個《條例（草案）》開始，戰爭年代長期執行的“政治委員最后決定權”被確立下來。
1931年11月初召開的贛南會議上通過的《關于紅軍問題決議案》中，規定如果軍事指揮員與政委發生爭執，在未得上級指示以前，“須依政治委員的意見執行”，更加牢固地樹立了“政治委員的最后決定權”。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在回憶與政委陳昌浩的關系時曾說過，“當時，政治委員是決定一切的，能擅自逮捕人、處罰人，對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監督權，搬的是蘇聯紅軍的一套做法，權力大的嚇人哪！”
在當年，可不僅僅是徐帥與陳昌浩之間是如此，一方面軍的朱老總與毛政委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天王老子都不怕的賀老總與政委夏曦之間、閩浙軍區司令員粟裕與政委劉英之間、北上先遣隊總指揮尋淮洲與政委樂少華之間，又有哪一個不是政委說了算的？
到了抗戰時期，這一規定有了部分的修改。1938年12月頒布的《政治委員工作暫行條例》中規定：“在軍事行政和作戰指揮上軍事指揮員負更重大的責任，但在軍事指揮員有違犯了黨的路線或不執行上級命令情況時政治委員有停止軍事指揮員命令之權……”
歷史上存在過的，未必就一定是合理的。應該承認，當年這樣的規定，在保證了黨指揮槍的同時，也造成政委權力過大和當其軍事能力不足時處置失當，導致作戰行動失敗的惡果。皖南事變突圍時不是軍長葉挺說了算而是政委項英（對內）說了算，冀中五一大掃蕩八分區突圍時不是司令員常德善說了算而是政委王遠音說了算，都導致了失敗，就是這一過左規定導致的最為慘痛的教訓。
就是因為這些教訓，十八集團軍于1942年10月，又一次將《政治委員工作條例》進行了修改，“政冶委員在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爭執時，除屬于作戰方面的行動由軍事指揮員決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員作最后決定……”
在作戰方面的行動問題上，最后的決定權轉給了軍事主官，這是一個進步。但也僅此而已，其他的所有大事小情，還是由政委拍板。
在當時，命令頒布時，必須有軍政主官同時簽字才能生效，特別是在遇到有關部隊開動、上級命令的貫徹執行、軍隊干部的調整、部隊兵員的擴充與裁撤等敏感問題時，就更是必須得經過政委的點頭才行。在中共軍隊中，不是“我是師長，我說了算。”
另外，在這支軍隊中，任何一個師長，他都沒權力沒膽量把政委“斃了他娘賣X的”，哪怕只是說說而已。相反，紅軍時期，倒是真的有師政委曾經把師長“斃了他娘賣X的”。當然，也根本不可能出現團長對政委指手畫腳“你管什么，我管什么”這樣荒謬絕倫的劇情。
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戰勝利之前，同一級政工主官的地位是略大于軍事主官的。十七年老電影《鐵道游擊隊》中的劉洪大隊長、《回民支隊》中的馬本齋司令員，為啥在關鍵時刻要聽政委的，娘子軍連中為啥是洪常青說了算而不是連長說了算，這都是有根據的。
如果你對戰爭年代的史料有興趣，還會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即如果某個武工隊長同時兼任指導員的話，別人會喊他指導員而不是隊長；如果某個團長同時兼任政委的話，別人會喊他政委而不是團長。這隱約也說明了點什么。
1954年4月15日頒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委員工作條例》中，對于同級軍政首長：“在緊急情況下遇有爭執時，屬于作戰行動和軍事工作的問題，由軍事指揮員決定，屬于政策性質和政治工作的問題，由政治委員決定，但均須同時報告上級首長。”
直到這時，部隊（分隊）中的軍政主官才算完全徹底一般高了。
（三）政工干部不是窮酸，不是窩囊廢
戰爭年代的我軍政工干部，是不是真如這些年影視中表現的那樣，都是只會念教條的窮酸或一聞槍響就嚇得尿褲子的懦夫呢？
當然不是！
和國民黨軍中的指導員多系文人充當截然不同，中共軍隊中的政工干部幾乎全部起于卒伍，是槍林彈雨中成長起來的。小到連指導員，大到團、師的政委，哪一個不是把帶兵打仗作為第一職責？哪一個會在戰斗中比同級軍事指揮員靠后半步？特別是最基層的指導員，幾乎全部是從優秀的排長中提拔和從連長的崗位轉任，怎么可能會出現連槍都不會使的情況？怎么可能會聽見槍響就嚇得尿褲子？
從紅軍時期到最近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指導員代行犧牲的連長指揮并致勝的例子比比皆是，又怎么可能對戰術一無所知？
著名戰斗英雄胡覺三、張明、周文江、宋雙來、曹德榮、閻成恩、袁永福、艾維仁、宋時運、李延年、莊元東、趙先有、胡緒清、錢富生、和自興、楊天才、田玉忠等，其立功稱雄時，都是指導員副指導員。我軍各歷史時期在指導員副指導員中產生的戰斗英雄，一點也不比同級的連長副連長少。這些英雄的指導員，每個人的事跡展開來，都是一部傳奇，都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有興趣的可以找來看一看，看看和《集結號》中那慫貨指導員是不是一回事。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陣營中，造就出眾多能征善戰的名將，其中如鄧華、楊勇、王震、楊成武、葉飛、陳錫聯、王建安、劉亞樓、張愛萍、傅秋濤、鐘偉、丁盛等一大批著名戰將，紅軍時期，都是政工干部，一直是政工干部。如果真像《亮劍》中表現的政委那樣只是坐在后方念念教條管管內務，我們該如何認識這一大批沿著指導員、政委等政工崗位成長起來的赫赫戰將？
抗戰時期的敵后戰場，曾有一個特別的組織形式——武工隊。武工隊的威名與戰績眾所周知，那是可以完美碾壓西方什么貝蕾帽、海豹、三角洲等等所謂特戰王牌的中共特色的特種小部隊。
但很多人也許并不知道的，即武工隊的業務屬軍分區政治部，因而武工隊的隊長和骨干隊員，幾乎全部是從部隊的政工干部中選調的。比如，冀中七分區武工隊長張英是第二游擊總隊政治部敵工科長，指導員崔希哲是軍分區政治部敵工科長；九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楊壽增是十八團三營的教導員；冀南一分區武工隊長兼政委劉大坤是該分區的政委；冀南六分區德故武工隊長王澄是該分區政治部的鋤奸科長，副隊長曹蔭懷是該分區政治部的宣教科長；晉綏三分區武工隊長謝允中是八團政治處的民運科長……
除了由軍分區派出的武工隊，還有某團或某支隊、某區隊派出的小型的武工隊。這些只有十人上下的小的武工隊，隊長中比較著名的安正福、王棟、李彩五、李繼初、高云貴等，無一例外都是主力部隊中連的指導員選調。優秀長篇小說《敵后武工隊》塑造的主人公、武工隊小隊長魏強，就是十八團的連指導員調任，這是與史實相符合的。
各位想一想，如果真的像《集結號》中的指導員似的那么慫包軟蛋，我們該如何認識這令敵偽聞風喪膽的、主要由政工干部組成的武工隊？
令人氣憤的是，出于對政工干部的偏見，自1986年以來，根據小說《敵后武工隊》改編的所有版本的同名影視劇，幾乎無一例外地將原著中魏強調任前的指導員給改成了連長。
（四）惡果與反思
幾十年來文藝界的這股妖風，覆蓋了蒼白無力的正史的教育效果，產生了巨大的毒害作用，使很多只從影視和紀實文學中了解歷史的六十歲以下的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編導和相當多數的讀者與觀眾，潛移默化間播下了輕視和否定我軍政治工作和政工干部的種子。
我的一個六〇后微友，不是果粉美粉，不是公知，相反還是一個有點偏激的自干五。他曾經坦誠地給我說：從理性上，我相信你說的武工隊的組成主要是政工干部，但從直感上，讓我把政工干部和武工隊聯系起來，有點難。
我理解他說的難。在他（他們）下意識的印象里，武工隊員個個都是勇武彪悍的，而政工干部必須得是酸腐文弱又是專門整自己人的。因為這個矛盾在心中糾結，所以他轉不過這個灣來。
這也難怪，改開后這幾十年文藝作品中塑造的政工干部，已經完全沒有了十七年文藝作品中魏強、李正、洪常青那樣的正面和陽剛，而差不多都是《亮劍》《集結號》等作品中那陰暗酸慫的樣子。這些被嚴重歪曲了的政工干部形象，就像是模式化的臉譜，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便用一部接一部的電影電視劇和地攤紀實文學，猛烈地灌輸進入大眾的認知，經過四十多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濡染，刻印在他們的腦海，浸潤至他們的血液，形成牢固印記。而這樣的打從記事兒啟蒙開始就一點一點刻印在腦細胞里浸潤在血液里的東西，要想再改變，談何容易。
像他這樣的自干五，像他這樣從理性上都已經完全認同我軍政工干部的人，直感上對政工干部的印象尚且歪曲并很難扭轉過來，可以想象其他人會是怎樣的一種情況了。
我寫此文的目的，就是想以一己的微薄之力，告訴愿意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們，中共軍隊并非像西方軍隊和國民黨軍隊那樣軍事長官一人獨大，人民軍隊中的政工干部，也并非《亮劍》《集結號》等表現的那樣，一個一個酸不嘰嘰陰不嘰嘰的窩囊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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