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視野當中，《讓子彈飛》是姜文作品當中的一個特例，同時也是姜文作品當中一個非常突出的和觀眾產生了強烈、持久且多方位的共振、共鳴和互動的一部電影。我之所以把它視為一個特例，是因為它是一次姜文在創作的定位及選擇上的一次報復性的反彈。因為《讓子彈飛》是在姜文傾全力的、極端走心的且極具原創性的《太陽照常升起》遭到了票房的冷落和評論的冷漠的回饋之后，姜文非常有意識地選擇拍攝、創作的這樣的一部電影。
在姜文作品當中這幾乎是唯一一部有著明確的市場定位，在選題、構思和創作過程當中有著明確的擬想觀眾，自覺地把想象中的觀眾放置在整個文本的建構和考量設計之中的影片。
公平和不跪，是影片對樸素價值的堅持
《讓子彈飛》作為近年來中國電影的一個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將成為電影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個案的原因是在于影片成就了“站著把錢掙了”這樣的一個奇跡。
大家看過這部電影大概不會忘記姜文和葛優，也就是湯師爺和張牧之之間的那場對話，姜文左手拿起那個大印說“這個”，葛優回答“跪著”。然后姜文拿起槍，葛優說“山里”。或者跪著才能掙錢，或者用土匪的邏輯去搶劫，在二者之間，在奴才的邏輯和強盜的邏輯之間沒有其他選擇。而張牧之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臺詞，是我就是要“站著把錢掙了”。因為跪下來掙錢——張牧之說，也就是姜文所扮演的這個角色，或者我們也可以視為某種意義上導演本人的說法，他說“我嫌跪著掙錢寒磣”。就是非常口語化的、非常傳神的表述：寒磣。
與寒磣相對立的、相對應的就是體面。非常有意思，體面這個很日常的、很口語的表達在近年來不僅在中國電影當中，而且在世界電影當中開始頻頻出現。體面，維持基本的體面，它成為了另外一個很莊嚴的表述的民間版本或者叫口語版本，那個莊嚴的表述叫做尊嚴的政治，人能不能擁有尊嚴，人能不能保有尊嚴，人能不能尊嚴地活著。這也是《悲情城市》中那個被國民政府所殺害的烈士用血寫在布上的那句遺言：你們要尊嚴的活。
尊嚴的政治，尊嚴的生存，人為了保有自己的尊嚴，并且活下去的抗爭。近年來，在電影當中，在流行文化當中，在世界范圍之內有了一個更樸素的、更謙和的，甚至有一點卑微的表述叫體面。
姜文在電影當中設置了這個來自山中的土匪張麻子做出了這樣的表述，就是他說“我不能跪著，因為那寒磣，我要站著把錢掙了”的這樣一個故事。當然我們看完這部電影我們知道其實他不關心掙錢，錢不是他的目的。
這就引發了另一段被廣為引證、到處流行的對白，就是張牧之和黃四爺之間的這段對白，也就是姜文和周潤發這兩個角色之間的對白，就是你和錢誰對我更重要。黃四爺說“我”，張說，“再想想”。黃說，“不會是錢吧”，張說，“再想想”。黃說，“還是我重要”。而張牧之最后的回答是，“沒有你，對我很重要”。換句話說，這從來不是一個權力和金錢之間的選擇，而是對一種更為合理的社會狀態的選擇。
這是與“站著把錢掙了”這樣的一個電影制作、電影工業、中國電影史上的這樣一個特例的一個驕傲的表述，但同時也是故事的核心之一，也是故事當中的基本的理念之一。我以為影片的成功有太多太多的元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是這部電影重申了一些樸素的價值，一種樸素的堅持，那么它就引發了另外一個場景和另外一組對話，那個對話就是張麻子或者張牧之對著人群喊“不許跪”。然后他聲稱我來鵝城只辦三件事，第一公平，第二公平，第三公平。
公平和不跪是另一種對于社會正義、社會平等的一個極為樸素的，原本是現代社會、現代歷史的基本價值，或者說基本的原則支撐的東西。在影片當中再度被樸素地、有情有趣地、充滿感召力地表述，而且給了它一種更日常的、更基本的形態。在屈辱成為奴才和鋌而走險成為強盜、成為暴民之間，我們有沒有第三種選擇，我們有沒有第三種堅持。
可能特別愛這個電影的朋友會說，你就一直在這兒拔高這部電影，我們只覺得這部電影很好看。這部電影確實很好看，但是我們會發現那些非常非常好看、讓我們看得非常非常快樂、讓我們享有視覺快感，并且會在一段時間之內，甚至在很長時間之內留在我們記憶中的影片，它一定包含著某種價值表達，包含著某種意義的支撐。
電影場景與造型元素緊密結合
作為這樣的一個自覺的票房和商業追求的構成的電影，它也選取了商業電影動作片的一個基本的方式和路徑。而也是在這個特征上姜文再一次表現了他這種站著的特征。這個基本的特征、路徑和原則就是影片當中的每一個場景都是和造型元素聯系在一起的，每一個情節的形成、每一個情節的展開、每一個情節的實踐都是借重一個獨特的造型環節，都是憑著一個獨特的造型元素才得以成立的。比如《黃飛鴻》中，整個情節的展開是依托在舞獅和斗獅的這樣一個場景，以及這個場景必然出現的那樣一種造型空間和造型元素之上。
但也正是在這樣的一個一般的商業電影的構成方式、構成原則、美學追求的分享上面，姜文再次表現了姜文依舊是姜文。因為在這部電影當中，所有的造型都如此奇特，所有的造型都如此怪誕而美，所有的造型都這樣先聲奪人地直擊我們的眼球，不僅直擊我們的眼球，它還有更為豐富、更為回味無窮地可以使每一個人把自己放置在其間去賦予理解、闡釋。
于是這部電影作為一個在接受和傳播意義上都極端成功的電影，它也就引發了網絡時代電影文化的一個非常奇特的傳播反饋回應的模式——反反復復觀影和一種驚人的細讀。在重復觀影當中的驚人細讀就伴隨著過度闡釋，而所有的過度闡釋都依托在影片那個極端奇特的，既是美的但又是帶有震驚性的、沖擊力的、非媚俗式的這種造型，及其依托著造型的情節或者我們說帶造型的情節之上。
影片的開篇已經震驚了我們，就是白色的駿馬所牽引的、鳴響著蒸汽汽笛的火車，在藍天碧野之下，在山巒當中駛來的場景。那個場景與埋伏在山峰上的張麻子們、匪徒們的對切。充滿攝影鏡頭的槍口，事實上槍口成為了攝影機視點的這樣一個同構物。而這樣的視點選擇又和張麻子的主觀視點形成了一個物理上的、心理上的和視覺表達上的對位，在這樣的切換之下有開槍，有“讓子彈飛一會兒”這個傳奇的說法。每次重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都更喜歡川劇版，用四川話說出來的“讓子彈飛一會兒”才特別地到位、準確和傳神。飛了一會兒的子彈使韁繩繃斷，白色駿馬四散奔跑，火車停下來，然后有利斧砸在鐵軌上，火車出軌在藍天中翻騰落入綠水的這樣一個場景。從一開始影片就以這種強烈的造型性來沖擊我們。
接下來是鵝城的鼓隊，聽參與主創的朋友談起，鵝城其實是個數碼奇觀，馬縣長一行進入鵝城的時候，那個鵝城被水所包圍的一個在淺灘當中突然出現的這樣一個廣州的老城城門前的這些風塵女子們構成的鼓隊。它本身實際上是一個電子奇觀，是由真景、由數碼增倍、由后期特制所形成的這樣一個視覺風光。
而在這樣的一個造型空間當中，它所攜帶的歷史感，它所攜帶的影片當中的那個定位叫北洋時代。就是在中國現代歷史開啟的那個最初段落當中，那樣的一個政治上極度不穩定的，充滿動蕩、充滿動亂、充滿暴行、荒誕不公的那樣一個年代，實際上這個造型空間本身所傳遞的、具體的歷史感和更抽象的、更寬泛的那樣的一種歷史體認，從這個情境當中出現。而這樣的一個情境就配合著兩個狗腿護衛的轎子跑步到來，打開的轎子上只有一頂禮帽，這個最初的挑釁，這種霸道的迎接式，都是作為一種造型元素，作為電影特有的視覺語言。包括那個冤鼓，如何砍斷那么密集的青藤讓這個縣衙當中古老的擊鼓鳴冤的鼓滾動出來。而這個鼓滾過街道就引發出后面戲劇性的、悲劇性的小六子之死的這樣一個段落，而且它構成了斗法場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幕，某種意義上是第一幕的開啟。
在影片的每個段落都是一個帶造型的情節，因為每一個段落的情節的展開，這種說書式的，驚堂木一拍再另起一個段落的這樣的一種迷人的、極端曲折的表述，都是經由造型空間、造型場景的轉換而達成這樣的一個視覺上的轉折，敘述上的震撼和敘事上的表達這樣一個過程。
以直擊眼球的方式，來召喚觀影快感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點是，黃四郎這個形象始終和一個道具聯系在一起，那個道具就是一個單筒望遠鏡。 當一頂禮帽作為黃四郎的替身，或者黃四郎的權勢，或者黃四郎的戰表、挑釁、蔑視而出現在鵝城的城門前時，黃四郎本人站在碉樓之上在用單筒望遠鏡在觀看著這個場景。
我們說電影是視聽藝術，而迄今為止電影是一個被視覺文化所主導的藝術。所以所有的電影中都必然包含著一個基本的主題，就是關于看——誰在看，看什么，如何看，誰被看，誰拒絕被看，誰如何被視覺結構所最終放逐。事實上這是每一個電影人自覺或不自覺地作為一個先在的、基本的主題而存在著。
我們說在影片當中黃四郎的登場，黃四郎作為壞人，作為張麻子或張牧之所試圖挑戰“沒有你對我比較重要”的這樣的一個大boss，作為這樣一個邪惡的形象，他最早出現的時候，他的權力、他的掌控感正是通過他是視點的占有者，他是觀看者，攝影機完全重疊于他的視點所在，重疊于他的目光，經由單筒望遠鏡去拍攝鵝城的城門前所發生的較量的第一幕這樣的一個相遇，這樣一個初試刀鋒的場景。
但是很好玩的是在影片一開篇就構成了一個視覺表達，這個視覺表達就是當他的單筒望遠鏡邊緣構成了一個畫框中的畫框，這個圓圈圈住了張麻子，圈住了張牧之。影片就形成了一個兩個角色之間的奇特的對切鏡頭。于是當張麻子抬眼望向黃四郎所在的地方的時候，在以單筒望遠鏡所呈現的黃四郎的主觀視點鏡頭當中形成了張牧之的回望、張牧之的逼視，他的反應是馬上向后退，讓眼睛脫離目鏡。
影片真正的序幕當中，張麻子的部隊，張麻子的匪幫們，他們在山頭埋伏那個被白色駿馬所牽扯的列車的時候，影片是用槍口作為了張牧之或者說姜文或者說張麻子的視點鏡頭和視點方式。換句話說，兩個主角在他們登場的時候都首先表達了他們的視覺主導，表達了他們的視覺的掌控全場，由高及低，由看和被看的關系來形成了他們作為電影主角身份的這種確認。
回到剛才我們所說那個場景，當張麻子回望黃四郎所在的地方，黃四郎迅速地閃開，從單筒望遠鏡上閃開。影片當然在視覺層面上直接形成了這種目光的交鋒，而與此同時大家注意到姜文正是非常巧妙地、非常機敏地用這樣的視覺構成方式達成了一個冒犯商業電影的敘事原則的方式，當所謂的黃四郎在目鏡當中感到他被張牧之回望的時候，事實上所達成的是人物直接望向攝影機鏡頭，直接望穿攝影機鏡頭。
我曾反復說過，商業電影表演的第一原則，叫看哪兒不好你看鏡頭，因為一旦你望向鏡頭你就望向了未來電影院當中的觀眾，一旦你望向了電影院當中的觀眾，電影的封閉的、虛構性的空間就會被打破。所以迄今為止，盡管墨西哥四杰已經在挑戰和改變隱藏起攝影機存在作為故事片敘事的基本原則的這樣一個商業電影的金科玉律，盡管他們已經在挑戰并且嘗試改變這樣一個東西，但是在絕大多數的商業電影當中我們仍然必須借助劇情、借助一些設定來設法包裝，設法結構性地放置這樣的元素。
以前我們也提到過，在《集結號》當中刻意使用的這樣一個主人公回頭望向攝影機鏡頭，望向電影觀眾，明確地達成一種由歷史深處向今天、向今人、向電影院當中的觀眾發出的祈愿、追問或者是懇求，或者說指令和要求的這樣一種方式。
而在這部電影當中，姜文的那個更機智、巧妙的方式是他通過目鏡當中的觀察和在目鏡當中的視覺體驗及其感覺來達成這樣的一個人物的互望，同時成為了一個對鏡頭的直視和對未來觀眾的直視。
不知大家有沒有感覺到（我沒有和姜文當面做過交流），我想也許姜文有某種暗笑。當觀眾如此喜愛這部電影的時候，他有一點竊喜，那個竊喜就來自于這樣的一個兩個角色之間的對峙，張麻子、張牧之肆無忌憚地回望。這種挑釁性的目光，或者與槍口所等同的目光，某種意義上也構成了對銀幕下的觀眾的挑戰，對銀幕下觀眾的回望，對銀幕下觀眾的眼睛的襲擊。姜文要否定的話，我也無言以對。而在我的感覺當中，這正是影片那個不是張牧之、不是張麻子，而是姜文的那個“站著把錢掙了”的組成部分之一，就是我不僅不取悅，而且我以挑釁的方式直面你，我以直擊、以打擊你的眼球的這種方式，而不是眼睛吃著冰激淋愉悅你眼球的方式來建構、召喚一種觀影快感。
從這兒往下引申的也就是我們說在這部影片當中非常精彩的正是這樣的一個說書的結構所構成的善惡對決，三人斗法這樣的一個三人故事之間的合縱連橫，利益比拼。葛優所扮演的馬縣長，或者叫馬縣長所扮演的湯師爺，他的卑微、勢利、孜孜以求、蠅營狗茍、毫無下限、沒有任何原則可言，但是他也有他作為一個人的真情，也有他作為一個人的人性所在，也有他會被傷害、被觸動，他會有恥感的那樣的時刻。因此他在對決之中的雙男主之間的搖擺不定，張牧之始終給予他的一種俯瞰的憐憫的寬容，黃四郎始終也攜帶著憐憫的這樣一種賄賂和拉攏。所有這樣的一個評書、說書、民間故事式的三人斗法的結構，它同時成為影片當中對三人同在的場景或者兩兩一組的場景當中的那個視覺構成之間是影片當中我每一次看，尤其是這一次為了跟大家分享再看的時候，經常想停下來拍案叫絕的部分。
影片在每一次的三個人鏡頭之間的切換，或者兩兩一組的兩個人之間的鏡頭切換，幾乎都不使用傳統的、對稱的，或者過肩鏡頭的，或者是180度切換的對切鏡頭的方式。每一次姜文都極具匠心地去選擇一種不同的結構的、視覺構成的方式，非常用心，非常精到，但又不是藝術電影式的那種讓語言在場，讓語言凸顯出來的形態。他的原創、他的用心、他的機智和影片當中所引導的觀眾的認同所想傳遞的三人斗法、善惡對決的這樣一種敘事的表達，自身形成的那種精到、準確的對位是我說每每想拍案叫絕的段落。
比如說張麻子和湯師爺之間，或者說葛優和姜文所扮演的角色之間的那個對切，有的時候就使用一種事實上是雙人中景，只不過當張牧之面向鏡頭的時候，湯師爺完全的是背影。然后180°反打過去變成了湯師爺是正面，而張麻子是背影，實際上始終是雙人中景之間的切換來完成的對切鏡頭。而那個酒桌上三人談判的場景，有的時候使用搖，從A到B，從B到C，有的時候影片又使用這樣一個所謂三人中景，三人中景不同機位之間的轉換所形成的三個人的身體形象之間的對不同空間位置的占據，然后在畫面上所形成的不同的構圖關系來傳遞那個合縱連橫，來傳遞湯師爺的搖擺和這場善惡對決的微妙的力量對比的時刻。
關于這部影片可以分享的細節非常非常之多，但是我這一次準備的時候讀了很多的網友們的細讀和評價，這時候我才理解了此后我見到姜文的時候，姜文的那個既是快樂又是為難的說法，他說：“天吶，大家怎么讀出那么多東西，我真的沒想構成那樣的表達。”這種所謂的闡釋或者過度闡釋是建筑在細讀的基礎上的，我想這些細讀的朋友們比我把握了更多的影片當中的細節。但是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所有這些細節其實非常成功地、非常有機地被組織在影片的敘事整體之間，每一個細節都是經由那個精到的視覺構成才得以呈現的。
最后，對我來說這部影片遠不及我在一個空蕩的大影院當中觀看《太陽照常升起》的時候所受到的那個巨大的視覺沖擊和觀影滿足。必須告訴大家，在姜文電影當中《太陽照常升起》是我最愛的一部，影片當中那種視覺的原創、奇特，那里面所表達的極端豐富的關于歷史、關于文化、關于男性心理、關于男性性心理、關于成長、關于歷史當中受挫的主題都是為我所深愛的。
所以這部影片作為《太陽照常升起》的全方位“失敗”的一個報復性的反彈，造就了中國電影市場上的一次輝煌。而對我來說，它給我的滿足遠不及《太陽照常升起》，盡管我仍然覺得這部影片是彌足珍貴的，一則它向我們證明了在藝術上、在審美上、在傳播接受上確實存在著“站著把錢掙了”的可能性，即使為了掙錢也不意味著跪下。而另外一邊，我覺得彌足珍貴的是它重申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樸素的理想，也應該是一個樸素的追求和原則，那么就是公平，公平，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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