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張國燾在蘆花會議前的的活動，《彭德懷自傳》有過陳述：
張國燾派秘書黃超來亦念，住在我處。說此地給養艱難，特來慰勞。送來幾斤牛肉干和幾升大米，還送來二三百元銀洋。我想這是干嗎？黃住下就問會理會議情形。我說，仗沒打好，有點右傾情緒，這也沒有什么。他們為什么知道會理會議？是不是中央同他們談的呢？如果是中央談的，又問我干什么？他又說，張主席（張國燾）很知道你。我說，沒見過面。他又說到當前的戰略方針，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說，那是孔明鞏固蜀國后方。他又說，西北馬家騎兵如何厲害。把上面這些綜合起來，知來意非善，黃是來當說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挑撥一方面軍內部關系，陰謀破壞黨內團結。把全國形勢看成黑漆一團，這是明顯的。把王明路線造成的惡果，同客觀形勢新的發展混為一談，否認遵義會議糾正王明路線的偉大勝利。送了一點點吃的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銀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舊軍閥卑鄙的手法。[1]
蘆花會議后，紅軍部隊開始向卡龍、毛兒蓋方向開進集結，準備繼續進行松潘戰役。中央領導人離開蘆花，翻越倉德山和打鼓山，于7月28日到達毛兒蓋。然而在這一路上，另一個很重的要困難又擺在正在集結中的兩大主力紅軍部隊面前——糧困！
有的部隊出發還不到一周，就因糧食困難造成不能前進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松潘戰役計劃》剛剛開始實施時就已經凸現。從兩河口會議前后以降，從中革軍委到紅軍總政治部，就下達過多個關于糧食問題文件：6月25日，紅軍總政治部下達《關于收集糧食事的通知》，主要的方式還是“購買”，強調“群眾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糧食，不得他本人同意不應強迫購買”[2]；7月2日，朱德、周恩來致電各部首長：“估計松潘戰役的前進道上山多田少，且有廣大草原，尤其是松潘附近，胡敵久已收括[搜刮]一空，而藏民又堅壁清野，糧食的困難將超過一般預料”，要求北上部隊“帶足糧食”[3]；7月5日，中革軍委和總政治部致電各軍團首長，籌糧辦法已擴展為“沒收土司”，“無錢時要給購糧證，說明將來還錢或茶葉”[4]；7月8日，中革軍委致電各軍團首長，辦法再度擴展至“別動隊籌糧”（也就是“搜山”）：“別動隊要戰備活動，遇有番夷群眾，不論男女老幼，人多人少，都應招呼其與我接談，向其宣傳，勸其回家賣我糧食。不聽應強迫其隨我下山再施勸導，如反抗或先向我動武，應即以武力捕捉其眾帶回勸導，如遇蠻兵襲擊或截殺我落伍傷病人員，應捕系其頭子，以做示眾，但不應過多殺傷。尤嚴禁燒房屋與搗毀喇嘛寺、撕毀藏經和污辱其信仰，如有犯者，亦應嚴罰示眾”[5]；7月18日，紅軍總政治部通令全軍，籌糧辦法再度擴展至“收割番民麥子”[6]……
這些“辦法”、“通令”等，都無一例外地強調了紅軍的相關紀律和要求。然而此間地廣人稀、僧多粥少又是嚴峻的客觀存在，加上民族隔閡的制約，所以軍民雙方無論如何克制，矛盾沖突乃至激化，也是難以避免的。對此，當時在軍委縱隊后勤部門工作的羅通將軍曾形象地將其比喻為“水淺不養魚”。
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敵情已不再緊迫，紅軍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給養難以保障，這是一個關系紅軍生死存亡的問題。只有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才能從根本上挽救已擺脫追兵的紅軍，也才能實現黨所堅持的北上抗日的政治意圖。但川康邊人煙稀少，居民多為少數民族，10萬紅軍在此無法久駐，更談不上建立根據地。
記得紅軍剛進入川康邊時，每到一地都嚴格執行民族政策，遵守群眾紀律，尊重藏民的風俗習慣。朱總司令為尊重藏民習慣，帶頭用手抓飯吃。為了減輕群眾負擔，我們盡量自己解決部分給養。人人動手吊毛線打襪子織毛衣做皮衣等。我不僅學會了織毛衣做襪子，手藝還不錯，兩個小時可以做20雙襪子。毛氈子拿來，這么一剪那么一接，這里縫一下，那里縫一下，就是一只氈襪。老百姓也來幫忙，教會我們不少事情。這時藏民對紅軍也很好。他們世世代代受封建王朝和漢族統治者的壓迫，從未見過紅軍這樣的軍隊，許多藏民青年都報名參加了紅軍。
但是這種良好關系很難持久。10萬紅軍要穿要吃。要穿還馬馬虎虎，羊毛、牛毛、皮、布多得很，可以花錢買到。吃就成問題了。糧食給你吃了，牛羊給你吃了，馬也給你搞去了，人家不急嗎？那時錢不管用了，食物才是活路。……后來，藏民任你出多少錢也不賣食物給紅軍了。剩下的幾粒糧食他們要保命。他們開始埋藏糧食，躲避紅軍。水少魚多，養不活，藏民同紅軍的關系越來越緊張，川康邊不可久留，唯一的辦法是盡快離開這一地區。但是紅軍北上面臨的是茫茫大草地的無人區，這又必須預先籌措足夠的糧食才能通過。[7]
根據解放初期1950年的人口統計：懋功29719人；金川36089人；馬爾康（卓克基地區）23700人；理縣18879人；汶川41554人；茂縣37300人；黑水29687人；松潘30266人；阿壩28451人；若爾蓋29246人——紅一、四方面軍過境時肯定低于這些數字。[8]其中黑水、松潘、理縣和茂縣的部分地區為松潘戰役作戰地域，人口不過十余萬，當然很難負擔紅一、四方面軍兩支大軍的長期消耗。
多年后，時任紅三軍團教導營教導員的李志民回憶道：
兄弟部隊在卓克基、蘆花等地與阻擊我軍的反動武裝戰斗中，先后繳獲了幾百頭牛羊，他們離開蘆花向前運動時，除殺了少數沒收反動土司的牛羊改善生活外，大部分都留了下來。總部打算讓我們三軍團看管幾天，待藏胞返回家園時請他們來認領。所以，看管這三四百頭牛羊的任務便落在我們教導營身上。
當時我們剛爬過五座大雪山，體力消耗很大，到蘆花后，因部隊人多籌糧十分困難，個個饑腸轆轆，看著這成群的膘壯牛羊，怎不包饞涎欲滴呢？這三四百頭牛羊，既沒有誰認真點過數，更沒有誰打過收條，隨便宰殺幾頭讓大家改善改善生活，增加點營養，根本無人知曉，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們紅軍有自覺的紀律，軍團首長信任我們，我們決不能“監守自盜”；況且，這是藏胞的牛羊，上級準備隨時歸還藏族同胞的，私自宰殺，也是違反群眾紀律。我們營的領導反復向大家動員解釋必須自覺遵守紀律的道理，并帶領大家上山采野菜摻和著青稞麥一起煮面糊糊，勒緊腰帶，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
我們盡心盡責地看管好牛羊群，白天趕到附近山坡放牧，晚上趕回營地圈起來，放哨警戒，防備敵人來搶，就這樣辛苦地看管了三四天，沒有動牛羊的一根毫毛。沒料到第五天清早，紅十一團的領導干部帶領一二十個戰士找到彭營長和我，說是上級通知可以殺一些牛羊做肉干，準備過草地好當干糧，我們這里牛羊多，先借幾頭，說罷，便自己動手去挑肥壯的牛羊。不一會兒，十團、十二團、十三團和周圍兄弟部隊的同志也爭先恐后地來“借”牛羊，彭營長、我和教導營的同志怎么攔也攔不住。我又氣又急，大聲喝道：“你們這樣無組織無紀律，我到軍團部告你們去！”可是來的干部、戰士并不害怕，還滿不在乎地笑著說：“好，好，你快去告吧！”
我和彭紹輝營長氣喘吁吁地跑到軍團部告狀，才得知這是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決定。聽說毛澤東同志到部隊了解情況，得知部隊籌糧困難，戰士們仍在挨餓，眼看就要過草地了，怎么辦呢？當時老百姓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麥已經成熟，無人收割；沒收反動土司搶來的牛羊，也沒人敢來認領。所以，毛澤東同志作出了“救救紅軍”的指示，軍委也發出通知：為了籌集過草地的糧食和牛羊肉，反動土司的糧食、牛羊可以沒收；群眾藏在地窖里的糧食和被土司搶走的牛羊也可以借用；地里的青稞麥都可以收割，先打下欠條，以后再還。因為我們教導營遠在山邊放牧，沒有接到上級的通知，才鬧了這場誤會。
……
毛澤東同志當時發出“救救紅軍”的指示確是在百般無奈的情況下采取的“下策”。他知道這樣做違犯了我軍歷來“秋毫無犯”的軍紀，有損我軍的聲譽。但是，那時候坐鎮成都的蔣介石正在調兵遣將，企圖將我軍圍困和消滅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區……為了“救救紅軍”，只好暫時對不起藏族同胞，這一筆賬，待以后再還。果然，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派代表團到四川、西康慰問藏族同胞時，毛澤東同志特地囑托慰問團的同志向卓克基、黑水、蘆花、阿壩一帶的藏胞表示歉意，說明當年為了救紅軍，欠下藏胞一筆賬，今天特來償還。雖然事隔十五年，當時紅軍寫下的欠條、借據大都已散失了，但慰問團散發了大量的慰問品和救濟糧食、物資，也已表達了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同志關心藏胞的一片心意。[9]
這段回憶生動道出了“群眾紀律”面對“水淺不養魚”的尷尬。
紅軍在黑水河流域沒有打過什么大仗，發生的小戰斗都是與當地土司和藏民之間的沖突，沖突的起因大都是為了糧食。由此也可見黨中央脫離此地北出陜甘打開局面的方針的確是非常明智的。除去戰略方針的抉擇外，此間無法生存，那也是一個非常現實而嚴峻的考量。
蘆花會議后，紅軍仍然進展不暢，集結困難，糧食不斷告急：7月28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告以“……糧太困難，主要二縱隊無糧，不能跟一縱并進……”等情況[10]；7月29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林彪、聶榮臻、李先念，再陳糧困之狀：“……因糧困，明日部隊不能出動。已令右支隊部隊仍在原地集結，籌糧待命，如三十六團已向左開動，仍令其回西干鎮、紅則籌糧。……”[11]；7月30日，朱德、張國燾致電紅三軍團十三團團長彭雪楓，要求“……十三團應以主力明三十一日進取波羅子，為全軍籌糧。以一部控制茶力革要點及守糧食，……”[12]
糧食接濟不上，部隊集結困難，前線戰事停滯僵持之狀仍然難以打破。
這個時期，由于胡宗南部憑借優勢火力和堅固工事頑固抵抗，紅軍始終未能取得決定性進展，不少陣地得而復失。7月下旬，紅軍攻勢停止，在西起臘子山、羊角塘（今名亞果隆洼）向南經包子寺（今松潘之包座寺）、牟尼溝、鎮江關一線與國民黨軍胡宗南部形成拉鋸對峙局面。
7月31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前線指揮部林彪并轉陳昌浩、李先念：
林并轉陳、李：
甲、因糧缺及各縱隊不能同時北進滅敵，現正計劃改變部署。
乙、依此，今三十一號前線部隊應作如下部署：
⒈二六七團固現陣地并加緊兩翼警戒。
⒉八十八師除以一部為二六七團預備隊外，其主力集結哈龍。
⒊一軍直屬隊一部及二師主力應集中哈龍，四團即由婆東回哈，準備八一經色功開婆羅子，與一軍主力集中該地籌糧、整理部隊，并清反動。
丙、林隨一軍行動后，哈龍前線由陳、李指揮并直報前敵徐、陳兩總。
朱、張
三十一號三時[13]
至此，松潘戰役因各種主客觀因素影響和限制，最終流產了。
紅軍沒有能夠從松潘一線打開北陜的大門，何去何從的問題，再一次擺在了面前！
注釋
[1]《彭德懷自傳》第207～第208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總政治部關于收集糧食事的通知（1935年6月25日于兩河口）》，《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3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朱德、周恩來等關于攜帶充足糧食保障松潘戰役勝利致各兵團各縱隊電（1935年7月2日）》，《后勤工作·文獻㈠》（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446～第44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4]《中革軍委及總政治部關于籌措糧食的辦法致各軍團電（1935年7月5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57～第55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中革軍委關于組織別動隊籌糧辦法（1935年7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3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㈢》（總政治部辦公廳編）第149頁，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6]《總政治部關于收割番民麥子問題的通令（1935年7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第3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㈢》（總政治部辦公廳編）第159頁，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7]羅通《來自井岡山下》第122～第123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8]《阿壩州志》第344頁，民族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9]《李志民回憶錄》第252～第25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10]《朱德、張國燾關于當前敵我情況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5年7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9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關于因糧困明日部隊不能出動致林彪、李先念電（節錄）（1935年7月29日20時）》，《朱德年譜（1886～1976）·上》（新編本）第52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地名注釋：西干鎮，今名西格堡，位于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紅扎鄉；紅則，今名紅扎，位于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紅扎鄉；波羅子，位于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縣卡龍鎮地域；茶力革，位于今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縣卡龍鎮才蓋村。
[12]《朱德、張國燾關于十三團行動致彭雪楓電（節錄）（1935年7月30日15時）》，《朱德年譜（1886～1976）·上》（新編本）第525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3]《朱德、張國燾關于我軍正計劃改變部署致林彪等電（1935年7月31日3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9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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