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了強大的文化沖擊。本土文化在強勢經濟的壓力下出現了許多問題。后殖民理論用其獨特的視角揭示出文化殖民的種種表現。運用后殖民理論不僅有利于更進一步看清“文化霸權”的實質,而且可以幫助第三世界的人們面對現實,夯實民族文化的根基。在文化沖擊的態勢中應該重視文化、增強理解、提高民族文化認同感以應對文化沖擊的挑戰。

西方文明的膨脹過程也是一個文化殖民的過程，全球化的積極響應者是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是西方文化,在這場不見硝煙的文化斗爭中要步步為營,努力提升民眾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感;要把握分寸,因為稍有不慎可能全盤皆輸。

本文從地域視角出發，探討了中東革命爆發并席卷全球的歷史背景及深層原因，以此對歐美中心主義進行批判的同時，提出了“新市民革命”的理論構想。關于近年以中東地區為中心爆發的市民起義和政變，多數討論都僅將其定位為各國的“民主化”進程，而忽視了隱藏在“阿拉伯之春”和“中東民主化”等語詞背后的歐美霸權主義，更未理解市民起義潮流中追求自由、平等及同胞愛的真正內涵。對此，本文從反恐戰爭及巴勒斯坦問題的歷史處理等世界史角度切入，揭示出中東革命對殖民地主義和種族主義橫行，歐美霸權一手操縱的國際秩序的強烈控訴。本文主張人們應該從這場革命中認清新社會和新世界變革的契機，包括其中蘊含的全新的普遍性變革主體。這就是尊重多樣性，以追求人的尊嚴、社會公平正義以及多元和諧統一為目標的“新市民革命”。

中東革命后很快就出現了妄圖抹殺彩虹的記憶，倒行逆施的反革命勢力。對市民起義的搶班奪權、偷梁換柱和惡意歪曲層出不窮。其慣用的伎倆要么是挑起宗派和種族之間的矛盾沖突，要么就是煽動聯合國及區域性國際組織的干涉。此外，作為殖民地主義道具的“中東各國體制”框架強加于“市民”的政治主體化的不均質條件也助長了這類反革命行徑。

以量化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臨界值為尺度，劃分1979年以來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革的階段性。結果發現，至2003年，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基本形成。此后，非公有制經濟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公有制經濟，以致現今的公有制主體地位已經動搖。國有經濟改革取得多方面的成就，但存在方向性的偏差，亟需采取戰略性措施，予以糾正。

本文基于對哈維資本帝國主義理論的分析，針對當前資本主義發展的困境，強調資本帝國主義是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的主要形態，權力的領土邏輯與資本邏輯是資本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進而對其理論進行理論性的說明和評價，分析了資本帝國主義理論的意義與局限。

批判法理學的迅速崛起是21世紀中國法理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於興中、馮象和強世功是中國批判法理學思潮的發動者和推動者。於興中運用文明秩序理論批判一元的法律文明秩序和國家法制主義，并提出社會理論與法之研究的種種面相。馮象則從宗教和倫理的角度對中國的政法體制和法治意識形態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強世功將新中國形成的法律傳統概括為法律的治理化傳統，并主張中國的法理學應該邁向立法者的法理學。批判法理學致力于反思和批判中國的法治和法理學傳統，力圖在批判反思的基礎上為中國未來的法治和法理學提出一幅理想的圖景。

本文認為，無論在階級社會還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因素對民族問題都存在著制約和影響。它們在階級社會的表現是：階級斗爭是民族自身發展的動力;階級壓迫是民族壓迫的實質。在社會主義社會的表現是：階級對立的消除決定了民族關系一般不再具有對抗性;社會階層的變化會對民族問題的內容和走向產生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的民族問題上反映出來。文章還提出，對“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理解即便在階級社會，也是應該有條件的、具體的;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民族壓迫更多表現出的是一種對于弱勢民族合乎“規則”的支配和剝削，其中蘊涵的階級壓迫關系具有隱匿化和“合法化”的特點。

本文依據歷史事實提出，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實現人民管理制的政治理想是列寧理論與實踐活動的重要價值訴求。列寧在推進無產階級民主建設的過程中，正確闡釋了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與集中、民主與專政、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等關系問題，并形成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與集中具體的歷史的統一”、“民主與專政相反相成”、“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相互依存”等重要思想。

金融資本的統治和金融寡頭的掠奪是資本主義社會時代的主要特征，這種社會統治和財富掠奪何以能夠實現?本文認為，貨幣理論是金融理論的基礎，要理解金融資本權力的產生，首先必須了解貨幣以及貨幣資本的內在本質。由馬克思創立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恰恰蘊含著能從剖析貨幣的本質和根源出發，并通過對貨幣自身矛盾運動的展開以及一系列后果的分析，最后達到對以掌握貨幣資本的壟斷性權力為根本特征的金融寡頭說明的邏輯線索。因此，我們從中能夠整合出一個從貨幣理論到信用理論，再到金融資本理論的連續性解釋框架，而這樣徹底和連續性的框架在其他經濟學派那里是難以找到的。本文正是試圖依照這一框架，以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為基礎，通過對(主要是)馬克思以及之后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相關理論進行梳理、借鑒，從而提供一個較為明晰、系統的馬克思主義視角的解釋。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萌芽于20世紀40、50年代“一個中間地帶”思想，雛形于60年代的“兩個中間地帶”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毛澤東以國家利益與主權訴求為邏輯原點，以矛盾對立統一論為哲學基石，以冷戰時代背景為歷史平臺，以反對霸權主義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作為中國外交戰略和國際關系理論的標志性成果，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具有十分特殊的時代價值，特別是在國際倫理與正義原則、話語權與國家形象、安全機制與戰略伙伴關系、相互依存與文化超越等領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則，是值得我們倍加珍視的寶貴的思想資源。

關于現實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改革開放以來的理論界提出過許多值得我們注意的看法，其中有“社會主義封建論”。世界社會主義的曲折歷程，使得一些信奉科學社會主義的人對現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生疑竇，對“社會主義封建論”產生某種程度的認同。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共產黨推動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歷史的新時期。思想界要為這場改革開放事業提供合法性的理論基礎。因此，分析所謂“社會主義封建論”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