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資本主義市場、國家和勞動的新財富分配原則

　　如果世界各地的每個人是經濟活動人口中的一部分，他們有一份能夠確保他們和他們家庭“一個值得人類尊嚴的存在”——正如在《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說的工作和報酬，當前的全球貧困將不存在。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就沒有理由質疑資本主義市場、國家還是勞動作為財富分配的手段。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在全球社會中失業和收入貧困的趨勢，借口就沒有容身之地。現在這些數字打破了記錄。在2013年2月，歐盟的失業率是10.9%，即2630萬人們沒有工作。自從1999年引入單一貨幣制度，歐元區的失業率達到12%，即最高水平的失業率，西班牙的青年失業率達最高利率為27%，隨后希臘為26.4——兩國青年失業率超過50%。同時，在2009年10月美國官方的失業率達到10,2%，在26年里首次升至兩位數。根據美國勞動統計局，2012年3月失業率減少至8.2%。然而，數據可能會更高。美國工業研究所建議一個更好地衡量真實失業率——U-6調查——維持在15.6%。事實上，如果同80年前一樣計算目前的失業率，這將接近20%。另一方面，根據《2012全球就業趨勢》報告，國際勞動組織估計“這兒存在2億的全球失業人口”和“9億工人與他們的家人每天生活在2美元的貧困線以下。”除了由失業引起的不斷增加的對工資的排斥，由于勞動的不穩定性——大量的兼職和臨時工作，和更大數量的在非正式經濟第四部門的垃圾工作——導致了工資的下降。例如，在拉丁美洲，70%的工作是非正式的和50%以上的工人沒有保險。根據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所做的研究，墨西哥有2640萬人在非正式部門工作——占就業人口的55.3%。

　　在2008年發生的當前經濟危機無疑促使了這次社會災難的發生，但是這樣一個災難不能單獨由危機來解釋。根據《2007全球就業趨勢》報告，在這次危機之前，全世界失業人數為1億9520萬人，幾乎和今天一樣。在這次危機之前，一些國家失業率甚至更高。舉個例子，在日本，當時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2001年11月失業率增長至5.6%，這是自從1953年日本政府開始衡量這個變量時由官方登記的最高失業率。在危機之前，在它的《2000/2001世界發展報告——與貧困作斗爭》中，世界銀行承認：“全世界有眾多的赤貧人口。在60億人口中有28億人——約占總人口的一半——每天生活在不足2美元中，有12億人——占總人口的1/5——每天生活費用低于1美元”(世界銀行2001:3)。2005年，根據世界銀行它自身，在全球社會中14億人口每天依靠1.25美元維持生命。根據食品和農業組織估計，在危機之前世界上有近10億饑餓的人民。簡而言之，即使沒有大蕭條，這兒已經有一場大范圍的排斥、貧困和失業危機。

　　事實證明，在我們所居住的陰暗的世界里，可支配勞動力尚未達到充分就業，收入不足以滿足甚至是“特權”工人的物質需要。要么是因為他們是失業者且根本沒有收入，要么是因為他們勞動交換微薄的薪水，成千上萬的男人和女人遭受了不能夠滿足對他們自身或對他們的家庭而言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日常痛苦。由于失業和低收入，日益增長的不平等、急速增長的貧困和社會財富排除大多數人都體現了地方勞動-經濟的不安全性。

　　來自新自由主義者和凱恩斯主義者的回應

　　在此期間，為了克服經常性失業，經濟學家在界定原因和采取適當的行動方面沒有達成統一意見。在現實政治中有兩個重大影響的經濟思想學派仍停留在意識形態的斗爭上，這個斗爭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上半期。

　　新自由主義者堅持認為實行干預主義的國家和政府首先要對失業負責任，因為根據他們的理解，自由市場它自身可以保證充分就業。對于他們而言，實行充分就業和勞動保護的國家政策是失業的來源;他們對工會的形成持相同的意見。在他們看來，國家干預主義導致剛性工資，剛性工資破壞了勞動力市場的自由運作。米爾頓·弗里德曼說：“如果工會在一個固定的行業里提高工資，該行業的就業總量一定會減少——正如價格上漲導致需求量減少”(1966:161-162)。基于工資減少有利于新的就業這樣一個觀點，古典經濟學家(例如庇古和坎南)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現代經濟學家，還有各種諾貝爾獎得主，已經對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做了辯解;這是一種對勞動彈性的維護——所以目前流行于右翼政府之間，就像西班牙人馬里亞諾·拉霍伊所在的人民黨。

　　相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聲稱自由市場不能夠保證充分就業，這就是為什么國家應該干預經濟以減少失業。根據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麥加——這里沒有所謂的非自愿失業，凱恩斯對該理論提出質疑，他認為，自由資本主義的正常狀態是就業水平遠未達到充分就業的水平。在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凱恩斯提出非自愿失業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通過新的投資可以減少失業。但是投資額由“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二者之間的關系決定，資本邊際效率具有短期波動和長期下降趨勢這兩個特征，因此，就業水平變得不穩定，傾向于經常性失業。凱恩斯認為即使當最后的決定掌握在私人投資者手中，實行干預主義的政府可以實施以降低利率為導向的貨幣政策，刺激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同時，凱恩斯(2003:353)指出國家也可以“對于消費傾向施加引導的作用”旨在達到充分就業，“通過賦稅制度，部分通過利息率的漲落，和部分通過其他手段。”還有，如馬蒂克(1985:24)指出，凱恩斯主義視角下的國家“通過有用的公共工程”可以導致充分就業。通常，基于增加投資、消費或公共支出因此就業水平趨于上升這樣的觀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國家干預經濟作了辯解;作為對經濟增長的防御。

　　新自由主義者和凱恩斯主義者，除了對他們的理論構想作出批評外(新克拉曼2000)，提出消除失業的行動方案，這個方案超越現實世界中什么是可能的限制。沒有工人餓死的情況，這兒有一條收入水平線，低于該水平線不可能再降低工資。盡管如此，除了人的條件，新自由主義者提出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減少工資，即工人階級收入幾乎在生存線上——看來他們沒有意識到將近有30億人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世界銀行2001:3)。這里也有一個在沒有耗盡世界上不可再生資源和破壞生態系統的情況下增加更多生產是不可能的轉折點(阿爾瓦雷斯2012)。盡管如此，本質上構成一個抽象的可能性事件，凱恩斯主義者提出，在全球經濟增長非常接近引起環境崩潰中增加生產增長率——看來他們對“峰值一切”(海因伯格2010)和全球變暖一無所知。

　　無論如何，這些事實揭示了由凱恩斯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提出的因果關系的錯誤特征。在最近的大蕭條之前，胡安·索馬維亞，當時的國際勞工組織總干事，承認：“過去五年里強勁的經濟增長僅僅對與家人生活在貧困中的工人數量的減少有輕微的影響，并且這只是發生在少數國家。此外，增長未能減少全球失業”(國際勞動組織2007)。另一方面，研究表明：“支持在臨時工作和在女人和老年男子之間有關固定工作的貧困二者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Amuedo-Dorantes and Serrano-Padial2010:641)

　　因此，無論是勞動彈性還是增長政策都不會是消除源于它的失業和貧困的切實可行的措施——事實上，資本主義下的勞動彈性和經濟增長都只是為了更多利潤。

　　然而，這不是關于發現將導致充分就業的經濟規則——正如在《充分就業的全球展望》討論文件中所呈現的(雅各布斯和斯勞斯2011)。困擾著全球的貧困超出了此范圍：在其基礎上，它有社會公認的規定資本主義財富分配的原則，作為從整體上構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組原則的一部分。根據我的理解，這就是為什么不可避免地去分析資本主義財富分配原則的有效性和從它派生出的矛盾。

　　資本主義財富分配原則

　　在資本主義世界，財富分配由“按照個人和他擁有的工具所生產的東西進行分配”(弗里德曼1962:161)決定。依照原則每個成年人獲得社會生產的商品和服務，要么(1)因為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為工資工作，要么(2)因為他們是債券、不動產或他們從中得到紅利的企業所有者。根據這條原則，富裕國家的跨國公司總裁們一分鐘內掙得的與貧困國家的大多數人在他們的一生中掙得的一樣多。當與資本收入掛鉤時，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更加擴大。例如，跨國公司的所有者卡洛斯·斯利姆在2010年增加了155億美元的財富，即每天增長了4246.5萬美元;而在墨西哥一個工人每天的平均工資為14美元，相當于斯利姆先生積累的財富的0.0000003%。這樣一個勞動者將不得不工作3,033,268年以獲得155億美元，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僅一年內獲得的。資本主義所有制使得世界上最富有的十個人擁有3954億資產，而世界各地的9億工人每天掙得少于2美元，且2億失業者掙得甚至更少成為可能。因此，在資本主義財富分配下，除非他擁有從中得到紅利的財產，否則“不勞動者不得食。”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絕大多數人必須工作以維持生計。然而，馬克思(1985:11)說“在單個的個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現為一種社會規律”。實際上，這個“社會規律”調節數百萬人的經濟生活，同時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原則。

　　但是這個分配原則是構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阿爾瓦雷斯2011)的一組基本原則之一，伴隨著不顧一切的追求利潤和資本積累的再投資，該原則成為這組原則中最重要的原則。因為這一原則，社會財富的生產不是傾向于滿足人類需要而是滿足大資本貪婪的積累。例如，農業壟斷企業生產生物燃料是為了獲利，而不是使用土地種植糧食以養活世界上數百萬的饑餓人口。這條原則決定整個制度的活力。在資本主義制度中，不僅生產而且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遵循資本積累這一方針。因此，根據詞的本義，從“對于家庭和城邦共同體來說為生活所必需的和有用的物品，這些物品都能夠被貯存起來。”(亞里士多德1997:15)的管理這一意義上說，資本主義不是一種經濟。本質上，古希臘人把其稱作致富術。根據亞里士多德，這是“人們認為它和錢幣密切相關，因為錢幣是交換的基本單位和目的。從這種致富術所產生的財富是永無止境的。”(亞里士多德1997:17)。

　　遵循瑟爾(1995)和杜塞爾(2009)的方法，在建立了牟利的基本原則上，依次建立了資本主義的制度、法律和慣例。這就是說，這些原則在實證法方面被制度化和正式化，并且在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被重新創建。例如，資本主義市場和國家的行動綱領由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明確規定。資本主義國家不支持給工人們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的觀點;相反，依法它將保證經濟剩余的轉移有利于食利者階層、債券、不動產或商業的所有者。資本主義市場從不主張國家之間團結;但是相反，為了利潤它將以人類和自然為代價促進跨國公司之間惡性競爭。正如卡爾·博蘭尼曾經提到的，“大轉變”，其趨勢是社會關系隸屬于純粹的市場關系，使得自然和人類只是商品，屬于社會與自然的現實足夠維持資本積累的活力這一過程，這也是由資本主義基本原則決定的。因此，除了其他基本原則以外，“按照個人和他擁有的工具所生產的東西進行分配”的分配原則保證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再生產，從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

　　實行勞動彈性政策的新自由主義作者們或實行經濟增長以達到充分就業和減少貧困政策的凱恩斯主義作者們從來沒有質疑過資本主義牟利的基本原則，在這個原則上建立了實行干預主義的政府和自由市場，所以他們得到的只不過是西西弗斯的工作。一般均衡理論和《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只不過是文字欺騙，掩蓋了少數人富裕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代價這一狀況。因此，合法的說在阿森納建立的資本主義下，弗里德曼的虛構的勞動彈性結構和凱恩斯的經濟增長與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具有一致性，有著危險的死亡思想武器這一顯著稱號。

　　社會主義財富分配原則

　　早在19世紀，為了應對資本主義牟利的分配原則以及該原則對人口的消極影響，李嘉圖學派(湯普森、霍治斯金、布雷)和早期社會主義者(圣西門、歐文、傅里葉、卡貝、蒲魯東)要求工人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因為他們看到在不平等原則或非等價原則下的“現行社會秩序的實質和靈魂”(弗朗西斯·布雷，彼得引用1996:72)。和目前一樣，經濟正義的行為是如此舊，這種等價報償的方法是牟利的。

　　兩千多年前，最先驗文化之一的哲學天才，亞歷山大大帝的導師對此發出了警告。在熊彼特教授的《經濟分析史》中，他指出：“亞里士多德無疑在尋求一種定價的公正原則，他發現公正原則就是一個人的予取必須‘相等'”(1984:74)。在現代，經濟學家保羅·科克肖特和阿林·科特爾已經重提了這些觀點。在邁向新社會主義中，他們提出“一個公正的社會只能被建立在那些工作的人有權獲得全部勞動所得的原則下”(1993:27)。經濟學家阿倫·彼得斯持相同的觀點。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制圖師的建議，在他的Das Aquivalenz-Prinzip als Grundlage der GlobalOkonmie和Computer Socializmus中所概述，是基于“工資直接地和絕對地與工作時間相對應”(1996:92)這樣的觀點。可以說，在目前的財富分配下彼得的“等價原則”是指：按他的工作時間進行分配——除了年齡、性別、婚姻狀況、膚色、國籍、工作類型、體力、學歷、物質磨損、能力和工作經歷以外。

　　根據該原則，如同五百年前征服者拒絕承認美國人民權利方面的等價一樣;現在我們拒絕承認經濟等價。對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或英國人而言，野蠻的美國人沒有任何權利。只在歐洲的土地上有一個作為相等的待遇存在。同樣，伴隨有一定的征服者精神，我們習慣于接受少數資深專家比大多數不夠資格的野蠻人有更大的認知。一個泥水匠或清潔工不能和一個醫生或工程師一樣有相同的工資。只有在專家的領地上，這里有一個正當的待遇。然而，在以滿足人類需要為導向的經濟中，我們應當克服這種情況，因為“在同等尊重所有人的公正面前(種族、性別或職業除外)，收入和生活標準的差異同職業差異系統地聯系是不合理的。正如人的無限尊嚴不能取決于種族或性別，它不能取決于職業。只要收入是由工作類型決定，這里將沒有公正。”

　　隨著資本主義分配原則的有效性帶來更大的政治影響，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馮·恩格斯作出了最強烈的批判。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說為了終止“生產和產品占有體系是建筑在......少數人對多數人剝削，”無產階級就需要“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和“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1987:59)。他們不接受對以分配公正為標準的等價作辯護的教條主義方法。為了反駁拉薩爾的觀點，卡爾·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在以下方面認可了他的觀點：“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馬克思1979:20)。根據這位德國哲學家，當資本變為“公共財產”時資本主義財富分配的終結即將到來。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在前蘇聯、在前東歐國家、在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中國和古巴，和在其他一些國家——通過生產資料的征用和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按照他工作的質量和數量進行分配的實施，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付諸實踐。

　　在整個二十世紀那些支持這些觀點的人們是市場社會主義的辯護者。在他們的思想指導下，社會主義運動的代表已經建議通過在全體公民之間實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社會化，消滅資本主義剝削。對于這些社會主義者而言，這里沒有資本收入因為這里沒有生產資料私人所有權;公司資產掌握在工人手中。約翰·羅默，“替代社會主義”(具有主張一種非計劃和市場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征)的倡導者之一，提出基于息票基礎上的財產分配機制，和一個分散決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稅后在社會之間對所有公司的利潤進行分配(賴特2001)。對于一個特定的技術市場社會主義思想學派的作者詹姆斯·揚克而言，所有的“經濟收益當前被看作是資本主義私人部門創造的，在實用社會主義中將被收回，”由公共財產辦公室將這種經濟收益復歸“社會紅利概念下的人口”(施韋卡特援引1997:447)所有。戴維·施韋卡特也提出“經濟民主”(2001:145)：“為什么不如全國財產一樣考慮一國資本，而是考慮如在資本主義下發生的由股東持有的公司股票?”

　　通過廢除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以及由市場社會主義的作者們提出的資本收入和“經濟民主”，這些國家能夠減少與資本主義牟利掛鉤的可憎的經濟不平等。如果這些國家通過實施前馬克思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的等價原則，結束對工人的剝削，這些國家能夠在他們經濟體系內較好的財富分配方面得到類似的結果。

　　總之，無論是進行了為以經濟原理為等價或基于生產資料占有的等價的認可的斗爭，“按照個人和他擁有的工具所生產的東西進行分配”的資本主義分配原則將被“按照他工作的(質量和數量)進行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所代替。

　　不合理社會原則下的勞動

　　然而，這里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技術進步，使得對社會主義者盡力安排基于勞動的財富分配引起質疑。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警告過這種進步。

　　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這既不是他自身完成的直接人類勞動，也不是他的工作時間，而是他自己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作為一個社會主體由于他的存在，他對自然的理解與對自然的支配——簡言之，這是社會個體的發展，它表現為產品和財富的重要基石。面對由大規模工業它自身所創造的新的異化勞動時間的竊取，基于目前財富的異化勞動時間的竊取顯得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基礎。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停止和不再是其量度，并因此交換價值不再是使用價值的量度。(馬克思1973:705)

　　然而，馬克思的思想已經成為看得見的事實。煤炭、石油、天然氣、水電、太陽能、核能、風能和地熱能、勞動工具、機械工具、機器人、電腦、新的通信信息技術和生命科學;所有這些已經取代人類勞動成為“產品和財富的巨大基石”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今天沒有人“不再能夠嚴肅認真地宣稱這個過程可以被制止或逆轉”(Grupo Krisis1999:7)。一方面，技術進步毫無疑問在資本主義牟利中有著決定性作用。目前的技術性失業是技術代替人類勞動的一個表現。新工作被創造，但沒有同消失的工作保持相同的比例。無就業增長也是這個替代過程的一種表現。早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當經濟開始增長但沒有新的就業崗位時，經濟學家們開始討論這個現象。辛克拉曼(2008)認為把它說成是動態停滯，或者是動態收縮更好。后者的特征是生產方面的正增長率和就業人數減少。在洪都拉斯，“在七十年代，香蕉產量增加三倍，而從事香蕉生產的雇傭勞動力下降到三分之一”(辛克拉曼2008:70)。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界定了此問題：“所以經濟增長不再引起失業的消滅而是正好相反，假定工作的消滅，什么可以被稱作無就業增長”(2008:56)。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沒有使用巨大的能源資源，就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將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些研究人員，包括作者們，已經發現能源使用——一個并未在經濟學們的生產方程中被使用的要素——在解釋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工業生產的增長時遠比資本、勞動或技術重要。”(霍爾和戴2009:235)。事實上，“全世界每年(2010)消費的318.94億桶石油(英國石油公司2011)相當于39,906,202,135人一年365天每天工作8小時付出的努力”(阿爾瓦雷斯2012:73-74)。除了石油，我們應該考慮從煤炭、天然氣和其它能源資源中生產的能源。

　　總而言之，如果現在“財富的巨大源泉”不再是勞動而是能源資源和技術，那么如同保持“按照個人和他擁有的工具所生產的東西進行分配”的資本主義分配原則是有效的一樣，維護“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財富分配原則是不合理的。在21世紀的今天，“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舊的原則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原則。矛盾是顯而易見的。

　　知識分子主張社會主義財富分配原則應與已工作的時間緊密相關，如果他們沒有排斥，符合一個社會的社會主義精神，他們將需要保證所有主動尋求就業的人的工作。假如事實如此，他們將需要在這個時候為2億失業人口和9億生活在非正規部門的人口提供體面工作。但是在短短10年里，那些提倡勞動的社會主義者將需要為在勞動力中年輕的新就業者創造超過4億個新的就業崗位(國際勞動組織2012)。到2050年，如果聯合國預測世界人口增加到90億，他們將需要創造多少就業崗位?

　　但是這并不是全部。當我們考慮這大量的將停止從事那些對資本主義是常見的荒誕的工作的人們——這些人們盡管正好是由那些勞動作為一種財富分配手段的維護者們提供使他們能夠謀生的工作，良好愿望的“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財富分配建議變得更加明顯不合理。考慮到世界各地數百萬工作是為了使金融部門的食利者階層富有的人們，正工作在證券公司、證券交易所、商業和投資銀行、保險、租賃和其他金融公司;考慮到數百萬工作在通過廣告牌、商業廣告和企業形象誘導顯著性消費的廣告行業的人們;考慮到數百萬受雇于歸根到底保證大企業私人所有而鎮壓貧困人口的警方、軍隊和情報機構的人們，;考慮到生產軍事裝備，例如武器、彈藥、飛機、戰艦、潛艇、導彈、炸彈等的那些人，;和間接地工作在這些部門的其他一些人：如講授金融和營銷的老師和維護白領強盜和鎮壓機器兇手的律師。勞動的崇拜者必須保證這么多人的社會主義就業崗位。但是他們也不得不為數百萬的直接或間接工作在最終會縮小以保護環境或人們健康的行業的人們提供新的就業崗位，例如在汽車生產行業的人們;也不得不為數百萬被登記從事犯罪活動的人們提供新的就業崗位，例如綁架、盜竊、販賣人口或走私武器和毒品的犯罪分子。

　　假設，如果世界今天處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難道一個小于目前所需要的勞動力不足以提供“在生活中什么是必需的、方便的和舒適的”?(史密斯1990:3)我相信它會。在資本主義常見的高失業率和很多荒誕的工作就是證明。因此，假定勞動作為財富分配的普遍手段有意義嗎?不，我不相信它有。但是那些從相反方面考慮的人們，社會主義“勞動偶像”(Grupo Krisis1999)的倡導者不明白當前和未來全球失業的維度。例如，保羅·科克肖特和阿林·科特爾假定在一個社會主義經濟體中“工作保證所有”和捍衛例如由他們建議的一個經濟“可以在充分就業下運行”的觀點(1993:39和115)。這對于一些國家經濟可能實現。但是，社會主義勞動的捍衛者在很多全球資本主義常見的活動中充當悲慘角色的勞動方面也顯示出他們的無知。Grupo Krisis在這方面給出了結論：“無論誰詢問關于他(或她)工作的內容、意義和目標，他將發瘋或在旨在以本身就是目的的運行的社會機器中成為一個破壞性因素”(1999:18)。

　　因此，雖然資本收入的取消是等價原則和假定勞動作為財富分配的普遍手段的其它社會主義主張的優點，但是當人類勞動停止是“產品和財富的重要基石”時，資本收入取消的缺點變得明顯。因為每個公會的社會主義者盲目崇拜不能解決社會財富分配的勞動。

　　一種新的財富分配原則

　　如果不是實施充分就業政策，也不是實施基于他們的“勞動偶像”上的社會主義財富分配模式，而是勞動彈性或經濟增長政策，讓世界貧困消失的目標將不會達到。在21世紀，唯一能夠保證“一個值得人類尊嚴的存在”的經濟將是一個財富的獲得不是以“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不合理的原則為條件的經濟。初看上去，這似乎不是一個容易的任務。事實上，作為一種經濟原則，超越“勞動偶像”分配社會財富是人類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之一。

　　這是一個真正的大挑戰，因為它意味著采取反對勞動社會的行為，特別是因為它要求同作為財富分配手段的勞動作斗爭。

　　實際上，縱觀歷史，勞動已經是人們管理財富分配的基本工具;非法盜竊、遺產和資本收入這些案例是這條規則的一個例外。在重要的政治和哲學文本中，包括一些空想性質的文本，那變得更清晰。例如，赫西俄德認為勞動給人們帶來了財富和真正的快樂。在他的說教史詩《工作與時日》，一部道德的和令人振奮的關于正義和勞動的詩歌，我們知道：“如果你心里想要財富，你就如此去做，并且勞動，勞動，再勞動。”(赫西俄德1995:102)。對于亞里士多德而言，“絕大多數人是以耕種土地以收獲果實來獲得生活資料。”6小時和4小時工作時間分別是在由托馬斯·莫爾寫作的《烏托邦》和托馬斯·康帕內拉寫作的《太陽城》中的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的的基本原則，所有人受到6小時和4小時工作時間的影響以獲得社會利益。同時約翰·洛克強調：“肯定也需要某種方法把它們(土地上的果實)分配給人類，這樣它們才能被某個特定的人使用，或給他帶來好處”(1986:19)媒介就是勞動：“不管他從自然提供的資源中，移走了什么，剩下了什么，里面已經混有了他的勞動，加入了他自己的東西，從而使之變成他的財產”(1986:20)。哲學天才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警告：“作為既定的方針，每個人應該依靠他的勞動生活。因此，生活取決于勞動，如果這個條件不滿足，將不會有這樣的權利。”但是，正是人們自己最好地表達了勞動與獲得經濟財富之間的聯系，因為他們遭受了資本主義牟利的剝削：“如果你工作，你活得很好，否則餓死。”

　　同樣地，在現代社會各種各樣的勞動法、憲法、聲明和國際協定中，一個人可以想見勞動與獲得財富的關系。在法律協議中，在職的雇員必須根據一定的社會和文化需求接受一份確保他和他后代生活的工資。例如，在墨西哥合眾國憲法的第123條第6章節第2段要求：“一般最低工資應該充分滿足一個住戶在物質、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正常需求，也能為孩子提供義務教育。”《世界人權宣言》的第22、23、24條的制定是出于相同的目的。“人人有權工作......(和)人人工作時，有權享受公平優裕之報酬，務使其本人及其家屬之生活足以維持人類尊嚴必要時且應有他種社會保護辦法，以資補益。”總之，在政治與國家公法規范的領域已經規定了充分就業和體面工資。

　　但是如果人類沒有嘗試一些看起來不可能的事情，那就是說，超越“勞動偶像”的經濟原則分配社會財富，它將不會發現什么是可能的。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辛克拉曼引用2010:82)督促我們“超越任何‘既定存在'。”我認為，規劃一個新社會主義是可能的，在這個新社會主義里社會財富根據人民的需要分配。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不同于與勞動相關的價值原則，馬克思預示了一個財富占有原則。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判了拉薩爾的“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馬克思說：“在伴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按需分配!”這個“之后”是今天正在發生的。由于生產力增長導致了礦物燃料和技術的使用，如今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人口——數百萬的兒童、青少年、老年人、家庭主婦、慈善家等——不用工作可以生活。

　　在一個近似于分配原則的要旨中，其中，馮·帕里斯基(1996)和馮·帕里斯基(2006)已經提出了一個基本收入的觀點，是普遍的和無條件適用的。他們的設想是按照一定的文化參數，每個公民每月應該獲得足夠數額的錢以實現一種生活方式。收入的獲得將不再“受限制于工作的完成或捐助;另外，它是普遍的”(賴特2001:208)。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綠黨建議執行這一原則，近日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已經顯示出策劃一個普遍的基本收入的可能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社會發展司司長Martin HopenHayn(2011)解釋：“如果這樣，公民應該有一個最低生存門檻。”然而，即使當這個也稱作“民主補助金”的建議與“勞動偶像”的財富分配無關，愚蠢地也只剩下資本收入。由于保持資本主義牟利的不變，一個普遍的基本收入的有益動機將被系統地破壞——我們只需要記住新自由資本主義在過去三十年中對工資的系統攻擊。

　　這就是使它不足以在保守系統中插入一條進步原則的原因，這條原則由一組以資本積累為導向的原則構成。相反，“按需分配”的新的財富分配原則成為一組可能為生活提供經濟的原則的一部分，在這條原則下，滿足人類需要將成為生產的目的;就是說，是其基本組成原則。

　　另一方面，和馬克思所概述的這一原則相比，“按需分配”這條新原則隱含著對需要的限制。這個限制是由適度消費原則引出的。在另一篇文章中(阿爾瓦雷斯2012)我主張，如果遵循了人類消費對環境影響的最先進的計算方法，現在對商品和服務的消費的限制應該等于一個1.73公頃的生態足跡。在馬克思時代，由于沒有關于增長的極限的壓力和任何一個在今天反映為如全球變暖環境威脅的概念，因此過去在建立一個消費的限制方面沒有和今天一樣重要。但是目前，生活的可持續性是第一階段的一個公共問題。

　　當然在新社會主義下，“按需分配”與由資本主義制度人為導致的無限需求毫無關系。但是由于“人類不是有特定需要的自然人，而是一個貧窮的自然人”(辛克拉曼2010:226)，他們不是由一個理論或一個國家計劃預先定義的需要。這是關于存在的具體需要，它取決于年齡、性別、宗教信仰、出生地、氣候、品味和偏好;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必須滿足以達到享受充足和有尊嚴的生活這一目的的需要。

　　然而，從長遠來看，對消費的限制預期著對今天消費模式的一個改變：數量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質量。我認為由名著《小即是美》的作者恩斯特·舒馬赫提出的佛教經濟學模型表達了這種改變的實質：“簡而言之，前者(佛教經濟學)試著通過最優消費模式使人類滿意度最大化，而后者(現代經濟學)試著通過生產力的最優模式使消費最大化”(舒馬赫2001:49)。

　　在上世紀中期，在基布茲有一個對“按需分配”原則和適度消費原則的引用。達林·德拉布坎(H.Darin-Drabkin)在他的名著《另一個社會》(The Other Society)中說到：“平等原則和按需分配原則在基布茲的生活中都是明顯地具有較高的相關性”(1974:106)。今天由于人類與基布茲共享資源的稀缺性這一情況，這是重要的。達林·德拉布坎(H.Darin-Drabkin)規定：“基布茲的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可以滿足對確定需要的優先次序的必要性”(1974:171)。面對增長的極限和全球變暖，人類必須承認應該對消費限制，且在這方面應該作出決定。

　　弗蘭茲·辛克拉曼提出的充足的概念無疑是放棄了與資本主義有關的誘導需求的哲學指南，且包括在新社會主義中看作是主題的人類的需要。這個充足的實質是在社會中共享現有的資源或商品的行為。作者說：“充足不是定量的，但是它是在某種程度上足夠每一個人共享這個事實的結果”(2010:77)。在新社會主義中，這個事實是建立在每個人均勻地共享地球上生產性生物承載力和社會上生產的財富的行為之上。因此，每個人平等使用地球的生態生產空間和財富按照需要分配是兩條原則，21世紀的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這兩條原則之上。這就是我認為在新社會主義中當我們面對“充足”時，消費和財富分配原則是必要的原因。

　　然而，這并不是意味著在新社會主義中沒有人需要去工作，那將是一個對現實的荒謬的認知。盡管免費能源和技術的非凡使用，人們將繼續在自然向產品的轉變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就其本身而言，這并不是意味著人們的生活必須有一份工作。勞動生產財富是必要的，但是為了分配它，它不必是一個阻力。

　　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將不得不計劃對所有處在生產年齡中的人們進行勞動工作量的分配。這兒不是有意通過盲目的不合時宜的手段來實現充分就業，而是根據生產需求來協調社會分工。我認為，多虧了我們的技術進步和能源使用，勞動力的一小部分將足以達到全球產量。現在繁重的勞動工作量受到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創造的“特權”的影響，從其中釋放出的時間將是生活在休閑中的時間。總而言之，在時間方面和不在執行活動方面，社會主義的工作將是一種強制服務。每個人完成了這樣的勞務，才能夠保證在將來他可以根據他的需要選擇商品配額;沒有完成勞務的人們將受到懲罰，通過將配額減少到最低生存的標準，同時伴隨著刑事制裁的方式。

　　最后，如果我們想要避免新自由主義的牟利導致人類再一次面對野蠻困境;我們也向往生活在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那么在維護勞動收入的同時只是取締非法收入是不夠的。在21世紀的新社會主義中，正如現在把財富生產從勞動中分離出來一樣，我們需要建立一條把財富分配從勞動偶像中分離出來的原則，終止“按照個人和他擁有的工具所生產的東西進行分配”!終止“按照他工作的(質量和數量)進行分配”!歡迎“按需分配”原則!

　　原文刊載于《世界政治經濟學評論》（英文）第4卷第3期（2013年秋季）

　　(譯者許敏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馬研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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