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評陳鐵健《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一文并唐寶林《陳獨秀全傳》一書中的謬說

奚兆永

　　編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師授權本網發表，全文近30萬字，本網將分章節進行連載。今天刊登本文第八篇《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上）》，結尾附有全文目錄。

　　去年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前夕，《炎黃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發表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鐵健寫的一篇題為《中共建黨第一人——陳獨秀》的文章，這是一篇借中共建黨95周年之機，嚴重歪曲歷史，造謠誹謗，肆意詆毀毛澤東，歪曲李大釗，貶低魯迅，惡毒攻擊列寧、斯大林，攻擊蘇共和共產國際，并把把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貶低《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無恥吹捧叛徒陳獨秀并為其種種劣行進行掩飾、辯護的極其反動的文章。該文許多謬說實際上都是從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自詡為“陳獨秀研究權威”唐寶林所著《陳獨秀全傳》一書里搬來的。 

第八篇　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上）

奚兆永

　　一、“十宗罪”說法不當，“莫須有”更無根據

　　唐研究員說，“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決議、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問題的決議》，是對陳獨秀命運產生決定影響的三個主要決議。這些決議以及根據這些決議所作的其他文件、領導人講話、文章，和毛澤東秘書胡喬木1951年寫的《中國共產黨30年》，給陳獨秀扣了十頂帽子，我們稱之為莫須有的“十宗罪”：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叛徒。”(唐寶林：《中國學術界為陳獨秀正名的艱難歷程(代序)》，載《陳獨秀全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001頁)

　　其實，上述三個決議和黨史著作并沒有給陳獨秀定什么罪，而政黨本來也不是司法機關，是不好給它的成員定罪的。當然黨有黨的章程，有黨的紀律，它可以對它的犯了錯誤或違反紀律的成員進行批評教育，也可以對他們進行懲治處罰，目的也都是為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和法庭宣布罪狀、判處徒刑顯然是大不一樣的。實際上，所謂帽子，其實也就是對一些錯誤的稱呼而已。所謂“十宗罪”，其實也就是十項政治錯誤，當然，這不是一般的錯誤，而是影響了中國革命進程的極其嚴重的政治性錯誤。

　　至于說這些極其嚴重政治錯誤都沒有根據，是“莫須有”，都是強加于陳獨秀的不實之詞，更是不能成立。

　　我們知道，唐研究員所說的“十宗罪”或我們所認為的十項極其嚴重的政治錯誤，都是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確立的，難道說，黨中央對陳獨秀有什么偏見嗎?中央主要領導人和陳獨秀之間有什么個人恩怨嗎?那么，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后來的中央領導人，為什么要把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強加于陳獨秀的頭上呢?以下，我們就從不同的方面對此做一些批判性的論述。

　　二，關于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問題

　　本來，這一條我們也可以不討論的，因為唐自己也認為這一條“由于缺乏有力的資料，無法撼動”;但是他又認為“十宗罪”都是“莫須有”，雖然自相矛盾，自己已經否定了自己，不過還是有再討論、再批評的價值。特別是，這一條可以說是他其他錯誤的一個總根源，對它進行分析更有其必要。

　　嚴格地說，陳獨秀并不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派。他所主張的民治主義，其實就是杜威的民治主義，就是英美實行的資產階級民主。1919年12月，也就是在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兩年以后，他還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實行民治的基礎》的文章，大肆吹噓杜威的民治主義，他說：“杜威博士在他《美國民治的發展》講演中說：‘美國是一個聯邦的國家，當初移民的時候，每到一處，就造成一個小村，由許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許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許多州合成一國。小小的一個鄉村，一切事都是自治。’他又說：‘美國的聯邦是由那些有獨立自治的能力的小村合并起來的，所以當初他們只要自治不要國家，后來因有國家的需要，所以才組成聯邦。’我們現在要實行民治主義，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是要注意政治經濟兩方面，是應當走民治的堅實基礎上做工夫，是應當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創造這基礎。”(《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頁)杜威說的“美國聯邦是由那些獨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來的”，說穿了就是由歐洲移民過來的那些“有獨立自治能力的”的資產者合并起來的資本主義共和國。陳獨秀所向往的就是這樣的像英美那樣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當然，當時他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有這種思想也不奇怪，我們似乎不必苛求于他。但是，半年之后，當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與他長談幾次后他的思想有了轉變，接受了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懂得了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區別。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問題是，他的這個進步只是別人灌輸的結果，而他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并無深入的研究，因此這個轉變是不徹底的，進步是不扎實的，一遇到具體問題，就會發生動搖。比如在大革命時期，在關于革命性質的問題上，他認為當時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他看不到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偉大作用，也看不到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中國國民革命和社會各階級》一文中說，“在普通形勢之下，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工人階級和學生不同，有他自己階級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取何態度，乃是一個極重大而復雜的問題。工人是社會上有力的階級，在物質上他的力量自然遠不及資產階級雄厚，而在心理上因為實際生活之壓迫，往往易于促進他的決戰態度，......但同時我們要知道，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概括地說起來，是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他還說，“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還沒有自己階級的政治爭斗之需要與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爭斗之甚至于連自己階級經濟爭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覺的工人(如手工業工人)也并不是少數。”(《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237頁)至于農民，他雖然也認為“農民占中國全人口的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為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不易集中，文化底生活欲望簡單易于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于遷徙被難茍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于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同上，第234-235頁)他在《資產階級的革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中還說，“在每個革命運動中，浪漫的左傾觀念和妥協的右傾觀念都能妨礙革命進行。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同上，第212頁)他顯然不懂得， 在20世紀20年代，在蘇俄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之后，世界的局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蘇俄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幫助下，完全可以走一條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即：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后再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而不需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統治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說，在這個革命中，工人階級應該發揮領導的作用，同時和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一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作的演說里本來是說得很清楚的。但是，陳獨秀并沒有真正掌握，卻提出了讓資產階級領導、聯合無產階級的一條機會主義的路線。這條路線即使按陳獨秀自己所說也是屬于向資產階級妥協的右傾路線，稱之為右傾機會主義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陳獨秀的這種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特定的條件下，在實踐中就會進一步發展為右傾投降主義的路線。本來，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妥協退讓。這種妥協退讓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會進一步發展為右傾投降主義的路線。這里所說的投降主義，不是指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投降，而是階級與階級之間的投降。

　　應該說，陳獨秀的這種右傾投降主義早就有所表露。1826年3月20日蔣介石制造了中山艦事件，逮捕了以艦長李之龍為首的共產黨人。這是一個信號，也是一起極為嚴重的政治事件，可是陳獨秀不僅不進行斗爭，相反，卻在6月4日寫信蔣介石對主張倒蔣的大潑冷水，而對蔣介石大肆吹捧，說什么“倒蔣必以卻又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友意見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且正當英日吳張反動勢力大聯合，攻破北方國民軍之時，這是何等助長反動勢力，這是何等反革命!”(陳獨秀：《給蔣介石的一封信》，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是從兩條路線斗爭中鞏固壯大起來的》，1968年版，第19頁)這不是投降主義是什么?實際上，僅僅過了一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蔣介石之反動，在中國革命運動上是一大損失，因為他個人性格之有決斷肯負責任，和袁世凱一樣是中國有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這也就是我們所以自去年3月20日到今4月12始終遷就他向他讓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個原因。我們一年余的忍耐遷就讓步，不但只是一場幻想，并且成了他屠殺民眾屠殺共產黨的代價!”(陳獨秀：《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載《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

　　由于陳獨秀看不到無產階級的先進性與革命性，認為中國無產階級不僅在數量上很幼稚，在質量上也很幼稚;而不像毛澤東那樣認識到“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毛澤東還通過幾年來工人的罷工運動所表現的力量，認識到了“工業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頁)但在陳獨秀看來，中國幼稚的工人階級根本不能承擔起領導革命的重任，于是他把革命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這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他在1929年之所以被開除出黨，當然與他的這個錯誤給革命事業所造成的莫大損失有關，同時也是和他拒不承認錯誤的態度分不開的。

　　至于在他1932年10月被捕入獄后，經過所謂“沉思熟慮”的過程，又回到了他信仰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認識，竟然批評斯大林“拋棄了民主主義”，甚至批評包括列寧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說他們“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科學價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作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 ，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陳獨秀著作選編》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頁)如果說，他在1920年夏曾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區別是前進了一步，那么，他現在則又大大地退后了一步。而唐研究員在《全傳》里竟然把他從馬克思主義又退回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說成是什么“大徹大悟，到達彼岸”，是什么“最后的思想輝煌”，其實，陳獨秀最后關于民主和獨裁的論述，不僅完全脫離了客觀的事實，而且是他對共產主義的最徹底的背叛。他還把二戰中蘇聯在反對德國法西斯所取得的令全世界矚目的偉大勝利說成是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反對德國法西斯的勝利，而人們都知道，英美等國在諾曼底登陸開辟第二戰場只是在1944年5月才發生的事，而在這之前，蘇聯以一國之武裝力量抵抗德國法西斯的侵略已經有四年時間，而且經過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已經扭轉了戰爭的局面。這個事實全世界都知道，陳獨秀1942年去世，至少也應該知道其相當一部分，怎么好像渾然不知呢?特別是，陳把蘇聯和德國法西斯相提并論，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論，完全混淆了不同陣營的界限，簡直令人匪夷所思。試問，如果沒有蘇聯艱苦卓絕的對德作戰，并為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僅僅靠英美等所謂“民主國家”1944年在西線第二戰場的諾曼底登陸，就能夠打敗希特勒德國了嗎?如果沒有蘇聯紅軍最后消滅日本的關東軍，僅僅靠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日本會投降嗎?如果美國的原子彈真有那么厲害，能夠決定戰爭的勝負，那為什么在波茨坦會議上英美還要求蘇聯在三個月后出兵呢?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頭頭都不相信“唯武器論”，不相信一兩件新式武器就能夠決定戰爭的勝負，為什么曾經在人民大學這所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重鎮受過“母校栽培”的《全傳》作者居然會相信這種“理論”呢?

　　把資本主義的民主看成是理想的民主，認為資本主義社今后會萬世常存下去，居然把這種極其落后的歷史觀還當做科學來宣揚，這不能不令人為他的倒退而唏噓不已!’

　　三、關于“二次革命論”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論是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統一，既不是什么“一次革命論”，也不是什么“二次革命論”。在中國，“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的說法是由孫中山最先提出來的。他在1905年寫的《民報》發刊詞里說，“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我國縱能媲跡于歐美，猶不能避免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后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于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還視歐美，彼其瞠乎后也。”(《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9頁)孫中山所說的政治革命就是民主革命，他所說的社會革命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他提出兩大革命可以“畢其功于一役”，明顯是受俄國民粹主義革命家的影響，其實是一種主觀社會主義主義的幻想。

　　馬克思主義者當然并不贊成孫中山所說的“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論”思想。他們認為，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它要經過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與之相適應，革命也是區分不同的發展階段分別進行的。所謂“政治革命”乃是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而“社會革命”乃是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兩種革命的性質不同，革命的對象和動力也不同，它們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而只能是根據社會發展階段分別進行的。這就是革命發展階段論。不過馬克思主義者又認為，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并沒有一座萬里長城。無產階級應該本著不斷革命的精神把民主革命向前推到最大限度并且在條件具備時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的統一。這里的關鍵是一個革命領導權的問題。列寧早在1905年寫的《兩種策略》一書里就指出，“革命的結局將取決于工人階級是成為在攻擊專制制度方面強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資產階級助手，還是成為人民革命的領導者”;“現在，社會民主黨的正確的策略口號對領導群眾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革命時期貶低原則上堅定的策略口號的意義，是再危險不過了。”(《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頁)

　　當然，列寧的《兩種策略》是在大革命失敗以后才翻譯成中譯本的，當時陳獨秀無緣看到列寧的這些論述也是可以理解的，毛澤東也是在1932年紅軍打下漳州以后才讀到列寧的這本書的。不過對于這個問題，列寧1920年6-7月間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里也有很明確的論述。這特別表現在列寧針對封建關系或宗法關系、宗法農民關系占優勢的比較落后的國家和民族所講的“六個必須”里面：

　　“第一，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運動;把落后國家淪為殖民地或財政上加以控制的那個國家的工人，首先有義務給予最積極的幫助;

　　“第二，各國同落后國家內具有影響的僧侶及其他反動分子和中世紀制度的代表者作斗爭;

　　“第三，必須同那些企圖利用反歐美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來鞏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蘭主義和其他類似的思潮作斗爭;

　　“第四，必須特別援助落后國家中反對地主、大土地占有制、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或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運動，竭力使農民運動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歐共產主義無產階級與東方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國家的農民革命運動結成盡可能密切的聯盟;尤其必須盡一切努力，用建立‘勞動者蘇維埃’等方法把蘇維埃制度的基本原則應用于資本主義前的的關系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中去;

　　第五，必須堅決反對把落后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產主義的色彩;共產國際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民族運動，只能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是各落后國家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分子已經集結起來，并且通過教育認識到同本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斗爭是自己的特殊任務;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融合，要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即使這一運動還處在最初的萌芽狀態也應如此。

　　第六，必須同一切國家、特別是落后國家的最廣大的勞動群眾不斷說明和揭露帝國主義列強一貫進行的欺騙，即打著建立政治上獨立的國家的幌子，來建立在經濟、財政和軍事方面都完全依賴于它們的國家;在目前國際形勢下，除了建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附屬民族和弱小民族別無生路。”(《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221頁)

　　列寧的這些論述告訴我們，落后國家進行民主革命應該把反封建放在特別的地位，它要和資產階級結成臨時的聯盟，更要重視農民運動，對資產階級要既聯合又斗爭，要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并且還根據蘇俄的革命經驗提出了建立“勞動者蘇維埃”的意見。可以說，這正是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一個完美結合的策略。但是，陳獨秀并沒有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這個很正確也很切實的指導意見，相反，他剛愎自用，一意孤行地認為，中國工人階級遠遠不如資產階級，不僅在數量上很幼稚，在質量上也很幼稚，雖然是一個重要分子，但不是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中國農民數量雖然很大，但是他們分散、保守、易于茍安，難以加入革命，對于已經興起的農民運動他也很不滿意，說什么是“過分了”，“糟得很”;實際上，他的心目中只有資產階級。他不止一次地說，“在普通形勢之下，國民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陳獨秀文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頁)不過由于有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在，他也不得不對此稍作補充;但在根本上卻是抵制的。他說，“國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1917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俄羅斯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革命，本以推倒沙皇為共同目標，只以工人階級在1905年之革命及1917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當時資本主義的列強因大戰而瀕于破產，自救不逞，十月革命遂至發生新的政治組織。但是這種未來的機會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并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亂的干國民革命。”他還說，“陷于半殖民地而且瀕于完全殖民地之悲運的中國人，不首先解除列強之重重奴辱，別的話都無從說起。”(同上，第239-240頁)

　　可以說，陳獨秀的觀點是典型的不折不扣的“二次革命論”的觀點：他先是“一心不亂地干國民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認為，既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而革命成功自然是資產階級取得政權。用他的話說，“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沒有階級斗爭，只有民族斗爭!”“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此時是鬼話!”“等待和國民黨分家后再組織共產黨不遲!”(《陳獨秀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23年6月，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是從兩條路線斗爭中鞏固壯大起來的》，1968年版，第11頁)他甚至說，“至于國民革命成功，共產黨便要與國民黨左派爭政權，這也是不會有的事。共產黨取得政權，乃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事，在國民革命時代，不會發生這類問題。”(陳獨秀：《我們現在為什么爭斗?》1926年9月25日，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是從兩條路線斗爭中鞏固壯大起來的》，1968年版，第12頁)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參加民主革命又有什么意義呢?如果無產階級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那就只能是下一次革命即第二次革命的事了。

　　當然，陳獨秀也提到了所謂特殊情況下有可能無產階級也能夠得到若干政權，不過這要由“機會”來決定，而“機會”又是不能預計的，想都不應該想，必須徹底斷了這個念頭才是。試問，這不是典型的“二次革命論”又是什么?

　　如果我們把陳獨秀的這些“高論”和列寧對這個問題的論述以及蘇俄的革命實踐加以對照，就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根本區別。在列寧，他在1905年進行反對沙皇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就已經注意到兩種不同的策略，就已經把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提到了人們的面前，而在1917年進行二月革命時，他當然也不會忘記這一點。如果沒有這個正確的策略思想，以及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二月革命后怎么會出現兩個政權(一個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另一個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并存的局面呢?關于二月革命，上世紀50年代學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人都知道一些，現在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這里不妨作一些簡略的介紹：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由俄國彼得堡、莫斯科、巴庫、下新城等地的工人罷工開始的，罷工迅速擴大，并且一天天地獲得新的擁護者，出現了像1905年那樣的革命形勢。1917年2月18日(俄歷)，俄羅斯最大的重工業工廠普梯洛夫工廠開始罷工，接著彼得堡大多數大企業的工人也宣布罷工，到2月23日(公歷為3月8日)，女工們也響應彼得堡布爾什維克委員會的號召紛紛走上街頭進行示威游行，而工人們則用宣傳總罷工的行動支持女工的示威游行。到2月26日(公歷為3月11日)政治罷工和示威運動變成為起義的嘗試。當時彼得堡軍區司令哈巴羅夫發出布告，要工人在2月28日復工，而沙皇在這之前也下令要他“將京都中的騷亂悉行制止”。但是，這時沙皇的命令已經不靈，在26日出現了軍人中有人向騎警開火的事情，工人們，特別是女工們積極地開展了爭取士兵參加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宣傳。而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局(負責人是莫洛托夫)當即發表宣言，號召繼續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武裝斗爭，號召成立臨時革命政府。2月27日(公歷為3月12日)，彼得堡的駐軍拒絕向工人開槍，起義的軍人由早晨的一萬人發展到晚上的六萬人。接著，起義的工人和兵士開始拘捕沙皇的大臣和將軍，二月革命這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了勝利。應該說，二月革命的勝利是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前鋒并且領導了身穿軍裝的數百萬農民進行的革命的成果。

　　陳獨秀把二月革命的勝利歸之于“資本主義列強因大戰而瀕于破產，自救不逞”這個客觀因素，這是說不通的。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兩個集團之間進行的掠奪性戰爭，是非正義的戰爭，而絕不是如陳獨秀所說的“自救”的戰爭，也不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所說的“保衛祖國”的戰爭。同樣是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國際的社會沙文主義者一個個都忙著去“保衛”資產階級國家去了，只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為當班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始終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并且主張把帝國主義戰爭轉為國內戰爭，轉為革命，這樣，才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勝利。如果站在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對待這次戰爭，大家都去“保衛祖國”，哪里還會發生無產階級革命?蘇俄之所以爆發革命，顯然不能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客觀因素來說明。還應該看到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俄羅斯的工人的成分發生了一些消極的變化：由于沙皇俄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工廠里有相當一些工人當兵打仗去了，而補充進工廠的是一些覺悟程度較低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遠不像原來那些老工人那樣具有無產階級的優良品質，這些小資產階級階層實際上是滋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土壤，結果讓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鉆了空子，而這些工人中的小資產階級階層則成了他們的俘虜。當布爾什維克在街上領導群眾進行直接斗爭的時候，妥協派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卻乘機在蘇維埃里奪取代表位置，并在蘇維埃里組成自己的多數。結果把政權轉給了資產階級，癡心指望這個政權不會妨礙蘇維埃自己的工作。對此，布爾什維克做了大量的解釋工作，揭穿臨時政府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反動性質，揭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叛賣行為，而讓廣大群眾知道，必須用工兵代表蘇維埃代替臨時政府，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可見問題并不在于什么“機會”，而恰恰在于采取什么樣的策略，也就是列寧在《兩種策略》中說的：“工人階級是成為在攻擊專制制度方面強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資產階級助手，還是成為人民革命的領導者”，陳獨秀采取的是前者，心甘情愿地做資產階級的助手，結果大革命失敗了;而列寧主張的是后者，所以才能在二月革命的基礎上通過不懈的努力實現了革命的轉變，由民主革命走上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專制制度，列寧在二月革命發生后的第35天即4月3日(公歷4月16日)從國外回到彼得堡，他在第一天就做了一個戰爭與革命的報告，明確地提出了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綱”。列寧在“提綱”中說，”俄國當前形勢的特點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第一階段由于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在大多數工人代表蘇維埃中我們黨還處于少數地位”，“只要我們還是少數，我們就要批評，揭示錯誤，同時形成全部國家政權歸蘇維埃的必要性，使群眾從實際經驗者糾正自己的錯誤。”在這個“提綱”里，列寧還提出了“更改黨的名稱”和“革新國際”的意見(《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14-116頁)總之，提綱的基本要求就是實現革命轉變，由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由兩個政權并存轉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當然這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人們說“兩個政權同時并存”，由于主客觀原因，最初蘇維埃的勢力還是比較弱小的——最初只有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等幾個地方的工兵代表蘇維埃掌握在布爾什維克手里，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蘇維埃都掌握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手里，但是經過布爾什維克幾個月的積極工作，情況就有了很大轉變， 到了9月，俄羅斯的兩個首都——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布爾什維克已經取得了多數地位，列寧提出，現在“可以而且應當奪取國家政權”了，起義的問題被提上了日程。列寧在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彼得格勒委員會、莫斯科委員會的信(即《布爾什維克應當奪取政權》一文)中說，“人民對于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搖擺不定已經感到厭倦。只要我們在兩個首都取得勝利，就能把農民爭取過來。”“如果我們現在不奪取政權，歷史是不會饒恕我們的。”(《列寧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3、234頁)從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陳獨秀對于革命轉變的態度和列寧對于革命轉變的態度是根本不同的。

　　但是，在這方面，唐研究員在其所寫的《全傳》“代序”里引述了賈文臣和日本學者江田憲治的觀點，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如果說陳獨秀是“二次革命論”的觀點，那么，俄國在二月革命后建立的是資產階級政府，然后緊接著發生十月革命，能不能說列寧也是“二次革命論”呢?他居然利用會上“眾多權威學者”說“不能”而認定陳獨秀的觀點是正確的。(見《全傳》，第005-006頁)本來，人們認為“不能”只是肯定列寧，而唐研究員竟然把它作為對陳獨秀觀點的肯定。殊不知陳獨秀的觀點恰恰是違背列寧的觀點的，怎么能夠以人們對列寧的肯定作為肯定陳獨秀的依據?真不知這究竟是什么邏輯?如果問題就用這樣的辦法來解決的話，那么任何真正的理論和策略的研究和討論都是多余的了。在這里我們要看到，列寧是一直主張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但是由于某些客觀的原因，領導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里。對于這一情況，列寧立即提出了改變的意見，因為這是革命能否轉變的一個關鍵。列寧從未說過什么不管領導權是不是在無產階級手里，民主革命都是要建立資產階級政權，都要實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這樣的話。把顯然錯誤的觀點硬強加于列寧，這是對列寧的極大的污蔑。很清楚，列寧的革命理論和策略與陳獨秀所謂的理論和策略毫無共同之處，硬要把它們混為一談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在這方面，我建議唐研究員再好好讀一讀列寧的《兩種策略》、《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和他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于非資本主義道路的講話。對于這些理論和策略問題，不讀馬列著作是不行的。特別是列寧的有關論述，已經把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獨立性問題，以及在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和落后國家可以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幫助下不經過資本主義道路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都已經說得非常清楚的情況下，還無視列寧的論述，議論什么列寧是不是也是“二次革命論”，那就未免太淺薄了。

　　在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唐研究員過去的著作里，他也是承認陳獨秀有“二次革命論”的思想的。比如他在1994年在臺灣出版的那本《中國托派史》里就明白無誤地說，“也要看到，陳獨秀犯錯誤又有其本身的原因，那就是‘二次革命論’的思想。”(唐寶林：《中國托派史》，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版，第65頁)那時，他還生怕人們看不到陳獨秀的這一錯誤，可是，后來竟然千方百計地為陳獨秀掩蓋和否定這一錯誤。人們要問：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唐研究員的觀點發生了這一百八十度的變化?不管怎么說，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自己的觀點發生如此大的變化，是應該作出說明的;而作為讀者，人們也有權要求作者對此作出負責任的交待的。

　　現在有些人一說到蘇聯和共產國際，就認為是它們的指導錯誤導致了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而陳獨秀只不過是一個替罪羊罷了。唐研究員也是這種觀點。這種說法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從根本上來說，列寧和共產國際對于中國和整個東方殖民地與落后國家的指導是完全正確的，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恰恰是陳獨秀拒絕執行列寧在《兩種策略》一書和他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指出的正確方針的結果。這個錯誤不由陳獨秀來承擔，難道還要由提出正確指導思想的列寧和共產國際來承擔嗎?當然，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大革命后期的某些具體問題的指導上有失誤，對此中共領導人應該提出進行討論而不應該盲目執行;如果盲目執行了，那執行者自己理應承擔起責任，一概推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做法也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國共合作究竟是采取黨內聯合還是黨外聯合并不是大革命成敗的關鍵。在實行黨內聯合時也曾經取得過輝煌的勝利，而且采取黨內聯合的形式是列寧和孫中山在世時就決定了的，那時斯大林雖然已經做了總書記，但是，從列寧和斯大林的信件往返中可知，即使是由斯大林起草的文件也是需要經過列寧同意才能發出的。列寧在世時斯大林還不是最高領袖，怎么能夠把一切都說成是斯大林的錯誤?其實，真正的問題是革命的領導權問題，在這方面，列寧說得很明確，而陳獨秀根本沒有這個概念，他生怕會把資產階級嚇跑，一再妥協退讓，結果讓蔣介石掌握了領導權，他也不敢斗爭，還一再幫蔣介石說好話。陳獨秀既然當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怎么能夠對大革命的失敗不負責任呢?

　　必須指出，關于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列寧不僅在《兩種策略》一書里已經講得十分明確，而且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里也做了進一步的強調，認為這是民主革命能夠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是陳獨秀卻一再加以拒絕，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而這個革命的勝利“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實際上，資產階級是一個政治上很軟弱的階級，它既有主張進行民主革命的一面，又有革命不徹底的一面。道理很簡單，因為資本主義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是一個剝削社會，如果它對封建地主階級的革命過于徹底將會觸及其本身的利益。所以，差不多所有的資產階級學者包括那些在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最優秀的學者，他們出于“正確的本能”都不可能徹底地批判封建社會，而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也都是不徹底的。列寧曾說，“一切先進國家中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國在1649年)完成它們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沒有打掃干凈的奧吉亞斯的牛圈——試從這些奧吉亞斯牛圈拿出任何一間來，你們都會看到，我們已經把它們打掃得干干凈凈。從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憲會議(1918年1月5日)這十來個星期里，我們在這方面所作的工作，比資產階級民主派和自由派(立憲民主黨)以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他們執政的八個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遍。”(《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頁)原來蘇俄的無產階級在取得十月革命勝利后并沒有馬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用了大約兩個半月的時間繼續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沒有完成的任務。就無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的徹底性來說，不僅遠遠超過臨時政府時期，而且大大超過一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正是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的優越性所在。陳獨秀不懂這一點，而毛澤東早在1925年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時就已經明確地指出，工人階級“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筠的的領導力量。”(《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頁)當紅軍打下漳州讀到列寧的《兩種策略》一書時，毛澤東更是如獲至寶，并且把此書寄給彭德懷看，還用鉛筆在上面寫道：“此書要在大革命時候讀著，就不會犯錯誤。”(見《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頁)可以說，毛澤東后來寫《新民主主義論》是受了列寧《兩種策略》一書的很大影響的。現在有人居然說：“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起于陳獨秀，成于毛澤東，我們慶賀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時候，萬萬不可忘記陳獨秀。”(賈立臣：《陳獨秀實現發展軌跡》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頁)這位賈立臣先生，就是唐研究員大力推崇的所謂“否定陳獨秀‘二次革命論’的第一人”，但是他竟然不懂得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是革命轉變的關鍵，也不懂得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的區別也正在于是無產階級領導還是資產階級領導。實際上，陳獨秀所主張的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舊民主主義，而絕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其前途是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在這種情況下侈談什么新民主主義起于陳獨秀，成于毛澤東，完全是南轅北轍!其目的也很清楚，那就是抬高陳獨秀，貶低毛澤東!

　　至于唐研究員說什么“‘鄧小平理論’等于是對‘陳獨秀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徹底平反”，這個說法顯然是不能成立的，也是非常錯誤的。我們知道，鄧小平并不是一個理論家，他也從來沒有研究過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怎么能夠說“鄧小平理論”等于是對“二次革命論”的徹底平反呢?現在人們說的“鄧小平理論”，那只是改革開放以后才出現的提法。在唐研究員看來，改革開放就是放棄社會主義社會，重走資本主義道路，并且建立資本主義社會，跟當年陳獨秀說的“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自然是資本主義社會”一脈相承，當然就可以將二者等同起來而沒有必要反對“二次革命論”的問題了，而陳獨秀違背列寧教導搞“二次革命論”的錯誤也就不成其為錯誤了。我們說，不對!改革開放以后，盡管無論是社會上，還是在共產黨內部，都有些人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機會來了，他們主張私有化，要全盤借鑒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但是，無論是鄧小平還是后來的領導人，他們都沒有公開主張過放棄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相反，他們主張“四個堅持”，主張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當然有些說法和做法(如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等)并不正確，并且還出現過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領導人，這些當然是應該從中吸取教訓的。但是，把改革開放說成是走陳獨秀“二次革命論”的路線，將二者劃上等號，為陳獨秀的錯誤翻案，顯然是非常錯誤的。在這里，唐研究員實際上是故技重演，他其實是想拉大旗作虎皮裹著自己去嚇唬別人，但是他又失算了，這套伎倆，不僅不能達到目的，反而暴露了他意欲否定社會主義而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丑惡嘴臉。

　附全文目錄

　　目錄：

　　引言（3）

　　一、制造謊言，詆毀毛澤東，吹捧陳獨秀（7）

　　1.陳文說毛只是一大的“記錄員”，否定其為黨員代表身份(7)

　　2.唐著《全傳》里貶毛褒陳的不實之詞隨處可見(16)

　　3.駁所謂陳獨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戰第一人”之謬(25)

　　二、歪曲歷史，壓低李大釗，抬高陳獨秀（34）

　　1.究竟誰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第一人”?(34)

　　2.歪曲歷史，步謝韜后塵，繼續為民主社會主義制造輿論(43)

　　3.以否定人道主義來否定李大釗是徒勞的(61)

　　4.駁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由日本經陳溥賢中介而來之謬(65)

　　三、捏造事實，貶損魯迅，吹噓陳獨秀（76）

　　1.駁所謂陳獨秀是“魯迅小說的引路人”的謬說(76)

　　2.駁所謂陳獨秀“帶動魯迅寫雜文”的謬說(81)

　　3.企圖用貶損魯迅來吹噓陳獨秀是心勞日拙的表現(87)

　　四、無中生有，造謠中傷，惡毒攻擊列寧斯大林（102）

　　1.關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馬恩對他的否定評價(1012)

　　2.駁所謂“列寧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謠言(106)

　　3.駁陳唐對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惡毒攻擊(132)

　　五、無知無畏，口出狂言，妄圖否定馬克思主義（165）

　　1.“消滅私有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166)

　　2.蘇聯歷史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172)

　　3.中國歷史同樣證明：社會主義遠比資本主義優越(194)

　　六、兼評理論界的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論調（213）

　　1.駁所謂“馬克思主義過時論(213)

　　2.駁所謂“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論”(232)

　　3.駁所謂“馬克思主義太難論”和“馬克思主義簡單論”(252)

　　4.學習毛澤東，認真學習馬列，努力改造世界觀(268)

　　七、去真存偽，隱惡揚“善”，造假陳獨秀（275）

　　1.借口所謂“謠言殺人”，蓄意掩蓋事實真相(275)

　　2.陳獨秀絕不是什么“硬骨頭”，而是一個軟骨頭(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實際上家長作風嚴重(300)

　　八、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上）（304）

　　1.“十宗罪”說法不當，“莫須有”更無根據(304)

　　2.關于“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問題(305)

　　3.關于“二次革命論”問題(311)

　　九、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中）（327）

　　4.關于“取消派”和“取消主義”問題(327)

　　5.關于托派問題(338)

　　6.關于漢奸問題(373)

　　十、對陳獨秀若干重大問題的批判性論述（下）（414）

　　7.關于叛徒問題(414)

　　8.關于反革命問題(421)

　　9.駁所謂“新版《毛選》放棄了六項反革命罪”的謬說(432)

　　結束語（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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