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 題記：單純地說那種制度是“好制度”，這個說法有個問題，那就是忽視了制度的執行這個環節。再好的制度，如果執行不好，也會出現麻煩。如果說“制度好”，這個說法包含有制度的執行也好，否則不能說這個“制度好”。因此錢學森說“制度好”，意蘊深刻。說制度好，看問題比較全面，更能體現世界觀。而說好制度，相對來說比較靜態看問題，更多體現價值觀。社會主義社會必須要講世界觀，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只講價值觀。
錢老講過他管理導彈科技工作時，遇到的一件事。
一次導彈發射前，有人（估計是該導彈總設計師）向錢學森報告說，現在出現了一個故障，導彈起飛的觸點是臨時信號了，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信號，然而現在測量這個觸點卻突然失靈了。
錢學森說道："這不行呀，要趕緊找到負責人解決問題。"
過了一會兒，一位女同志被叫到來到了錢學森的面前。錢學森立刻告訴這位女工程師，這個故障他找別人也沒有辦法，只能由女同志來負責解決這個問題。
錢學森說到："這樣吧，我給你12小時，你去解決這個問題，你解決之后再來向我報告"。
果然，這位女同志領導大家在12小時內完成了任務。
當女工程師趕忙來到錢學森面前的時候，錢學森發現，這位女同志在匯報時嘴都急歪了。這是怎么一回事？原來是因為所有現場工作的同志著急拼命，才變成這樣。
為此錢老總結：
接著他講了這么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不要以為我們這些人那個時候抓得這么好啊，有什么本事，沒有本事。就是這個制度好，發揮了科技人員的集體的作用。
仔細品味這段話，這個制度好在哪里？
好就好在“發揮了科技人員的集體的作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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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制度好與好制度
制度好，與好制度，不是一碼事。
說制度好，這是對一個制度的事實判斷，暗含價值判斷；說“好制度”，這就不僅僅指對一個制度的判斷，而是對某一個（一種）制度與另一個（一種）制度的比較得出的結論結論，這個時候價值判斷占有更多成分，例如某些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持有資本主義價值觀的人，就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好制度，他們可以罔顧事實的。
關于好制度，有個說法：好的制度能夠怎么樣，壞的制度又能如何如何。
這樣的說法，看似沒有什么毛病，說得通。但究竟怎樣才算是“好制度”呢？又好像沒有說清楚，這又得一切交給實踐，讓實踐去檢驗吧！
所以，單純講“好制度”，容易導致片面性。
當錢學森說“制度好”的時候，請注意這其中也包含有他對中美兩國制度的比較，在這個問題上他是有發言權的，他不僅有感性認識，也有理性認識。而且，他的親身實踐，也是無可爭辯的。也就是說，
錢學森對當時的制度，作出“好”的判斷，是綜合判斷，是整體性的判斷，他的這個判斷在他說這個話的時候，可以說是經過多次反復比較之后得出的結論，是完全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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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的覺悟：美國不道歉，就不去那里
——從科學家到哲學家
錢學森作為個人當初在美國的待遇，可以說是超一流的。美國軍方認為他一個人低的了5 個師的兵力，這還是器層面的估計，在道層面也就是在無形的財富擁有上，錢學森恐怕是當時在美國的華裔數一數二的。
1955年在經過了5年艱苦卓絕斗爭以后，錢學森一家回到祖國。一直到21世紀，我們才從公開的資料里得知了錢學森對美國的評價。
錢學森同志的政治覺悟，恐怕以前我們很少從這個角度去觀察他。要知道，毛主席對科技人員的重視不是沒有原則的，在大科學家里，為什么如此重視錢學森？這絕對不是單純考慮他的學術水平高的結果。錢老從年輕時開始，就認真研讀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著作，具有一般科學家沒有的政治敏感性。他晚年三次拒絕去美國，就連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都勸不動他。他說過：“這是美國佬耍滑頭，我不會上當。當年我離開美國，是被驅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國法律規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國的。美國政府如果不公開給我平反，今生今世絕不再踏上美國國土。”他的意志品質，他的政治覺悟，可見一斑。
錢學森本來是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就準備攜全家回國的，可是美國政府百般阻擾，在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政府和各界，以及錢學森本人經過不屈不饒的抗爭，終于在5年多之后的一回國。
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錢學森收到美國方面三次邀請：
第一次，1979年錢老在美國讀書的母校加州理工學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稱號；
第二次，1986年6月南加州華人科學家工程師協會給他授獎；
第三次，1989年國際技術與技術交流大會在紐約給他授獎；
這三次，錢學森都沒有去。
如果說后兩次不去，還可以用民族氣節來解釋的話，那么第一次不去，就不單純是民族氣節可以解釋的通的。因為在美國，大學保持有相對獨立性，著名大學的“杰出校友”這個稱號，是人們格外珍惜的。
錢學森不是不要加州理工學院“杰出校友”這個稱號，后來母校派專人到北京錢學森家里，把這個稱號的證書授予錢老，錢老愉快接受了。
錢老就是“不上美國佬的當”，這是有根據的。
美國佬的確喜歡玩這樣的小把戲。
這里說個典故。
1972年到1976年，美國有兩位總統訪問北京，他們也曾邀請過中國領導人回訪美國，毛主席聽了周總理的匯報后立即回絕了，并且啟發周總理——“那里還有青天白日旗飄著”——因為美國當時和臺灣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有著“外交關系”，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當然不能去。
作為一般的運動員、文化界人士去美國也可以。可是，如果國家領導人如果去了，舉行國賓歡迎儀式，那么就等于事實上承認了美國“兩個中國”的預謀。
當尼克松總統訪華時，美國人是否用了鬼蜮伎倆，這里不做判斷，不過，即使他們用了，像我國頂級外交家都沒有警覺，可是，請不要忘了，還有一道防線，那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靠譜的防線，任何人都無法突破的防線——無論是道層面無形的防線，還是器層面有形的防線，都是無與倫比的。
這道防線在哪里？
如果現在還不明白，那就太不應該的。那就太應該學習一下錢學森同志了，看看下面，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同志，在毛主席之后，在繼承毛主席遺志上，在堅持毛澤東思想上，在發展毛澤東思想上，頗有建樹。
1985年，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基沃思訪華，他在會晤原國家科委主任宋健時表示：錢在美工作過20年，對美國的科學技術進步特別是軍事科學的發展，做出過很大貢獻。在研究過聯邦調查局的歷史檔案后，十分清楚，麥卡錫黑暗時期的美國是欠錢學森的債的。我們現在感到很難過。美國政府對錢學森橫加迫害，是沒有道理的。錢的遭遇和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的情況很類似(奧在麥卡錫時期被誣為“蘇聯間諜”而受審；上世紀60年代美國以授予他“國家勛章”的形式為其“平反”)。美愿邀請錢學森訪美，并由政府和有關學術機構表彰他對科學的重要貢獻。如錢不去美訪問，美方可派美國科學院院長普雷斯來華，授予錢學森“國家勛章”，表彰他的貢獻。
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在得悉美國有關方面邀請錢學森訪美，并要授予他學術榮譽稱號和國家勛章后，曾在一次會議期間找錢學森談話，勸他接受這一邀請。
據錢老后來說，胡的談話大意是，錢老，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一些國家邀請你，我建議你還是接受邀請，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別人不一樣，對推動中外科技交流會有很大影響。這也是今天改革開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變，中國在變，美國也在變。幾十年前的事，過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記在心上。你去美國走走，對推動中美間的科學技術交流，甚至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都會有積極意義。
聽了胡耀邦這一番話，錢老說：“總書記，當年我回國的事很復雜，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不宜出訪美國。”
胡接著表示：“錢老，我這是勸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認為不便去，我們尊重你個人的意見。”
這以后，當錢學森正式接到國防科工委、國家科委和外交部三家的聯合請示件以后，他明確表示：“這是美國佬耍滑頭，我不會上當。當年我離開美國，是被驅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國法律規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國的。美國政府如果不公開給我平反，今生今世絕不再踏上美國國土。”
錢老說：“如果中國人民說我錢學森為國家，為民族做了點事，那就是最高的獎賞，我不稀罕那些外國榮譽頭銜！”
錢學森1985年3月9日給國務院一位領導同志的信對不去美國作了十分明確的回答：
“我本人不宜去美國。……事實是我如現在去美國，將‘證實’了許多完全錯誤的東西，這不是我應該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國政府逼我回祖國的；早在1935年離開祖國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學、地下黨員戴中孚同志保證學成回到祖國服務。我決定回國是我自己的事，從1949年就做了準備布置。……我認為這是大是大非問題，我不能沉默。歷史不容歪曲。”
《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后來毛主席根據原始記錄加以整理，作了若干補充，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毛主席在這篇著作里指出：
【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間，一個時期，思想政治工作減弱了，出現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像馬克思主義行時了一陣，就不那么行時了。針對著這種情況，需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青年學生，都應該努力學習。
除了學習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過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這個缺點，今后必須避免。
思想政治工作，各個部門都要負責任。共產黨應該管，青年團應該管，政府主管部門應該管，學校的校長教師更應該管。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要提倡勤儉建國。要使全體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國家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變這種狀態，全靠青年和全體人民在幾十年時間內，團結奮斗，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一個富強的國家。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給我們開辟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
有些青年人以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就應當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費氣力享受現成的幸福生活了，這是一種不實際的想法。】
Among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there has recently been a falling off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some unhealthy tendencies have appeared. Some people seem to think that there is no longer any need to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politics or with the future of the motherland and the ideals of mankind. It seems as if Marxism, once all the rage, is currently not so much in fashion. To counter these tendencies, we must strengthen ou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Both students and intellectuals should study hard.
In addition to the study of their specialized subjects, they must make progress ideologically and politically, which means they should study Marxism, current events and politics. Not to have a correct political orientation is like not having a soul. The ideological remoulding in the past was necessary and has yielded positive results. But it was carried on in a somewhat rough-and-ready fashion and the feelings of some people were hurt -- this was not good. We must avoid such shortcomings in future.
All departments and organizations should shoulder their responsibilit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his applies to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Youth Leagu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this work, and especially to heads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eachers. Our educational policy must enable everyone who receives an education to develop morally, intellectually and physically and become a worker with both socialist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e.
We must spread the idea of building our country through diligence and thrift. We must help all our young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ours is still a very poor country, that we cannot change this situation radically in a short time, and that only through decades of united effort by our younger generation and all our people, working with their own hands, can China be made prosperous and str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socialist system has opened the road leading to the ideal society of the future, but to translate this ideal into reality needs hard work.
Some of our young people think that everything ought to be perfect once a socialist society is established and tha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enjoy a happy life ready-made, without working for it. This is unrealistic.
錢學森說的“大是大非問題”是什么？
這是需要思考的。其實這也正是他在毛主席時代養成的思維習慣，體現了他高度的政治覺悟。這里，我們就不能僅僅把他當做一個科學家看待，而應該當做一個哲學家。
而錢學森的這個覺悟，早在回國前就有了，因此，當錢學森回來祖國的時候，他實際上是科學家見哲學家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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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把錢學森不僅當做科學家，也和錢學森探討深層次的哲學問題
可能又有些習慣于所謂“科學思維”，不善于歷史思維的人要問毛主席和錢學森是怎么談的了。
這不妨從錢學森的一篇文章談起。
讀一位大科學家悼念毛主席的文章，會有一些新的感受。
文章第一段是個概述，是錢學森同志對偉大領袖知情意的概述：
【在極為悲痛的時刻，回憶往事，歷歷在目。21年前，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關懷下，經過艱苦斗爭和美國朋友的支持，我終于回到了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回國以后，毛主席多次親自教誨我，每一次都給我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產黨給的。】
接著回顧了毛主席的6次接見，以及毛主席的諄諄教誨：
【在1956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毛主席第一次接見了我。毛主席教導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東西，總是在同舊的、衰亡著的東西斗爭中生長起來的，并要我培養一些青年科技人員。在這年毛主席主持討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見了我。毛主席對物質無限可分性的問題，從唯物辯證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論述。毛主席光輝地預見了20年后高能物理的發展。
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親臨中國科學院科學成果展覽會。毛主席第三次接見了我。毛主席肯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眾運動的成績，指出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導，撥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
1964年2月6日，在一次春雪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李四光、竺可楨和我。這是我第四次見到毛主席。在這次被接見的人中，我是最年青的。毛主席主要同兩位年長的科學家談地質科學、勘礦和氣候、農業的問題。毛主席講了在科學技術發展中，矛盾斗爭推動事物前進的道理。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誨，對我進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啟發。
毛主席尤其重視對我進行無產階級政治教育。1965年底，毛主席接見了陳永貴同志和我。我領會毛主席的意思，是教育我一定要向勞動人民學習，拜勞動人民為師，認真改造世界觀。
1966年，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蓬勃興起。毛主席很關心我，親筆把一份重要材料批給我看。我領會毛主席的深意，是要我認清知識分子不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不行的，倒退或停頓是沒有出路的。
在......高潮中，1970年“五一”節，在雄偉的天安門城樓上，偉大領袖毛主席第六次接見了我。毛主席指著廣場上的百萬革命群眾，要我走到群眾當中去，同群眾相結合。】
錢學森同志是幸運的，他作為一位大科學家，遇到一位大哲學家知音，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顯然，在見到毛主席之前，錢學森算是哲學家了，但經過毛主席的教導，他就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了。
完全可以相信，錢學森同志的以下說法，是出自內心，發自肺腑的：
【偉大領袖毛主席把我從在外國的困境中拯救出來，又親手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從舊的傳統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的諄諄教導，我將永遠銘記在心上。
毛主席指引我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光明大道......
我一定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化悲痛為力量，繼承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遺志......
我一定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自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全心全意與工農相結合，認真改造世界觀，更好地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決不辜負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我的培養和教育。】
從錢學森同志寫這篇文章開始，一直到錢老2009年10月29日逝世，他信守諾言，切切實實做到了他在文章表達的決心。他的堅定性，來自于對毛主席想法說法做法的深刻領悟，這一點非常重要，不可忽視。
錢學森后來的一系列想法說法做法，完全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不是偶然的，對不對？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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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說的“制度好”：那是真好
真好，就不是假好。
那個制度，好在優，異而優。
好在善，對絕大多數人的善，而對與絕大多數人相對立的人則不善。這個善，是有階級性的善，那才是人類社會最靠譜的善。
好在易，容易的易，易識別，易認可，易實踐。其中暗含有變易思維，也就是說，對無產階級而言，那是不難掌握的，對于非無產階級而言，那就不易掌握。
好在強，遇強不弱，遇弱不強。
好在圓，圓滿的圓，空間上講究統一性，實踐上講究一致性，不搞虎頭蛇尾，更不搞口是心非，以及前后不一致那一套投機取巧的把戲。
好在應，呼應的應，制度好，最終就是這種制度呼應了時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那才是符合歷史規律的制度，所以才好。
李克勤后記：錢學森后來有很多講話、談話，那更多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想法的表達，也是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實踐的總結，是不是？
錢學森說“制度好”，落腳點在“好”上，這是注重實踐的思維方式，體現了他的世界觀。
那么講“好制度”，落腳點在“制度”上，如果不把這“制度”的具體情況說清楚，那么籠統說“好制度”，意義不大。是不是？
如果單純強調“好制度”，而忽視，或者不提制度的制定者是誰，不管制度的執行情況如何，以及該制度對誰有利，這實際上是唯心主義在作怪，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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