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1月2日這天，毛澤東與新民學會的十余名成員，在長沙潮宗街文化書社里，激烈的討論著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到底哪一套理論和方案才是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國社會的良方。
為什么會有這個激烈的討論呢？這就不得不提一下當時的社會背景。
辛亥革命以后，軍閥和官僚代替原來的滿清皇室和貴族，成為全國最大的地主和買辦群體。這些軍閥在不同的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相互間進行著頻繁的爭奪和戰爭，巨額的戰爭開支全部加諸在中國人民身上。經濟上的掠奪，政治上的黑暗，加上戰爭造成的各種破壞，嚴重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
這個時候我們迫切需要一套真正適合中國的社會改革方案。
而以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在批判中國兩千多年來以綱常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的同時，也為各種新潮流、新思想、新理論、新主張打開了思想涌入的閘門。
1919年，巴黎和會上的屈辱和失敗，引發了五四運動，這一運動加速了中國人民，尤其是知識青年尋找改造中國社會方案的步伐。
他們有的撰寫文章，有的創辦刊物，有的成立社團，用來宣傳、研究和探索國外的各種新思潮。這些新思潮的各種主張和內容十分龐雜，有什么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泛勞動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伯恩斯坦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等。
這些青年們對于這些紛繁復雜，又十分新鮮的各種理論主張，很多也處于“隔著紗窗看曉霧”的朦朧狀態，并不十分清晰。他們還在分析、比較、探索和選擇。
而新民學會，就是這樣的背景下由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人成立的其中一個社會團體。他們在1918年4月份成立新民學會，到1921年的1月，已經過去了兩年零9個月的時間，經過這兩年多時間的比較、判斷和思考，不同的學會成員也大多都有了自己比較清晰的主張。
因此，也就有了1月2號這天，十余民新民學會成員在長沙潮宗街文化書社里的這次激烈的討論。
他們面前一共擺著5套關于如何改造中國的方案，這5套方案代表著五種主義，或者說5種主張，而這5種主張也基本概括了當時中國最主流，最具影響力，最有社會基礎的5種主張。
我們分別來看看這5種主張到底都是啥？
第一種：
社會改良主義。
這種主張認為，只要每個人盡力做好每一件事，從一個個具體的問題著手解決，從一個個具體的政策著手改革，最終就能實現根本問題的解決。
具體怎么辦呢？
比如，通過教育塑造一批優良學子，等這批學子進入到社會領域的各行各業，發揮他們的才智、在每個不同的行業里面發光發熱，就能逐漸實現對社會各個領域的改造。因此他們大力倡導勤工儉學、半工半讀、興辦教育、出國留學等等，以求盡快培養一批這樣的人才學子。在政府方面，他們認為應該推薦和選舉一批德才兼備的“好人”進入政府核心領域，由他們來主導社會政策的變革，并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來打造一個公開透明的政府。
所以他們也常說，要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這一派最鮮明的特點，其實是反對根本的改革，也就是革命。尤其反對馬列主義式的暴力革命。胡適就曾諷刺，“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他雖然說的是反對空談各種主義，但實際上只不過是借這種說法反對談論馬克思主義。他后來自己就說，當時是不希望大家被馬克思、列寧牽著鼻子走。
第二種：
社會民主主義
這種主張認為社會的根本問題在制度，這里所提的制度主要指的是如西方的選舉制、議會制等民主制度。他們希望能夠通過較為民主的辦法，來制定一套符合社會方方面面運行的制度，包括憲法、法律、程序、規則等等。
他們認為社會最大的阻礙在于不公平，特權階級總是壓迫普通人民。要消滅特權階級，就要制定一個人人都遵守的法律、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應該享有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權。
這一套思想大抵上繼承了西方資產階級民權思想，它也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就是它所說的制度，并不觸及最基礎的經濟問題，也就是不促及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他們說的“制度”其實主要指的是上層建筑領域里的政治、法律層面的制度。
第三種：
溫和的共產主義
也稱經濟主義，它與第二種方案，即社會民主主義在出發點上完全不同，它把自己的出發點放在了經濟問題上，從這點看好像有點馬克思主義的味道。
因為從經濟基礎著手分析社會問題，因此他們看到了剝削的實質，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根本危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贊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看法，甚至也贊同將來的社會應該要實現共產主義。
但是，他們認為一定要首先讓資本主義先得到最為充分的發展，才能設想社會主義的實現。
什么意思呢？
他們認為，中國唯一的病根是太窮了，生產力極度不發達，小農生產占據極大的比例。因此，核心是發展生產力，發展經濟，而不是革命，不是階級斗爭。所謂的發展經濟，發展生產力，就是先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因此，在他們看來，大量涌入的帝國資本，非但不是壞事，反而是有利于中國發展經濟的好事，非但不應該反對帝國主義，反而應該積極擁抱帝國資本。
有了資本主義的大力發展，就有了經濟的發展，有了經濟的發展，就有錢辦教育，有錢培養勞動人民，提升他們的知識文化水平。這樣，在將來才能實現由勞動階級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中國人民大多目不識丁，粗鄙不堪，如果在那樣的條件下建立一個工農專政的社會，簡直是中國的災難，是不可設想的。
這就是由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中國演講和傳播的溫和共產主義，把這種主張說簡單點就是：贊同共產主義，但是認為實現共產主義最根本的辦法是先好好的、充分的發展資本主義，發展教育文化事業。只有當生產力足夠發達，資本主義足夠充分的發展，人民受教育程度足夠高，才能設想實現勞動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至于當時已經充分暴露的勞資矛盾、帝國主義與中國人民的矛盾，他們則宣稱應該采取勞資調和的解決辦法，而不是革命的辦法。
這些觀點聽上去好像很熟悉的樣子。
孫東蓀、梁啟超等人對羅素的觀點大加贊賞，積極傳播。
雖然這一派也把自己打扮成社會主義的樣子，但其實質是比前面的改良主義和民主主義更激烈反對馬克思主義，尤其反對階級斗爭、反對革命的一種主張。
第四種：
無政府主義
這一派的主張和觀點，在新文化運動的初期頗受歡迎。毛澤東剛接觸無政府主義的時候，就很受它的影響，贊同它的很多主張。
它的主張首先源于他們對社會的認識，他們認為勞動人民之所以極端的貧困和落后，皆是來源于階級壓迫，而階級壓迫最深刻、最劇烈的形式和后盾恰恰就是國家機器的暴力壓制。
因此，他們反對一切強權，認為歷史就是一個強權打倒另一個強權，得到的又是一個新的強權，然后這個新的強權又反過來剝削人民。
因此，他們否認一切國家政權，否認一切形式的專政，不但否認資產階級專政，同樣地也否認無產階級專政。
他們看到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因此贊同生產資料公有制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主張，他們看到了暴力機器的本質，因此反對一切強權。尤其在中國，他們還看到了封建制度對人的摧殘，因此反對一切壓迫和吃人的制度，崇尚人的絕對自由。
從他們對問題根源的認識上看，顯然比什么民主主義，經濟主義要深刻得多，但是無政府主義開出的藥方問題就很大了。
他們既認為一切強權都不應該存在，那么自然也就不可能贊成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方式。
注意，他們不是不贊成革命，而是認為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建立新的政府，新的國家機器，而是在于消滅一切的強權和暴力機器。
這樣一來，問題就來了，那么怎么才能消除剝削，打倒強權，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強權的社會呢？自己既然不能建立政權，那么革命的方法就只剩下罷工、游行、示威等呼吁性質的革命。
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不流血的呼吁革命。
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在當時之所以非常受歡迎，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幾千年來，中國人民飽受封建專制的統治，本身對強權，尤其是衙門、軍隊、律令有很深的厭惡和反感。民國建立以后，軍閥當權，軍閥政府的壓迫絲毫沒有較之清政府而有所減輕，這種情況下，無政府主義自然很受歡迎。
另一方面，對于當時剛接觸無政府主義觀點的知識青年來說，他們對于這種既不通過暴力，又能實現革命目的的方案，自然是非常歡迎。
為此，他們不但組織宣傳無政府主義的觀點，而且還做了大量在經濟領域方面的試驗。
當時非常流行的互助主義，新村主義等，實際上都是無政府主義的一種嘗試，他們希望通過建立這種沒有剝削的小團體，互助組，新村等示范區，來逐漸達到建立沒有剝削的社會。
同時，又不斷地通過各種學生聯合會組織游行示威、呼吁社會、宣傳新思想等方式，來嘗試達到革命的目的。
第五種：
激烈的共產主義（即馬列主義）
與前四種主張最為根本的區別在于：馬列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來實現改造社會的目的。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最終結果，必然是要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而絕不能是無政府主義，更不是寄希望于勞資調和，寄希望于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而自動地過渡到社會主義。
用后來毛主席的一句話來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其實上述五種方案并不完全都是各自孤立的，他們在某些方面的主張常常有重合的地方，但是又都有原則性的分歧，甚至同一派的主張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尤其是在如何看待階級斗爭，如何看待暴力革命的問題上分歧極大。
此刻，新民學會的成員們正在就這5種主義，5套方案之間進行著激烈的討論，而此時的毛澤東會支持其中哪一種呢？
這不單純是一個思辨問題，也不是哪一種主義就具有天然的正義性，說到底，這些理論如果不能與實踐結合起來，是沒有意義的。因此，選擇哪一種，就與當時毛澤東本人的親身實踐是分不開的。
于是，我們不得不把時間線拉回到兩年半前的19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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