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說白了，海歸派在最近幾十年有這么高的地位本身就是中國暫時落后造就的特殊歷史機遇，現(xiàn)在中國崛起了，這個待遇自然就沒有了。”
這是網(wǎng)絡(luò)上一位朋友的說法。
我認為，他說反了。應(yīng)該說，中國所謂的“暫時落后”，其實正是所謂“海歸派”造成的。
你的說法，給人的感覺，似乎中國擺脫“暫時落后”，有“海歸派”及設(shè)計出留學政策者的功勞，有留學生政策及買辦思維的功勞。其實，中國最近幾年工業(yè)、科技崛起，并不是他們的功勞，而且，中國人民的這些成績，還是克服了他們的破壞、干擾、影響才得來的。也就是說，即使是在“暫時落后”時期，也不應(yīng)該給“海歸派”以特殊的待遇。
再往深處思考一下，所謂的“海歸派”在中國橫行，其實是一種洋奴思想在作祟。這次歪曲、炒作董明珠的言論，表面上是保護“海歸派”，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最根本的目的，是要維護這種洋奴風氣、買辦思維，維護美國霸權(quán)在中國思想文化領(lǐng)域時的至高無尚的地位，維護美國霸權(quán)在中國面前搖搖欲墜的所謂文化優(yōu)勢。一定要認識到這一點。我們的反擊，也要把重點放在反擊這種買辦風氣、洋奴思維上。
正是在洋奴思想的誤導(dǎo)之下，中國才會“暫時落后”。這個“暫時落后”，是洋奴思維和洋奴作派導(dǎo)致的，也是“海歸派”思維導(dǎo)致的。當然，具備洋奴思維的，并不全是“海歸派”，未去美國留學而又具備洋奴思維的人，也是很多的。在美國留學而歸來的，也未必就是洋奴，也有堅定的戰(zhàn)士。
是洋奴思維和洋奴作派，故意、刻意、不擇手段地讓中國“暫時落后”，是這個思維、這個作風，以及推動這個思維、這人作風的那伙政客，故意讓中國“暫時落后”，這種故意制造出來的“暫時落后”，有利于推動洋奴思維和洋奴作風，以便于讓“海歸派”吃香，同時也有利于打擊中國真正的科學家、實業(yè)家。這里的“暫時落后”，一是在輿論、宣傳、教育、思想文化上，幾十年如一日地制造“中國落后”“文革導(dǎo)致中國經(jīng)濟崩潰”“文革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的謬論，抹黑中國人民的那段可歌可泣的偉大歷史；另一方面，這個勢力還故意破壞新中國前三十年尤其是文革期間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工業(yè)、科技、外交等社會建設(shè)成就，造成事實落后的同時，也造成認識上的錯誤。同時，又不擇手段地鼓吹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文明、先進、發(fā)達、自由、民主、法治、人權(quán)，尤其是鼓吹美國的軍事、工業(yè)和科技，把美國打扮成“人類燈塔”，簡直是顛倒黑白。近些年，由于中國人民在建設(shè)上的努力，也由于中國人民在思想文化上的斗爭和覺醒，克服了洋奴買辦思維的影響，更由于美國霸權(quán)的腐朽、野蠻、愚昧、落后被廣大網(wǎng)友揭穿，美國的“燈塔”形象已經(jīng)不再了；同樣地，中國的文革導(dǎo)致中國經(jīng)濟崩潰的邊緣、文革不重視知識分子、文革不重視科技工業(yè)等謊言，也被拆穿了。所謂中國“暫時落后”，包括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落后，原因也找到了，那就是買辦資本勢力故意破壞了文革期間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的偉大成績，瓦解了當年的組織體制、建設(shè)經(jīng)驗、革命精神，破壞了中國教育、醫(yī)療、工業(yè)、科技，體系性地破壞了中國人民的政治、經(jīng)濟成果，并把這種故意破壞導(dǎo)致的“落后”，歸罪于文革。
上世紀有位著名的作家，叫李某保，寫了部小說《高山下的花環(huán)》，其實是一部打著軍隊文藝旗號的“傷痕”文學作品。內(nèi)中有一個情節(jié)，說中國文革期間生產(chǎn)的武器裝備，性能不好，戰(zhàn)場上出現(xiàn)很多啞彈。結(jié)果，有人問李作家，究竟有沒有這樣的事？李作家“顧左右而言他”，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要知道，李作家在上世紀80年代，是火遍全國，名利雙收的代表性人物。
現(xiàn)在，我們應(yīng)該明白過來了。
“海歸派在最近幾十年有這么高的地位本身就是中國暫時落后造就的特殊歷史機遇”，并不是因為中國暫時落后，“海歸派”才有如此歷史機遇，而是中國思想文化上的買辦性，才讓“海歸派”有了投機、取巧的歷史機遇。這個機遇，其實不是“暫時落后”造就的，而是買辦風氣制造的。因為，“海歸派”并沒有什么過人的本領(lǐng)，這是事實；幾十年來，“海歸派”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創(chuàng)造，這也是事實。視有留學經(jīng)歷的人高人一等，完全是一種洋奴主義，是喪失民族自信、自尊的表現(xiàn)，是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盲目崇拜的表現(xiàn)。
還有，中國近些年，科技、工業(yè)領(lǐng)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不再如以往那么“暫時落后”了，這是誰的功勞？恐怕不是“海歸派”功勞吧？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也有相當數(shù)量的留學生歸國，就是錢老、鄧老那一批。但并沒有人稱之為“海歸派”，他們自己也并不認為自己高人一等，他們同樣謙虛、謹慎，與中國人民同甘共苦，他們沒有發(fā)大財、做大官的想法，一絲也沒有。
新中國成立之前，舊中國也有“海歸派”，基本上都在蔣記國民政府那里當大官、發(fā)大財。這幫人禍國殃民，最終，根本經(jīng)不起革命的打擊，蔣記國民政府在解放戰(zhàn)爭中，迅速瓦解，逃到了臺灣。即使是逃到臺灣后，“海歸派”仍然能夠當大官、發(fā)大財——這是人家的一貫追求，不因時、地、勢的變化而改變。
同樣地，近些年來被熱炒的“海歸派”，與錢學森、鄧稼先那一輩，完全不一樣，這些“海歸派”也是為了當大官、發(fā)大財而留學、而歸國，相當多的只留學不歸國。歸國，也不是為了建設(shè)國家的工業(yè)、發(fā)展國家的科技，也是為了名和利。一旦沒有當上官、沒有發(fā)大財，就“撒潑”，就策動輿論，指責中國社會不重視“人才”，其實是指責中國不尊重“海歸派”——這一招，在特定時期，一度還很好使。
其實，這些人要是真有本事，其留學的國家也不會讓他們回國，會重用他們；即使不重用他們，也不會讓他們輕易回國，就如當年對待錢學森一樣。再再說，現(xiàn)在的留學，簡直就是一種文化洗腦，同時，還是一門生意，是占中國人錢多、人傻、投機取巧的便宜。如此“海歸派”，就更加喪失了“光環(huán)”。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是，當我們批判“海歸派”及“海歸派”背后的洋奴思維、買辦風氣時，那些維護“海歸派”特殊思維、特殊利益的媒體、媒體人，立即舉了個例子：錢學森。為什么舉錢老為例子呢？難道單單是因為舉錢學森這個例子，更加容易反駁我們嗎？其實不是，主要還是因為，他們的確是沒有別的例子好舉。舉誰呢？舉留學過的經(jīng)濟學家？幾乎所有“海歸派”經(jīng)濟學家，在中國輿論場上都臭了。舉科學家？大家看看當前中國最厲害的科學家，比如搞航天、航空、通信、電子、汽車、船舶、芯片等科技的，有幾個“海歸派”？真的找不出一個能說明“海歸派”社會貢獻、歷史影響的例子，不能說一個也沒有，實在是鳳毛麟角，太難找了。所以，一到這種時候，只能乞求于“錢學森”。在幾十年留學政策保護下，在為數(shù)眾多的“海歸派”中，居然找不出一個能夠說服我們的例子，但卻又能在“海歸派”里找出太多的敗類，的確是很尷尬。這也是一種暴露，暴露了當年向美國派出中國留學生的政策，先不說是不是買辦性的，也不說對中國教育、思想、文化的負面影響，也不說是不是失敗的，至少，必須承認，這個政策沒有產(chǎn)生那么高的社會效果，吃里扒外、賣國求榮、禍國殃民的卻不少，沒有滿足人們當年所寄托的極高的社會期望，讓人們對他們、對留學生政策絕望了。
似乎是踩著錢學森、鄧稼先的腳印，出國留學；學成歸來后，沒有一個成為錢學森、鄧稼先的，卻多數(shù)成了洋奴買辦，成了唯利是圖的社會垃圾，帶壞了中國社會風氣。“錢學森”、“鄧稼先”，非但不能證明他們的留學生政策是正確的，相反，還證明了他們的留學政策，是完全錯誤的。
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也有“海歸派”當權(quán)的時候，比如王明、博古那批人。不過，他們在黨史上的形象，相當晦暗。中國人吃“海歸派”的虧，應(yīng)該算是沒有記住王明、博古那伙人給中國革命的教訓(xùn)，算是吃了第二遍苦、受了第二茬罪。
中國人反感“海歸派”，無論從蔣記國民政府那里，還是從共產(chǎn)黨的革命歷史上，都有充分的歷史依據(jù)。
其實，仔細想想，否定文革期間的科研體制，抹煞科研成就，解散科研隊伍，下馬中國當年為數(shù)眾多的重要尖端科研大工程，制造了中國經(jīng)濟“暫時落后”的現(xiàn)實和社會認識，卻轉(zhuǎn)而設(shè)計出向美國等西方國家派出留學生的政策、似乎是乞求讓美國幫助中國發(fā)展科技的人，也是一位“海歸派”的，是不強調(diào)獨立自主。制定這種政策，表面上是為了發(fā)展中國科技，其實，恐怕一開始，人家也未必是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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