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絡輿論場上有一篇被稱為《這是中美關稅戰以來，我讀到的最客觀、最理性、最中肯、最走心的文章》爆火，作者叫“凌虛說”。
同一切該類型的文章一樣，此文的寫法與路數也依然還是拿改開前后三十年做“苦”與“甜”的對比。該文先進行了這樣的鋪陳，“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三千年歷史，能夠吃飽飯的年代屈指可數，能吃上肉的年代更是鳳毛麟角。至于不打仗、不逃荒、百姓相安的時代，幾乎從未存在過。唯一一次出現，正是我們正在經歷的這40年”。在此基礎上，然后進行一番“今”與“昔”的對比，“我的出生地是贛東北一個普通的村莊，遠談不上富裕，但是，有90%的家庭蓋上了三層以上的小洋樓，40%以上的家庭都擁有私家車，有的一家兩三部。村村通了高等級公路，戶戶通了自來水，這在改革開放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如此這樣一番的前后對比是要說明什么問題呢？
結合當下的中美關稅大戰，心明眼亮的網友們一眼看穿，他們說：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很簡單——中國過去40年的繁榮，是靠加入WTO、融入全球市場換來的；而如今，關稅戰可能讓這一切倒退。言外之意，為了不發生這樣的倒退，中國就不該同美國打關稅戰，就不該對美國進行相應的反制反擊。
其實，人們都知道，長期以來，在中國始終都有人使用這種對比改開前后“苦”與“甜”的手法來為自己的觀點張目，在中美關系上是這樣，在大搞私有化、壯大民營企業問題上也是這樣，在政治路線左與右的問題上還是這樣。這些人死死咬住新中國建立后一個時期的艱苦生活不放，把改開前的三十年形容得暗無天日、不堪回首，以此襯托改開后三十年改弦易轍、浪子回頭所帶來的幸福與歡樂。
應該說，這是相當時髦也相當流行的一個政治技法。一些人樂此不疲，以此為武器和彈藥，向那些主張前后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人發起猛烈進攻，對那些堅決主張反霸斗爭的人進行抨擊鞭笞，給那些主張堅持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人以諷刺挖苦，給那些主張融入美西方所謂主流文明的人以鼎力支持……
但是，這樣的對比真的有說服力嗎？
我們說，這樣的對比并沒有什么說服力，不要說當年的那些艱苦奮斗、拼搏奉獻的人對此不服氣，當今一切秉持公正公平立場態度的人也不會同意。原因在于以下幾點。
第一，當年的“苦”有深刻的歷史與客觀背景。評論人類社會的事物與現象，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特定的歷史客觀背景，這應該是起碼的常識。從這樣的常識出發，就應該深刻認識新中國成立之前一窮二白的歷史現實，承認那時的中國除了極少數人能夠錦衣玉食之外，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處于食不果腹、衣難避體的困頓狀態。在這樣的基礎上建設新國家、塑造新社會，只能把有限的資源與力量聚焦于國家與民族最為迫切需要的方向，竭盡全力以保障國家與民族獨立、安全，將其當作壓倒性的任務，人民大眾生活需求的滿足自然就會處于較低的水平。這既符合歷史條件與客觀背景，也是古往今來的歷史規律。有人經常拿現在的對外開放來指責當年中國是什么“閉關鎖國”，這真是閉著眼睛說瞎話。當年中國極力爭取外援，極力爭取外部的技術與支持，一直在努力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哪里有什么“閉關”一說呢？譬如蘇聯所支持的156個援華項目，這應該是歷史上外國對中國最大一輪支援了。但前蘇聯156個援華項目大部分集中在重工業和軍工領域，改善人民生活的項目少得可憐，這樣做完全是不得已而為之。
第二，當年的“苦”也是一種主觀能動戰略選擇。“苦”難熬、“甜”自在，這樣的道理世上沒有誰不懂，沒有誰愿意自討苦吃。因此，在客觀背景條件之外， “苦”與“甜”的選擇往往取決于人的主觀理性。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政黨或政權也是這樣。鬧革命本來就是脫下皮鞋換草鞋，等于是舍甜取苦，走上長征之路也完全是這樣，不然的話，投降國民黨完全可以換得個一官半職。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后，也并不是沒有人奔向吃喝享樂，進城之后著名的“換老婆運動”就是具體表現，但此風被強有力予以遏制狙擊。人民領袖毛澤東為此早早地就打了預防針，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并形象地喊出了“不當李自成”的口號。
不當“李自成”既是一種政治指向，也是一種生活選擇。這樣選擇之下，意味著共產黨即便坐上金鑾殿，也不能花天酒地，而要繼續艱苦奮斗，要持續地勒緊褲腰帶，繼續新的萬里長征。要以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犧牲、奉獻，為國家和民族積累足夠的資本和底蘊，具體表現就是扎牢扎深國家的重工業化根基，為此必須在一個時期犧牲農業、輕工業，利用工農業剪刀差為發展重工業積攢原始資本，就必須犧牲大多數人的個人生活，就必須用精神力量來彌補物質力量的缺失和不足，把“打起背包就出發”的原則貫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以苦為樂、以苦為榮，勇于犧牲與奉獻。正因為這樣，人們普遍認為，改開前中國社會的精神面貌比現如今要好很多，社會整體高尚程度也要比現在強得多。過去窮是窮了點，但很干凈，現在富是富了起來，但并不干凈，甚至有些骯臟墮落。這樣的評價并不是少數人的意見。人們現如今普遍渴望和期待中國能再度走向崇高，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是這樣的追求與指向。
從這個意義上看，今天的中國人非但不該否定前三十年，而且還應該充分地感恩于那個時代的艱苦奮斗，正所謂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我們不能割斷歷史。
第三，不要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庸俗化，更不能把吃喝享樂當追求。經略體國與治世安民歷來都有一個精神與物質何者為本的問題。辯證的處理二者的關系，使之交相為用、有機結合，才能達成較好的效果，才是真正的良政、善政。
首先是要從民之所欲，要不斷滿足百姓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盡可能地去滿足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實際需要。但是，正所謂欲無止境，“不斷滿足百姓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并非意味著要遷就與阿從無止境的欲望，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而現如今就存在這樣一個誤區，那就是把二者劃等號，具體表現就是把發財致富成了壓倒一切的要務，無限制地追求金錢，無止境地去吃喝玩樂。
但是，這樣貪婪的欲望完全就是一個無底洞，任何人任何社會在任何時候都填不滿、喂不飽，中國固然不行，美國也照樣不行，天賦秉異的產油大國沙特、卡塔爾、阿聯酋也一樣不行。因此，在努力“不斷滿足百姓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基礎上，還要引導、規范人們的欲望，盡最大的努力克制其中的貪婪，將貪婪關進道德的籠子和制度的監獄當中。尤其在發財致富這點上更是這樣，如果不加限制地釋放人的財富欲望，讓全社會物欲橫流，則必然要走上一條歷史的不歸路，結果必將導致自潰與內爆。不要以為有了小洋樓、私家車就會滿意知足，相反很可能變得更不滿意、更不知足，在此基礎上還可能追求妻妾成群，還要成仙得道，種種要求將無盡無休……
因此，駕馭實際的社會生活應該辯證的看待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的關系，對此加以辯證的處理。單純的“精神勝利法”固然不行，譬如紅軍長征，即便革命意志再堅定、犧牲精神再高昂，也依然需要基本的物質保障；但一味的“物質掛帥”或者“金錢掛帥”也沒有出路，國民黨軍隊總是銀洋滾滾、高官厚祿，但就是打不過紅軍，二者對比構成人類歷史的奇觀。洞悉其中的哲理，才能正確運用物質與精神的兩手，使二者互為補充、互相助力，而不是互相否定、彼此顛覆。
俗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天搖。今天我們國家與民族的發展壯大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改革開放后美西方資本主義恩賜的。如果沒有改開前三十年毛澤東那一代人為我們國家攢下了殷實的家底，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國防和制度基礎，我們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就根本不可能騰飛。如果沒有改開前三十年的扎根奠基，后來所謂的改開就要變成舊中國的那種開放。如果就形式而論，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的對外開放，那可謂相當徹底、十分干凈，那個時期中國的大門完全對外打開了，連長江都允許外國軍艦自由航行了，結果怎么樣呢？因此，極力描述前三十年之“吃苦”，用心烘托改開之后的“吃肉”，如此這般對比，其實既簡單又片面，思維很狹隘，并沒有什么真理或哲理性的意義，也沒有什么說服力。
一些人樂此不疲，每到重大議題爭論激烈之際就搞這套把戲，用心無非就是司馬昭之類而已。譬如那篇所謂“中美關稅戰以來我讀到的最客觀、理性、中肯、走心的文章”，其真實用心何在？不妨借用一個網友的話來表達——“這個作者貌似是在述說這40年以來的和平生活來之不易，但又不提這種生活是怎么來的！最后又暗示對美國不要搞對抗，要以投降來換取目前的生活狀況”。
也就是說，不過就是一種的變相投降主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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