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人民公社好在何處的問題時，【星火燎原】（2025-4-15）談到：“集體最重要的是彌補了個人在自然面前的先天不足弱小，無限放大了個人在集體的主觀能動性。這樣的集體不能看作是一個簡單的勞動集體，應該看作是一個小型核工廠。其在人口生產、培養，科技，戰斗力方面有無限的潛力，包括精神風貌。”“如果是集體，由于科技的發展，基本生活需求的解決，分配將不再是問題。國家的發展就是人的發展。農村是人材的源泉不僅是產出，更重要的是培養。農村的環境自然而然是樸素文明的源泉，是社會風尚的發源地，包圍城市不一定要用槍桿子。”“公社的潛力是無限的，只有像坑爹的兒子那樣的壞了良心而又膽小怕事的人才害怕公社。只有目光長遠而又善于實踐的人才會喜歡并發現公社的潛力。其實我覺得這都是明擺著的事情，怎么就成了說不清、道不明，這么費勁的事。真是日了鬼了”。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來，以分工與協作為基礎的集體生產方式優于個體生產方式，更能促進生產力發展，這本來是一個經濟學常識。我國以農戶為單位的個體生產方式存在了三千年的歷史，到1949年建國時，與西方的資本主義的、以分工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相比已經落后了至少有300年時間。這里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在土地之后，逐步通過互助組、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途徑實現了土地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生產。雖然人民公社成立時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探索期，但自1962年進行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調整之后，人民公社事實上進入了正常發展的軌道，而我國糧食產量也進入了一個長期的上升通道。從1956年到1983年的集體經濟時期，我國糧食產量從1.92億噸增加到3.87億噸，增加了100%以上，我國農業也由養活6億多人的水平發展到了養活10億人的水平。與此同時，還以資金積累和其它各種形式支援了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基本目標的實現。因此，以人民公社為主要形式的我國農村集體經濟時期，正是我國從一個以原始的農業生產大國轉化為一個逐步現代的工業化國家的關鍵時期。
人民公社的偉大功績，只要具有正常的思維能力，都應該得到肯定和贊賞。
但事實是，面對這樣的基本事實，否定的人、反對的人卻不只是少數，對人民公社的負面評價隨處可見。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一，人民公社時期恰好與我國工業化時期相重合，與我國人口快速增長時期相重合，與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階段相重合，人民公社作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優勢性首先作為勞動者的生存、發展環境因素體現出來，這使個人利益滿足方面暫時沒有大幅度的優劣變化。這一現實使許多人對人民公社制度持否定態度。我國的農業從原始生產狀態到現代化的發展的轉變，經過幾個階段的發展有了大幅的改變，但是，其產出成果卻需要較多地安排到滿足國家工業化發展方面，滿足勞動者公共需要方面，因此，許多農民在感知，主要是在個人利益滿足的感知上，覺得沒有多少優越性。而在人口的過快增長環境下的農業生產發展成果又被大幅稀釋。這便是農民感覺好像自己干的苦，且吃不飽飯似乎是人民公社制度帶來的。
二，人民公社對中國人民帶來的好處是多方面的。但是，許多人看問題只是著眼于吃與穿等方面，而不是從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和發展能力這個綜合指標去衡量一種制度的優劣。譬如 ，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民收入看起來很少，以0.5元/工的工值計算，一年400工的收入是200元錢。但這樣的收入在農民有自留地，又自養豬、羊、雞、鴨等家畜的情況下，在教育、醫療、婚娶費用很低的情況下，相對來說就較富裕了。那時農民一對夫婦可以養活七、八口之家，可以負擔三、四、五個孩子從出生到成家立業，事實證明人民公社時期老百姓的生存和發展能力是我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存在。一對夫婦要管七、八口人的吃飯問題，要管三、四、五個孩子從出生到成家的各種費用和開銷，做得辛苦，乃至有吃不飽等問題，在農業生產力沒有全面實現機械化的條件下，在化肥、農藥尚未大量使用、良種尚未全面推廣的情況下，本來是很正常的現象。但因為認識上的偏見，許多人便把這種苦和難歸咎于人民公社體制了。
三，我國是一個有三千年小農經濟歷史的國家，小農意識是一種非常頑強的存在。自由散漫的小農生產者，在合作化和公社化的發展過程中，有些人順利轉變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即勞動所有者；而有些人且還沒有完成這種轉變。因此，這些沒有實現，轉變的農民，或者雖有所轉變而沒有完全實現這種轉變的人，對需要有紀律性的集體生產方式會有排斥現象。以陳永貴、雷金河、吳宏寶為代表的大寨人、周家莊人、華西人就是實現了從小農生產者到勞動所有者轉變的具體體現，而小崗人只是沒有能夠實現轉變或沒有完全實現這種轉變的代表。當小農意識占據主導地位時，農民對集體經濟的排斥面占了上風，必然會形成否定人民公社的結論。
四，個體生產的農民狀態類似于小資產階級。而小資產階級既可以進一步發展成為資產階級，也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破產變成無產階級。因此，這個處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中間等級，其觀念容易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而成為社會主義的對立面。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國門大開，西方的意識形態侵入不可避免。因此，接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對人民公社這種消滅了地主階級，杜絕了產生剝削階級的體制持否定態度，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五，改革開放之后，有一批西方國家學術機構或單位培養的經濟學家或者接受了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經濟學事實上主導了經濟改革和輿論陣地。由于西方經濟學理論屬于產權經濟學理論，產權經濟學理論是以私有制和按資分配為基礎的、適合資產實體的經濟學理論，而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經濟實體則屬于勞動實體，適合解讀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按勞分配的勞動實體的理論應該是勞權經濟學理論。當這些產權經濟學家錯用產權理論來解讀人民公社這種勞動實體時，他們必然會否定人民公社的實踐。在頭條上就看到過用西方經濟學分析大寨模式不可持續性的荒唐做法。
人民公社是一種新制度、是一種新的經濟實體，是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它有新的生產主體、新利益要求、有新的價值運動和管理要求和新的制度形式，但是無論是小農生產者還是產權學者，他們總是用舊制度、舊實體、舊的生產方式、舊的主體觀念和舊的權利觀念來解讀進行判決，形成錯誤觀點是必然的。
無論是在改革時期還是革命時代，舊觀念和新實踐的矛盾問題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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