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博士研究生，筆者近幾年參與做了大大小小的十幾項課題項目，包括調查研究，去了一些地方，不管是意在幫助人家總結經驗做法，還是應邀去幫人家謀劃項目與對策，制定方案，但結果表明：成效都不大，我們給人家解決不了什么問題，卻要花費很多錢，給地方與基層增添很多麻煩、負擔，以致后來越來越不好意思去參與課題項目包括調研了，可能是因為自己臉皮薄吧！
這當然不是個案，據說，“鄉村振興”領域的論文一直高居社科類文獻的榜首，這僅僅是發表出來的，背后作為支撐條件的，包括不需要發論文的課題項目就不計其數了，不管是科研機構，還是大專院校，從業者每年不做幾個課題項目，不爭取到外部的資金，在單位里可能混都混不下去。可以說，課題項目是“三農”研究人員的生命。
問題是：從專業對口的角度到相應的時間精力投入再到方法程序，越來越多的課題項目都達不到目標，不要說講師、助教、研究助理等沒資源、沒經驗的小兵，就是研究大咖、重點科研機構，應付性或人情世故性結題越來越多。去一個地方做個課題項目，少者三五萬，多者幾十萬，錢財與時間投入不少，但是成果極少能滿足實踐需求，更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然而，地方上依然還是有很多課題項目讓“三農”專家去做，包括各種規劃與方案的編制，原因可能包括：第一，目的是滿足上級或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解決問題，比如，一個村莊要爭取旅游產業方面的政策資金，一定是要先有一份旅游產業發展規劃的；第二，政府部門業務范圍內的工作，但是，自己沒時間、能力與動力去做，花錢委托第三方去做，省時省力省事，甚至有些科研單位都在外包科研項目；第三，地方上在實踐中有困惑，更有困局與難題，自己缺乏思路與對策，同時迷信專家，盲目相信專家的能力；第四，有些課題則純粹是人情世故，比如，一些高校開展在職培訓，尤其是面向企業高管開課，畢業后可以拿到相應的學歷證書，個別的院校還會變相的“出售”學歷證書，學生要帶項目進來。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有一個根本性的前提，即錢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公家的，包括參與培訓的學員，課題的錢也是公司的，當然，其中政府財政或國有資金的錢最多，前述做旅游發展規劃的錢最終也是財政資金。不是自己的錢，卻可以用之滿足自己的需要，不僅花著不心疼，而且不花白不花，即便課題做得不好，甚至沒有成果，解決不了什么問題，那還沒什么，程序走完就合理合法了。
而“三農”研究者做課題項目，不僅是單位的要求，而且個人可以爭取額外收入，哪怕項目經費很多都是差旅費，也是由著自己支配，花在自己身上，去當地就不用花自己的錢了啊，很多時候都是有飛機坐就不做高鐵，有高鐵坐就不坐汽車，一般都是住著星級酒店，如果不是國家與單位的財經制度給管著，他們敢包飛機，住總統套房。當然，有些研究者是帶了碩士、博士研究生，培養他們尤其是外出做調研是很花錢的，需要遠遠不斷的課題項目養著他們。
課題項目越來越多，能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少，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三農”研究者越來越脫離實際，理論化的、宏大敘事的，定量模型的東西越來越多，且成了出發點，很多課題調研只是在收集案例與數據以證明理論觀點與模型的正確，而不是在發現與解決問題，有些調研蜻蜓點水，走馬觀花，浮光掠影，收集完數據甚至讓農戶填完問卷就結束，就很正常了，他們不可能在一個村里待個三五天，跟農戶同吃同住同勞動。而能夠真正地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基于政策改進與實踐探索的研究是非常少的，“三農”研究者已經失去了相應的精神作風。
這種現象在不同學派，不同風格、范式與意識形態傾向的學者專家那里都是一樣的，即便他們在理論觀點上爭得你死我活，黨同伐異，在批判與反對對方時極盡能事，其實，都回答不了實踐問題，都在靠課題項目活著，都只不過是在展現與證明自己的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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