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趙樹理來到山西省平順縣川底村，考察當地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以此為原型寫下《三里灣》。這是新中國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對當時農村集體經濟下的勞動生產、個人生活、公共事業進行了生動的描寫。本書的主線是三里灣村推動合作化運動，具體體現為擴社和修建水渠。在我們的印象里，在那個年代，萬眾一心干事業、集中力量辦大事是順理成章的；可是，《三里灣》的情節反映出，即使集體經濟大力發展，落后勢力仍然起著不可忽視的反作用，而傳統家庭就是他們阻撓合作化的堅實堡壘；遺憾的是，他們之所以能借著家庭作威作福，正是因為身為先鋒隊的黨組織并未在家庭問題中起到應有的作用。1.王玉生和袁小俊最先爆發的是王玉生和袁小俊。王玉生是心靈手巧的男青年，能廢寢忘食地鉆研技術，以此解決了不少生產問題，是三里灣不可或缺的技術型人才；而其妻子袁小俊不僅不事勞動，還聽從自己母親的指示，刁蠻任性，意圖通過無理取鬧掌握家庭中的話語權。二人經常爭吵，也鬧離婚，而王玉生的大哥，黨支部書記王金生卻一直不許可。一天晚上，王玉生正在修理場磙樣子，袁小俊私自賒買一件昂貴的棉絨衣，回家要王玉生出錢；王玉生不肯，袁小俊奪走他手上做工的曲尺。曲尺是王玉生自制的測量工具，極易損壞，袁小俊卻一把將其往墻角一摔。王玉生打了她一巴掌，她大鬧起來，王玉生遂到黨支部反映。那么，黨支部是怎么對待問題的呢？袁小俊不事勞動，家務也全讓大嫂做，十指不沾陽春水，只有撒潑的本領是一絕；王玉生早就提出離婚，但黨、團、政權、婦聯一律說服他，希望他教育袁小俊，卻從來沒有派人做袁小俊的工作。王玉生深受其害，又去反映問題，說出“如果不批準離婚便連夜逃出三里灣”的氣話，生產委員魏占奎就馬上借題發揮，挖苦說“要不要給你寫介紹信”，卻對他長期反映的問題聽而不聞。
直到大哥王金生問他場磙，得知袁小俊的行為已經嚴重影響技術工作，可能導致生產誤工后，這幫干部才開始著急。而王金生的第一句話就是：“你說這個要緊還是離婚要緊”，仿佛不是因為袁小俊無理撒潑，而是因為王玉生要離婚才導致技術工作停滯。緊接著又來一句：“在哪里做也行！誤不了明天用就好！”問題是，如果他早點同意離婚，王玉生的工作還會因為妻子撒潑遭到嚴重影響嗎？王玉生是不可或缺的技術人才，他的工作對生產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可是他的工作環境已經惡劣到有人能隨手破壞較為精密的器具，這難道不表明，家庭問題在性質上已經嚴重到涉及破壞農村生產建設，在程度上也嚴重到絕不是單靠家庭中的先進分子可以解決的嗎？如果這把尺子真摔斷了，導致王玉生無法按時完成場磙樣子，他是不是也絕不會計較落后分子袁小俊的所作所為，反而也要把責任歸結到王玉生頭上呢？所幸，王玉生和袁小俊最終還是成功離婚了。2.陳菊英和馬有翼馬家有四個兒子，其中父輩馬多壽及妻子“常有理”、大哥馬有余和妻子“惹不起”是落后分子的代表，也是馬家話事人。馬多壽夫妻希望把子女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做聽話的奴隸，不愿他們融入集體勞動。陳菊英是三子馬有喜之妻，馬有翼是四子，都是共青團員，在家中勢單力孤。馬多壽反對兒子參加一切有利于社會主義的事業，49年時不愿讓馬有喜參加南下工作團而把他圈養在家里。常有理和惹不起敵視范靈芝、王玉梅等進步青年。馬有喜報名參加志愿軍，學校竟然要家里許可才允許，菊英作為妻子同意，馬有喜順利參軍。馬多壽夫妻因此十分厭惡菊英，一直欺壓她，還中止了馬有翼的學業。最后一次，陳菊英做了一上午的活，回到家竟然沒有主食剩給她和孩子吃，只有湯喝，忍無可忍，才來到調解委員會。經滿喜和馬有翼作證，在眾人面前坐實菊英在馬家沒飯吃，陳菊英的境遇才得到重視。菊英離家后，常有理怒斥馬有翼不幫著自己，對其經常辱罵。共青團員認為他交代事實的時候態度不堅定，也讓他寫檢討。馬有翼反對她包辦自己和袁小俊的婚姻，就被監禁起來，令他精神崩潰，也不允許外人見他。直到好友靈芝因不滿自己的對落后家庭的妥協態度而和玉生訂婚，馬有翼終于受夠了一切壓迫，怒而出走，要求分家，最后順利和進步青年王玉梅結婚。馬有喜想參加進步事業卻遭到阻撓，只能通過妻子參加志愿軍。陳菊英在家中飽受欺負，馬有翼被家人中止學業、包辦婚姻、監禁家中，這簡直是舊社會才會發生的事情。然而，對于落后分子禍害先進分子的情況，共青團置若罔聞，反而一昧要求勢單力孤的青年團員爭取他們進步，絲毫不考慮實際的家庭情況。直到他們提出分家，問題才可能得到解決。在馬有翼分家問題上，問題最大的就是黨支部書記王金生。馬多壽圖謀自身利益加入合作社，王金生馬上就反對馬有翼王玉梅分家，理由是“人是會變的”“不會按照老規矩辦事”，仿佛一入社，馬多壽就能立即自動變成進步力量，而他過去妨害進步青年的行徑也可以一筆勾銷。王玉生的離婚已經證明，在傳統家庭中，進步分子帶動不了落后分子；馬有翼和陳菊英的遭遇已經證明，進步分子在家庭中反而會受到落后分子的管制和迫害。他卻仍然念叨著“他們要不變，正需要你們這群青年團員爭取、說服他們”。可見，這個黨支部書記對家庭問題的認識、對落后分子改造方法的認識，整本書下來沒有一點進步。他一方面作為黨支部書記，希望帶動更多的人加入合作社，推動三里灣建設和合作化運動；另一方面，他把“帶動落后分子”這個合作化運動中的重要任務完全寄托在傳統家庭中，完全依靠“進步青年的爭取和說服”。可是，即使顯示已經血淋淋地擺在眼前，他仍然完全無視進步青年被落后家人欺壓、拖累的境遇。他自己有個好妻子，他們夫妻就無原則地主張所有的家庭和睦，認為馬有翼分家是“惹出麻煩”“體現出不信任”“傷老人的心”。到頭來，“爭取說服”完全失敗了，進步青年和落后分子還是離婚的離婚，分家的分家，只不過在王金生這個黨支部書記的關懷下多煎熬了一會，受了些不必要的欺壓。相比之下，女副社長秦小鳳就看得很清楚。菊英主張分家時，她就敏銳地認識到菊英的處境：“在他們家里，進步的勢力小，落后的勢力大，要是仍然給他們當奴隸、靠他們吃飯，事情還是不會比現在少的。讓一個能獨立生活的青年婦女去受落后勢力的折磨，是不應該的。”她也認識到：“哪個人的轉變也不是一個晌午就能轉變了的！可是要不分開家，菊英馬上就還得回去和她們過日子！”在馬有翼堅持分家的方面，她也很認得清事實：“菊英自分出去以后，不是果然不受他們的氣了嗎？他們那些封建老規矩，在菊英身上不是沒有用處了嗎？”可以看到，對待落后分子，王金生妥協忍讓，甚至不惜犧牲進步青年的合理利益，無視客觀條件地要求進步青年發揮帶動作用，最后的結果就是帶動不了，只能讓落后勢力折磨進步青年，拖他們的后腿；而秦小鳳認清事實，主持公道，堅決站在進步青年一邊，對于落后勢力的無理行徑絕不妥協退讓，反而成功倒逼了落后勢力的妥協。3.袁天成家庭和范登高家庭袁天成和范登高都是老黨員，也都是被黨組織當眾批評、要求檢討的反面典型。他們二人都在分地的時候多留了自留地，也都不參加公社。不同的是，范登高是自己落后，而袁天成是老婆落后。問題是，范登高家里的話事人是他自己，女兒范靈芝作為進步青年反而要聽他的話；袁天成家里的話事人是他老婆，他自己作為老黨員卻沒有話語權。詭異的是，書中，范登高兩次檢討經歷都寫得十分詳細，但袁天成只是一筆帶過。可見，當時的黨支部，對批評黨員有很深刻的經驗，對“先進分子在家庭中聽命于落后分子”這個問題卻沒有很好的解法。到頭來，還是袁天成在聽說馬有翼分家等事情后，才忍無可忍地“革命”，奪取了家中的話事權，并帶地入社。袁天成作為老黨員，在家里因為“怕老婆”而服從于落后的勢力，反而需要進步青年的行動才能點醒。這種事實，已經完全可以推翻王金生主張的“爭取說服”法。4.總結在農村集體化事業的進步潮流下，落后分子是躲藏在哪里搞破壞、妨害先進分子的呢？他們隱藏的堡壘，就所謂溫情脈脈的家庭。 《共產黨宣言》里寫道：“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雖然三里灣中并沒有資產階級的家庭，但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中，家庭內部不同成員的之間的思想斗爭、路線斗爭也是廣泛存在的。而就《三里灣》的內容看來，鄉村的黨組織顯然沒有在家庭問題上起到應有的作用。
不幸的是，貴為“先鋒隊”的黨支部成員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仍然把家庭問題涇渭分明地與生產建設分割開來。他們把這層溫情脈脈的面紗當作家庭的本質，把“家庭和睦”的價值觀捧得高高的，而落后分子們躲在這個價值觀里，吐著信子，要把家庭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先進分子毒死、絞死，而所謂的先鋒隊在錯誤的認識中就會變成落后勢力欺壓進步青年的幫。到頭來，率先揭穿這面紗的，率先把家庭內部的路線斗爭擺上臺面，使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的，還是陳菊英、馬有翼等深受其苦的進步青年，而不是王金生這種滿口說教別人“爭取說服”，實則完全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的“黨支部書記”。副村長張永清的一句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核心矛盾：“想要爭取他們進步，應該先叫他們知道不說理的人占不了便宜。讓落后思想占便宜，是越讓步越糟糕的。” 而當下的權力機關對家庭問題又采取什么態度呢？應該說，絕大部分父母家暴、侵犯兒童人身權益的行為仍然被公權力所忽視。警方總以“家事”為由拒絕干涉家庭問題，實際上是默許、縱容家庭中強勢方對弱勢方的施暴。這種現象表面看起來與《三里灣》別無二致，但其背后的社會基礎是根本不同地，發展前景也天差地別。柳青在《創業史》第二部寫道：“改變貧窮的生活，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難；改造落后意識，才是我們黨真正的負擔。”在廣大農村地區，土地改造完成、農業合作化運動興起，封建勢力雖然失去了其在政治經濟上的統治地位，封建思想卻仍然大量存留在廣大農民腦海中；社會主義在經濟和政治上確立了統治地位，馬克思主義卻仍在廣大農民思想中缺位。因此，農村居民，不管是農民還是地主，仍然傾向于用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管理家庭關系，用其在家庭中的優勢地位束縛兒女，一來違反了馬克思主義“人的解放”理念，二來拖累了青年的進步，對黨的發展和社會主義的發展產生很大威脅。而黨對家庭問題的忽視有三點原因。首先，黨在民眾思想問題上并不采用包辦代替的辦法，而是耐心地做群眾工作、讓群眾自己產生完整清晰的先進覺悟（《暴風驟雨》里打倒地主韓老六用了四次群眾大會）。群眾受保守思想道德影響較深，如果突然對家庭問題進行大力干涉，他們難以接受，甚至會對黨產生疑慮，妨礙農村工作。其次，黨把重心放在經濟政治建設上，以修建集體生產設施、發展集體經濟形式為重點，因此對思想建設問題沒有重點干涉。最后，由于當時農村地區發展程度有限，不可能像現在這樣用豐厚的學習資源系統性地為黨員培養馬克思主義分析法，導致農村黨員沒有足夠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素養，難以看清家庭問題的實質與破壞性。但是，這不代表家庭問題永遠得不到解決。可以想見，如果堅持農業合作化的道路，農民會在推動合作化的經濟政治實踐中體會到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性，動搖乃至破除封建思想；如果堅持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發展完善人民公社制度，讓工業建設的成果帶動農村現代化，那么農民群眾，尤其是新一代的進步青年，就有機會得到充分的政治教育資源，得到思想培訓，在腦海中樹立起系統全面的馬克思主義觀念；隨著有知識、有技術、有思想的新一代農民扛起農村建設的責任，馬克思主義會占領廣大農村的思想陣地，農民會用馬克思主義思想看待家庭問題，成為懂得培養新一代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的開明父母。應該說，在前三十年的制度下，雖然受封建觀念的影響，家庭問題仍然廣泛存在，但經濟政治基礎確保了先進家庭觀念建設、傳播的可能性，確保這個問題能夠在未來被正確地解決，前途是光明的。然而歷史沒有如果。當今社會，落后家長壓迫孩子的現象仍然廣泛地存在著，“東亞家長”“中國家長”成為網絡上的熱門話題，大量受父母極度控制的少年兒童互相訴苦，提出的最多的解決方案就是“好好讀書，考個大學出去獨立生活”，和《三里灣》的“分家”如出一轍。婚姻問題、家暴問題、兒童心理健康問題、生育率問題……本質上都是家庭矛盾的延伸。在廣大網友的討論中，“養兒防老”“四足吞金獸” “無敵之人”“不婚不育”等詞廣泛出現。許多青年表示，自己不愿結婚生子，是不希望成為幼年的自己所畏懼的那種父母。這種現象充分說明 ，在當今私有制下，“家庭是溫暖的港灣”這種宣傳論調已經無法欺騙廣大群眾，而“純粹的金錢關系”已經是人們對家庭關系本質的切身體會。
那么當下為什么仍然對家庭問題采取默許態度呢？因為他們正需要這種落后的家庭關系。首先，家庭涉及養老、婚姻、生育、教育，涉及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開支，帶來了巨額的消費，是緩解經濟下行的手段；其次，巨額的消費對無產者意味著高昂的生活成本，迫使無產者選擇提高工作時長、工作強度以獲取金錢、保全崗位，強化了企業對無產者的控制，而家人本身也是無產者進行其他社會活動的顧慮；然后，一個父親或母親即使是職場上、社會上受欺凌、遭冷眼的小人物，到了家里仍然可以做兒女絕對的主宰者，將在社會上遭到的不滿情緒宣泄在兒女身上，以麻痹自己、獲得心理平衡，由此可以繼續心安理得地當牛做馬；最后，在落后的家庭關系中成長的少年兒童身心發展難以健全，在思想認知層面高度有限，往往走上父母的老路，實現落后家庭關系的再生產。可見，在私有制社會下，落后的家庭關系是提振消費、維持社會穩定、維持無產者受壓迫地位的重要力量，因此即使青少年兒童因落后的家庭關系遭到摧殘，統治者也絕不會解決。
隨著社會變遷，家庭問題雖然仍表現為“強勢方對弱勢方的思想行為控制”，但思想基礎已經從殘留的封建主義私有制變為擁有制度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這種大變動后，“傳播先進思想以解決家庭問題”也成為遙遙無期的假想。不過，在繁榮的謊言逐漸破產，私有制經濟逐漸暴露其真面目的當下，統治者越是極力縫補那張“溫情脈脈的面紗“，就有越來越多的人反而認清了私有制下傳統家庭關系的本質，并決定拋棄落后的家庭觀念。不得不說，這也是一種歷史的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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