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互惠貿易和關稅備忘錄》，正式宣布實施“對等關稅”政策，要求美國與貿易伙伴相互征收的關稅稅率相等，并考慮對采用增值稅制度的國家加征關稅。4月2日， 特朗普在白宮簽署兩項關于所謂“對等關稅”的行政令，宣布美國對所有貿易伙伴設立10%的“最低基準關稅”，并對某些貿易伙伴征收更高關稅。這意味著對全球超180個國家和地區發起了關稅大戰，引發了世界貿易格局的深刻震蕩。
面對這次關稅戰，真正的戰略研究要研究特朗普要什么？你得客觀。不能對自己好的就是對的，對自己不好的就是錯的，這是犯“左”派幼稚病；或者美國做什么都好，這是右派幼稚病。
歷史地看，今天特朗普的關稅新政只是早期美國漢密爾頓保護制造業思想的回光反照，因而它是防御和收縮性而非進攻性的：“高筑墻”，是為了“廣積糧”，其前提就是“緩稱王”。高筑貿易墻，肯定是防御的。歷史上都是弱者提高關稅，哪有強者提高關稅的事？
美國獨立后的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在1791年向國會提交的《關于制造業報告》中就提出保護缺乏競爭力產業的建議，他認為當時英國倡導的自由貿易理論不適合于美國。在美國工業尚未成長、不可能與歐洲先進的國家（主要是英國）進行平等貿易的情況下，如果實施自由貿易政策，將可能使美國的產業被限制在農業，而不利于制造業的發展，從而阻礙獨立后的美國經濟發展。他提出培育一個強大的制造業基礎，強化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和安全。面對外國產品的沖擊，他主張政府一方面應實施保護關稅政策，對外國商品征收關稅，保護民族市場；另一方面應對本國制造商提供補貼，采取獎勵民族產業發展的措施。漢密爾頓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指導了美國19世紀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對美國的貿易保護制度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國力遠弱于歐洲的早期，美國的關稅門檻遠高于今天的特朗普的關稅。如圖
若與同期其他主要工業國家相比，19世紀初至20世紀初美國的關稅也是最高的，如表所示：
整體來說，高關稅政策促進了早期美國工業的發展。1860年至1880年間，大部分行業的增加值增加了一倍，機器和鑄造業已經成為美國的主導行業，它們所供應的機器維持和促進了工業的增長。1876年起，美國結束了進口長期大于出口的狀況，開始出現貿易順差。1894年美國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第一。1910年，美國的人均GDP超過英國。1937-1938年美國走出了大蕭條，在經濟復蘇之際，美國的實際關稅稅率降至15.6%。“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開始主導全球秩序，工業達到鼎盛，1951年關稅已經降低到9%，之后更是逐步下降。這時候美國就開始推銷自由貿易政策了，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高潮，這個高潮的結晶就是華盛頓共識。美國的關稅也降到全球最低。如圖：
我們看到，美國關稅的大幅下降是在1952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這時美國已取代歐洲，與蘇聯聯袂步入世界霸主的舞臺。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等學者正確地指出這一事實：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世界是由歐洲主宰的。在我們追溯1913年至1945年間的美國對外關系史時，重要的一點是應當認識到美國是在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當中得以建立并從事其對外事務的。
孔華潤這個判斷是我們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美歐關系及其戰略勢能易位的起點。孔華潤強調說：“注意到美國誕生的世界舞臺是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所塑造這一點是重要的，因為它為這一年輕國家的內政外交提供了起點。”
無疑，今天的美國仍是大國，這沒有問題，那它為什么突然“一夜回到解放前”，要提高關稅、“保衛國貨”呢？這是因為21世紀初的美國已從20世紀初列寧說的“帝國主義最高階段”轉入帝國主義的沒落階段。世界霸權行列以來的最弱時期，一身的病，與美國建國初不同，那時國家由“營養不良”和“貧血”造成的體質羸弱，今天美國得的是“富貴病”。它要恢復健康就不能再繼續“海吃海喝”，更不能像以前那樣沉溺甜品之中。這樣“甜蜜蜜”的生活條件來的容易，以至造成美國嚴重“腎虛”即實體生產能力嚴重弱化，這使美國失去了輕年時那蓬勃的競爭力。相反，中國生產力尤其是實體經濟在負重中竟無依無靠地站起來了。
2008年，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傷，它使美國社會各界開始認真反思之前工業化發展的得失，奧巴馬意識到并提出要搞“再工業化”，但失敗了。現在特朗普再次意識到這個問題并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從華爾街壟斷利益切入，大刀闊斧地進行行政改革，在初見成效后又迅速推出關稅新政：大幅提高關稅的目的就是“管住嘴，邁開腿”，用近乎“辟谷”方法要恢復自身“運化”即國貨的生產能力。新中國誕生之初，美國封鎖我們，這反使我們有了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生產體系和生產能力，現在美國用大幅提高關稅方式進行自我封鎖，用自行“脫鉤”的方式擺脫對外尤其對中國質優價廉產品的依賴，加強自身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從而避免古羅馬因公民不勞動而亡國的歷史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特朗普與全球化、特別是與在全球化進程中發展起來的大國“脫鉤”，其性質也是防御性的戰略收縮。
可我們一些同志只知己而不知彼，說全球化貿易（WTO）規則是美國制定的，在這個規則下，中國一直是在吃虧中前行的：我們出貨物，你們印錢（放高利貸），你們美國還有什么不滿意？于是，我們也對等提高關稅。他們不理解特朗普說美國在中美貿易中“受損”的真實含義是美國在其中是因受益而受損，形象地比喻就是美國長斯吃中國廉價的“山珍海味”且不勞動，致使美國身體嚴重虧虛，美國提高關稅的底層邏輯就是目前的美國“虛不受補”。
比較而言，美國進口中國的貨少，中國進口美國的貨物多。美國出口多是高技術（包括轉基因技術）產品，其中許多產品中國已有替代，而中國出口美國的貨物多是生活消費品且不可替代，這使得對等關稅并沒有對美國貿易在明面收益產生對等的影響，而在隱性收益上卻有利于美國目前急需的“管住嘴、邁開腿”式的治療方案。
正如提高糧食價格對一個身體虛弱的老人，或提高存款利率對一個窮人的影響，遠不如身體強壯的青年人或百萬富翁來的大的道理一樣。今天的美國就是前句說的那位腎虛的“老人”，但不是“窮人”：打金融戰，心有余；打關稅戰，則力不足。
特朗普提高關稅貎似進攻，實則是實力繼而地緣政治戰力的收縮，目的是自我保護，恢復元氣。他在總統首任訪華時曾說：“我并不怪中國...我非常贊同中國，事實上我想要指責過去的美國政府，是他們默認了這種脫離控制的貿易逆差。”那么，美國以前的對華政策對不對呢？站在美國的立場當時也是合適的。只是做過頭了：“糖”吃得太多了以至沉溺其中不能自拔。這些年，美國國債較少投入實體經濟，而是再次轉入泡沫產業了，一個是能源，一個是金融。
美國從里根之后，其經濟的動力就從軍工實體轉入金融-高利貸軌道。此后，美國就幾乎變成了一個印錢的國家。里根總統任期及其后相當一段時間里，美國政府債務直線上升，而外貿逆差則持續，其間國民生活得很好，其奧秘就在于美國從其他國家進口廉價的民生商品，美國則給向這些國家出口不能列入商品項的“理財產品”即高利貸性質的美元。如圖《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額及付息成本》《美國經常項目》《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美元與資源流動模式》所示：
特朗普看到這種外貿逆差使美國因失去勞動而造成了“糖尿病”“肌萎縮”式的損害，他說這樣的貿易逆差是不可持續的，是以往美國政府貪小便宜的政策造成的。但是現在你中國經濟勢頭這么強，美國都不能下地走路了，沒辦法，美國只能回到19世紀的高關稅時期，保護他們的民族市場和國貨。為此特朗普大幅提高關稅，稍有點歷史知識的人就會知道，特朗普關稅新政實質是防御性的，其底層邏輯是“虛不受補”。
對此，我們一些同志有些列寧批評的“‘左’派幼稚病”：只要對自己哪怕是表面的不利，就要“霸氣回應”，表示“對此絕不接受。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奉陪到底”。這就沒抓住問題要義，這些同志沒有看到特朗都看出的中美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位勢已發生互換的形勢。特朗普的高關稅新政表明，今日之美國已實實在在地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御階段。
世界上哪有弱國降低稅的？清末及國民時期，中國不能用高關稅保護自己的民族市場，以至國貨不振，洋貨傾銷，這是因為中國沒有完整的主權。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沒有用高關稅保護自己，是因為美國主動的把我們封鎖起來，這就等于無上限地提高中國關稅。結果出乎美西方國家所料，我們的國民經濟體系反倒搞起來了。80年代，我們又開放，美國利用WTO為我們附加了許多極為苛刻的條件，讓美西方先賺得盆滿缽滿之后才讓給中國的發展機會，結果，美國得魚忘筌：印美元成了美國的產業，而實體產業卻被搞沒了。這個過程始于基辛格搞的石油美元，里根時期迅速將美國金融霸權轉化成高利貸霸權，將美國從以軍工為牽引的生產國轉變為高貸國。從這個意義上說，基辛格既中興了美國，又毀滅了美國。今天特朗普正試圖將美國從這個走向毀滅的轉道中挽救出來。
今天特朗普要恢復它的實體經濟。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大幅提高關稅。有人會說了，特朗普除了對中國持續提高關稅外，對其他許多國家暫停三個月。這是因為其他國家比如越南、韓國等與美國沒有競爭力。提高關稅是為了治療美國“糖尿病”，與此同時，也不能下藥和“忌食”太過以至將“高血糖”治成“低血糖”。這么多年，中國是干活的，而且是“背”著美國即既要掙錢養發展自身，還要供著美國坐享其成。我們負重勞動相當于綁著沙袋跑步的結果是練出強健的四肢和強大的勞動能力，美國坐享其成的結果是身體得了“三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和萎肌癥并因此不能下地走路，失去了勞動能力。
這個簡單的道理，咱們一些同志聽不懂，說特朗普出爾反爾。特朗普有這個毛病，但是他也是個敢于說出事物的底層邏輯的人。目前看，他為美國開出的“藥方”基本是合乎目前美國國情的。這個國情用中醫的話說就是：“虛不受補。”高關稅就是拒絕中國產品對目前身體已經很虛的美國的一如既往的“大補”。
昨天的貿易全球化讓美國賺大發了，同時又把美國虧慘了。美國用一張綠紙賺翻了全世界后發現自己就剩下“綠紙”和市場上搗鼓美元的能力了。古羅馬當年就是這樣衰落的。恩格斯在分析古羅馬衰落的原因時說：
奴隸制已不再有利，因而滅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隸制卻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視自由人的生產勞動。于是羅馬世界便陷入了絕境：奴隸制在經濟上已經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勞動卻在道德上受鄙視。前者是已經不能成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后者是還不能成為這種形式。只有一次徹底革命才能擺脫這種絕境。
現在，不管勞動還是不勞動，在美國都“不能成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那么，如果沒有其他像蘇聯垮臺那樣的國際“浮財”挽救，美國除了革命，還會有其他出路嗎？沒有。稍有區別的只是，目前白宮政府急需“浮財”，而美國人民則急需革命。現在特朗普領導的白宮正在與美國人民的革命“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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