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常用“經濟全球化”概念。全球化在今天本質上就是資本全球化。資本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出現的現象，它已經過了好幾撥的發展，也經過好幾撥抵制。它的源頭發生在英國。英國是隨工業革命崛起的，并由此成了對未來世界影響深遠的資本全球化運動的策源地。
強國的自由貿易是有條件的。當它處于高位勢的時候，才同你進行自由貿易，也就是后來亞當·斯密強調的自由貿易原則。當時德國有一個經濟學家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就說自由貿易原則對經濟落后的國家不能照搬。落后國家在面臨高勢能資本沖擊的時候，不適度實行國家壟斷是要被沖垮的。國家發展在開始的時候開放一下是必要的，這樣可以沖垮傳統的封建保守體制，但當國家已經形成自己的工業生產力萌芽時，就應該將關稅提高一點，以保護自己的民族市場，等自己形成生產力優勢的時候，再向其他落后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和開放式競爭。俾斯麥就采取了李斯特的方法，使德國迅速崛起。基辛格對俾斯麥評價很高，說“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樹，使得他所締造的德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兩度遭外國占領及國家分裂達兩個世代之久，卻仍巍峨屹立”。
早期美國政治家根本不信英國人經過工業壟斷而崛起后向后進國家宣揚的“自由貿易原則”。華盛頓在就職的當天，特意穿著國產布料制成的服裝，這意在告訴美國人“怎樣才能夠促進這個國家的福利”。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性質作了中肯的評價，他說：“一切工業都壟斷在祖國的手里，這一點就是美國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稅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發的一個機會。”李斯特通過對美國經濟的研究，對當時流行的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提出批評，他說：“美國早期以及比較晚期的經驗都證明，當（經濟）恐慌發生得最頻繁、性質最嚴重、破壞性最大的時候，也正是對英國商業往來限制得最不嚴的時候。”南北戰爭中，美國人硬是不信邪，將親英的南方奴隸主階級打敗了。結果北方民族工業資本獲得勝利。此后，美國在政治上形成了比較集中的中央政府的控制權，以高關稅為手段強力建立了統一的民族市場。如表：
資料參見王小強：《產業重組，時不我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我們看到，1820年到1902年，此間，美國勢力已經西擴至亞洲，美國制造業產品平均關稅稅率從40%猛增到73%，這遠遠高于當時其他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關稅稅率才大幅下調到44%，[1]這時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優勢地位已經確立。
美國人奮斗的結果是：曾讓歐洲人最瞧不上眼的美國人，經過三百多年的奮斗，竟成了后來歐洲人的保護神。
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期受英國資本沖擊影響最大法國。法國那個時候就沒有意識到自由貿易對后發國家的負面影響。法國大革命的前三年即1786年，法國和英國簽訂了《伊甸條約》，法國人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國工業品輸入以優惠待遇（進口稅率減為百分之十二），以此為條件，使法國的葡萄酒與白蘭地能夠在英國暢銷，法國一下子就能夠恢復繁榮狀態”。當時法國在與英國交換鏈環中處于技術下端弱勢，用初級產品同英國技術含量高的工業品進行交換，結果吃了大虧，其中，最吃虧的是法國農民。因為法國農產品和技術含量高的英國工業品交換在價格上是有“剪刀差”的。英國資本打入法國，法國小土地農民就給解體了。法國農民根本沒辦法與英國工業進行競爭。其后果，李斯特是這樣描述的：
使法國人大吃一驚的是，他們在英國行銷的只是一些時興貨和小工藝品等雜貨，這些貨物的總值是很有限的，而英國所提供的卻都是主要必需品，總值非常巨大，而且英國工業家在價格、質量以及賒銷條件各方面所提供的，處處勝過法國的工業家。經過了一個短時期競爭以后，法國工業家已瀕于破產之境，法國的制酒商所獲甚微，于是法國人想趕緊止住這種惡化現象的演進，取消了這個條約。結果所獲得的只是這樣一個教訓：已經發展起來的工業可以在幾年之間一敗涂地，已經受到摧殘的工業要想用整整一個世代的時間使它恢復卻不那樣容易。英國的競爭在法國已經引起了對英國貨的愛好，習慣既已養成就很難鏟除，結果是發生了廣泛的、長期繼續的走私買賣，一時不容易撲滅。而在條約廢止以后，對英國人來說，要他們對伊比利亞半島的烈性酒重溫舊好，卻并沒有什么困難。
法國農民解體后，就蜂擁進城。1789年法國大革命就爆發了。大家記住，在小農業國度，小農民最經不起大資本的沖擊。后來出了著名的《拿破侖法典》，這部法典主要保護的是在向近代工業文明轉型過程中的法國失地農民的利益。正因此，拿破侖獲得法國農民的擁護。
如果勞動力價格低到保不住生存線的同時，仍還有人源源不斷進城務工的話，那留下的結局就是“法國的1789”。俾斯麥曾對1789年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回憶說：“假如我們德國也被卷入這種法國式的演變的旋渦中去，我認為這是極大的不幸。”法國當時就面臨這樣的情況：農民前赴后繼地涌進城，沒工作，怎么辦？就鬧革命。于是法國大革命就在1789年開始了，這就給這個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拿破侖戰爭本質上來說，是第一次抵御資本全球化并在抵御中實現民族國家從農業國家向近代工業國家轉型的戰爭。資本沖擊使法國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農民因為貧窮都爭著進城，進了城，還是貧窮，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開始以為是腐敗造成的，于是都講反腐敗，越反越厲害，最后沒辦法，就用重典，加大死刑懲處。
在拿破侖之前法國如此混亂以至《人權宣言》和斷頭臺同時并存。為什么兩個極端會都在法國出現？因為解決不了問題。開始的時候，說大家不注重人權，于是大家都提倡人權。人自由了，人權解放了后，但還不解決問題，尤其是大量農民進城帶來的問題。大家又認為是“腐敗”，隨后就開始殺“貪官”，當時把大商人和大官僚丹東都殺了，羅伯斯庇爾是反腐鐵腕人物，最后也被殺了。殺到最后還不行，那怎么辦？于是拿破侖出來了。拿破侖找出問題的根源，他說：“在世界當前情況下，任何國家要想采用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涂地。”為什么？因為你處于資本鏈條中的下游。如果你像英國那樣處于上游，你當然可以與英國平等競爭；你弱，就不能將“自由競爭”當拜物教來搞。
法國大革命中出現我們現在的極端自由主義者吹破天的《人權宣言》，這導致一種誤解，以為法國大革命是人權革命，其實法國大革命更是一場處于資本下端的弱勢國家發展道路的反思。
今天特朗普政府六親不認地提高關稅政策，其實也是對美國經濟自里根以來日益嚴重的脫實向虛后果的反思和矯正，是美國經濟的“否定之否定”。此前奧巴馬也提過美國“再工業化”，但以失敗告終，至于特朗普是否成功，這是另一個問題，至少其方向是直擊美國經濟的頑癥的底層邏輯，它是美國經濟及其理論從新自由主義向古典政治經濟學經過“否定之否定”后的歷史回歸。
美國經濟在脫實向虛的軌道上快速衰竭了，其政治也相應地步入沒落，特朗普正在用除了人民革命之外的方式挽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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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20—1913年工業化國家制造業產品進口的平均關稅稅率（%）》，參見王小強：《產業重組，時不我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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