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成就彪炳史冊 ——兼論“毛澤東不重視經濟建設”

　　岳青山：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成就彪炳史冊

　　——兼論“毛澤東不重視經濟建設”

　　今年是建國70周年，我們不由得不緬懷以毛主席為首的老一代領導人帶領全黨全國人民為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后面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展經濟，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取得的輝煌業績。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建設成就永載史冊，與日月同輝。

　　然而，這些年來，有些人動不動就說，毛主席“只搞政治運動、階級斗爭，不重視經濟建設”，結果把中國搞到比非洲最落后的國家還落后了一大截。“在1978年，中國人均收入水平連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沒有達到。”(北京大學林毅夫，2018年7月17日，人民日報《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經驗與挑戰》)

　　難道這就是歷史的真實呢?

　　事實勝于雄辯。本文以歷史為證，讓事實說話，毛澤東時代中國經濟建設成就輝煌，彪炳史冊，誰也否定不了，并借以還毛主席為核心的老一代領導人以公道，還我國數億工農大眾、科技群體艱辛奮戰幾十年以公道，還共和國前三十年以公道!

　　(一)共和國從哪里走過來

　　列寧有句名言，“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列寧選集》第2卷，第512頁)

　　正確看待共和國前30年的經濟建設，當然也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看到我們的共和國怎么走過來的?我國的經濟建設是從什么基礎上起步?客觀環境又是如何?否則，就談不上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難以正確認知。

　　應當承認，新中國成立，面臨的是在國民黨留下的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工廠礦山遭到嚴重破壞，物價連年飛漲，財政十分困難，科技人員極其短缺。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就是在這樣一個破爛不堪的“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發端和起步的。

　　在這樣一個“一窮二白”的落后農業國，“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文集》第6卷，第329頁)

　　不僅如此，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還是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嚴厲的封鎖禁運的惡劣環境中進行的。從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天起，帝國主義就對中國實行長期的嚴厲的經濟封鎖、制裁和禁運。美國操縱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列出的對中國禁運的貨單就多達400多項。新中國的建設除了開頭幾年得到蘇聯的友好援助外，可以說幾乎沒有外援，全靠自己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奮圖強。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毛主席硬是率領全黨全國人民在同心同德、艱苦奮斗，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建設起相當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基本上實現了中國的工業化，把一個積貧積弱、任人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世界上第六大”工業化的強大國家。

　　這是中華民族幾千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績。

　　(二)毛主席治國理政中經濟建設的戰略地位

　　縱觀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的全過程，任何人只要不帶偏見，都可清楚看到，他始終把發展生產力放在第一的位置，把發展生產視為黨的各項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視經濟建設，堅持以生產為中心。所謂毛主席“只搞政治運動，階級斗爭，不重視經濟建設”，純系誤解，甚至曲解。

　　這就不能不簡要地回顧歷史史實，讓實事說話。

　　即便建國之前，毛主席在你死我活的戰爭歲月里，也是十分重視經濟工作，強調革命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提出革命根據地各項工作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在井岡山寫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和《我們的經濟政策》，就明確提出：“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必要的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種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這是每個革命工作人員必須認識清楚的。“那種以為革命戰爭的環境不應該進行經濟建設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要在全體政府工作人員中，在廣大工農群眾中，造成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空氣。”(《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19、120頁)

　　在爾后的抗戰時期，毛主席在延安就曾響亮提出，“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號召黨政軍開展“大生產運動”。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生產運動不僅“非常重要”，而且“有它的普遍性”、“永恒性”。他說：“大家知道，生產運動是為了搞飯吃，搞衣穿。穿衣吃飯，我們是十分需要的，因此，現在我們的生產運動是非常重要的。全國都要穿衣吃飯，所以它在全國也是重要的。”(《文集》第2卷，第176—177頁)

　　1941年8月22日，他在《關于總結財經工作的經驗給謝覺哉的信》中明確提出，陜甘寧邊區政府的“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工作的中心。”他說：“邊區有政治、軍事、經濟、財政、鋤奸、文化各項重大工作，從現時狀態即不發生大的戰爭來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躍了，都好辦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為中心工作。”(同上書，第370頁)

　　1945年6月12日，他在《論聯合政府》中，第一個提出“生產力標準”。他說：“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毛選》第3卷，第1079頁)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1948年4月1日，毛主席《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指出，不能好好領導生產事業的人“就不能算作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毛選》第4卷，第1311—1312頁)

　　可見，毛主席在殘酷的戰爭年代，也是把經濟建設看得很重，看成戰勝敵人的“重要環節”，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質基礎，強調延安邊區政府各項工作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工作”。如果說，毛主席在建國前的戰爭年代尚且如此看重經濟建設，那么，又怎能想象奪取政權執政后，反倒會把經濟視為可有可無、無關緊要呢?

　　早在開國前夕，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里，全面提出和制定了黨在建國后的基本方針和政策，就十分明確地提出，解放后黨的工作的重點要轉移到生產建設上來，要“以生產為中心”。他是這么說的：“黨在這里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

　　他還尖銳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必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工作忘記了以至于占領一個城市好幾月，生產建設工作還沒有上正軌，甚至許多工作陷于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為了這一點，我們的同志必須用極大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的其他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文化教育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工作，都是圍繞著這一中心工作并為這一中心工作服務的。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不會站住腳，我們就會失敗。”(《毛選》第4卷，第1433頁)

　　值得注意的是，他正在這里，第一次明確提出，建國后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可見，在毛主席的認知里，堅持以生產，或“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承認主要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辯證統一的，并非是互相排斥的，水火不相容的。這是他在建國后對待經濟建設和階級斗爭關系的基本指導思想!

　　1949年12月18日，他在致電林彪《渡海作戰必須注意的問題》中指出：“整個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軍事轉向經濟與土改，希望你們于明年一月間成立中南軍政委員會，集中力量領導全區經濟工作，并積極準備土改條件。”(《文集》第6卷，第33頁)

　　毛主席堅持以生產為中心，明確規定政治運動必須服從生產建設。1951年2月7日，毛主席致電各中央局并轉所屬各分局、市、省、區黨委，提出土改要服從生產：“春耕即到，土改工作應暫時告一段落，領導農民全力從事春耕，爭取今年的豐收年成，這是極端重要的。”(同上書，第133頁)1952年2月9日，毛澤東在《關于三反、五反》的指示中說：“春耕前及春耕中，區鄉兩級均不得進行‘三反’斗爭，應以全力從事春耕工作……區、鄉兩級已經發動‘三反’斗爭者，除縣以上黨委為了典型試驗的少數地點外，均應停止，以防發生混亂現象。”又說：“各市市委市政府均應于開展‘三反’和‘五反’斗爭的同時，注意維持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如果在一個短時間內出現不正常狀態，亦應迅速恢復正常狀態。(同上書，第195頁)這里，毛主席強調，土改、三反和五反都要為生產讓路，能說“只搞政治運動，階級斗爭”，不是“以生產為中心”?

　　無庸置疑，毛主席把農業合作化運動看得很重，但他卻反復指明“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諸如,1953年3月19日，他在《解決區鄉工作的‘五多’問題》及《對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稿的批語和修改》中明確提出：“農業生產是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農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農業生產而為它服務的。凡足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135頁)

　　1953年12月，我國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后，毛主席就把“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總任務”的主要內容。1954年9月15日，他在我國第一屆人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正式提出：“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我們“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50頁)

　　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講話》中宣布：“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新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國防現代化，并且開始鉆原子彈這樣一個歷史新時期。”(《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95頁)

　　1956年8月30日，毛主席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作《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講話，號召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搞好建設，不然就會被開除“球籍”。他說：“假如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應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塊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過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這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89頁)

　　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明確提出：現在“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18頁)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指出：“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著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來。這個問題要引起全黨注意。”(《文集》第7卷，第350-351頁)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重申：“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49頁)農村情況如何，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鞏固，關系極大。“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79頁)

　　毛主席在1962年8月黨的十中全會上，確曾反復強調全黨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明確提出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黨大會就講，使得我們有一條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以后也確曾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但由此就得出結論，這就表明毛主席否定了以生產或經濟建設“為中心”，顯然是一種誤解。

　　其實，他的指導思想并不是這樣。如下兩個事實，可以作為佐證：

　　其一是，毛主席在《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強調階級斗爭以后，就曾特別提醒大家，要擺正階級斗爭與工作的關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斗爭決不要防礙“我們的工作”。這里所謂“工作”，指的就是生產、經濟、建設。他是這樣說的：“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我們決不要因階級問題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請各部門、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為此，他告誡大家注意廬山會議以來的教訓。“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黨集團干擾了我們，我們那個時候不覺悟。本來是搞工作的，后來來了一個風暴，就把工作丟了。這一回，可不要這樣。各部門、各地方的同志傳達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斗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要讓階級斗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大量的時間要做工作，但是要有專人對付這個階級斗爭。”(轉引自《毛傳》下卷，第1254頁)

　　其二是，當陳伯達講到1958年下半年糾“左”的過程時，毛主席又講過一段重要的話，再次強調要吸取廬山會議后的教訓，決不要讓國外的階級斗爭干擾了我們的經濟建設，指明階級斗爭只那么大的事。

　　他說：“這一次不管國內修正主義，國際修正主義，國際反動的民族主義，一切不受它的干擾，什么打炮也好，沿海要進攻也好，U–2也好，中印邊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東北黑龍江的事件也好，準備今年下半年要鬧風潮的，我們也要‘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國內也好，國際也好，只有那大的事，沒有什么好大的事。”(轉引自《毛傳》下卷，第1255頁)

　　這就充分表明，毛主席在明確提出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的同時，指明了“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斗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重要的地位;要吸取過去的教訓，決不能再讓“階級斗爭干擾我們的經濟建設”;不管國內，或者國際的階級斗爭，都“只有那么大的事”，我們要“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白紙黑字，清清楚楚。改開以來，我國的主流輿論常講毛主席強調“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是否定“以生產為中心”。顯然，是一種誤解，并不合乎毛主席的原意，有違于歷史的真實。

　　從1963_1966年間，毛主席對經濟建設也是十分重視的。1963年，我國國民經濟得到恢復以后，毛主席進一步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分“兩步走”的戰略構想。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大約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第二步，再用十五年左右，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年9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根據毛主席的這個構想，制定了我國為實現“四化”的國民經濟長期發展規劃，其后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并得到確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出國民經濟建設遠景藍圖。(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第1358頁)

　　1964年5月20日，毛主席聽取國家計委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匯報，強調“三五”期間，要重視農業、國防工業和基礎工業。他把農業和國防比做“拳頭”，把基礎工業比作“屁股”。強調要把基礎工業摘上去，其他方面與之相適應。并要從外國引進技術，以加強工業。(同上書，第1361頁)

　　1964年5月27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黨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三線建設”問題。他提出，過來兩個“注意不夠”,一個是對第三線建設注意不夠;一個是對基礎工業注意不夠。他說，西南三省，不僅修鐵路，搞鋼和煤，機械、化工、軍工，什么都有才好。他對三線建設抓得很緊，甚至說，“攀枝花不搞好，我睡不著覺，一定要下決心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上去搞。”而當他發現各地上項目的勢頭過大時，又認真吸取了大躍進的教訓，及時提出一個指導原則：“有多少錢，辦多少事”。指明“鑒于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億元建設規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

　　誠然，這三、四年里，他發動和領導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他明確提出：社教要服從生產;落腳到生產;以生產的好壞作為衡量社教成敗之標準。

　　1963年5月，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的若干問題的決議》，發動社教運動。他在會議結束時指出：要使“社會主義教育有利于生產。‘四清’、‘五反’的結果，一定要有利于增加生產。”(轉引自《毛傳》下卷，第1316頁)

　　1965年1月4日，毛主席主持制定的社教《后十條》，第4條就是他提出的“搞好運動的六條標準”，其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看是增產，還是減產”。1964年4月19日，他在南昌聽取江西等省的匯報時告誡大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領導要強，“生產要發展。如果生產搞壞了，下降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失敗了。”(同上書，第1342頁)

　　至于文化革命期間，毛主席的主要精力確是在領導文化大革命，但對經濟工作也很關心。《中共中央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就專門寫的“抓革命，促生產”，要貫徹過程的始終;1967年9月，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的重要指示》號召全國人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尼克松訪華后，中國開創了世界外交新格局。1972年2月，經他審批同意的國家計委《關于引進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四三”方案)，從西方發達國家大量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從1972到1977年，我國先后同日、德、英、法、荷、美等十幾個國家的廠商簽訂222項技術和成套設備合同，成交金額32.6億美元。其中引進技術共216項，金額約5.6億美元。引進的主要項目是：13套大型化肥設備、14套化糾和1套1.7米連續軋鋼機，以及發電設備、采煤機組、斯貝發動機等成套設備。這就很有利于較快改變我國技術上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的局面。

　　1974年11月6日，毛澤東在長沙聽取李先念關于國民經濟情況的匯報時提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1975年1月13日，毛主席審批的周總理在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重申1964年三屆人大《政府報告》提出的“兩步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要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全過程中，總的說來，是把生產視為“各項工作的中心”，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的位置”;而他所發動的各項政治運動，無非是為了發展生產建設掃清障礙，更好地促進和發展生產，從而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

　　(三)生產建設的理性認知

　　黑格爾有句名言：熟知并不等于真知。

　　毛主席如此重視經濟建設，主要源于他對經濟建的重要性的理性思考，從感性上升到了理性，深深植根于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是“真知”而非“熟知”。

　　其一是、淵源于唯物史觀基本原理

　　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這是唯物史觀的基石。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創立，第一次發現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不是唯心史觀所謂的“絕對觀念”、抽象人性，而是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再生產。

　　恩格斯指出，勞動生產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起著決定的作用。“人猿揖別”之后，人類面臨著的根本矛盾，就是需要和生產的矛盾。毛澤東說：“人們為著要生活，就要生產生活資料，例如糧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們為著要生產生活資料，就要進行物資生產。(《文集》第4卷，第55頁)，我國6億人口，吃飯是第一件大事。否則，人類就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發展。生產和需要之間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原生態的、永恒的根本性的矛盾。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革命的根本任務解放生產力，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因而，他在建國后把生產看成中心工作，把經濟建設“放在第一位”，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怎能設想“只搞政治運動、階級斗爭”，經濟建設無關緊要?

　　其二是、把握了經濟是基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統一。

　　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曾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663-664頁)建國后，他又一再強調，“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他說：“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既然如此，那么邏輯的結論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任務是要發展生產力”，要把經濟建設“放到第一位。”

　　“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矛盾論》)政治、思想上層建筑不搞好，終歸會要亡黨滅國。

　　因之，他把經濟建設放到第一位，同時又高度重視政治、思想、上層建筑、階級斗爭，兩者是辯證的統一，不應當把它們絕對對立起來。

　　其三是，立足于中國的國情特點

　　毛主席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立足于中國“一窮二白”的國情特點，更加認識到盡快發展經濟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著名《論十大關系》中，深刻地概括了中國的國情特點。他說：“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文集》第7卷，第43-44頁)

　　毛主席正是從這種國情特點出發，為了改變“一窮二白”落后面目，就明確提出，全黨要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戰略目標努力奮斗，盡快發展經濟，發展文化科學技術，使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

　　1956年8月30日，他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的講話，號召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搞好建設，不然就會被開除“球籍”。很難設想，毛主席既強調中國的國情特點是“一窮二白”，又安于現狀，不重視經濟建設，無視科技文化，這不是毛主席的邏輯。

　　還應當看到，建國后我們的共和國長期處在美國帝國主義，乃至社會帝國主義的軍事威脅之下。毛主席深感落后就要挨打，理所當然要盡快發展經濟，增強國防。1964年12月，他在審批周總理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草案時，加寫一段很重要的話：“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大大小小的帝國主義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一是經濟技術落后。現在，我國的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第二個原因也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他強調：“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后于帝國主義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40頁)毛主席這樣頂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怎么會不重視經濟和技術的發展，甘居“落后就要挨打”的狀態!

　　其四是，著眼于發展經濟是黨執政的物質基礎和經濟基礎。

　　馬克思說：“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馬恩選集》第1卷，第18頁)毛主席把社會實踐概括為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項偉大的革命運動。早在《實踐論》中就曾指明：“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毛選》第1卷，第282頁)這里所謂“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無疑包括“階級斗爭”、“政治運動”，它們都是被生產實踐所決定。生產建設是社會前進的物質基礎，是黨執政的物質基礎。

　　因而，“我們各方面的政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是發展生產，促進生產，對生產有利。”(轉引自《毛傳》下卷，第1247頁)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只能以“生產力標準”來衡量(《毛選》第3卷，第1079頁)

　　對于執政黨來說，物質生產、經濟建設是黨的物質基礎。

　　毛主席提出并堅信，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黨執政后必須大力發展經濟，增加生產，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就是共產黨立黨“初心”，只有這樣，才能立于不敗。否則，“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不會站住腳，我們就會失敗。”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四)中華民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

　　共和國前三十年，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全國人民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雄偉目標，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經濟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按美國知名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的說法，“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為了建設新中國》，《英才》雜志1998年第12期)

　　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

　　從1949-1979年，我國工業總產值從142億元左右，增長到4681億元，增長32倍。我國各工業產品的產量迅猛增長。發電量由43億度，增加到2820億度，增加了65倍;原煤產量由0.32億噸，增加到6.35億，增加近19倍;鋼產量由15.8萬噸，增加到3448萬噸，增加211倍;棉紗產量從32.7萬噸，增加到263.5萬噸，增加7倍。機床由0.16萬臺，增至13.4萬臺;汽車由0增至22.2萬輛;鐵路機車由0增至512臺;水泥由141萬噸，增至7986萬噸，拖拉機由0增至9.8萬臺;化肥由7萬噸，增至1232萬噸。至此，中國許多產品的產量躍居世界先列。1978年棉紗產量躍居第1位;原煤躍居第2位;鋼產量第4位……石油由過去有名的“貧油大國”一躍為“第8位”。糧食、肉類、食物油產量，躍居第1或第2位;棉花產量躍居第3位。(據《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1994年出版)

　　在農業現代化方面，毛澤東時代與蘇聯不同，堅決貫徹以工業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農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329.5億元，增加1979年的16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加8倍多，我國農業總產值年平增長3.4%。這種速度明顯高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1949年，我國年產糧食11,320萬噸，到1979年增至33.211.5萬噸億，年均增長3.7%。這一年全國人均653斤，大致解決了近十億人口的吃飯難題，創人間之奇跡呀!

　　農產品的迅速增長，是新中國大興水利建設的結果。毛澤東時代，中國億萬農民依靠集體經濟的力量，持續大興水利建設。從建國到1981年，我國共建成八萬六千多座水庫，總蓄水量達四千二百多億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達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我國的農田灌溉面積，從建國初期經歷幾千年達到的低標準的三億畝，增長達六億七千萬畝，增加了一點二倍。1952年灌溉面積占耕地面積的18.5%，1979年增至45.2%。聯合國糧農組織1980年年報指出，我國農田灌溉面積，已躍居“世界第一位”，為印度、美國、蘇聯等國所不及。

　　至于新中國科學技術、國防現代化建設，乃至全社會的道德文明建設的光輝成就，已是有目共睹，本文不再贅述。

　　隨著工農業的迅速發展，國民收入也較快增長。從1949到1979年，國民收入從358億元，增長到1978年的3350億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價格計算，30年約增長4.5倍，年平均增長15%，按人均數額計算，從66元增到343元。國民收入中用于消費的部分也增加較快，1952年只有477億元，1979年增加到2195億元，增加4.6倍。扣除人口增長因素，人均消費額增長1.6倍。(鄭繼兵、楊侖《艱難的歷程——中國現代化的百年追求》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218頁。)

　　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的工業現代化，凸現了無比的優越性。這不僅表現在發展的速度上，而且體現為發展成果最大可能地惠及了全國的勞動大眾，使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普遍提高。其時中國人民既無失業之痛，又無住房、醫療及上學之憂，更無“兩極分化”之困，社會福利保障全民，中國古往今來，絕無僅有!因之，前27年中國人均壽命的也就大幅延長。衛生部網站頒布了《2003—2007年中國衛生發展簡報》顯示，1949—1978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增長到68歲，其中男性公民人均66.95歲，女性人均69.55歲(到2000年中國人均壽命由68歲增加到71.4歲)。短短三十年，中國人均壽命竟延長達33年。這是經濟建設成果真正造福人民的集中體現!

　　總括起來，從1949-1978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7.9倍，年均增長7.4%;工農業總產值增長13.8倍，年均增長9.5%;工業，增長39.2倍，年均增長13.5%;農業，增長3.4倍，年均增長4.3%(劉日新：《新中國前三十年》第45頁)在世界上算是高速度了。中國作為強大國家巍然屹立于世界!這是歷史的真實! 有人竟然斷言，“1957年后，中國經濟就沒有多大發展”，未免太先驗主義了!

　　“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林毅夫竟然誣謂毛澤東時代，把中國經濟搞得比“撒哈拉沙漠以南”世界上最落后的國家還落后一大截，真不知“安”的什么心!

　　(五)不比不知道，一比就了然

　　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毛澤東時代中國工業化的光輝績效，通過國際比較，也就“勝于雄辯”。

　　首先，同印度經濟相比。

　　新中國成立后，工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起歩，原本比印度還差。按人均產量單位印度(1950年)與中國(1952年)相比：煤為97公斤—96公斤;粗鋼5公斤— 2.8公斤;生鐵4公斤—2公斤;電力0.01千瓦—0.005千瓦;水泥9公斤—0.014公斤;紗錠0.03枚—0.01枚。

　　然而中、印兩國“競賽”的結果表明，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比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印度經濟，經濟增長速度快得多。1949-1978年，印度工業生產，年均增長僅為6%。而新中國工業從1949-1978年中國的工業，增長39.2倍，年均增長13.5%比印度高出一倍多。除生鐵產量外，包括鋼、原煤、原油、水泥、硫酸、棉紗和發電量等在內的工業產量，中國都先后趕上并大大超過印度。1950-1976年，印度農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5%，而我國1953-1979年這一指標是3.4%。比印度增長也快不少。(轉引自《社會科學報》2002年12月19日)

　　其次，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繁榮發展時期對比。

　　戰后70年代以前是西方國家發展的黃金時代，1953-1978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日本10.9%，西德5.7%，法國5.2%，美國4.0%，英國2.5%;1953-1976年其農業年平均增長速度為：法國2.5%，日本和英國2.1%，美國1.8%，西德1.3%。

　　而新中國大約同期工業生產年均增長速度為11.1%，農業年均增長3.4%，都比發達國家高許多。

　　再次，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初期對比。

　　美國資本主義工業化初期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最快，1850-1859年6.1%，1860-1869%年為8.2%，1870-1879年3.1，1880-1889年為5.5%，1890-1899年為3.3%。

　　而我國經濟從1949年-1978年，工業增長39.2倍，年均增長13.5%，其中，“一五”時期，年均增長高18%，就是文革十年增長慢了，工業年均增長也達9.5%。

　　最后，還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起點相近時期對比。

　　我國鋼產量從1949年的15.8萬噸提高到1979年3448萬噸，花了30年時間。

　　而類似的發展過程，美國用了40年(1872年的14.5萬噸到1912年3195萬噸);日本用了53年(1910年的16.8萬噸到1963年的3150萬噸);英國用了120多年(1860年為15萬噸，到1980年的3000萬噸)這是單項實物量的變化對照。整個工業價值量的變化對照同樣能說明問題。1952年我國工業生產的總量不比1860年美國工業生產的“底子”大，1860-1880年美國工業總產值從18.9億美元上升到53.7億美元，20年才增長了180%;1952-195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不包括手工業)從270.2億元上升到650.2億元，五年就增長了141%。中國大大地快于美國。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了然。

　　可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經濟建設，無論同哪個資本主義國家，無論從哪個方面相比較，經濟發展的速度都是更快更好。這些鐵的事實，也就徹底粉碎了林毅夫污蔑、“虛無”毛澤東時代的謬論，當然，也讓大家看清，這位中國改革開放“杰出貢獻者”，原來如此!我很贊成王立華教授的意見，既然社會主義新中國導致如此極端的貧困落后，那你當年從金門到大陸棄暗投明的壯舉該怎么合理解釋呢?

　　總上可知，毛主席建國后遵照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從我國的國情特點出發，總的說來是把經濟建設作為黨的工作“重點”，放在“第一位”。他為了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后面目，提出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領導全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里，建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毛主席時代經濟建設的輝煌成就與日月同輝。

　　(2019-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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