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是什么？長征是獨一無二的軍事行動。從巴黎公社至今，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是絕無僅有的存在；從盤古開天地至今，古今中外戰爭史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也是絕無僅有的存在。紅軍長征，突破了數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翻越了七十多座雪山、跨過致死率極高的草地。即使是亞歷山大東征、成吉思汗西征的困難程度，也都無法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長征相比。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都應該為長征這一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軍事奇跡屬于自己而驕傲、為我們擁有領導長征走向勝利的政治領袖、軍事統帥、革命舵手毛澤東而感到慶幸，更應該不搞“宜粗不宜細”、堅持宜細不宜粗，仔細、具體呈現這段值得我們驕傲的歷史的重要細節。
但是，研究長征必須要注意用科學的研究方法。科學的標準，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近日，筆者看了一篇文章，叫《長征研究的新理念》。對其中的兩個觀點，筆者讀起來并不舒服；對其中另外兩個觀點，筆者則堅決反對。余伯流的兩個令筆者非常不舒服的觀點，違背了唯物辯證法的“重點論”，而且嚴重缺乏論據支撐；余伯流的兩個令筆者強烈反對的觀點，則根本違反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觀點，而且根本違反了黨的組織紀律。
余伯流的第一個觀點叫“3+1”，也就是三個方面軍加一個軍。他說：“簡言之，紅軍長征不僅僅是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而是三大主力紅軍加一支紅軍部隊整體的、全方位的長征。即紅一（朱毛紅軍、中央紅軍）、紅二（賀龍所部、紅二、六軍團）、紅四（張國燾、徐向前所部）方面軍，再加紅二十五軍（程子華、徐海東所部）都在長征。過去講長征，只講朱毛、不講其他是不客觀、不公允的。”（余伯流：《長征研究的幾個新理念》）
余伯流沒有舉出任何一個過去講長征只講中央紅軍的例子，就給過去的長征歷史研究扣了一個只講中央紅軍的帽子，這嚴重缺乏論據支撐，令筆者看起來極其不舒服。不知道余伯流讀沒讀過軍事科學院的軍事歷史研究部編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部分，詳細記述了一二四方面軍長征的歷程，并沒有只講一方面軍而不講其他方面軍。一定程度上，余伯流是在否定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廣大軍史編寫者辛勤勞動的成果。更讓筆者感到不舒服的是，余伯流的觀點不符合唯物辯證法的“重點論”。按照黨的組織紀律，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中央堅持的路線正確與否，根本關系著整個長征的勝利與否。黃克誠將軍深情回憶：“毛主席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黃克誠：《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正是因為中央在長征中確定了毛主席正確路線的指導地位，四方面軍即使由于張老四破壞革命、強行南下而損失慘重，也最終在中央的號召下實現了北上，從而轉危為安。同樣的道理，二方面軍的行動也離不開中央的領導。講長征歷史，“3+1”都講沒問題，但是就應該重點講黨中央、講中央紅軍，因為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堅持的正確路線對于長征勝利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方面軍都無法相比的。研究長征，重點研究中央紅軍，才是正確的“重點論”。
余伯流的另一個觀點，就是“有準備”。他舉了很多博古為首的三人團在長征前有一定準備的例子之后指出：“以上可見，中央紅軍突圍長征是有準備的。至于沒有召開政治局和有關軍事會議溝通是出于‘保密’的考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必苛責當時的決策者。”（余伯流：《長征研究的幾個新理念》）
筆者退一萬步講，筆者同意長征前博古為首的三人團有所準備。但是，“不必苛責”這四個字真的適合用在博古他們身上嗎？第五次反“圍剿”，在博古為首的三人團瞎指揮下，紅軍損失慘重、遭到大失敗、被迫長征。“在這次戰役中，紅軍因為黨的中央實行了完全錯誤的單純防御的軍事路線和其他錯誤政策，沒有能擊破敵人的圍攻。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退出江西根據地，進行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長征。”（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后來，也是在博古為首的“三人團”錯誤指揮下，八萬紅軍只剩下了三萬。這就是錯誤路線導致的以失敗為主流的第五次反“圍剿”到血戰湘江。博古、李德對于犧牲的數萬紅軍烈士來說，就是不可原諒的。對他們，怎么具體批判、深刻批判、高頻率批判，都不為過——否則根本對不起犧牲的紅軍烈士。余伯流不抓重點、不大力批判根本對不起紅軍烈士的博古、李德，卻自以為是的強烈表達了他對導致數萬紅軍犧牲的錯誤路線堅持者們的辯護。所以，筆者看到他的這一觀點之后，很不舒服！
余伯流還認為：“紅軍長征的勝利，從領導層面看，就是毛張周‘融成合力’的產物，而非毛一人之功。長征中中央領導集體的構成、格局非常特殊，當時黨內一把手是張聞天（總書記、從遵義會議始主政中央日常工作8年之久），軍內一把手是周恩來（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中央委托軍事上拍板的負責人），毛澤東是政治局新常委、三把手、中央規定軍事上協助周。沒有張、周對毛的傾心呵護和鼎力支持，毛是很難實施其正確主張的。”（余伯流：《長征研究的幾個新理念》）余伯流的這個觀點，我堅決反對！
一方面，他的話根本不符合黨的集體領導組織紀律。遵義會議上，毛主席重新返回領導崗位，是黨的領導集體成員中少數服從多數的結果。如果支持毛主席的只有周恩來和張聞天，而沒有其他人，是根本形不成對博古領導地位的壓倒性否定的。“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毛澤東傳》：《第15章、長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可見，遵義會議是少數服從多數的結果。即使周恩來或者張聞天二人中的一人不站在毛主席這邊，支持毛主席的照樣可以是多數。余伯流的觀點，根本不符合我中國共產黨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紀律。權力不是來自名義，而是來自共識。主席的軍事指揮權不來自名義上有指揮權的周恩來，而來自全黨全軍的支持。還要注意，在中央領導同志之中，最早支持毛主席、為毛主席恢復軍事指揮權立了首功的不是周恩來和張聞天，而是王稼祥同志。“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澤東意見，認為要扭轉黨和紅軍的危急局面，必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改變中央領導。張聞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內開始反對李德、秦邦憲軍事指揮錯誤方面的斗爭。爾后，毛澤東又同周恩來、朱德等談話做工作，得到了他們的支持。過了湘江后，毛澤東向中央提出討論軍事失敗的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1934年，四十一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后來在茍壩會議形成的“新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也是由毛主席、王稼祥同志和周恩來組成。余伯流對王稼祥同志的特殊貢獻只字不提，是缺乏客觀公正的治史態度的。
另一方面，他的話否定了毛主席軍事指揮藝術對于長征轉危為安的決定性貢獻。筆者在批評石仲泉的文章中就提到過，當時求救者是包括周恩來、張聞天在內的三萬人馬，而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的是毛主席。即使有千千萬萬個愿意主動讓權的周恩來，如果沒有能指揮全軍轉危為安的毛主席，黨和紅軍也無法絕地重生。黃克誠將軍指出：“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多次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這是我們黨內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擬的。”（黃克誠：《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這才是實事求是！余伯流的觀點，既不符合黨的組織紀律，又不符合評價黨史人物的實事求是標準。“在多數同志的覺悟和擁護之下，遵義會議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職務，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此以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就一直在這位杰出的偉大的完全可以信賴的領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之下，而這就使革命的勝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證。”（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才是符合黨的少數服從多數組織紀律、符合實事求是標準的評價！
余伯流最不能被原諒的觀點，就是否定了草地密電的“密電”性質。余伯流在不解釋什么是“密電”的情況下，就說：“關于‘密電’之說，石仲泉先生認為不宜‘炒作’，‘以后就講‘九九電報’，不使用‘密電’之說’。對此，我甚表認同。”（余伯流：《長征研究的幾個新理念》）余伯流，你知道“密電”是什么意思嗎？你知道什么是中國共產黨神圣而不可違犯絲毫的組織紀律嗎？
按照黨的組織紀律，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張老四個人不服從組織、瞞著黨中央、私自給徐向前和陳昌浩發了很多電報，實際上都是密電——而“九九密電”只是其中之一。主席說：“張國燾搞分裂，葉劍英同志在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張國燾打電報給陳昌浩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1937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密電中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拿出來先給了我，我們才走了的。葉劍英同志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71年，七十八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正如主席所說，包括他在內的中央領導都不知道張老四給徐向前、陳昌浩發的這份密電，他們也是在葉劍英轉達后知道的這一消息。張老四背著黨中央給徐陳發電報，是違反黨的組織紀律的。張老四的電報就是密電。余伯流否認這封電報作為密電的性質，還講不講作為共產黨員最應該遵守的組織紀律呢？
以上就是我對余伯流觀點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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