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作家劉繼明的長篇小說《黑與白》英文版在美出版，人境網副總編輯飛舟書面采訪了譯者和美國維諾出版公司出版人陳剛先生。下面是訪談實錄。
飛舟：陳剛先生您好！作為《黑與白》譯者和出版人，您最初是如何接觸到《黑與白》這部作品的？
陳剛：先是閱讀烏有之鄉的小說連載，然后是紙質書。
飛舟：是什么促使您決定翻譯《黑與白》？
陳剛：讀完《黑與白》，我認為這是近半個世紀中國文學罕見的一部現實主義巨作。正像北京大學孔慶東教授所說，“它對歷史的挖掘，對人性的拷問，都遠超大多數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不管是否被中國主流文壇如作家協會或西方的如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承認。而且本書問世后，在普通讀者中引起的現象級轟動效應進一步得到了印證。
對于這么一部堪比《紅樓夢》，《金光大道》，《戰爭與和平》的史詩性巨作，率先翻譯介紹給英語世界，是一種榮耀，所以我從劉繼明先生那里爭取到了這份榮幸。
飛舟：《黑與白》中哪些核心主題或人物形象吸引了您？
陳剛：小說的兩個文學特質極其突出，一是氣勢恢宏，涉及百年歷史及社會各個領域。二是客觀，忠于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作者不加評論地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的前后兩個三十年，即使他從感情上懷念毛澤東時代，但也不回避其中的一些失誤。即使對十足的壞人，也看不到臉譜化的描寫，如宋乾坤和宋曉帆的父女情，洪太行、洪雁北的兄妹情和他們之間的矛盾，以及武伯仲對詹大小姐和親生兒子杜威溫情的一面，沒有妖魔化，寫出了人性的深度及背后的時代因素。
飛舟：您認為英語讀者對書中中國社會背景的認知可能存在哪些盲點？
陳剛：以我長期在美國生活的經驗來觀察，大多數西方人認為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也受西方乃至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接受到的信息也是經過主流平臺選擇的，比如他們不知道在中國占人口0.33%的460萬人占有全國財富的67.44%。而占人口96%的13億人僅占有全國財富的6.98%，這樣的貧富懸殊遠超美國，更不用說許多歐洲國家了。文學方面，西方讀者很少了解到左翼的文學，接觸的主要也是中國主流文壇和受眾推崇的那些靠抹黑毛澤東時代起家的作家和作品，像劉繼明先生的《黑與白》這樣真實客觀揭示和描寫中國社會演變和現狀的作品幾乎沒有。
飛舟：《黑與白》英文版的潛在讀者是哪些人？
陳剛：翻譯文學僅占美國圖書市場的一小部分。在美國銷售的小說和詩歌書籍中，約有1%是外國作者的翻譯作品，許多美國讀者更傾向于閱讀原本用英語寫作的書籍，翻譯作品很難進入主流市場。
《黑與白》英文版的潛在讀者應是和其它已被翻譯的莫言、余華、賈平凹等中國主流作家的讀者一樣，學術讀者是中國文學翻譯作品的主要受眾，大學教授、研究人員以及比較文學、亞洲研究、中國研究和世界文學領域的學生是關鍵讀者。特別是各大學里開設的的中文課程的在讀學生研究生和教師。但除了莫言由于諾貝爾獎的炒作讀者較多外，其它作家的翻譯作品即使在中國名聲不小，但在英語世界的銷量也很有限。
盡管《黑與白》在中國受到底層和普通讀者熱烈追崇，但在美國很難有同樣的熱度。因為中國底層人民畢竟是經受過幾十年馬克思主義的洗禮，并且有過在毛澤東時代當家作主的經歷，近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又使他們重新淪為四座大山下的弱勢群體，甚至是負產階級，他們有渴望公平正義的強烈要求，《黑與白》激起他們的共鳴是極其自然的。
而美國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從沒經歷過社會主義，而且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國家，70%成人是基督教徒，很多人的思維被宗教禁錮；美國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勢力強大，各類傳媒整體對大眾洗腦，共產主義在美國極度邊緣化，兩極分化也十分嚴重，但美國統治階級把在全世界搜刮而來的超級利潤，分給美國底層百姓，最窮的也能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免費吃住，以及基本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所以缺乏革命的動力和熱情，即使如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美國革命共產黨也只有一兩千人，而修正主義的美國共產黨也就一兩萬人。
飛舟：您的政治傾向是什么？
陳剛：我的政治傾向和作者劉繼明先生完全一致，即以未經修正過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希望中國回歸社會主義，重新振興由于修正主義集團而葬送掉的國際共產主義事業。
飛舟：在翻譯的過程有沒有遇到瓶頸和困難？
陳剛：從沒有。
飛舟：您對《黑與白》中哪個人物的印象最深？為什么？
宋乾坤，這個人物典型集中了修正主義者一切特征，1.投機，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早年的背叛家庭參加革命的起因；2.叛變，作品實際上坐實了宋乾坤的叛變，但正如孔慶東所言，他更大的叛變比甫志高還可怕，甫志高的叛變僅葬送了局部的地下黨，而作為國民黨軍統“木馬計劃”培育的叛徒，卻葬送了幾千萬先烈換來的天下。3.還鄉團的兇殘，以及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駱正、安娜的入獄，等等。
飛舟：您反復精讀《黑與白》，最大的感覺是什么？
陳剛：劉繼明先生以一顆憂國憂民的赤誠之心書寫100年來的中國歷史，這不僅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氣，更需要有直面現實的良知。縱觀當今中國文壇的袞袞諸公，除了劉繼明，誰敢以120萬字，花五年心血，沖破官僚階級和資產階級聯合編織的輿論大網，說出只有那個寓言里的小男孩才敢說出的歷史真相？單從這一點看，就注定了劉繼明和他的《黑與白》必將成為文學史上的不朽之作。
飛舟：您在譯后記談到《黑與白》和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能否具體談談這兩部作品的異同？
陳剛：首先，《黑與白》的規模和精神與《戰爭與和平》如出一轍。該書長達 59 萬字（英文單詞），而《戰爭與和平》58 萬字（英文單詞）。《黑與白》人物超過 250 個，而《戰爭與和平》有 160來個。托爾斯泰記錄了他寫作的50多年前的拿破侖時代的那段征兆像資本主義轉型的俄羅斯，所以通過了沙皇的書報審查；而劉繼明則主要書寫了他親身經歷過的從毛時代社會主義到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的巨變，以同樣的歷史分量審視了百年中國的社會動蕩。由于寫的太真實，即使在香港再版4次后，北京版剛剛出版，就被當局連網版一起封殺。
托爾斯泰用全知的敘述方式呈現上帝視角的俄國從封建農奴制向資本主義進化的歷史，而劉繼明則用明顯的馬克思主義視角來探討中國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資本主義的歷史演變，探討社會制度如何塑造個人命運。通過王晟、顧箏和杜威等人物交織在一起的故事，劉繼明展示了個人選擇如何與更大的歷史力量交織在一起，就像托爾斯泰通過皮埃爾·別祖霍夫、安德烈·博爾孔斯基和娜塔莎·羅斯托娃的生活所做的那樣，通過現實主義的筆觸把王晟，顧箏，宗天一，栗紅，杜威，巴東，郎濤，宋曉帆，洪太行，陳沂蒙等年輕一代和老一代駱正，王勝利，老校長，路勝平，宋乾坤，武伯仲甚至宗達安娜等悲喜跌宕的人生，同真實發生過的文革開始，上山下鄉，五七干校，七二零動亂，河殤，八九**，清理三種人，國企改制，工人下崗，逼良為娼等交織在一起，揭示了個人的命運總是和整個社會的命運相聯系。
《黒與白》的“蜂巢”結構允許多個故事情節同時展開，創造出一幅豐富廣闊的畫卷，涵蓋了從親密的家庭劇到廣泛的社會運動等各種內容。正如托爾斯泰在莫斯科客廳和奧斯特里茨戰場之間無縫穿梭一樣，《黑與白》在大學校園、政府高層、公司董事會、農村和工廠之間穿梭，捕捉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小說像《戰爭與和平》那樣，將十多個愛情故事，有的溫柔，有的悲慘，融入一幅殘酷怪誕的歷史長卷中，體現了劉繼明作為“革命階級思想家”和小說家的高超敘事能力。
飛舟：您的譯后記寫得十分深刻，能否聯系《黑與白》談談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了解？
陳剛：當代中國文學的主流完全是為精英階層服務的，以個人主義金錢至上和孔孟之道，腐蝕和奴化人民大眾。由于這些作者本身的立場，他們宣揚的主題都是嘲笑毛澤東時代，諷刺共產主義，歡呼告別革命。像曹征路劉繼明這樣站在底層立場上寫作的作家鳳毛麟角。所以我說，《黑與白》的橫空出世，簡直是一個奇跡。
飛舟：最后一個問題：請您談談對中國社會的認識。
陳剛：如前所述，根據馬克思主義定義，一個社會的性質是由其經濟基礎決定的。今天中國的經濟基礎是所有制的私有化占主導，分配上的兩極分化，無論是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或中金公司公布統計數字都不可爭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在這個經濟基礎之上，其上層建筑必然以官僚和資本為主導，形成的官僚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特點是封資修大雜燴，并且導致了嚴重的腐敗。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23年，反腐敗運動從2012年開始以來，已導致約240萬政府官員因腐敗被起訴。 這種打擊的規模表明了問題的普遍性。在中國，腐敗官員最終入獄的幾率不到百分之五，使腐敗成為一種高回報、低風險的活動，創造了官員利用職位謀取個人財富積累的條件，加劇了社會不平等。
劉繼明先生曾經說：用民族主義取代馬列的階級敘事和西方的自由主義敘事，用紅色文化維持政治合法性，用市場主義打造等級化的利益共同體，是官僚資產階級取勝的三大法寶。但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人民是歷史發展的決定力量，資本主義的總體危機和戰爭無法避免，解決危機的途徑只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
《黑與白》中揭露了宋乾坤等高級官員以改革名義結黨營私，以及將軍之子洪太行利用父權打造政商圈子的腐敗黑幕，但也寫到了希望。小說的結尾，王晟出獄時，田青青和宗小小都來接他，一輪朝陽噴薄而出。這就是希望。
飛舟：謝謝您接受我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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